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恩來和女人們

　　周恩來一生只結過一次婚。 這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風雲人物中，是少見的。

國共領袖們的複雜婚史

　　孫中山二十歲娶元配盧慕貞，盧氏是舊式婦女，生一男一女。其後他奔走革命，與志同道合的陳粹芬同居十年；長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歲時，又在日本與年僅二十二歲、出身名門的女秘書宋慶齡結婚。

　　蔣介石十五歲娶元配毛福梅，生長子蔣經國。二十六歲納江蘇吳縣姚怡誠為側室，並把她帶回了老家。三十四歲那年，由張靜江證婚與陳潔如結為連理。一九二七年，他將陳潔如送到美國留學，登報聲明與毛氏姚氏脫離夫妻關係，在上海舉行豪華婚禮，與心意已久的宋美齡結婚。

　　毛澤東十四歲娶元配羅氏，三年後羅氏去世，毛離開故鄉求學。二十七歲，與已故恩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在長沙結為夫妻。三十五歲，與紅軍女戰士賀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樓同居，其時楊開慧帶着他的三個兒子在湖南鄉下從事革命活動，兩年後被捕，不願申明與毛脫離關係，從容就義。賀子珍生三子三女（僅存三女李敏），於一九三七年十月隻身赴蘇聯治病。第二年，四十五歲的毛澤東又在延安與來自上海的電影明星藍萍同居。藍萍後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權傾一時。

　　劉少奇結過六次婚。少時在老家湖南寧鄉娶髮妻楊氏，一九三零年病勢。第二任妻子何寶珍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國民黨處決。第三任妻子謝飛，結婚三年後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歲與劉結婚，離婚後嫁給了文革"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聶元梓的哥哥聶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輕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歲娶髮妻蕭菊芳，她是部隊裡的一個朋友的妹妹，師範學校學生，四年後患熱病去世。第二個妻子陳玉貞，也是部隊裡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拋妻別子，去上海和德國尋找共產黨，據記載，同時被他拋在家的還有五個小老婆（韓素音《周恩來與現代中國》第67頁）。一九二八年初，與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參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蘭被國軍俘虜，砍下頭顱，懸街示眾。不久，朱德在江西蘇區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歲，出身農民，不識字，跟隨紅軍長征，官至全國婦聯主席。

　　鄧小平算是結婚比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個妻子。髮妻張錫媛，結婚四年因難產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維映，在鄧政治上遭受打擊時背他而去，嫁給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蘇區組織部長李維漢。第三任妻子卓琳，是雲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遷的女兒，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抗戰爆發投奔延安。

複雜婚史的背景

　　中國歷史上，權利與婚姻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皇帝享有三宮六院，文臣武將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並沒有推翻"小老婆制 "。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各領風騷的軍閥豪強們，很少有不蓄妾的，──號稱"基督將軍"的馮玉祥算是一個例外，他一生堅決不納妾，並引以自豪。綜觀前後主宰中國前運動十年的國共兩黨，它們的領袖人物中，像周恩來這樣婚姻單純的例子，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實在是不多見。

　　複雜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會很簡單。各人的情況都不一樣，同一個人，每次婚姻的情況也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但我們仍不是不可以大致歸納出主要的幾項來。

　　一是對包辦婚姻的反叛。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沒有什麼愛情可言。身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為己任，當然不願、也不能忍受舊式婚姻的羈絆。但他們之間還有區別。毛澤東是髮妻羅氏死後十年，才與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結合的。劉少奇的情況也差不多。十四歲，他們並沒有因不滿包辦婚姻，人為地去打破它。孫中山和蔣介石，則都是元配還健在的時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蔣介石更將新人帶回老家，讓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後一次結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儘管她已經被哄騙着在協議書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關係。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黃世仁逼着楊白勞拿自己的女兒抵債。

　　二是前妻亡故或離婚。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屬於這種情況。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劉少奇雖然結婚次數最多，但從來不搞婚外戀。文革中遭到批鬥，紅衛兵將其婚姻狀況暴光，指責他"生活腐化"，劉氣得渾身發抖："要是說我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對我生活方面這樣誹謗、中傷我，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來，人們對我生活作風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雖然結過五次婚（應該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結婚的。迄今為止，我沒有淫亂的男女關係。"他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公開聲明自己"沒有淫亂的男女關係"的一位。經過一些史學家考證，所言不虛。

