良友渐随千劫尽一一从诗情看汪精卫之投敌

汪荣祖

本文在网上流传已久，在这里贴的一篇是摘自汪荣祖《诗情史意》。与网上流传本有些许差异，可算是汪荣祖自己的修订版吧。汪荣祖是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酞毒山川亦可怜。

——汪精卫《不寐》

汪精卫是民国政坛上极富诗才之一人，名兆铭，精卫是他的号’取精卫填海之意，《辍耕录>有云： ．愿魂化精卫，填海使成岭j’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倒是汪精卫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少年时集合七个人(方君瑛’曾醒’陈君璧、黎勇锡、黄复生、俞培伦，以及他自己，就想谋刺清朝的摄政王，事败被捕，在狱中慷慨悲歌。其《被逮口占四首之三》尤传诵一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是準备从容赴北京菜市口就义的，但清廷基于政治考量，没有杀他的头。

他在狱中思国念友，做了好几首动人的诗，其中《秋夜》长句尤为感人：．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咋，魂度枫林是也非；入地相逢虽不愧，劈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俪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此诗曾传递到陈君璧，以及胡汉民等人手中，革命同志每读一过，即激昂不已。幸而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汪精卫出狱，不仅没有成为烈士,而且成为英雄型的开国元勋。

像汪精卫这样的仁人志士，不顾身家性命，愿意从容赴死的人，怎么会做汉奸呢?于是产生了许多阐释，大都从谴责汉奸入手，如谓其性格多变，利欲薰心，政治野心，以致于自毁其历史，卖国求荣等等。但是一个人的个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再就当时的情况看，日寇已经佔领中国精华地区，国脉悬于一线，实无国可卖：去当汉奸，只有求辱，哪有荣可求?如果我们能体会他“火坑”心情，便知他早年不顾性命，尚可青史留名；晚年连一生的名誉都不顾了，岂不是牺牲更大?性命与名誉是任何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何况像汪精卫这样有声价的政治人物，他的性命与名誉都肯牺牲，置之度外，到底为了什么，岂不值得深思?

也有不少人认为汪精卫性格冲动，并以此来解释他的政治行为，无论搞革命谋杀或当汉奸，似乎都可以冲动为说。但诗言志，最能表达一个人的性格，旧时代科举考诗赋，除了测验考生的技巧外，就是要一探其性情。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极富感情，如《蝶恋花》一阙： “雪偃苍松如画里，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浪啮岩根危欲坠，海风吹水都城泪，白草茫茫迷古垒，月闪稜角，万点寒星碎；荒冢志孤魂亦死，髑髅夜半惊风起。” 可说是哀婉动人，然而感情丰富不等于冲动，冲动是一时性起，而搞革命或当汉奸有一段难以冲动的过程，必然会经过理智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正是汪精卫是如何评估自己的行为，如果诗情假不了，他显然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使命感来自对祖国山川破碎的感受，思有所作为，也是爱国心的泉源。他相信爱国是崇高的精神，一切物质包括自己的身体与名誉都可为之牺牲，所以只要“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能够 “忘却形骸累”，“灵台自旷然”。既如此，“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自谓“此时神明静，萧然临汤镂；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从容赴义就很自然。

