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商科博士生对俄国市场信心十足，我不禁问到，“改革后，俄国经历了十年经济低迷的漫长岁月，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认为俄国的经济很糟，那么俄国是什么时候经济好转的呢？”

她肯定地说，“2000 年是转折点，到2003年就明显好转。”

我笑着说，“你两年前就买了公寓，你真不亏为学商的啊。”

她骄傲地笑着说，“俄国经济才刚刚开始好转，俄国经济仍有潜力，我很看好俄国经济。”

我突然想起达莎对医疗质量不满的情景，就问艾瑞娜，“你还记得圣彼得堡当地导游达莎与我谈起医疗时的不满吗？她说百姓正与政府交涉要改革医疗呢。”
艾瑞娜说，“是啊，百姓对医疗怨言最多。由于医疗系统是政府每年拨款，医疗系统渐渐地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反正医院服务质量无论好坏政府都拨款，医生干好干坏一样挣钱，不会失业。所以现在人民和政府达成共识，人民一方多付一些钱选择服务好的医生，这种方法可以刺激医生的积极性。由此政府初步定出两种医疗保险，一种是全免医疗保险，一种是病人自己付少量钱，病人有选择权的医疗保险。现在大多数百姓都选择付少量钱的保险。不过，医疗还在改革中，现在只是刚开始。”

晚饭时，与同桌的同游聊天儿，一位女士说，“俄国游船旅游业只有夏天三个月的经营时间，所以船上工作人员在这三个月以外的其他时间都或做别的工作或去上学。这些给咱们端盘子的服务女生都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大学生。艾瑞娜也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博士生。”

晚饭后，我和先生照常在甲板上观看两岸的风景，已是夜里十点，外面还象白天一样。看着两岸一望无际的郁郁葱葱的森林，先生感叹不已地说，“我们已经沿河走了两天两夜了，两岸看不到头的茂密的森林就没断过，看看人家的环境保护，真不错啊！”　我说，“是啊，沿河一路上，我没看到一家工厂。”

(四)

第二天，8月28日早上9点，米沙主办的第二次讲演给我们船上的生活再次增添色彩。

他讲演的题目是“俄国1917 - 1985 年的历史和经济”。

他先简洁明了地向我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并介绍列宁如何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拿着当时德国政府的钱潜入俄国，趁着俄国人民刚刚推翻沙皇，年轻的过渡政府还不稳的混乱时期，进行了武装革命，推翻了当时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达十一个月的民主过渡政府，暴力夺取了政权。米沙还讲到，列宁取得政权后，对反抗的农民、士兵、市民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和杀戮。米沙接着又给我们介绍了斯大林时期残酷的肃反运动。他总结说，1941 年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苏联的高级将领竟已经被斯大林快杀光了，出于无奈，斯大林不得不解放了朱可夫等剩下的一些没杀的高级将领，仓促应战。米沙沉痛地说，“斯大林只顾搞肃反杀人，对战争丝毫没有准备。在军队装备严重不足，将领人才严重缺乏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可想而知，我们的勇气和牺牲都是非常巨大的。”

米沙接着给我们讲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

赫鲁晓夫1953─1964年当政时期，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普通人生活明显改善。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搞“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建造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斯大林时代造的“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而赫鲁晓夫为普通百姓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小楼”，面临拆迁，但是在60年代，这些有热水、有浴室的房子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米沙说，赫鲁晓夫最令人震惊的政治作为是他冒着巨大阻力彻底揭露了斯大林的所有杀人恶行。这一举动不但震惊了政治局的苏共高官而且也震惊了所有苏联百姓。随之，赫鲁晓夫停止再搞“肃反”“反革命医生案件”之类的严酷斗争，结束了警察恐怖，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 赫鲁晓夫这一宽松举措改变了以后历届苏共政府的政治行为，自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到1985 年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虽然经过漫长的勃烈日涅夫政治倒退时期，但是苏共再也没有犯过群体屠杀人民、屠杀不同信仰群体、屠杀反对派的恶行。因此，斯大林时期群体迫害屠杀所造成的恐怖以及在人们心中埋下的对苏共的仇恨渐渐淡漠。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共在政治改革后的民主制度下还能苟延残喘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