　　三是前妻不在身邊，後妻乘虛而入。毛澤東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這種情況。前妻不在身邊，但都活着，帶着他們的親生子女，日子的艱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兒似乎不可一日無妻，於是不免有"新的女性"來填空白。她們要是聰明一點，是絕不肯讓丈夫隻身離開的，無論戰爭環境多麼殘酷，沒吃的沒穿的，行軍打仗槍林彈雨，死活也跟着。賀子珍不懂這個道理，好容易長徵到了陝北，卻自己放棄了領地，一溜煙跑去了蘇聯。殊不知此一去去得瀟灑，回頭卻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樣。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機關撤出延安，後面有敵兵窮追猛趕，頭上有飛機狂轟濫炸，她堅決不肯過三河，要陪毛澤東轉戰陝北。這關鍵性的一年多時間，不但奠定了中共奪取中國政權的基礎，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從侍妾升格為正妻。

"既來之，則安之"的鄧穎超

　　周恩來自幼喪母父親長年在外謀生，不問家政，從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沒有機會接受包辦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舊式婚姻的問題。在南開讀書時，校董嚴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說親，想把女兒許配給他，被他拒絕了。那時他是學校最窮的學生，卻不願接受這門親事，以免將來受嚴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從蹲了半年的監獄獲釋，為他辯論的著名律師劉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謝絕了其美意。

　　他與鄧穎超是自由戀愛而結合。不但兩相情願，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鄧穎超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在革命陣營中的位置都十分顯要。國共合作破裂，情勢突然險惡，他們都被迫轉入地下，經常兩地分居，聚少離多。幸運的是，沒有發生一方被捕殺頭，或死於其他不測，或另一方移情別戀的故事。而這些正是造成許多革命伴侶分分合合的緣由，如俗話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朱德等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難。周恩來多次大難不死，鄧穎超也好幾次陷入險境。國共翻臉的時候，她正在廣州難產，孩子生下來就死了，躲過軍警嚴密搜索，到上海尋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喬裝打扮穿越重重封鎖坐火車到蘇聯參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兩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遭到徹底破壞；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蘇區，肺結核病復發，連續大口吐血，其後又拖病參加長征。然而她奇蹟般地躲過一個接一個災難，安然活了下來，沒有成為楊開慧、伍若蘭、何寶珍或張錫媛。中共建政後，她長期養病，還專門寫過一篇談怎樣養病的體會文章，"既來之，則安之"什麼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體硬朗、精力過人的周恩來多活了幾十年，八十八歲才去世。

沒有參加演出羅曼劇

　　不僅長壽，也沒有被"休棄"。鄧穎超在黨內的地位一直不低，剛結婚就是革命中心廣東的中共區委婦女部長，一九二六年擔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在國共兩黨要員中享有相當的知名度。其後又任過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央直屬機關支部書記、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機要科科長，一九三八年夏天，又與毛澤東、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選為中共方面出席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成為該會十名女參政員之一。加上周恩來的身份，如果發生婚變，勢必產生甚大的負面影響。即使以顧全大局、謹慎處世著稱的周恩來有什麼"非份之想"，他也不會不知難而退。

　　延安時期，上演了一幕幕羅曼劇，許多中共領導人成為劇中的男主角。最為人側目，而且對歷史影響最巨的，當屬毛澤東與江青（藍萍）的愛情故事。中央紅軍初抵陝北時，長征剩下的女同志僅三十人。加上當地的女性，連地主家沒來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進來，男人與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種說法是八十比一，似更準確）。女作家丁玲，曾記述毛澤東跟她在延安窯洞的一次談話，毛扳着指頭數，怎麼也湊不齊"七十二才人"來。抗戰爆發後，大批青年學子湧入延安，使革命隊伍成份大變，男女比例的失調也有所緩和，但女人仍"供不應求"。那些年輕、有姿色、有一定學歷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級領導人物色的對象。奮鬥這麼多年大夥兒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來的，如今距革命勝利還遙遠得很，生存條件也艱苦非常，但總算有了個安身落腳的底盤，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協調的家庭生活。

　　隨着個人領導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業中份量的增加，對"妻"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從人性的角度去看，這也無可厚非。像賀子珍那樣動不動就拍桌子打椅、口口聲聲要親手"斃掉那兩個騷貨"的女人，儘管剛勇可愛，的確也因過份粗俗而容易壞事。年饉二十五歲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就是她一頓撒潑，被迫離開延安的。同時被迫離延安的，還有擔任其翻譯的吳廣惠小姐，她從此竟銷聲匿跡。

"鄧大姐"的才學與風度

　　鄧穎超在第一代共產黨領袖的夫人中，屬於文化程度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畢業於直吏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相對於長沙福湘女中的楊開慧、永新福音堂小學畢業的賀子珍、大字不識直至一九三七年才進延安抗大當學員的康克清，她的學歷是十分驕人的。甚至許多領袖人物，包括周恩來本人的學歷也不如她。周恩來的正式文憑是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後赴日本求學，卻屢試不中，只好回天津進了新開辦的南開中學大學部（後改為南開大學），沒上幾天課又赴法國勤工儉學，旅歐期間，他勤工而不儉學，除了讀語言學校，沒踏入正式大學校門讀過一天書。當然，沒進校門念書不等於不讀書，更不等於不學無術。事實上，他廣泛閱讀社會科學的著作，尋找拯救中國的道路，為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學識基礎。但如果只論畢業證書，鄧穎超比他要高。