当汉奸的心路历程，不仅仅是卖国求荣那么简单，在西洋人心目里有所谓“爱国的叛徒”(patriotic traitor )之概念，认为叛国之行为,尚有动机与目的可议：如果动机是为了爱国，目的是为了救国，就不能视之为一般的叛徒，然而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忠奸善恶，分得很清，非忠即奸，非善即恶；在中国历史上主战派几乎都是对的好的，主和派都是错的坏的。汪精卫恰恰是抗战爆发后最坚持的主和派，抗战最后胜利，尽管付出巨大而惨痛的代价，毕竟证明主战是对的，主战派成为民族英雄，而主和派则成了民族罪人，但这部是事后的认识。当年强敌入侵，铁蹄横行，死伤枕藉，哀鸿遍野，抗战前途甚是黯淡，国家民族面临灭亡之际，到底宁为玉碎，还是可以瓦全，何者较为理性，却末易言。汪精卫曾说：“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此为谋国之常规”，是否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事实上，卢沟桥事变后，中曰之间秘密和谈，一直没有中止，并不是汪精卫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谈判，而是南京与东京之间的谈判，像与日方联系的主要人物高宗武既是汪系人马，也是蒋介石的人马，他是为国民政府办事；从文献资料看，其实高一直尊蒋，奉蒋命行事。不过，战争既已打起来，日本军阀嚣张跋扈，和谈谈何容易?然日本虽强，欲并吞中国亦谈何容易，也就不便关死和谈大门，以致于台面上打仗，血肉横飞；台面下和谈，藕断丝连，持续不断，直至日本投降为止，不仅仅汪精卫一人在抗战期间搞和平也。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与武汉先后失陷，日方却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近卫文磨是当时日本的首相，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发表了“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现在第二次声明又重新要与国民政府和谈。汪精卫力主抓住和谈机会；然而蒋介石因日方有意以汪代蒋，故不起劲，使汪虽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无法在重庆表达其主张，此乃汪精卫决定离开重庆的主因。许多人说，汪脱离重庆之前已与曰方有筹组伪政府的密约’是想当然耳的无稽之谈。

汪与少数随从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飞往昆明，翌日转往越南的河内，同月二十二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日、华、满，互相善邻，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而这些本来是蒋介石可以接受的原则，汪精卫遂于二十九日向重庆发出艳电，主张响应近卫声明以便和谈。如果这是日汪秘密勾结，汪既已脱出，又何必再向重庆发电报?足见汪确实只是要发表政见，呼吁和谈。但是重庆方面却把焦点放在叛逃上，仍想阻止汪氏发表言论。其实，汪精卫既已发表和平主张，若仍不见听，準备去国赴法，并请重庆发放护照，故谷正鼎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二次来访时，即带来护照与川资，準备远行，孰料重庆特工同时正奉命积极布置谋杀，护照与川资似乎只是谋杀的烟幕而已。谷正鼎刚走下到一天，于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河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谋杀案，该日子夜，行刺者潜入高朗街汪氏租用的住宅，闯进一间大卧室，乱枪扫射，见室内夫妻倒于血泊中后，始扬长而去，结果死者是曾仲鸣，中枪无数，在医院里抢救无效而终；其妻方君璧也身中三弹，幸而不死。原来刺客闯错了睡房、汪氏夫妇一直用较小的一间，因而倖免。但是河内的枪声政变了汪精卫的计划，他本已準备了赴法的行装，现在决定自己与日本直接交涉，不再仅仅发表主张，而是要实行其主张了。汪派人士如周佛海、金雄白都深信，河内的枪声打出了一个汪政权。

这种说法不免有点戏剧化，戏剧化就不免言过其实。值得注意的是，汪精卫不仅没有因狙击而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他和平救国的信念，曾致函给曾仲鸣的未亡人方君壁，有云“纵如何伤心切齿，而救国步骤必不敢因之而乱”，可见其坚定。暗杀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取消法国之行，并发表《举一个例》，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的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密件，证明主和并非他汪精卫一人的主张，而是最高当局，以及政府的共识。既有此共识，有何理由不能以近卫最近声明，作为谈判的基础呢? 他并向重庆责问，何以因他主和，不仅加以诬蔑，还要夺其性命?他还明言，只公布这一件举例，因已失时效，其他证据何止干百件，为国家利害计，仍有保密的必要。其口气已不似艳电，纯粹表示政见，已有挑战的意味，同时也意识到已身临危境。

谋杀案发生后，日本即派员赴河内，设法营救汪精卫脱离险境。此时汪既已由自己来实行和平主张，必须与日本交涉，乃决定前往尚未被日军完全佔领的上海和谈。他先于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坐租来的法国小船自河内启程，后因浪大难行，才改乘五千吨的日本货轮北光号。经由基隆抵沪，定上了筹组政权之路。他于同年六月从日本归国时，在风高浪恶的大洋舟中，感慨万千，写下一首很能透露心情的诗，真是情见乎词：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海天残梦渺难寻；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莫作零丁嘆，检点平生未尽心。

