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和溥杰常常见面。我们经常议论这段引渡溥仪的历史。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段历史非写不可，一是为了历史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年龄已不年轻。写出这段引渡事件，也已经是一件事不宜迟的急案了。特别是在80年代，社会上有关皇上的宣传热，有些过头，有些失真。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将溥仪这段被引渡回国的历史写出来，真实地向读者作个介绍，以免再以讹传讹。

　　1983年初，我奉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这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决定在常委会中，设立四个职能委员会：外事、华侨、财经、科教文卫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别由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耿飚副委员长兼任；委员有王炳南、宦乡、楚图南、程思远、符浩……

　　各委员会如不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办具体事的空架子。这样的办事机构应该怎么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提出了个意见，他说，各委员会必须先设一个司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选，一时选不出来，可由你们的秘书，三至五人先成立一个办公室筹备小组，然后再物色人选正式组成。

　　根据彭真的意见，耿飚和王炳南（ 两人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商量，由谁来牵头组成一个办公室的筹备小组。
　　王炳南当即向耿飚推荐我担任筹备组组长。耿也认识我，便爽快同意，并派他的秘书、大校衔现役军人任筹备组副组长，协助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在全国人大的外事工作。

　　溥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热心于参政、议政的工作，身体又好，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常委会，他都出席不误。我因工作关系，在列席这次会议时，和溥杰常常碰面。

　　我和溥杰虽有接触，主要是利用开会休息时间，比较仓促。谈话内容，海阔天空。然而，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并不是大小会议的议题，而是三十多年前溥仪、溥杰被引渡回国的往事。这些往事，我们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谈个没完。溥杰的话风常被开会的时间所打断。

　　有一次，溥杰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很冒昧，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到我家去坐坐，可在我家聊聊天，喝一杯我家的清茶，也可以使我们的谈话不受干扰。“我很高兴接受溥杰的提议，我立即表示，允我找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登门拜访。

　　溥杰家住护国寺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房子。这所四合院房子是溥杰的父亲载澧卖掉淳王府（ 现卫生部机关大院 ）后，为子女买的几所小的四合院，这所是分给溥杰的。溥杰被引渡并被特赦后，人民政府又将这所四合院发还给了他。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溥杰引我走进这宅院时，对我说：“这所宅子很老，有年头了。我回北京之后，有关部门又把这所宅子分给了我。这宅子经过一次翻修和粉刷，房子很亮堂，院子也显得宽敞，很实用，独门独院。我也很满意。”

　　溥杰其人、末代皇室八千岁，为人老实，处事谨慎，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虽然他的妻子是出身皇室的日本人，但他们对居住条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说句公道话，溥杰所住的这个四合院，和城里一些王府大院相比，已经十分逊色了。然而溥杰却十分满意，颇为知足。我当时，在溥杰面前，只能说了声，这小院不错。接着，我便随他参观了一下这个小宅院。

　　这个精致的小四合院从布局到装潢还蛮到位。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说，也应该真是一座很不错的宅院了。十多间青砖砌成的老式瓦房，配上鲜红的立柱，搭上奇特的拱脊和有规则的正檐，真可谓古色古香，绚丽夺目。正房和西厢房环绕着一个不大的庭院。院内栽有梧桐和丁香；靠西边还有一个鲜艳多姿的花坛。花坛里，有许多奇花异草，有菊花，有海棠，也有球状和掌状的仙人掌，显得小小庭院美丽温馨，幽静典雅。

　　推开正房中间的绿门，就出现一间客厅。这个客厅窄而偏长，像个小火柴盒。人们通常把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外形比作成一个大火柴盒。而溥杰的这个小客厅，长方不足12平方米，令人不能不比作一个小小的火柴盒。

　　客厅北墙摆有一套沙发，再加上一个茶几，就已把客厅面积占去了三分之二。茶几前面只有一米宽的剩余，可供行走。北面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一派粉白。东西两墙的旁门，可通卧室。东门旁边有个立式小柜。小柜上面摆有几个小装饰品。我坐在沙发上环绕四周一看，在脑子里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客厅不大，朴实清秀，明亮适用，仅此而已。

