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崇厚

這個名字，給人的感覺無可多說。他和前幾位人物都不同，耆英“賣國”是因為不了解近代外交又急於讓皇上安心，葉名琛誤國實在有些冤枉，奕䜣和曾國藩都有着不開邊釁，蓄時自強的心思。而崇厚不同。

他是在左宗棠橫掃新疆，軍事進展順利地情況下出使俄國，商談伊犁歸還事宜的，但他卻簽訂了《里瓦基亞條約》，使中國憑空損失大量權益和土地。不但舉國大嘩，連外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這些條件，只會是戰勝國強加與戰敗國的，但絕不能是由兩國普通交涉的結果所產生的”。

可說最了解洋務的晚清名臣郭嵩燾曾對崇厚又過這麼一番評價：“臣奉使出洋時，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詢西洋各國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為可畏。崇厚名為知洋務，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勢，而不知其理，於處辦洋務終無所得於其心也”。

既然“徒知其可畏而已”，那麼賣國也就自然了。還有什麼可說呢？

有的。

他的談判過程，有的可說，因為他而引起當時朝野的爭議，也有的可說。

崇厚，字地山，完顏氏，內務府鑲黃旗人，河督麟慶子。道光二十九年舉人。34歲時任第一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理過直隸總督。同治六年(1867)後，先後與葡、丹、荷、西、意、奧簽訂過通商條約。天津教案發生後，奉命使法道歉，回國後擢升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光緒二年(1876)，又署理盛京將軍。其在當時辦理洋務的官員中，頗具聲名。外國人多以為崇厚具有令人愉快的品格，英國外交官稱他“無論如何要比一般中國官員有禮貌”。美國外交官卻以為崇厚“資質異常愚魯”。

1879年（光緒五年），為了收回俄占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使俄交涉。

伊犁交收的主動權在俄方，消廷根本不知俄方的意圖所在，所關注的也僅在伊犁的歸否上，所戒備的是俄方的“多為要脅”。俄方“要脅”的憑藉就是潛在的戰爭訛詐。

但這種訛詐是站不住腳的。經過俄土戰爭及柏林會議(1877-1879)，俄國財用匱乏，外交孤立，內部不安，實無心力為爭奪交通困難、徵調不便的中亞邊地而再啟兵釁。就國際形勢看來，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國家在伊犁問題上都不支持俄國。

但清廷消息閉塞，對於這些有利因素並不知曉。害怕與求快構成了總署的主要心態，而“相機籌辦”則是指導大臣以不變應萬變的法寶。清廷如此，空有聲名，而實際上對洋務“無所得於其心也”的崇厚，就更是以怕和快作為自己對外談判的準繩。只想着趕快簽畢，儘快回國。

崇厚與頭等參贊邵友濂、同文館德俄語教習夏干及稅務司葛德立等三十人於1878年十二月初八抵俄，旋即遞交了國書。俄方出任交涉者有：外務大臣格爾斯，外務部首席參贊熱梅尼，亞洲司長梅尼闊夫及駐華公使布策。

崇厚是很着急的，從一開始的時候便是。頭等參贊邵友濂在回憶談判的時候，說道：“頂可笑此老一到俄國，就即刻打算回去。”俄國談判代表布策、熱梅尼也看出 “中國大使急需完畢交涉”他們抓住崇厚這一心理，真箇是“我愈急，彼愈緩；我愈退，彼愈進，不饜其欲不止，饜其欲方止”

