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估計形勢
　　溥儀自恃是愛新覺羅的後代，是主宰天下的真龍天子，他認為，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還是共產黨的革命，都動搖不了他祖宗傳下來的多少代人所尊崇的真龍天子主持天下的規矩。儘管復辟難以實現，但他仍認為復辟是必然的，是天經地義的。

　　溥儀把祖國這大片疆土看成是先人給他留下的業績，他有責任繼承。他把中國看成是他溥儀的中國，不存在什麼祖國不祖國的說法。因而，他被移交回到祖國，他並不以為然。他對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一直採取了抵制和反抗的態度；對被貶、被驅逐皇位，視為恥辱，念念不忘。他認為共產黨政權維持不了多久，形勢會起變化的。在這動盪的年代裡，只能耐心地等待時機。等着瞧吧！

　　有的偽滿洲國大臣緊跟溥儀伺機待變。有的大臣在溥儀的大傘下面，積極和國民黨掛鈎。這兩種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中共不存在任何幻想。他們認為，儘管目前已落到中共手裡，但還不是最後結局。走着瞧吧！

　　以上這一粗線條的歸納，概括了溥儀等人的思想動向並以書面上報。這對有關部門乃至中央在管理、教育、處理溥儀等人問題上起些參考作用。

　　綜上所述，似乎是一件簡單而又平靜的引渡，實際上也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外交行動。我們為了能夠順利完成這一外交使命，從接到外交部有關引渡指示開始，便花了很長時間，搜集了不少資料，對這次引渡任務和引渡對象，進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在引渡過程中不出差錯，萬無一失。

　　為了全面交待這一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引渡活動，我們必須再回過頭來從外交部給東北外事局發來的有關引渡工作的指示電說起。
　　陸曦看到這一指示後，只覺得任務重大，卻有些摸不到頭腦，他第一句話就脫口而說：“東北光復已經五年，日本投降後，又跟國民黨反動派打了幾年仗。整天忙於戰爭，卻把這個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大清王朝最後這個小皇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給忘得一乾二淨。怎麼！他竟然還活着！”

　　溥儀確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具體說來，他是大清王朝的代表人物。

大清王朝有十個皇帝。這十個皇帝中，能夠在民間留下點好印象的沒有幾個。康熙似乎口碑不錯，他為江山社稷也幹了不少好事。雍正給人留下的印象不好。他那些不成器的兒子，為爭奪太子桂冠，或者說是為了爭權奪利，鬧得天下血肉橫飛、烏煙瘴氣。他連自己的兒子家事都管不好，談何管理國家大事；乾隆雖有才氣，他卻吊兒郎當，倒像個難成大器的酸秀才，而且他還是個情種，留下了不少風流艷史。雖說他也常常出宮走走，所謂微服私訪，美其名曰“為了江山社稷”，實際上是用公款旅遊，遊山玩水，不務正業；光緒則生不逢時,來不及風光；惟獨宣統皇帝溥儀獨特，他在前半生中，三歲即位、三次登基當皇帝，過足了皇帝癮。

　　溥儀被溥傑稱之為末代皇帝。這一稱呼，不無道理，因為他是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和中國歷代皇帝一樣，都是以真龍天子的身份，凌駕在中國人民頭上，靠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作威作福。所不同的是，他還當了多年日本侵華軍事集團的傀儡皇帝，為日本的侵略擴張，在偽滿洲國搖旗吶喊，並和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結下了千絲萬縷的關係。他的胞弟、千歲爺溥傑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受過日本軍方的專門培訓，而且還在日本皇家和軍方的唆使下，娶了一位日本皇族姑娘為妻，從而使愛新覺羅家族和日本皇帝結下了血緣關係。

　　根據以上背景情況，我們有一個問題不理解，就是在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溥儀和溥傑兩兄弟為什麼不隨日本要員去日本避難、或流亡他國？卻跑到蘇聯那裡去幹什麼？
　　這個問題，我弄不清，頂頭上司陸曦也有些弄不清。

