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奕䜣

他被稱為“鬼子六”，因為他傾心洋務。

他是洋務運動的開創者，原本應該獲得好評，但也被罵作“賣國賊”。

因為他主持簽訂了《北京條約》。

他是道光帝得寵的兒子，但因為鋒芒太露，敗給了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咸豐。但他畢竟是天皇貴胄，使清王朝這個金字塔利在頂端的人物。何以要賣國？如果別人賣的是國，他則還要加上一個“敗家”。

敗家子都是糊塗和不思進取的，是一味尋求自己享樂的。而弈䜣並不是如此的人。

他雖然在皇位之爭中失敗，但對於大清還是忠心耿耿的。

1852年，奕䜣受命在內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由揚州進入安徽，殺人河南，直逼直隸。咸豐帝打破親王不能任軍機大臣的祖制，任命他在抵擋太平軍北伐期間“軍機大臣上行走”，奕䜣“參贊軍務，夙夜勤勞”，為清朝立了大功。

但在平息太平軍北伐之後，咸豐帝妒嫉奕䜣才幹，又疑他勢大難除，就藉口他在母喪期間為母爭封，禮儀失當，於1855年罷免了奕新的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統等職，命仍在內廷行走。

奕䜣是有理由對咸豐帝不滿，從而萌生“賣國”之心的。可是他沒有。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初，奕䜣是主戰派的一員，對妥協言論指責嚴厲．他反對朝廷用耆英為欽差大臣辦理夷務，指出“耆英從前輸亮務，非委曲順從，即含糊答應，畏夷如虎，槐民如草，以至養成巨患，流毒至今”，認為“倘一味示弱，或至敷衍了局，射惟謄英懸問”。

在成豐帝準備接受桂良的建議，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時。奕䜣強烈反對：“與其一味示弱．棄江岸以為了事，後日雖欲追悔而無及者，利害不啻百倍”。同時還提出了自己方案：“與其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堅持而慮其豸突，則津、通之激勵兵勇，與廣東之力攻省城、香港，不可不早薄勝算也 ”“香港乃其贊物橐處．成本甚置，必不敢棄而不顧，廣東一經動兵，夷船聞信必返。臣則謂其內履翼亢．亦不能在外持久”，“至今日而言戰，戰更有無可恃者，然臣謂總在辦理之得人耳”。

此時的奕䜣26歲，屬於“憤青”的年齡。言論中，一個年輕親王愛國之心，溢於言表。

可戰爭的發展，並不能如弈䜣所期望的那樣。1860年9月21日，八里橋戰役，清王朝倚為長城的滿蒙騎兵在悲壯中被英法聯軍打得屍橫遍野。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在慌亂中，被罷黜的奕䜣受命留京議和。

奕䜣仍然年輕，但已經不再是“憤青”。

他看到了夷人的先進和自己國家的落後。他明白了被他指責“畏夷如虎”的耆英為什麼會對夷人“非委曲順從，即含糊答應”了。被留在京城近距離接觸夷人的他必須“統籌大局，追於時勢，不得不為目前之計”。

此時，帝國的首都在夷人的占領之下，北方一片陰雲。而南方太平天國運動又趨高漲，更是風雨飄搖。局勢再不容混亂下去，必須使國家安定下來。

太平天國是要改朝換代，自然是不共戴天，而夷人“彼之來意，實為通商，並不利我土地人民”，是可以“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的。

曾經對妥協大加撻伐的奕䜣現在也要和夷人妥協談和了。可是，妥協是極度痛苦的，沒有幾個人是甘於出賣自己的國家利益的，而心甘情願的賣掉自己的家產，更是絕少。何況，當時英國公使額爾金為了使清政府感到所簽的不是一個和約，而是一個征服的條約，在簽字儀式上對的奕䜣態度非常傲慢。這不能不給年輕的親王以極大的刺激，憤恨的他發出“要挾情形實堪痛恨”的感嘆。

光憤恨有用麼？沒用。妥協談和就完事了麼？不能。耆英的苟且不能救國，葉名琛的決絕也不能救國。能救國的，只能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這句口號，12年前，魏源提出，卻沒有有人響應，今天，只能由奕䜣來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面對着清廷以往對于洋人“既不屑講交鄰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情勢之向背虛實強弱，而謀所以應之”的狀況，奕䜣在日趨頻繁的對外交涉實踐中開始審時度勢，改變了非“剿”即“撫”的對外交涉路線，代之以一種“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策略，即執條約為據，以信義籠絡外夷，執行一種緩和的外交手段。

他倡議成立了第一個近代外交機構：總理衙門——這不知被多少人罵為賣國衙門的地方。

咸豐帝的外交水平還停留在父親道光帝以及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眾多大臣的水平之上，還認為對外交涉無非就是通商貿易方面的事宜。在其批准籌辦夷務全局章程的上諭中，將奕䜣原奏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這與原旨相差甚遠，二字之差直接涉及對外事務的理解，甚至會影響中外關係。