到達俄國後，接待的俄方官員當即詢問他是否是“全權”欽差大臣，因為全權字樣在國書中未經載明。十一日，崇厚親自去見格爾斯，格爾斯也同樣提出“全權”問題。這種對於是否全權德關注是基於對清廷的了解之上的，但也是拖延時間的藉口——正式會議在兩個月後才開始，而以後的二三月的談判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最後，俄國提出了他們的要求：給予俄國在中國的通商貿易的特權；修改中俄邊界並賠償軍事占領費；要求割占帖克斯川的建議；索取500萬盧布。1879年三月二十三日，崇厚向總署發來喜訊：俄外部聲明將歸還伊犁，並且說已允其通商，還表示願付俄代收、代守及商欠、恤民的款項。崇厚如此乾脆地答應了允許俄人通商 — 這張清廷唯一可打之牌，顯然是對俄應允歸還伊犁的回報。其答應償款也是有憑可依的，軍機大臣文祥早年就許諾如果俄國歸還伊犁，就會給其償款。

但以後的事情，就出了問題。

三月二十八日崇厚上折認為：凡兩國有益之事，皆可允行。並且在折中說俄歸還伊犁後“力量稍弱，故不得不稍寬其界”。此處稟報的“稍寬其界”，其實指的就是割讓帖克斯川。

五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崇厚就俄人要求解禁新疆邊貿之事發電報給總署。崇厚的意見是同意俄人要求，為的還是從速辦理交收事務。總署懼怕俄國得到通商好處後，再拖宕伊犁的交收，豈不是大上其當。但如果不允又怕俄國因此“生疑”，窒礙了交收大局。所以總署最後意見是一而解禁，一面議約。在總署的奕䜣感嘆： “倘照此收回伊犁，或與未收同，或還不如不收之為愈。”此時他已經收到崇厚寄來的分界圖說。只是因為崇厚寄來的地圖是照俄國地圖臨摹過來的，地名多有不同，難以核對，但已略感所訂條約前景不妙。

果不其然，六月二十日，奕䜣接到崇厚所議的17款條約，不免大驚失色。根據條約，第一，俄國將伊犁九城一帶交還給中國，但中國要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和帖克斯河流域寬200里、長4O0里的土地；第二，向俄國賠款500萬盧布(約合銀280萬兩)；第三，俄商在蒙古地方、新疆全境免稅貿易，增闢新的陸路通商線，自嘉峪關至西安、漢口、張家口至通州、天津往來販運；第四，准俄國在烏魯木齊、嘉峪關、哈密等七處添設領事；第五，改定塔兒巴哈台界址；第六，承認已入俄籍的伊犁人；第七，俄國船隻可在松花江航行至伯都訥(今吉林扶餘)。——條約對中國危害不可盡數。

八月初七崇厚給總署拍電，說條約全部定妥，八號將赴黑海畫押。十七號的電報稱已經籤押了！

崇厚的求快有些超過底線了。

他的行為為何如此令人費解，即使求快，也不能昏聵到如此地步。他真的收受了俄國人的賄賂？

崇厚自己地解釋，我們可以看到他如此作的原因。

十月十九日，崇厚於八月十五日上的關於伊犁條約的專折得到批覆。這份折中，他訴說着自己“每議一事動閱兼旬，並與格爾斯會商十餘次，計前後晤商數十餘次，辯論不下數萬言”艱辛。

清廷最關心的伊犁西南之界。俄國想在交還伊犁後，能暫時在綏定(伊犁九城之一)駐兵，崇厚以為此事不能答應，等到高甫滿前來特別商議，崇厚答應把西南地方讓給俄國。從條約的其他款項來看，崇厚所作的努力是微乎其微的。崇厚自己總結：“其餘約章所載，或變通辦法，或擴廣舊章，第有便於商情要無妨乎大體。竊念兩國邦交之重，萬裡邊界之遙，在伊犁之交還固大局所攸關，而約章之定明實伊犁之所系。前者，大學士左宗棠督師西下，將士用命轉戰多年，將天山南北路全境肅清，人心望治。今出水火而登諸衽席，休兵息民，諸事可從容布置，臣疊承恩命，指授機宜，統籌中外之情形，審慎事機之輕重，惟願我國家收回伊犁，安邊民以副蒼生之望，允開商路睦鄰國以宏懷遠之謨。”