　　東北外事局局長陸曦曾是晉察冀抗日游擊隊中的名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被派往蘇聯學習過幾年，俄語很好。他雖然也是由部隊調到地方，第一次從事外事工作，但他很快就把工作扶上了軌道。這是由於他肯認真領會中央精神，肯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的結果。他的這種工作態度，對我影響不小。

　　接到引渡戰犯的任務後，陸曦一直認為有些情況不明，擔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他對我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為了弄清溥儀等人去蘇的有關情況，我想去北京外交部做些調查研究；同時，我們也和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就此事進行一些接觸，通過蘇方摸一下有關情況。”

　　正當我和蘇聯駐瀋陽總領事聯繫拜訪的時候，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又給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主席、林楓副主席發來一個指示電。電中除重申引渡溥儀等人指示外，又強調指示二點：一、除派外事局長陸曦負責這一任務外，應另派一團級幹部和適當部隊前往協助，因為在接收溥儀等人的同時，還要接收一大批日本戰俘；二、在接收蘇方交回的人員中，不要將日本和偽滿洲國戰俘安置在一起。
　　這一來電使陸曦稍為平靜了些。

　　陸曦對我說：“北京先不要去了。看來，溥儀等人是和日本戰俘同時被抓到蘇聯去的。有些情況，我們只能從蘇聯軍方了解。特別是要了解這批戰俘去蘇和在蘇扣押情況，一方面可從蘇方移交戰俘的人員中了解，一方面在移交後，可從溥儀等人的嘴裡了解。從這一來電中也看出，有關這批戰俘在蘇的情況，我們不了解，有可能北京也不一定了解。只能有待我們在執行這一任務中去了解，而且中央也很需要了解有關這方面的情況。”

　　我很佩服陸曦的分析能力。有關溥儀等人的一些情況，不僅我們不知道，連外交部也不一定知道。而且，有關各方都需要我們到第一線去了解。可見，這一任務，擔子不輕。

　　東北外事局於1947年建於哈爾濱。當時，外事局的幹部僅有三人（ 陸曦、夫人王如和我 ）。局長是從部隊調來，我從醫科大學調來，都是第一次走進外事部門。我們不熟悉外交業務，又無處學習，能否圓滿地完成這中央交下的重大使命，心中都沒有底。

　　幾天之後，陸曦又拿出外交部的來電，對我和王如若有所思地說：“中央提出把溥儀和日本戰犯、戰俘分別接收是很有道理的。這兩種人不能混在一起。日本戰犯雖然已經繳械，尚不能遣返回國。他們在中國入境後，到處都是他們的受害者，要嚴加看管。溥儀等人都比較複雜，罪孽也都不小，但他們是被引渡回國。他們都有一定的負罪感，不敢鬧事。

　　“經與公安部商量，並做了具體安排。在我和蘇方代表辦完交接手續之後，一大批日本戰犯、戰俘，由公安部派人負責。公安部黨委將派田羽和石屏兩位處長，和我們一同去完成這一任務。溥儀等人由外事局負責。路上的安全和接收後的財物移交，也由公安部派人負責。”

　　接着陸曦又說：“遠行和我一起去完成這一外事任務，王如留在局裡處理日常事務。”陸當時發現我有些躊躇，便說：“誰都是從頭開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那些齜牙咧嘴的敵人，都被我們打得稀里嘩啦，還怕這批戰犯戰俘不聽話。辦外事，我自己也是在摸着石頭過河。咱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事謹慎小心就是了。”

　　正當我們渴望多了解一些有關這批戰犯情況的時候，外交部又給東北外事局發來了一個通報，介紹了這批戰犯移交的工作原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紅軍全面進軍中國東北三省，一舉擊潰了日本侵略軍。戰爭結束後，蘇聯紅軍將東北地區的日本戰犯、戰俘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以及其各部大臣，都押解到蘇聯西伯利亞地區，並由蘇軍方負責看管和審訊。

半年前，即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的時候，同蘇聯外長維辛斯基達成口頭協議，定於6月底，7月初，中蘇兩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再商引渡溥儀等人的具體方案。
　　這一來電看出了這一引渡使命的分量。一是此事是由毛澤東親自過問和經手辦理的；二是此事是中蘇兩國政府要辦的大事。因此，我們對此事千萬不能等閒視之。　這一來電也明確了去綏芬河的引渡任務，但令人擔心的是，在執行這一任務時，很難預料會出現什麼新問題。