奕䜣不是父親，不是耆英，不是葉名琛，更不是躲在熱河沉溺酒色的皇帝四哥。他已經看出“通商”根本不能涵蓋對外關係，中國的外交思想不能再停留在父親的時代。

他上奏申解：“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設有大員駐紮專理，臣等在京，不便遙制，況該夷雖唯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

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興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興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擬節去‘通商’二字。嗣後各處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該夷有所藉口。”

他要建立的，是一個嶄新的，歷朝歷代都不曾有過的處理一切涉外新政的政府機構——“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於該衙門為總匯之地”。

天朝的崩潰，從道光朝開始。而天朝之夢的甦醒，卻是從這個衙門開始。

條約簽訂了，北京又回到了清帝國的手中，而一直壓在奕䜣頭上使他不得施展的咸豐帝卻回不來了。1861年8月，久病不治的咸豐帝死於承德，臨終前留下遺言：立葉赫那拉氏所生皇子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繼承皇位，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而掌握外交大權的奕䜣被排斥在贊襄政務大臣之外。

奕䜣自然不會再讓人橫擋在自己面前，他和葉赫那拉氏聯合起來發動了“辛酉政變”。

從此，奕䜣集團入主清朝中央政府的權力核心時間長達24年之久。奕䜣以議政王之尊領銜軍機處，具有議政和施政權。

沒有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的洋務實踐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們是地方實力派，但畢竟是“地方”。

而作為洋務運動思想傳播，面對傳統勢力的責難，與傳統士大夫的論戰，更是地方勢力的曾、左、李所不會或很少遇到的。奕䜣必須承擔這一切。

同文館的設立，採用西法練兵，擴大對外貿易，派遣駐外公使，支持地方督撫的近代工業……，幾乎每一件舉措，奕䜣都面臨着傳統的攻擊。我們在教科書中，往往強調他所面對的是倭仁這樣的守舊書生，而忽略了這些書生身後強大的傳統力量。在這樣的力量之下，即使是攝政王，也有着難以想象的壓力。

除此之外，奕䜣還要面對曾經盟友葉赫那拉氏慈禧的權力爭奪。他畢竟是臣，即使對洋務的理解遠超時人，即使他入主中樞威風八面，即使他是皇帝的親叔叔，他還是臣。在一個有着極強權利慾的主子面前，無論如何，他都無法獲勝，除非他不願再做臣。

“甲申政潮”中，奕䜣敗了，徹底的敗了。閒居10年之後，在甲午之敗的巨大國變中，已經鋒芒殆盡，委靡不堪的他被重新起用。這和他當年臨危受命在北京主持“撫局”時一樣，都是來收拾殘局。但無論是大清，還是恭親王，都已經今非昔比。

在人生最後一次出場中，面對着自己畢生事業的毀滅殆盡，奕䜣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這位“鬼子六”，仍然念念不忘西化。而在甲午之後，頑固派一改以往的從屬地位成為朝廷的中堅：1894年10月剛毅進入軍機處，12月，榮祿入總理衙門，次年出任兵部尚書；1896年，徐桐出任體仁閣大學士，懷塔布出任禮部尚書；1897年，許應騤出任工部尚書。他們都全力反對西化，“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為”，奕䜣自然成為“賣國賊”。

從始至終，他都沒有擺脫賣國賊的帽子。

參考書籍：

（1）《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2）《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

（4）黃遵憲《馬關紀事》

(四)曾國藩

前些年，曾文正公頗紅火了一段，《家書》、《文集》都成為暢銷書。掛着他的名字兜售的“經商寶典”、“官場寶典”更是讓人們趨之若鶩。

可他還是不能把“賣國賊”的帽子從自己的頭上摘去。無論崇拜和喜歡他的人有多少，一旦談起他晚年經手的一件大事，便要麼閉口不言，要麼也得說些譴責的話。

這位獲得“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劃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評價的中興名臣，毛澤東少年時和蔣介石終身的偶像，一生的功業殊勛、品德魅力幾乎都在一件大事上喪失殆盡。

天津教案——是曾國藩和他粉絲們永遠的痛。

這個案件辦理完畢之後不到兩年，曾國藩就在悔恨和負疚當中死去，可以想見，臨終前，他的心境是如何的不平靜。這對於畢生講求修身養性，以中庸隱忍為作人做官準則的曾氏來說，是巨大的人生悲劇。

他曾提出不同於傳統理學的君子小人觀，謂：“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昏曖即為小人。”得出“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的結論。