至於他對俄國人態度的曖昧，卻是對於俄國的懼怕和對俄國交還伊犁的感謝。

他認為自己是十分顧全大局的，唯願國家安泰，休兵息民，並且時時以兩國邦交為重。但他的糊塗、苟且卻絲毫體現不出他所自稱的這些品質。

條約簽訂後格爾斯在給熱梅尼的信中欣喜地說道：“余茲幸已將中國人擺脫矣!”全程參與談判的熱梅尼對如此輕鬆得到巨大利益都略感不踏實，在致格爾斯的信中說：“條約尚在送往北京之途中，而吾人亦不知中國政府對此事意向如何，以及該政府為此所將採取之措施如何。布策也說：“貴國不勞一兵，不折一矢，競將伊犁好好安坐而得之，天下竟有如此便宜之事乎?”

奕訴無所適從：“雖寄崇厚電信有各事均候批准，再行舉辦之語可為退步。然中外情異勢殊，實覺毫無把握。”言下之意俄國人不好惹，若是不照辦，兩國有可能交戰，一旦戰敗，那將“所失更多”。於是請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金順等人一併籌議。

作為大清“鷹派”代表人物的左宗棠表現了他以一貫之的態度。首先指出了崇厚簽訂條約的危害：“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尤何極，可為嘆息痛恨者矣。”進而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在左宗棠看來，中國不但應該為改約而戰，而且具備戰的條件，他從勢與理兩個方面論證了武力改約的可能性，即“論理固我所長，論勢亦非我所短”。

新疆戰事的順利進展，左宗棠對自己的軍事勢力很有心信，光緒五年（1879年），他在給同僚的信中寫道：“此次平定南疆，聲威之盛度越尋常，而布置精詳，尤令遠人欽服。不但海上用兵以來僅見之事，即周、秦以來馭邊懷遠之略實鮮其比。觀俄、英各國議論，無復從前囂凌氣志……以勢理觀之，彼人固無詞可以藉口”。在給胡雪岩的信中表示：“中國戡定齊州，人才輩出，兵力視昔為強，船炮亦與泰西相埒。以之戰於海外，勝負尚未可知；若以之固疆宇而張撻伐之威，則主客勞逸之分，自操勝算。”

在左宗棠看來，不但中國的兵力可與俄國對抗，而且俄國國內問題重重，“難與中國並論”，“俄雖國大兵強，而土曠民少，究難與中國並論。頻年黷武不已，仇釁四結。英德各雄邦均不義其所為。土耳其一役，勉以和議，敷衍了局，而釁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復與奧亞里加構兵，法助俄而德助亞。……彼方務於西又肇釁於東，似難逞其毒。今日附近各部苦其征斂橫暴，頗有急盼大兵之意。”

另外，就中俄理之曲直而言，左宗棠認為理曲在俄：“地山雖以全權出使，而所議約章均須候御筆批准，是先無所謂允也。……且俄自踞伊犁，墮我九城，久假不歸；納我叛逆，屢索不與；四縱逋寇，擾我邊境。……是俄先已啟釁。曲本在俄。”

在這些分析之下，左宗棠得出“以言乎理，則兵以義動也；以言乎勢，則盤馬彎弓，惜不發也”的結論，對戰勝俄國信心十足。

而李鴻章則從三方面闡述了他對崇約及與之相關問題的看法。

就崇約利弊而言，他認為紕繆多端，有弊無利，並對條約內容關係重大者逐條駁斥。他說，關係商務諸條“在彼獲益不少，在我耗損已多”，而與商務相較，界務損失尤重，“伊犁割去南界數百里，跨距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往來要道……扼我咽喉，使新疆南北生氣中梗。……中國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南八城，談形勢者謂‘欲守回疆，必先守伊犁也’。今三面臨敵，將成孤注，自守方不易圖，豈足控制南路？”