米沙遗憾地说，但是，赫鲁晓夫是死后唯一没有葬在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在他的坟前，矗立著曾被他当众侮辱过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设计的黑白相杂大理石墓碑，这没有碑文的半黑半白的墓碑似乎要印证赫鲁晓夫的一生功过间杂。

米沙接下来简单地介绍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他说，从1964 年到 1982 年，勃烈日涅夫统治苏联十八年，勃烈日涅夫时期在经济上是“停滞时期”，在政治上是“倒退腐败时期”。

勃烈日涅夫统治初期，苏联表面看起来很繁荣，这种繁荣其实只是前任赫鲁晓夫时期积极改革的 后坐力，以后的苏联则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政治上，勃烈日涅夫对其前任 赫鲁晓夫时期的宽松体制采取公开大倒退，他恢复了思想控制，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勃烈日涅夫晚年的苏联政府变成了没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僵化腐朽的统治集团。

取代勃烈日涅夫的是另一位久病缠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只活到1984年2月，后来上台的契尔年科也是病体缠身。直到他在1985年3月因病去世之后，苏联领导层才大胆地任命了年轻、富有活力的戈尔巴乔夫。

米沙最后给我们讲了苏联十几年与美国搞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情况，他总结说，“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所经历的近十年的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当然，把这套老旧的国家机器换新确实需要时间和代价，但是苏联1991年政治经济转型后的经济萧条并不完全是由于民主制度转型和自由经济转型造成的，它更是七十多年来苏联只重视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不重视百姓的生活，以及十几年大搞军备竞赛把苏联本就不富裕的国民经济消耗殆尽而造成的。它更是勃烈日涅夫十八年长期的毫无作为的经济停滞政治腐败和耗资巨大的阿富汗战争造成的。”

我再一次被米沙的演讲所感染陶醉，再一次被掌声带回到现场，我赶紧问米沙，“下次的演讲题目是什么？” 米沙答到，“下次的题目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由维多丽娅讲，我负责的题目都讲完了。”

午餐后，8 月28 日中午12 点，我们的基洛夫号游船又在一个叫高瑞茨(Goritzy) 的乡村靠岸了，上岸活动是去参观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岸上是一片农村景象，我们的旅游车在农村的土路上行驶，一路上，有大片田地和大片树林，还有河流和湖泊，景色宜人。但是，沿路的绿色或粉色的木头农舍却简陋破旧，先生说，这里的农民看来不富裕。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座漂亮的白色的全砖五层大楼，导游介绍说，“这是一所小学校。” 很快，我们的车就到了一个很像小城镇的地方，城镇极简单，土路旁只有两三个象是商店模样的仅一层的低矮的旧砖房，这个如此简陋的小镇与那座美丽的学校大楼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和先生不约而同地一起感叹俄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种重视是历史传统的延续，看得出来，即便在苏共统治时期也没有被破坏。

一会儿，我们的车在一座巨大古老的修道院前停下，在这样一个乡下会有这么一个巨大庄严的修道院令我们惊奇。导游说，这个修道院是俄国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最多时住有上千个修女。导游说，由于天主教不主张教徒离婚，所以为了防止教徒轻易离婚，天主教则规定要离婚的教徒必须先把妻子送到修道院安置好，才能娶另外的女人，这个修道院起到收养被遗弃妻子的功能。真不知俄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修道院，看着这巨大的修道院，我不禁惊叹过去俄国天主教徒的离婚率。

基洛夫号下午五点启航，许多同游打扮成海盗模样共享了一顿搞笑的晚餐。

(五)
8月29 日早餐后，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去音乐厅听讲座，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用折叠椅坐在旁边。

维多丽亚的讲座配有幻灯片，比米沙站在台上干讲更有吸引力。屏幕上一开始打出题目“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配上戈尔巴乔夫大学时的近照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没想到戈尔巴乔夫年轻时竟如此英俊。

更没想到维多丽亚一开讲就语出惊人，她说，“戈尔巴乔夫虽然在西方，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还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在俄国百姓中声誉并不高。在俄国，百姓抱怨他，反对他的的声音压倒了西方称赞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执政时期，经济一直萧条，百姓生活不好，致使俄国普通百姓看不到西方政治家们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维多丽亚转而开始介绍戈尔巴乔夫的家庭和学业。她一边一张一张地放着戈尔巴乔夫的家庭照片，一边讲述他的成长过程。