　　溥杰走过去为我泡茶，使我不安。溥杰已是年过古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佣人不在，就亲自动手，没有架子，实在是难能可贵。因而我有些过意不去。我忙站起来表示：“不要客气，能在一起聊聊天，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必泡茶。”溥杰说：“喝茶聊天才是一大享受呢！”

溥杰坐下来之后，慢慢地对我说：
　　“我爱人病了，很重，已在北京医院住了好些日子了。她是日本人。她之所以留在北京治病，是她不想离开北京，不想离开我。而我也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医院里。因此，我除了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外，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医院去陪她。最近她妹妹也从东京来了，我们轮着去医院陪她。尽管医院的条件不错，有专人护理，可我还是放心不下。”

　　我静静地听他说，不时地也插上一句。我对他说，北京医院北楼高干病房的一位主任医师，名叫赵淑媛，是我的同学，有事可找她帮忙。对此，溥杰很感谢，也很高兴。

　　溥杰接着说：“这多年来，我和我爱人的共同生活，不仅没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信仰的影响，而且还经受了不少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考验。我总觉得，我对不起她。

　　“我由于自己的处境和伪满洲国问题，在苏联五年，在抚顺五年，没有可能关心她，帮助她。不仅如此，反而给她增添了不少负担。她一个人不仅为托养、教育两个孩子而精疲力竭，而且还要为我的安危操心不已。对此，我很懊悔。

　　“这些年，她放弃在日本的优越和安逸的生活，来北京陪我，和我共度晚年。她的这些美德，也完全符合中国夫妻白头偕老的传统习惯。但万没想到，她竟然一病不起。这怎能让我平静下去呢？”

　　听到溥杰讲述他夫妻历经坎坷、不弃不离、相依为命、白头偕老的生活，我深受感动。

　　人们会问，溥杰妻子嵯峨浩是日本皇室家族成员，既已病重，为什么不去条件较好的东京医院，而留在北京医院医治？这个问题，固然要先从他们夫妻感情之深来解释，但同时，也可从他们夫妻不愿再忍受两国分离之苦来解释。

　　溥杰和夫人嵯峨浩两人既尝到了人间美好的幸福生活，也忍受过人间悲惨的苦难生活，有悲也有欢，有离也有合。

　　这些往事，要从溥杰留学日本说起。
　　溥杰和溥仪两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亦有手足之情。在他们被冯玉祥部赶出紫禁城后，两人在内心里，都有一个力争复辟大清王朝的强烈愿望。

　　当年，溥仪离开紫禁城到天津后，从失败中也总结出一条教训，就是不论是夺权、掌权，还是要复辟大清王朝，都必须掌握军队，掌握军权。他已经体会到，自己没有军队不行，不亲自掌握军权也不行，枪杆子出政权。于是，他决心要把他身边的族亲子弟送去日本学军事。

　　恰恰在这个时候，好读圣贤书的胞弟溥杰，在家里也闹着要投笔从戎。
　　溥杰想搞军事，有两个因素：一是他要兑现其母关于“立志要恢复大清王朝”的遗嘱；二是受张学良的影响，很想从军当军官。

　　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 沈阳 ）之前，亲自对溥杰说：“你要从事军事、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 奉军的军官学校 ）。”张的这席话，对溥杰影响很大。不久，溥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私自离家出走，便随张学良的家属，乘船离开了天津，前往大连。溥杰家人发现他已私自出走，都很紧张，怕他出事。全家只好找溥仪想办法，尽快把溥杰找回来。

　　溥仪只好找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帮忙，把溥杰截了回来。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对溥仪要办的事十分殷勤，一个电报发出，就把事情搞定。当轮船抵大连港下锚后，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被日本警察截住，并由溥仪派去的人，把溥杰又接回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