就理之曲直而言，他認為崇約雖有弊無利，但如翻約，則理曲在我。在李鴻章看來，此次崇厚出使，奉有全權便宜行事之權。因此條約“先允後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鄰之道，先論曲直。曲在我而悔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論曲直。曲在我而師必不壯。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處於有直無曲之地。我既失伊犁，而復居不直之名為各國訕笑，則所失更多”。

最後，李鴻章認為翻約與否，關鍵要視雙方勢之強弱而定：“中國必自度果能始終堅持不至受人擠逼，且必自度邊備完固、軍餉充裕，足夠資控御，乃可毅然為之。否則躊躇審顧，只能隨宜設法，徐圖補救，並宜稍示含容，免使他國聞之，張其效尤”。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勢力強於俄國，則約可翻；否則只能盡力補救。對於敵我實力，李鴻章分析：“俄在西國為最強，其與中土沿海沿邊交界三萬餘里，更非英美德法可比”，而中國“粵捻平後，譴將裁勇，而餉源愈竭”，“無餉則無精兵無利器。淮軍協餉亦十去其四。上年奉部議飭裁一萬餘人，又分防南北兩洋，勢可謂強耶？不但南北洋兵勢不足，“黑吉兩省，既乏將帥，更乏勁兵巨餉，斷難與俄抵敵”。即使是左宗棠最為得意的西北軍隊，“不過爾爾，把握何在？將來俄人不必遽動大兵，止令所屬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及白彥虎之眾入境肆擾，數十萬人，可一呼而至，左公即首尾不能自顧”。

基於此種認識，李鴻章儘管認為崇約紕繆多端，卻反對廢約開釁，而主張“徐圖補救”；如若不能補救，則只能隱忍接受。否則，釁端一開，中國勢力不抵俄國，俄國勢必“變本加厲”，“有條約外之事”。他並因此對左宗棠等人的主戰大加抨擊：“左帥主戰，倡率一斑書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認為“左公意在主戰，未免不知彼己、不顧後艱”。

自然，李鴻章敵強我弱的認識是片面的，他過分強調了中國的虛弱而對俄國內部的情況缺乏應有的了解與分析。對左宗棠西北軍隊不堪一擊的描述，也攙雜了太多的個人偏見。

但左宗棠多年用兵西北，與外部世界接觸較少，其西學知識遠遠落後於沿海督撫，而與其當年在閩浙總督位上引領時代潮流、開風氣之先的輝煌更不可同日而語。

在伊犁問題上，左宗棠多次表示，俄國外強中乾，虛聲恫喝，認為俄船為英人所扼，不能出黑海，船政局所造之船足以與俄鏖戰。並多次強調水雷的重要性，以中國無此物為憾。對此，劉坤一不以為然，並致信彭雪琴逐一駁斥：“謂俄船為英人所扼，不能出黑海，則大謬不然。張香濤之折亦有此論，為外洋所笑，乃左相復踵其說耶？查從前英人憚俄人之強，合縱德、法等大國與俄人立約，不准俄船出黑海；及同治九年，德、法之戰，俄人乘機布告各國，將此約作為廢紙，俄船隨意出入黑海，英人無可如何。左相近在西陲，何於此節毫無聞見？水雷一事，沿海沿江各省早經購置，並自能制辦，而左相猶以為獨得之奇。此兩層恐總署與合肥嗤其為門外漢也。至謂船政局之船可以與俄鏖戰大洋，則未免護前。”李鴻章對左宗棠更是大加譏諷：左“於近日洋務尚多隔膜，即如奏稱船政造成各船可敵俄人東來鐵甲，可為笑柄”。

無論怎麼說，清廷還是不能接受崇厚的條約，但全面開展又沒有把握，便只能派人修改條約。

1881年，改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大臣，主要使命即為“將崇厚所定約章再行商議”。