戈尔巴乔夫1931年 在俄罗斯边疆斯塔夫罗波尔出生，父亲是集体农庄庄员，二战时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共产党员。戈尔巴乔夫从小活泼向上，聪明好学。1950年，已是候补党员的戈尔巴乔夫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并以全优成绩被莫斯科大学录取，获得包括住宿在内的全免费生待遇。

1950 至1955 年，五年莫斯科大学法律专业的训练，使戈尔巴乔夫无论从学识还是思想都得到大幅度提高。除此之外，他还是领取最高个人助学金加里宁助学金的优等生。

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和外祖父在斯大林早期的清洗运动中均被杀害。戈尔巴乔夫大学的头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当时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清洗和“反对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 当时的同学把戈尔巴乔夫当成“持不同政见者”。

戈尔巴乔夫自传中写到，“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学校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当时教学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他们不能独立思考、分析、对比。”

1953年，戈尔巴乔夫大学三年级时，斯大林去世。 社会生活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解冻”的征兆。“医生案件”被中止了，《真理报》及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解冻”现象。大学的课程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戈尔巴乔夫说，“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手。”

戈尔巴乔夫在大学中最幸运的事情当属他的初恋的成功。这个曾立志要刻苦学习不在大学期间谈恋爱的年轻人，在一次聚会中见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生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时，彻底瓦解，堕入情网。经过一年的追求和热恋，戈尔巴乔夫打败了众多对手，于1953年9月，与莫斯科大学男生们普遍认为高不可攀的美丽公主赖莎结婚。

导游维多丽亚讲到这时，接连打出赖莎大学时的近照，和戈尔巴乔夫与赖莎结婚聚会时的照片。结婚时，没有婚纱，没有庄重的仪式，有的只是学生宿舍中年轻同学们无忧无虑的欢闹。看着照片中穿着宽大新西服的年轻英俊的戈尔巴乔夫灿烂的笑脸，我们这些听众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戈尔巴乔夫后来提到他见到赖莎那一刻后的情景时说，“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在那几周时间里，我连学业都放弃了， 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尽管我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

以后四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 无论是面对贫困还是挫折，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著她的丈夫。

1955 年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自己的边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在省城担任区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那时，戈尔巴乔夫家乡的省城一片破败，整个城市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的马路，没有三层以上的楼房，几乎所有的两层小破楼的顶部都被住户加盖了一个木房来解决住房的紧张。戈尔巴乔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间11 平米的出租小屋，小屋内唯一的家俱是个锈迹斑斑，破旧不堪，中心已快塌到地面的铁床。戈尔巴乔夫买了两把椅子，这个家就算安置停当。赖莎停止了快要完成的莫斯科大学硕士学业，也来到边疆斯塔夫罗波尔落户，两人的财产则是十几大箱书。

戈尔巴乔夫领到第一份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双高筒胶布靴，因为他大部份工作时间是下乡，他常年住在乡下很少回家，每天都要在泞泥的乡路上奔波。而赖莎则多年承受着一人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的辛苦。

1956年春天，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秘密会议报告公布，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和赫鲁晓夫的报告。戈尔巴乔夫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示赞同赫鲁晓夫的报告和他的勇气。同时，他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惶失措。 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坚持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那些人是罪有应得。这个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在30年代经历过血腥大屠杀大清洗的边疆区！”

1956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团委干满了一周年后被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一直上升为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并一直干到1962年4月。 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挫折，他后来说，他在斯塔夫罗波尔任第一书记期间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不但对边疆建设贡献巨大，而且对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极权主义的问题不是独裁者的坏性格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没有最起码的法制制度，单纯的反“个人崇拜”只能使国家用一种崇拜代替另一种崇拜。

