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和那個政治造假的年代

作者：姚小遠 提交日期：2007-5-2 14:41:00
　　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孩子，很少有沒有參觀過泥塑《收租院》的，也很少有不記得惡霸地主劉文彩的。三十多年之後，我的朋友老男人楊放還記得當時流行的一句民謠：“牽着爸爸媽媽的手，泥塑《收租院》裡走。”
　　我上小學的時候去參觀過不下兩次泥塑《收租院》，中學的時候好象還去了一次，都是學校組織去的，有一次因為買票好象還跟外面學校的學生發生爭執，差點打起架來。那時候每次參觀門票是五分錢，每次參觀是一件大事，就象每年一次的春遊，家裡是要給煮雞蛋、備乾糧的。
　　寶雞的泥塑《收租院》是放在金台觀里展出的。金台觀是五當老道張三丰當年煉丹的地方，現在成了青銅器博物館，如果不提，大概已經沒有人會記得當年這裡曾經展出過後來被稱做“政治恐龍”的泥塑《收租院》了，然而，我還記得，我還記得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駭人聽聞的政治造假年代。
　　
　　透過三十多年歲月的風雲，我努力讓自己的記憶清晰起來，以便能夠回到那些單純而且荒謬的年代。陽光透過雲層照耀着，風掠過身體，有些如水的涼意。藉助着一些記錄歷史的文字，我開始重溫那個年代的一些記憶。
　　
　　“1964年秋，莊園陳列館負責人提出用民間泥塑形式再現當年農民交租情景的建議，省文化局特事特辦，調派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師趙樹桐等組成《收租院》創作組。一干人馬於6月初開到安仁。
　　創作《收租院》一經定案，就被當作四川文化界的頭號重點工程，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稍有差錯就是政治事件，誰敢掉以輕心？”
　　“《收租院》由省委宣傳部和省文化局制定的創作宗旨是：既要表現農民的悲慘生活，也要表現他們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現地主階級的兇惡殘暴，也要表現他們的虛弱和恐懼。在總體設計的指導下，創作人員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驗租”、“算賬”、“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塊。然後進行分段設計。每段從中心思想、情節到人物形象的塑造， 都是依靠集體力量。《收租院》114個人物可以說沒有一個是誰獨立完成的。
　　創作過程歷時四個半月。1965年國慶，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對外開放。劉文彩收租現場118米空間布滿了黃色雕像，個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果撇開其“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內涵，純就藝術角度而言，泥塑《收租院》還是有一定審美價值的。“雕塑界的大革命”當時成了藝術家、政治家評價《收租院》的口頭禪。為了進一步擴大《收租院》的政治影響，主管部門決定，組織《收租院》進軍北京。12月24日，由部分原作者和北京、天津一些雕塑家共同複製的《收租院》群雕在中國美術館公開展出，《收租院》熱至此進入高潮。僅僅過了三天，即到12月27日下午，《收租院》門票就已預定到1966年2月底。轟動北京，實則是轟動權力核心。中國美術館冠蓋雲集，前來一睹《收租院》風采的高級幹部成群結隊。隨着《收租院》在中國文藝界霸主地位的確立，《收租院》主角劉文彩的“中、國幾千年地主階級總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確認，歷史上的皇帝只能做他們所在的那個朝代的地主階級政治上的總代表，偏遠的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的一個土老冒，卻可以壓倒歷代梟雄，雄踞中國三千年罪魁榜首。”
　　以上文字來源於《劉文彩真相》，詳細地描述了這個政治恐龍的製造過程。而這個政治恐龍製造出來之後，通過行政手段的推廣，比如說機關、廠礦、學校的組織參觀，立即達到了政治造假者們需要的效果，有人憤怒，有人流淚，有人痛苦，階級仇恨的種子卻在參觀這些泥塑的時候被人為地埋下，卻沒有人想到，這種子是被開水煮過而且塗抹了顏色的。後來，當真相被人們廣泛知道的時候，大多數人卻選擇了沉默和忘記。
　　