曾紀澤對出使沙俄的艱巨性看得非常清楚，認為這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在交還伊犁問題上，曾紀澤認為帖克斯川地當南北要衝，形勢險要，若任其割據，則俄有歸地之名，而我無得地之實。於是，他“舍西境不提，專爭南境”，最後崇約割讓之地雖未全數索回，但總算爭回了伊犁南境帖克斯河流域、莫薩山口諸要隘，使伊犁安全獲得重要保障，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從北疆到南疆的交通命脈。俄在喀什噶爾劃界問題上堅持照崇約原議，把中國現管之蘇約克山口等地劃歸俄國。曾紀澤則堅決反對，強調“已定之界宜仍舊，未定之界可另勘”，俄要求中國從已定之國界再向後退，毫無道理。俄不得不同意中方繼續保有蘇約克山口等處領土。此外，在嘉峪關通商、松花江行船、天山南北路貿易納稅等方面，新約也比崇約要少損失若干利益。在償款問題上，俄方要l200萬盧布，並且聲言“如謂未嘗交綏，無索兵費之理，則俄正欲一戰，以補糜費”。曾紀澤針對俄方的“恃強”，“未為稍屈”，提出倘若開戰，則“勝負難知，中國獲勝，則俄國亦須償我兵費”。

經7個多月艱難談判，中俄於1882年簽訂新約。新約爭回了伊犁西南境的大片國土，使得邊疆重鎮伊犁有了重要屏障。這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格爾斯驚嘆地說：“我辦外交4O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才!”西方著名史家馬士也評價：“左宗棠用血和鐵平定了喀什噶爾而曾紀澤又光榮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國在它的許多世紀的歷史上，向來是慣於軍事勝利的，但是像曾紀澤這樣的不流血的外交勝利，在它的經驗中卻還是一個創舉。”

但這仍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曾紀澤的虎口裡奪食，仍不能完全彌補崇厚的罪過。崇厚回國後，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體芳上折請定崇厚專擅誤國之罪，並且說他“於上海等處節節逗留。欲伺上意漸解再圖入見”。上諭於是稱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回國，着交部嚴加議處。在清流派一片咒罵聲中，崇厚被投入了刑部大牢。此事惹惱了俄國人，還驚動了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女王出面電請慈禧赦免崇厚。清廷為了促使二次交涉成行，於光緒六年(1880年)五月十九日赦免了崇厚“斬監候”之罪。光緒十年(1884年)崇厚助軍餉三十萬兩，才終於獲釋。光緒十九年(1893年)，67歲時去世。

崇厚死了，他本身並沒有什麼必要仔細分析，他是在耆英的時代已經過去30多年之後仍在重複耆英的路，耆英是錯誤，他卻只能說是罪行。但他引出的爭論卻遠非伊犁交涉所能完結。

無論主戰還是主和，李鴻章與左宗棠的內心都充滿着矛盾與困惑，他們都是中興名臣，都是深愛自己的國家。當然，朝廷和國家在他們心中還不能截然分開。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條件下理為勢抑、勢不能伸理都是極為痛苦的。李鴻章因主和而多次為清議所不容，且不說其因甲午戰敗遭受清議苛責後之狼狽，即使在中法戰爭中，他也同樣為清議所不容。主和者固然要忍受清議責難之痛，而主戰者也往往要承受戰敗之苦。中法戰後，積極主戰的左宗棠感慨良多，在遺折中痛陳：“此次越南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恨平生，不能瞑目”，並告誡清廷“併力補牢，先期求艾”。這其中所透露的是“勢”不能伸 “理”的悲痛。

只有強勢，方能伸理。因此，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無論主戰還是主和，他們都將“內要自強”視為當務之急，並積極推行洋務運動。但是，他們推行洋務的路上，阻力重重。無事的時候，清流指責他們辦洋務是空耗國帑，而每當戰爭來臨的時候，國人以主戰相期，清議以主戰名高，他們卻因受制於敵強我弱之“勢”戰和兩難。此中的無奈，他們言之屢屢。