1963年1月1日戈尔巴乔夫被调到新成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这个接近底层，能干实事的职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戈尔巴乔夫与当地人民一起改变了一个最贫穷农庄苦干沟的面貌。使这个列宁集体农庄成为边疆区的一个先进农庄。原先随处可见的不透光的破败茅草房不见了，到处是质量良好、设备齐全的房屋。街道铺上了沥青路面，有了学校、图书馆、医院、漂亮的文化宫。前些年逃往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后来，申请加入这个著名农庄的人排起了长队。而省城的巨大变化更不在话下，省城还建成了备有大型飞机起落跑道的飞机场。

1967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社会学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这一年戈尔巴乔夫也在农学院经济系毕业。此后戈尔巴乔夫便青云直上，1970 年，戈尔巴乔夫升为农业部部长，197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4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及青少年事务执行委员会主席。1978年进入中央书记处，1979年进入政治局。在政治局内他认识了他的同乡、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在此后数年内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提携人和支持者。

进入苏共中央后，戈尔巴乔夫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和对农业发展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屡屡碰壁和挫折后，他失望地看到，他身历其中的是一个极端腐败，严重僵化，老朽没落的集团和政权。

70 至80 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使他能够经常出国访问，他先后访问了意大利、
比利时、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这些旅行很深地影响了他的政见和对社会和制度的认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对罗马的法律尤其入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能够制定出这样清楚的法律准则，它为后来的欧洲文明缔造者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又成了对市场和平民社会进行调节的基本原理。而我们苏联到了改革期间、到了20世纪末，却还在证明这二者的必要性。”
1983年，戈尔巴乔夫向中央请求去加拿大访问，他说，我必须去看看加拿大的农业 ，我一直想弄清，促使获得如此高效益的那根发条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赴加拿大进行7天访问。在温哥华郊区，他参观了国立畜牧研究中心、温室种植园、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温莎区大载重量飞机制造厂。随后又前往多伦多，去加拿大最大的畜牧和粮食产区艾伯特省，参观了卡尔加里近郊的几个大型畜牧场，那里长年在草场上露天饲养肉用牲畜。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艾伯特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农场，并与农场主聊天了解经营情况。这个只雇用两三个固定工的农场主经营超过两千公顷的土地，农场奶牛的年出奶量每只约 4700 公斤，农场拥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设备，遮阳篷下备有检修装置，谷仓是铝质的，还有两幢楼房、多辆汽车。戈尔巴乔夫临离开前问了农场主最后一个问题，他问农场主去年一年经营结果如何。 农场主为难地看着陪同的加拿大农业部长，部长笑着说： “你就实说吧。” 农场主答道，“如果说实话，我只能说，没有政府的津贴和贷款，我就没法过日子。”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和发达，离不开农民个体的自由经营，更离不开政府的实际有效的财政支持。

1985年3月11日，五十四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到三年时间，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高层领导，数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一个接著一个地相继去世。。。。。 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在死亡，那凝滞着老人血液的体制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 我清楚看到历史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

讲到这里，导游维多丽亚连续打出“戈尔巴乔夫重要国事活动”一览表。我目不暇接，不能全部记下。大概国事如下，从1985 到1991， 戈尔巴乔夫与美国领导人有五次会面。1986年2月8 日，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共产主义报纸上批判斯大林主义。1987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介绍他的政治改革的想法，吸收非党员进入政府上层监督政府，提出政府要透明公开化。1988 年从阿富汗撤军；同年宣布，在苏联，撤销包括党史在内的所有中学大学历史课程考试，因为这些历史都被改写了。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了“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 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8年12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接著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并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设置；随后，1990年3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1990 年7月苏共28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

维多丽亚特说，“我们当时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戈尔巴乔夫试图走进群众中与群众交谈而被保安挡住的镜头。我们听说戈尔巴乔夫最初在上层很难传播他的开明自由思想，所以他很想把他的自由思想讲给民众。其实，早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共产党就已威信扫地，苏联老百姓早就对共产党轻蔑厌恶，讽刺嘲笑共产党已是百姓茶余饭后餐桌上的时髦行为。所以，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自由思想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

维多丽亚介绍说，戈尔巴乔夫最初倡导的主要思想是政府要公开透明。他的名言是“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

