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鮮皇室的“反清復明”秘密計劃 |
| 送交者: ZTer 2007年11月29日16:17:5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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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還質子,減少歲貢,本是清朝為緩和兩國關係而為,但是經過1627年和1636年的兩次戰爭,朝鮮對清朝產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鮮一方,明朝滅亡本是調整對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機,但是,反清份子利用朝鮮民族對滿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義的外交,延緩了兩國關係的改善。 朝鮮李朝視清朝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問題,朝鮮就是這樣處理的。 孝宗的“反清復明”戰備 當時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李朝孝宗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他對大臣說:“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對大臣“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的擔心,他說:“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 為了北伐,孝宗首先採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由於財政困難,未能實現。(韓國姜萬吉《韓國近代史》) 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政權、吳三桂和三藩分裂勢力、台灣鄭成功、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台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實錄》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李淏的兒子顯宗李棩和孫子肅宗李焞,對聯日伐清之事也很積極。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築城訓練為守御計”,企圖以防禦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於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與日本素和好,奏摺不實,順治皇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這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六使詰責”事件。 “反清復明”與清朝與朝鮮的關係走勢 由於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北伐大計難以實施。而且由於新興的清朝連續有順治、康熙兩位勵精圖治的皇帝,不僅鞏固了全國的統一,而且為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朝鮮反清派期望的漢民族武裝反抗、滿清統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沒有實現。1683年,清朝統一台灣,南明殘存勢力滅亡,影響中、朝、日關係的不確定因素消失。作為實際行動綱領的朝鮮北伐計劃,壽終正寢。朝鮮沒有介入中國內戰,也沒有鋌而走險聯合日本跨過鴨綠江入侵遼瀋,冒犯正處於全面上升和旺盛時期的新興滿洲軍事強權。這是朝鮮的大幸,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北伐雖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延緩了中朝關係改善的步伐。朝鮮的北伐論者不想肯定中國在滿清統治下的文化和經濟先進性,以後還幾乎全面封鎖了對中國文化的引進。
朝鮮的反清復明計劃和北伐準備是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對清朝的鄙視仇恨和恪守藩屬朝貢制度同時並存。由於以追求實利為標準的外交傳統始終在朝鮮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動採取種種善意舉措,1683年清朝統一台灣後,中朝關係終於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時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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