左宗棠曾經慨嘆道：“數年以來，空言自強，稍有變態，即不免為所震撼，洵可憂也。此次或無他慮。然事過若忘，當如之何？”李鴻章更是時時以自強告戒清廷、告誡國人：“師彼之長，去我所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順手，亦復何補涓埃！所願當路諸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但日迫一日的外患未能扭轉朝野苟且因循之習，自強流於空談，每遇戰事，他們只能在戰和間游移徘徊。而更可悲的，二人卻又那麼水火不容，被權勢所累，半生為敵。左因主張“敗局中亦非無勝著”而被歷史褒獎，李卻因指出“暫勝必終敗”而被詬病，至今仍難脫賣國賊外衣。

參考書籍：

（1）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2） 《籌辦夷務始末》

（3） 《左宗棠集》

（4） 《李文忠公集》

（六）結語

原本想在最後寫寫李鴻章，但左思右想，下不去筆。李鴻章是晚清中國最大的“賣國賊”，但更是晚清最大的愛國者。這兩個身份交錯摻雜，多少人想梳理得開都未能盡全功，我這篇讀書筆記類的東西又怎麼敢冒然？

愛國和賣國，說得太多，說得太久。晚清時候的人物，一個個都似乎在賣國，又似乎都在愛國。究其一點，總是有着很多的證據。

其實，愛中國和愛大清，在晚清人物心目中，實在是血肉相連，難以分割的。清朝雖然是異族入主，但卻繼承了中華數千年的文化脈絡。他是代表着幾千年文化的中國面對着近代的到來。

它的一舉一動，一榮一辱，一興一亡，對於從傳統走出來的人們來說，何處不與中國息息相關呢？

保大清就是保中國，無論是耆英、葉名琛還是奕䜣、曾國藩都不能越過這一點。

當革命黨“保大清便不能保中國”的口號響亮提出的時候，這個死結似乎解開了。但也僅僅是似乎。

王國維、梁濟的毅然辭世，羅振玉效力於滿洲國，似乎都還告知着人們，愛國是愛什麼仍不是那麼簡單明了的。

當一個政府承載了文化、感情與認同的時候，拋下他總是那麼艱難。為了給這個艱難一個理由，便不得不把政府和國家等同起來。

理解，這個詞好寫不好做。但多一些理解，便會少一些偏激，在生活中如此，在歷史中又何嘗不是如此？

試着理解歷史上的人，我們會更理性的看待我們自己。

2006年12月16日星期六

作者： 0817kk

國家概念

對國家的定義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爭論。馬克思主義在深入研究國家產生的原因及其發展變革的規律，概括了各種類型國家的特點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為國家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科學的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這是V.I. 列寧 對K. 馬克思、F.恩格斯的國家觀點最全面、最準確的概括。它包括3層含義：①國家是有階級社會的組織。這說明國家是一種歷史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它是社會內部矛盾運動發展的結果，是私有制出現、階級形成後，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同樣，國家也必然伴隨着階級、階級矛盾的徹底消滅而自行消亡。這是國家的產生、發展、消亡的客觀規律。②國家是階級統治。這指出了國家的本質，即國家是哪個階級的政權，是哪個階級的統治。在有階級的社會中，任何一個階級的統治都來源於它們的經濟統治，而一個階級的經濟統治又必須依靠它的政治統治來維護和鞏固，因此國家政權總是屬於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政治統治是統治階級的聯合力量，是統治階級的集體意志和力量的表現，一般都是通過國家意志來實現的。奴隸制國家的本質是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封建制國家的本質是地主階級的統治，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是無產階級的統治。③國家是機器。它形象地指出國家是由許多部件所組成的互相聯繫的有機整體。國家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它有強迫被統治階級服從國家意志的能力，有行使這種權力的官吏（幹部），有實現這種權力的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強制機關，還有供養官吏與強制機關的捐稅和國債。這3項構成一種組織力量和物質力量，即特殊的社會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