　　這批戰俘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信念、不同觀念的活人，是一批騎在人民頭上的帝王將相、漢奸走狗、侵華元兇，都是些十惡不赦的罪犯。而且這些活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私心。因此，這批戰犯、戰俘是否能老老實實地接受移交？我們心中無數。特別是，蘇聯為什麼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這批戰犯、戰俘移交到中國？我們也猜不透。

　　這些疑問，提高了我們的警覺。辦這件事，不能掉以輕心，要看到順利的一面，也要看到艱巨的一面。
　　為了使艱巨的一面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從領會中央有關指示開始，對溥儀的具體情況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中央精神，“不要將日、滿戰俘安置在一起”。這就意味着要區別對待。
　　至於溥儀及其各大臣究竟應該屬於哪一類人？是戰犯？是戰俘？還是雙料貨，既是戰犯又是戰俘，或者什麼叫法都不是，說不定會有別的叫法。對此，當時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把他們最終歸於哪一類。

　　蘇聯當局向我們聯繫移交時，對溥儀這些人的叫法，前後也不一致。蘇方有時稱他們是戰犯，有時稱他們是戰俘。其實，這幾種叫法，嚴格說來，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戰犯：也就是發動侵略戰爭的自然人。在1945年，就已經有過明文規定：發動侵略戰爭的人要負有國際刑事責任。換句話說，承擔國際刑事的人，就是犯有國際罪行的自然人。這類罪行有三種：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其中發動侵略戰爭罪，則是最嚴重的國際罪行。

　　當戰爭結束時，侵略國及其準備、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自然人，就必然被提上了追究的日程。
　　關於追究個人國際刑事責任，通常有兩種辦法：一是各國依照本國的刑事立法自行審判此類罪犯；二是組織國際法庭進行審判。這兩種辦法審判的自然人就是戰犯。

　　戰俘：就是放下武器的敵人。這類人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應享受戰俘待遇。這就是說，拘留戰俘的國家政府當局，不得基於種族、國籍、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見等之不同，而對戰俘有所歧視。有些戰俘不負任何戰爭的刑事責任，在戰後，可定期被遣送回國。至於有的戰俘是否夠得上是戰鬥員，還得有所甄別，並不是俘虜的自然人就都是戰俘。

　　這樣一來，溥儀、溥傑等人究竟應該屬於哪一種人呢？
　　說他們是戰犯。因為他們在偽滿洲國時代，在東三省，曾全心全意地為日本軍國主義集體貫徹殖民主義的殘酷統治，並以滿洲國為基地，為日本侵略全中國和東南亞，創造有利條件，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刑事責任。因此，稱他們為戰犯，也無不可。但是，他們畢竟還不是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策劃人、主要負責人。

　　說他們是戰俘。因為他們是和關東軍頭頭一起俘虜的。事實上，溥儀等人也真的是鐵了心地要跟着日本人走，鐵了心地要把兒皇帝這個寶，死死地押在日本人身上，把自己和日本關東軍牢牢地“捆”在一起，並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效忠日本關東軍。如果就此說他是個戰俘，也太便宜他了，似有不妥。況且溥儀等人畢竟不是第一線上的戰鬥員，不是放下武器、舉手投降的敵人，因此，說他們是戰俘，也似乎有點不足。

　　然而，這位狂妄無知的溥儀為了擺脫侵略戰爭的刑事責任，就連戰俘這個身份，也還有些不大願意。
　　孰不知，把溥儀等人列為戰俘，並無大礙，因為這樣，他們可以享受戰俘待遇。

　　究竟溥儀應屬哪一類？必須先弄清溥儀是怎麼當上偽滿皇帝的？又怎麼被蘇聯俘虜走的？根據有關專家當時提供的資料和溥傑事後親自和我談的情況，略做如下交待。

　　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打入北平，把紫禁城包圍起來，大門一關，不准任何人出入。門外軍警森嚴，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把溥儀死死地困在金鑾殿裡。