夜已深沉，舟行海上，卧榻上犹闻报时的钟声，可知诗人辗转难眠。他深信血案必是重庆特工所为，当地报纸也绘声绘影，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成为国际悬案，然而他绝不会想像到，二十年之后，杀人者会以锄奸英雄出现在台湾，写文著书以表功，无意之间破了案，确定是戴笠手下王鲁翘(曾任台北警察局局长)等人干的。特工乃主子的鹰犬，没有主子的指令，鹰犬不会伤人。汪精卫海行漫漫，回想在广州时的革命伙伴，亲密同志，竟出此杀手，情何以堪，怎能平息一再起伏的思潮?

汪精卫出走为了能够自由的发表和平主张，竞毫不相容如此，逼他别无选择，只好与蒋政府分道扬镳，自寻主张的实施。然因事出突然，不免徬徨，窗外海天一色，室内种种残梦浮现，却又难以捉摸，立即感受到的，仅是轮舟在沧海恶浪之中，倾斜翻腾，险象环生；远处的灯塔，忽隐匆现，而月色黯淡，凭添悽厉，更反衬出自己处世的险恶与心境的波荡。

此景此景，不能不念及两个月前的血案，他最亲近而信赖的年轻朋友，竟遭此大劫，替他而死。他与这位随千劫而尽良友的关系深长而亲密，死者曾仲鸣的姊姊曾醒，人称三姑，嫁方声濂。方声濂、方声洞兄弟都参加了同盟会，方声洞死于黄花岗之役，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他们的姊姊方君瑛也是曾醒的莫逆之交，两人于宣统元年都参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的密谋，与汪有死别之后，又复生聚的深厚感情。民国成立后，汪氏夫妇偕曾醒及其儿子方贤淑与幼弟仲鸣，方君瑛及其幼妹方君璧共去法国居住，大家生活在一起。曾仲鸣与方君璧都跟汪精卫学过中文，曾仲鸣学汪氏书法极为神似，而方君璧称汪精卫为四哥，亲近可知。仲鸣与方君璧在巴黎时已订婚，学成后回国成婚，一直在汪身边做事，极为融洽。于此可见，汪与曾、方两家有通家之好，私交甚笃，结果曾仲鸣惨死，方君璧重伤，汪精卫之哀痛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难以割捨的私情之外，尚有义不容辞的公谊。汪精卫一再提到曾仲鸣临死时所说： “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属望之意显然，岂能消极退缩?他举目北望，半壁江山已经沦陷，不禁想起东晋时的桓温与僚属登楼，眺瞩中原，慨然有“神州陆沉”之嘆，而今他竟亲自“重见神州百年沉”，以“良友”与“神州”相对，更託出家事国事的交相呼唤，令他感到责无旁贷。这种心情必然是悲凉的，不下于文天祥过零丁洋所写的诗句：“辛苦遭逢起一经，千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文天祥毕竟是悲剧型的英雄，他要此文天祥积极，虽然凄苦，既不要说惶恐，也不要嘆零丁。他还要检点自己尚有未尽心之处，于是壮志又兴。曾仲鸣既已为他的和平主张而死，他更应勇往直前追求和平，以慰死友?他在大洋上颠簸航行，思潮起伏，但是独自去实行和平主张的心意，显然始终未变。此后，虽然艰难倍尝，益痛山河破碎，“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险阻艰难余白发，河清人寿望苍生”，即使不可为亦应为之，见诸其《六十生日口占》：“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这种心情与其早年颇为一致的，所谓“成败亦何恨，人天无限忧”。晚年念及一九三五年被刺中弹未死，犹感“鸿飞意，岂有金丸能惧；脩脩犹賸毛羽，誓穷心力回天地”。这种心情，信念和决心，与跳火坑的行动也是颇为一致的。

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有一节是“ 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即叙河内暗杀事件，金氏归之于运也?命也?其实关键在人，蒋氏的性格，汪氏的性情，最为关键；而汪氏的性情，充分流露在他的诗篇里。知其诗情，始能明其史意也。否则一声汉奸足以盖棺论定，然于知人识事，失之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