戈尔巴乔夫认为，最应该公开透明的区域是政府一直视为要严格保密的两个“禁区”。第一个“禁区”是国家财务预算，特别是军事预算。第二个“禁区”是生态环境。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政府为了弥补赤字，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人民的资金。人民更不知道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比国民收入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高出 50％至100％。 还有，人民群众无法想象环境破坏对大自然和人类造成的灾难有多大。
尽管突破这两个“禁区”异常艰难，戈尔巴乔夫还是在苏共历史上第一个做到了让人民有机会获得与自己相关的全部真相，而不是个别的、精心筛选过的片断消息。政府透明公开化使一直对政治冷漠，惧怕政治的民众有了参与政治的热情，老百姓一下子意识到，原来这些政治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

导游维多丽亚特别遗憾地提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反酗酒运动遭到百姓普遍激烈的反对。

维多丽亚不停地讲着，屏幕上不停地放出我们从没见过的照片，戈尔巴乔夫与家人在一起，戈尔巴乔夫与萨契尔夫人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夫妇与里根夫妇在一起。还有被我先生后来称为“震憾”的一张照片，照片表现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苏共保守派政变那天莫斯科街上的情景，叶利钦站在停在莫斯科大街的坦克上，对着几个屏息静听的民众挥手演讲，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痛苦地双手捂脸蹲在叶利钦的腿旁。

击败政变使叶利钦名声大震，叶利钦随即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1991年6月，叶利钦在全民大选中高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

维多丽亚最后说，“戈尔巴乔夫虽然不如叶利钦受俄国百姓欢迎，但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俄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我们百姓也不会有今天的自由，我也不会自由地站在这里演讲。你们也不会来俄国旅游和听我这个普通人的演讲。为这一切，我想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

全场静了一会，突然爆发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站起来鼓掌对维多丽亚表示感谢。

散会后，我向维多丽亚问道，“中国官方报纸的记者今年三月份采访了戈尔巴乔夫，这位记者后来写出报导，报导的大标题‘戈尔巴乔夫后悔了，搞民主 化是惨痛教训’。你怎么看这个报导？”维多丽亚马上说，“戈尔巴乔夫后悔？！这不可能！ 戈尔巴乔夫绝不会后悔，他只是说，‘我在改革上犯有错误’，但他从没有表示过后悔。”
（六）
午餐后的活动是上岸，这天我们在一个叫姚柔斯拉维(Yaroslavl) 的城市靠岸了。

姚柔斯拉维尔市建于12 世纪，有60 万人口，我们参观完一个美丽的东正教教堂后导游便带着我们去逛小城的公园。公园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与小城融为一体，公园的一面是望不到边际的湖，另一面则是与公园一样美丽的姚柔斯拉维尔小城。公园全时敞开免费向市民开放。公园的正面有两座巨大的人头雕塑，一男一女，导游说这是两位在卫国战争中为保卫小城牺牲的英雄。

孩子们成了这地盘广大，如画似景的公园的主要游客，一群一群踩着轮板的男孩子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当地导游笑着说，这些孩子们现在正过暑假，他们还能自由两天，后天就开学了。导游随后指着一大片被圈起的地盘说，“市政府计划在这盖一座露天音乐厅，很快，城市的居民就能在公园享受音乐了，这些设施都是政府免费提供。”

我们从公园出来后驱车到了市中心。几天没看到大城市，大家一看到纵横交错的繁华街道，座落有序的欧式楼宇，都兴奋不已。导游大声告诉大家：“你们有两个小时的逛街时间，这条街上有城市中最大的贸易市场，有邮局，有网吧，有咖啡店，有百货商场。千万不要忘了三点在这集合！” 大家一哄而散，各自奔向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我和先生直奔贸易市场，想去看看俄国的商品供应情况和商品价格。

贸易市场有足球场那么大，中间是很大的露天摊位用品市场，围着这巨大的露天市场则是一个一个的店铺。我们先在露天市场转了转，服装用品一应俱全。我感兴趣的纯棉小帆布外套夹克，一件四十美元，几个俄国女孩子在试穿。走遍露天市场，我们竟没看到一个中国摊位，也没看到中国造的服装或用品。我的一位同游买了一把高档的看起来名贵的意大利造雨伞给我看，价值二十五美元。