　　往日溥儀在金鑾殿裡，靠眾臣輔佐支撐，而今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一個，他有些六神無主。正當溥儀慌神的時候，馮玉祥派人給他送來一個文告，要修正清室的優越條件，要溥儀簽字，內稱：一、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二、民國政府減少補助清室的費用；三、限三小時內，溥儀遷出皇宮，自由選擇住處。

　　溥儀對此通牒式的條件，敢怒不敢言，無法抗拒，只能乖乖地服從。
　　其實溥儀對這類事也無所謂，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攆下台。俗話說，大丈夫能上能下，這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於是，他拿起筆來，在文告上簽了字，同意照辦，先闖過這一關再說。但他畢竟不是一個老練的政客，能屈能伸的本事還不到家。在這突如其來的大勢已去的變革中，身邊又沒有謀士幫忙，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悲觀和沮喪。

下一步該怎麼辦，溥儀一點主意也沒有。
　　在限定時間到達時，溥儀只好走出金鑾殿，先到北府去找他爹。
　　溥儀在北府坐立不安，北府和金鑾殿不同，他不僅失去了自由，安全也無保障。怎麼辦？他想到，要從外國勢力中，尋找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溥儀手下原有兩個較親近的大臣，一個是曾任大清王朝駐日本神戶的總領事鄭孝胥，此人和日本關係十分密切；一個是長期在日本混過的羅振玉，他也和日本有着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

　　鄭孝胥本是大清王朝老臣陳寶琛的同鄉，他在清朝除做過駐日本神戶的總領事，還做過一任廣西邊務督辦。此人才幹出眾，能力較強，深受朝野重視。他曾多次拒絕民國總統的邀請，不肯到民國政府當官，卻繼續追隨溥儀。因此，溥儀把鄭孝胥看成是一位難得的忠臣。對鄭的一些親日的進言，溥儀均較賞識。

　　羅振玉是古玩商出身，他通過售賣古玩文物和日本拉上了關係。那些年，日本上層、皇室、皇族以及商界，對中國古物很感興趣。有的日本人是為了研究文物，有的是為了收藏，也有的是為了倒買倒賣，從中取利。他們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來自中國的歷史文物。羅看準日本上層對古文物的青睞，便以中國古文物學術權威的身份，在日本結交了很多朝野名流。在一段時期里，他已成為在日本政界和商界能夠說上話，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人物。所以羅對溥儀出過一些向日本靠攏的建議，也頗得溥儀的重視。

　　鄭孝胥和羅振玉兩個人都會投其所好，願幫助溥儀尋找出路。換句話說，他們二人都可以別有用心地幫助溥儀，借用日本勢力，達到個人的目的。

　　鄭孝胥告訴溥儀，為了尋找出路，他想把溥儀接到“東交民巷”日本兵營去。鄭說，他已和“東交民巷”的日本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由竹本的副官中常秋大尉，穿上便衣，帶一名醫生，以送溥儀看病為由，將溥儀送出北府，接到日本兵營。這個辦法，溥儀很感興趣，有些動心。但由於多位王爺反對，而沒成行。

　　第二天，奉命去天津求援的羅振玉來到了北府，他告訴溥儀，他在天津找到了日本駐軍司令部。日本方面說，北京竹本大佐會派騎兵在北府附近巡邏，如果發現國民軍對北府有什麼異常舉動，北平日本兵營會立即採取“斷然措施”。
　　羅振玉帶來的這一消息，使溥儀深受感動，使溥儀進一步證實到日本人才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對象。

　　這時，溥儀利用段祺瑞聯合奉軍反馮玉祥的混亂形勢，向駐華使團發出求援呼籲；又請日本公使辦的《 順天時報 》發表對他的採訪談話。該報是奉命辦事，也樂得藉機拉溥儀一把，在報上，連續寫文章表示對“皇室”的“同情”，大罵國民軍。對此，溥儀很為得意，認為日本才是他可信賴的一方而確信無誤。