然而這一次，他雖自問“曉事”，卻也不能改變天下稱自己為“小人”。

將太平天國鎮壓下去後，曾國藩功成名就了。作為清王朝的漢族官員，他達到了所能達到的最高：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武英殿大學士；作為以傳道授業為己任的老師，他的門生個個有出息；作為對這傳統文化有着歷史責任的讀書人，他在“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的時刻，挺身而出，挽救了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文化。

他曾經說過自己“壽命歹不出六十”，在這個歲數到來之前，該做的都做了，可以安享晚年了。

可惜，天津教案發生了。

案件的發生，比較偶然——I870年5月，天津地區發生疫病，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批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百姓中間流行着一種謠言，說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蒙汗藥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正好天主堂墳地的嬰兒屍體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胸腹皆爛，腑腸外露”，被百姓認為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證據。

公平的說，基督教隨着堅船利炮來到中國，雖然開端不光彩，但做的事情，有不少還是傳播福音，行善積德的。就以育嬰堂來說，就挽救了不少被遺棄孩子的生命。

而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讓育嬰堂在中國人心目中，有着極度邪惡和恐怖的印象。

按照傳統的民間習俗，嬰兒夭折之後並不給予厚葬，也無棺木，僅以一張草蓆包裹，且不入祖墳。而按照天主教的觀念，即使是嬰兒，只要來得及在死亡前實行洗禮，也就是拯救了他的靈魂，所以是有資格享受體面些的葬禮。

但在瘟疫中，幼兒大批死亡，來不及制定棺木的育嬰堂便“掩埋又多以夜，或有兩屍，三屍共一棺者”。加上“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秘密，莫能窺其底里”，“但見其入不見其出，不明何故”，便就難免“浮言由是大起”了。

何況，早在咸豐年間，民間就有基督教“剖心剜目，以遺體為牛羊；餌藥采精以兒童為螻蟻；采婦人之經血，利己損人；飲蒙汗只迷湯，蠱心惑志”的說法，到了同治元年更有“家有喪……私取其雙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國鉛百斤，可煎銀八斤”的謠言。這些早年遍行於南方的謠言，隨着基督教事業的發展也散播到了北方一帶。

這些謠言，伴隨着一些入基督教的流氓無產者，勢力“以入教為護符。嘗聞作奸犯科，訛詐鄉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產，負租項欠糧錢，包攬官事，擊斃平民，種種妄為，擢髮難數”，百姓對于洋教的痛恨便無可扼制的噴發出來。

也是湊巧，在嬰兒屍體曝光之後，一個名叫武蘭珍的人在用迷藥行騙時被當場抓住，扭送天津縣衙，經審訊武蘭珍供出是受教民、天主堂華人主事王三指使，迷藥也是王三提供，並說曾迷拐過一人，得洋銀5元。在這種情況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勛拜會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調查天主堂並提審王三與武蘭珍對質。豐大業答應了這一要求，將王三交出與武蘭珍對質，結果得出並無挖眼削心之事。

事情到這一步，原本可以解決了。但謠言和憤怒並不會因為這麼一次對質而化解。王三在被護送出縣衙的時候，圍觀百姓齊聲大罵，並用石塊擊打王三。王三向神父哭訴，神父又轉告了豐大業。

暴怒的領事豐大業“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迅速帶人闖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門，要求崇厚、張光藻調兵鎮壓。遭到拒絕後，豐大業又對其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的靜海知縣劉傑進行傲慢訓斥，劉傑與之辯論時，豐大業開槍向劉傑射擊，射死擋在前面的劉傑家人劉七。原本就憤怒不已得百姓一擁而上，將豐大業及其隨從打死。

打死法國領事，這原本是極為可怕的罪過，但在此時，百姓們已經無所顧忌。群起燒毀望海樓教堂，殺死神父兩名，並在仁慈堂殺死修女1O名，又去了法領事館殺死四人。就在同一天，還殺死法國商人兩名和俄國人3名，此外，打死信教的中國人三四十名，焚毀英國和美國教堂6座。這次事件中先後打死外國人20人。

天津教案發生後，法、英、美等國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一面調集軍隊進行威脅。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嚴格保護教堂，避免類似事情再發生，一面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

此時的曾國藩正在病中，收到諭旨，“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起沓進”，多數主張不可前往，幕客史念祖更給他獻上了上、中下三策，認為赴津辦案乃為下策，“略一失足，千古無底”。

這事情太難辦了，若要順從洋人，自己一世英名勢必毀於一旦，若要順從民意，邊釁一開，自己操勞半生換來的和平建設局面就會被打破。現在的情況是“中國海上船炮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眾怒，使彼協以謀戰，處處宜防，年年議戰，亦屬毫不把握”。那麼，完全順從民意是做不到的，這也就必然會走到第一條路上去。

可曾國藩別無選擇，他秉承一生“忠、信、篤、敬”不允許他推諉責任。在給他的兩個兒子的信中，他說出了自己的心思:“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曾國藩走上了他人生的不歸路。