转完露天市场，我们走近店铺，各种食品应有尽有，水果品种齐全，各种香肠，肉类食品丰富，黄油制品繁多，都是论公斤卖。我最在意的是基本的食品─面包的价格，我发现当地面包价格非常便宜，500 克只有5.5 卢布，合20 美分一公斤，我管这种价钱叫贫民价。我还特别在我最爱的坚果柜台观看很久，惹得站柜台的服务员使劲向我推销各种坚果，他用计算器向我表示价格，而且不停地降价，我最爱吃的榛子最后降到250 卢布一公斤，不到九美元一公斤，比美国6 美元一磅的同类榛子便宜多了。

最后我们终于发现，进口的食品都与美国同价，比如美国进口的各种品牌的土豆片都是美国价，而当地产的同类产品就会便宜一半还多。我发现当地产的冻饺子非常便宜，最便宜的一种一公斤一袋只有15卢布，53 美分一公斤，又是一个贫民价。我还发现了一种贫民价的酸奶，包装秀美，四小罐连在一起，总共五卢布。俄国没有销售税，百姓收入税低，社会福利又那么多，我真奇怪俄国政府自己的开销从哪来。先生说，“民主制度只能使国家的开销大大降低，许多庞大的开支都可以省，例如虚假宣传的宣传部，毫无作用的文化部，党办的各种说谎报纸，网络警察，共产党层层机构，各种面子工程，庞大的军费开支……都不用搞了，这么多巨大的开支都可以转用在教育、医疗、交通，以及其他百姓的福利上。这样下来，政府做到尽职尽责，百姓做到有地位尊严，何乐不为？”

在商店里，先生只观察烟酒的价钱，他惊奇地发现美国名牌香烟万宝路在当地只1.5 美元一包，而在美国此烟已经达7 元一包，原来俄国不收烟税。除了俄国名酒伏特加较贵，酒也都很便宜。先生说，“老毛子都嗜酒如命，什么东西涨价酒也不敢涨价啊。”

在回船的路上，导游艾瑞娜说，“我想给大家讲个关于我们刚参观过的教堂的故事。要知道，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中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关闭，一多半教堂都被炸毁了。咱们刚才参观的教堂也被定在要炸毁的教堂之内，为什么它被保留了下来？因为一个勇敢的东正教徒。这个教徒当时住进了教堂以命抗争，他说，如果你们要炸毁教堂，就把我一起炸毁吧。 僵持之下，市政府只好上报莫斯科，一个星期后，莫斯科下令逮捕这个教徒。教徒被抓走了，教堂幸存下来，但是，勇敢的教徒却牺牲了他终生的自由。”

由于船上每天的晚饭都很正规，四道菜每道都需等待，所以晚饭时间我和先生会长时间地讨论各种有关俄国的话题。这天晚饭，我告诉先生，维多丽亚不相信戈尔巴乔夫后悔的说法。先生说，“我也不相信，这种官方记者带着自己被中共扭曲的思维方式和中共的固有观念和说辞去采访，从话题的引导，到翻译的理解，再加上这个附庸记者的另一层主观理解，最后结论的水分不可估量。一个人理念的转变不是那么简单容易，一个已经清楚确立了民主自由理念的人怎么能再否定民主自由的价值！？” 我说，“没错，中共官方不择手段的宣传方式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篇报导表达的语汇和思维方式完全不象开明的戈尔巴乔夫的语汇和思维方式，什么‘稳定是第一位’的，这完全是现今这个僵化独裁的中共政府的套话说辞。我听到一个朋友说这个采访是中共官方伪造的，它把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不满变异成对民主的不满。我根本不在乎这类由官方误导的谣言，即便戈尔巴乔夫真的后悔了，那也只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局限性。如今，任何人反对民主自由的说辞，都丝毫不能影响俄国的民主进程，也挡不住中国民主的到来。”

8月30 日早上8 点，基洛夫号在一个叫乌格利奇 (Uglich) 的小城靠岸。乌格利奇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畔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建于937年。考古发掘证实，几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居住。小城幽静又清洁，一路上树木郁郁葱葱，古建筑民居随处可见，小城中还有一座小克里姆林宫。更没想到的是，这么小的城市也不乏美丽的东正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