　　在“北府”解除門禁時，溥儀決心搬出“北府”，找一個能夠得到庇護的地方。
　　溥儀選擇日本駐華公使館，作為他的庇護所。

　　溥儀主動上門，找靠山，以待東山再起，日本駐華公使求之不得。這對日本侵略擴張集團來說，正中下懷。因而日本公使便千方百計地把溥儀牢牢地抓在手裡，使溥儀死心塌地靠攏日本，以便日後有用。為此，日本駐華公使芬澤為溥儀的進館和食宿，提供了一切方便，並熱情予以招待。

　　在溥儀進入日本公使館後，日本公使館經日本人的精心策劃和安排，很快就變成了大清皇帝的行宮。

　　溥儀也就這樣肆無忌憚地在日本公使館過起了大清皇上的舊日子。
　　最有趣的事例就是溥儀在日本公使館做壽。這年正逢溥儀20壽辰，日本公使為溥儀舉行了一個大型的慶祝活動。

　　在日本公使的策劃下，這一祝壽活動搞得十分隆重，別具一格。
　　賀壽活動安排在日本公使館禮堂舉行。
　　日本使館禮堂，按故宮內的格局布置一新。地板上鋪有豪華的黃地毯；在溥儀坐的太師椅上鋪有黃緞子；椅子後面的玻璃屏風貼上黃紙；傭人們一律戴上清朝的紅纓大帽。生日這天的賀壽活動，在禮儀上和清朝皇宮的做法沒有什麼差別。從各大城市來的遺老、舊臣、送禮拍馬的、藉機巴結溥儀、巴結日本人的人物約600餘人，都爭先恐後地擁到日本公使館禮堂，都向坐在太師椅上的溥儀三拜九叩，祝賀皇上萬壽無疆，氣氛異常熱烈。

　　溥儀在儀式中間，還向600人的來賓發表即席講話，他在這賀壽活動中洋洋得意，足足地又風光了一陣，大過了一番當年當皇帝之癮。同時，他也進一步體驗到，只有日本人仍然把他當成皇帝。
　　這時，溥儀投靠日本的決心，日益堅定。

　　還有一件使溥儀感激涕零的事是，他想去日本，而日本對溥儀想出洋東渡的設想，給予了十分滿意的答覆。

　　溥儀想出洋東渡日本，具體應該怎麼辦？他沒有主意。正在這時，他的寵臣羅振玉給他出了個主意。為了便於東渡日本，可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到天津碼頭。在天津做好去日本的準備，條件具備後，即可乘船東去。對此，溥儀欣然接受。

　　羅振玉把溥儀要去日本的設想告訴了日本公使芬澤。芬澤很高興。這對日本方面說來，正中下懷，芬澤隨決定派天津日本總領事館的警察署長和便衣警察來京，負責護送溥儀由北平前去天津。

溥儀到達天津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地軍官士兵，把溥儀接下了火車。次日，日本人辦的《 順天日報 》在北平發表日本駐華公使聲明，說明前宣統皇帝突然轉往天津。這一聲明等於將溥儀去天津一事，告知段執政及其外交總長。

　　溥儀到達天津，更加依賴日本。而日本當局則把溥儀拉得越來越近。
溥儀一到天津，就進入日本租界地，住進有現代化設備的新房子，他越發得意。
　　儘管溥儀打算藉助外力、藉助日本復辟的遠大計劃不變，但他東渡日本之事，由於國內形勢的變化，遲遲沒有成行。結果，他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在天津這段漫長的歲月里，溥儀的復辟、復仇思想，更加堅定和迫切。
　　這時期，在溥儀身邊能夠接近和進言的人，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兩個人就時局問題向溥儀發表的憤慨之言，完全符合溥儀長期以來要復辟、復仇的設想。這兩人對溥儀實現復辟設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溥儀在天津和北京一樣，仍然得到日本方面無微不至的關懷。溥儀想復辟，日本當局就投其所好，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以全方位的幫助和支持。

　　日本觀察到溥儀很喜歡眾人仍然奉稱他為皇上，便不遺餘力地利用一切機會，讓溥儀知道，日本一直沒有改變承認宣統皇帝、皇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