根據清廷的諭旨，曾國藩來天津查辦天津教案的任務有三:一是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如查有實據，應與洋人指證明確，按律懲辦;二是百姓聚眾毆死領事，焚毀教堂，拆毀仁慈堂，着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三是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

曾國藩於7月10日抵達天津。

事情雖已過去了20天，但“百姓尚激奮不已，滿城囂囂，群思一逞”。紳民攔輿遞稟者，填街溢市，“每收一稟，其衣冠而來者，必數十或數百人”。官紳紛紛進謁，“或欲借津人義憤之師，以驅洋人;或欲聯俄、英各國之交，專攻法國;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氣;或欲調兵勇，應敵之師。”

看到“天津士民與洋人兩不相下，其勢洶洶”。為了穩定局勢，曾國藩“出示彈壓，但言奉命查辦，決計不開兵端”，以“稍靖津人躍躍欲試之心”。

此時，法國公使羅淑亞到津後，提出此案系府縣主使動手，幫同行兇，須將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及天津鎮總兵陳國瑞三人抵命，不然，“該國水師提督到津，即令便宜行事”。不久，羅淑亞再次照會曾國藩，堅持三員抵命，曾國藩堅持不允。8月初，羅淑亞表示不再談判，徑自回京，擺出一幅隨即開戰的架勢。

已然得到普法戰爭消息的曾國藩認為當前法國已“無暇與我求戰”，並不受威脅。何況他認為“外國論強不論是非，若中國有備，和議或稍易定。”因此，他主張應調遣軍隊備戰以作為據理力爭的後盾。在和談中，他一面函請李鴻章“萬一事急”，“統率所部由秦入燕”，另調劉銘傳赴直隸統率銘軍。此外，還要求清政府加強各口防禦以便配合談判。

但清廷對普法戰爭全然不知，堅持將天津府縣解津候質。朝廷的無知讓曾國藩感到“無日不在憂愁之中”，他的幕僚也抱怨說:“此次辦理夷務，無一順手，被謗受氣，不一而足，可發一嘆。”

他要愛國，但更要忠君。無奈中，9月初曾國藩親自審訊，府縣二人，隨後上奏清廷說:“該府縣等臨時失於彈壓，事後不能緝兇，揆其情勢，雖亦不無可原諒，唯地方釀成如此大變，邊釁幾從此開，自非尋常因案被議者可比，相應請旨，飭下刑部核議具奏。”

曾國藩在懲辦兩位官員之後，感到：“此次中外無不知此獄之冤，其議令遠戍，全系曲徇洋人。”為了彌補愧疚，深知官場險惡的曾國藩，一面在上奏中極力保全，另一面也作着該做的安排。親自致書刑部尚書鄭敦謹，請他“力持正論，曲為保全”；“如不得已而發往軍台，則下獄之費，軍台之費，由敝處量為籌措，稍表歉衷。”同時囑幕僚匯銀三千兩，作為府縣下獄之費;及至二人從重發往黑龍江，曾國藩又寫信給盛京將軍、吉林將軍，沿途予以照料;致函黑龍江將軍，到戍台後加意優待。並另籌銀一萬餘兩，作為二人贖罪之費。

官員懲辦了，剩下的便是老百姓了。在鎮壓太平天國時自編《愛民歌》的他，在對於追查兇犯問題上，更顯得無奈：“吾輩身在局中，豈真願酷虐吾民以快敵人之欲？徒以邊釁一開則兵禍連結，累歲窮年而未有已”，“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面對着“平民亦與誓同生死”;“百姓團結一氣，牢不可破。已獲之犯，人人為之串供，未獲之犯，家家為之藏匿。官府萬分棘手，而百姓仍復自鳴得意，近將殺人燒堂之事畫圖刻板，印刷斗方、扇面，到處留傳，並聞有編成戲曲者，雖經查禁，而其人氣焰囂張如故”的狀況，當年的“曾剃頭”不得不回來了。

曾國藩設立了發審局“日日購線緝捕，日日審犯求供”，最後在9月將首批“要犯”32人奏報清廷，其中正法15人，徙罪者17人。10月又將二批“要犯”9人奏結，其中正法5人，軍徙4人。

就如對官員懲辦後也要保全一樣，對於百姓中的“兇犯”，曾國藩也“人給恤家銀五百兩，殺之而又憐之”，他知道“以此案不同尋常，雖曰亂民，亦因義憤，不過從保全大局，為此曲突徙薪，就案辦案耳。”

事情總算了解，他也被調任兩江總督，遠離了是非之地，可他所擔心的全都發生了。

曾國藩的判罰一經公布，立即招來了國人的譴責，他的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其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

在以後日子裡，曾國藩一直在“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的心境折磨之下，直到離開人間。

參考書籍：

（1）《清末教案》

（2）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3）清朝柔遠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