　　作為一個崛起於草莽，因為天賦、際遇、運氣和不擇手段成為一方豪紳的大地主劉文彩，當然是那個混亂而且弱肉強食的年代的一個標本，本身就非常典型。但是，政治造假者們為了政治目的和所謂時代需要對於劉文彩這個惡霸地主的肆意解構和生造，卻到了一種令人髮指的程度。同樣來自《劉文彩真相》裡的文字是這樣記敘的：
　　“在劉文彩的佛堂側近一個角落裡，秘密修建了水牢。據說，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究竟水牢裡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那時，這個人間地獄裡灌滿了水，屍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裡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勞動模範、共產黨員冷月英同志是僥倖從水牢裡活着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
　　“大改之後的劉文彩，其形象更為荒誕不經。最荒誕的是對劉文彩結局的處理。劉文彩本來因肺病死於成都，1964年改館卻說劉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嚇死的。豈料“嚇死”說遭到紅衛兵的嚴厲批駁。四川醫學院幾位紅衛兵就在大字報中指出：“整個展覽館有幾處都提到劉文彩是解放前夕被嚇死於成都，這種說法極端錯誤。他是怎樣死的，就應該如實揭發出來，而決不可能被嚇死。一個頑固的、反動到極點的大惡霸地主決不會一嚇就死。”於是，《收租院》增加的《武裝鬥爭迎解放》一組塑像中，作為“勝利結局”的高潮，安排了劉文彩被槍斃的情節。”
　　
　　一個生動而且慘烈的階級鬥爭教材就這樣的出籠了。真相在這裡已經並不重要，只要是為了需要，合理想象甚至強詞奪理都成了正當正常，這是政治造假年代的一個重要特徵。為了所謂正義，不擇手段的荒唐，不顧真相的無恥，都成了一種革命的手段，服務於革命的需要，至於可能產生的影響和惡果，已經在所不惜。
　　
　　一篇“《劉文彩真相》讀後感:歷史學家為何不敢講真話”的文章里，作者這樣寫道：
　　““劉文彩的家中從來就沒有設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而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當時經常幫我們憶苦思甜的冷媽媽，說了太多不應該說的話。”“水牢”原本是存放鴉片的倉庫，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過是劉家擺放瓷器和年貨的儲存間。事實上，我們原來關於劉文彩的許多恐怖性的記憶和聯想，都是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而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
　　看了《劉文彩真相》這本書，一時半會兒還難以接受這些是真的，因為我曾被引導着對劉文彩懷有無比的恨。但我又不得不相信這是真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家鄉）的不少農民回憶說，劉待人厚道，常對鄰里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元）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我的確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劉文彩的鄉親沒有必要也不會編些瞎話吧。
　　面對塵封許久的真實，我們是否要懷疑歷史學家們的良心和責任了？這麼久了，歷史學家們為什麼選擇了沉默？我可以理解他們曾有的隨波逐流和沉重的無奈，但我不理解為什麼今天才有人站出來說句真話。終於有人站起來說話了，說得真實明白，雖然晚了些，但仍可見歷史責任感不滅。我們不想為劉氏翻案，只想了解一段真實的歷史。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成為一面鏡子。但願有更多的歷史學家掃去真實上面的塵土，為了後人能把真相看個明白。隨心所欲地塑造一個人的形象，那是電影的事，如果搞歷史的也像編電影，從長遠來看對誰都沒好處。我們應吸取這方面的教訓。”
　　
　　上面文字的作者應該是我的同齡人，因為我們的心路里程是相同的。難以接受這是真的，卻不得不相信這是真的，這種顛覆所產生的痛苦、無奈、迷惘給我們心靈和靈魂蒙上了一種憂鬱的氣質，這是經歷那個政治造假年代的所有中國人的不幸。可悲的，那個政治造假年代漸行漸遠，而對於那個年代的反思、批判和深度分析卻遠遠不夠。所以，危險仍然存在，歷史驚人相似的一幕可能重演，這，是我們不能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