　　鄧穎超還是寫文章的好手，從十五歲在周恩來主編的《覺悟》雜誌上發表《為什麼…？》起，一直撰稿不輟，對婦女運動的影響頗大。她喜歡寫詩，愛好文學與閱讀，喜好與文藝界人士交往。不過，從她留下來的文稿看，談不上是寫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餘而鞭辟入裡不足。文學的品位也不怎麼樣，大體只能算是一般業餘水平。即使如此，這在早期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已屬難得的人才。正因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她在與周恩來長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夠配合默契，進退有據，拿捏得當，演好一個"革命伴侶"的角色，而不至於動搖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據說是"鄧大姐最喜歡"的詩，其中幾句似乎很能說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過後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只要在秋光里結好你的果子，白髮就永遠上不了你的頭！"鄧穎超是不必為年齡發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進北平西山平民療養院治療肺病，與一位清華大學的女學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輕患病，戀人又參加抗日工作不幸犧牲，故情緒十分低落。她問鄧穎超的家庭時，鄧則禁不住"臉上漾開甜蜜的笑容"，柔聲誇說自己的丈夫："他呀，濃眉毛，大眼睛，高個兒，寬肩膀，聰明能幹，極有才華，更有氣派，並且有強烈的愛國思想。"（《鄧穎超傳》第220頁）

第一位戀人"並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別說是百里挑一萬里挑一，便是全中國也沒有幾個。鄧穎超雖說對自己婚姻極為滿意，但在一個年輕輕即遭遇不幸的女學生面前這樣誇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況她是化名到國統區養病，身份應儘可能隱蔽，不宜到處招搖以引人注目。

　　周恩來的"高個兒"，也言過其實。周恩來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韓素音書中講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誤），按現時社會上的標準，還沒跨過"半殘廢"的檻兒，只能算是"殘廢"。即以當時中國人的平均身高而論，也只是中等個兒，談不上"高個兒"。相比之下，鄧穎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也沒什麼不可。鄧穎超誇稱丈夫是"高個"，以至於"七七"事變爆發後，身材高大的南漢辰匆匆趕到醫院通知鄧轉移，同院的小病友陳溶還以為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來雖個不高，身材卻十分勻稱，加上舉止瀟灑，絕不顯得矮。何況一個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論英雄。

　　人們說起他們的婚姻，幾乎都用"恩愛"、"甜蜜"、甚至"偉大"來形容。實際情況如何呢？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鄧穎超十五歲，時逢二十一歲的周恩來從日本落第回到天津，準備進南開大學。"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積極參加和組織天津的青年運動，成為學生領袖。他曾應邀到直吏第一女師幫助排演話劇《花木蘭》和《安重根》，鄧穎超在這兩個話劇中都演主角。鄧又在周主編的雜誌上發表文章，還一道領導學生示威，名副其實是一對志同道合的戰友。但是，周恩來的第一個戀人不是鄧穎超，而是另一位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張若名。

　　很多年以後，有西方記者向鄧穎超問起周恩來這位初戀情人，她很輕鬆地笑着反問：　　"是的，但並不重要，不是嗎？"

才貌雙全的張若名終不敵"小超"

　　對於鄧穎超也許"並不重要"，對於研究青年周恩來，這位張若名當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個簡單的事實，鄧穎超和張若名同為直吏第一女師的學生領袖，都與周恩來有着頻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戰鬥情誼，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張，而不是鄧。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學生聚眾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請願，周恩來為總指揮。

　　周與另外三位學生代表郭隆真、於蘭鍺、張若名直闖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這次運動，五十多個學生重傷，二十四人被捕入獄。這是周恩來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坐牢，前後將近半年。四月五日，鄧穎超等二十四名學生卷着鋪蓋到警察廳，要求入獄，以交換周恩來等二十四人。

　　張若名與周恩來一同坐牢，鄧穎超領人要求代替他們坐牢，就"鬥爭情誼"而言，二人幾乎相當。如果仔細分析，張若名似乎更勝一籌。事實上，張若名年齡比鄧穎超稍長，在學生運動中的影響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學界當時有兩大組織，一是天津學聯，一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由於傳統習慣，男女學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團體內各自活動，就像男女學學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劇一樣。正是張若名的提議，將兩個團體合併，以便統一行動，壯大聯合的力量。此議得到周恩來的贊同，並由兩個組織的骨幹分子組成了"覺悟社"，張若名在衝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學生運動方面起到的作用，顯然不是鄧穎超說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經過法庭審理，入獄學生代表全數獲釋，周恩來等人被當成"英雄"，胸佩"為國犧牲"的紀念章和大紅花，受到鑼鼓鞭炮的凱旋歡迎，出盡風頭。"英雄"中當然也有張若名。十一月七日，周恩來在上海乘法國油輪Bordeaux號赴法國勤工儉學，同行學生一百九十七人，張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鄧穎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繼續她的學業和學生團體"覺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織的毛衣給臨行的周恩來，內側繡了一行字"給你溫暖，小超"。

周恩來的小布爾喬亞情調

　　然而自那以後，張若名的名字即從有關周恩來的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種說法是，家庭富裕、性格開朗的張若名在赴法國途中與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熱 "。另一種說法是，在旅歐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麗的張若名"熱烈的追求他"，周卻沒有選擇她。後來他說"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

　　周恩來的這句話應該不假。只是太虛了一點，無法向歷史交代，沒有說明為什麼她"不適合"，而認定鄧穎超非常適合做革命的終身伴侶。一些傳記作家認為，張若名到法國以後，一改先前激進、好拋頭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實實地讀起書來了。畢竟，他們是去勤工儉學的，完成學業才是主要目的。周恩來則"決心獻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終至於分道揚鑣。

　　周恩來給朋友寫信，常忍不住向他們誇耀歐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極了"。剛到法國的時候，他還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給國內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勝多，你想來嗎？"這即使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也仍不失為一種時髦的玩法。他喜歡跳舞，常去公共舞廳，從不愁沒有舞伴。別的中國學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樣受歡迎，或許是沒有他的才俊與風度，生活壓力也比他大。周恩來家境貧寒，在日本求學時一度生活無着寄人籬下，心情也總是煩悶。但赴歐前他的經濟狀況大為改觀,一方面得到南開校董嚴修和著名律師劉崇佑的資助，另一方面與天津《益世報》商定，作為該報的旅歐通訊員，以稿費貼補生活費用。這樣，他就無須像絕大多數同行的中國學生那樣，為解決基本的生計到工廠打那種報酬極低的工，去過那種遭受"剝削和壓榨"的暗無天日的工人階級生活，較能以"小布爾喬亞"的情調去大量、領略和欣賞生活的美，包括對異性美的欣賞。

　　很難想象，風華正茂的周恩來會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沒忘記要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他身邊那個脾氣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時發出警告："你不該沉湎於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雙眼應該一直盯在受壓迫、被剝削的工人身上。"蔡和森是湖南人，曾與毛澤東在長沙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最早提出"必造中國與世界"的宏旨，主張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動極為左傾和激進。他對周恩來聲嚴色厲地呵斥，沖淡了外界美色對他的吸引力。周恩來後來向鄧穎超表白："有蔡和森這樣一位朋友就足夠了…我迄今未交一位異性朋友，…我也不打算要交。"

張若名投河自殺

　　一九二二年，一位南開的同學到柏林看他，首先注意到周恩來的衣櫥和室內的布置，對於一個學生來說未免顯得豪華。他好奇的問周："你近來有什麼新發現？"

　　"你是指…女孩子？沒有。"

　　"我不信，像你這樣英俊的人，還有像你這樣的排場…"

　　"我不想有什麼連累，獨身生活比較好，可以多做點事情。"（許芥昱《周恩來傳》第43頁）

　　革命和美不是對立的。但在早期共產黨人的心目中，美作為精神享受，卻是瓦解革命鬥志的一種腐蝕劑。周恩來終其一生，無論當學生，作軍官，從事地下活動，任黨的領導人，位居國務院總理，都非常愛"漂亮"和"排場"，講究美的儀表和舉止，喜愛藝術。難怪他的同學不信。

　　一些研究者認為，周恩來與張若名在巴黎期間已實際上同居，張並由周介紹加入共產黨。一九二四年周恩來離開法國，與張"拜拜"，張立即宣布退出了共產黨。（司馬台《雙重的多彩多姿──周恩來的戀愛和私生活》）張入黨是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來結婚後，張若名也另嫁楊塵。一九三一年張隨丈夫回國教書，周還秘密會見過她幾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後一次在雲南與她相見。一九五七年，楊、張的兒子楊在道被打成右派，張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張若名投河自殺。又過了兩年，由於鄧穎超的過問，才給予平反。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個署名龍雲的作者寫了一本《周恩來浮沉錄》，一九八八年由台灣龍泉書局出版。敘及周恩來在旅歐期間，曾與一位十八歲的德國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個長相不錯的美人兒。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回國前，從巴黎給她寄了一封信，託言家父病危需歸國省親，不辭而別。兩人再也沒見過面。

　　他們還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古諾•古維爾萊德•周，由東德境內一個叫齊陶的人收養，長大後在茨伊道的工廠工作，並娶妻亞妮蓮，生了兩個兒子：西蒙尼和安凱，即周恩來的曾孫。

流行小說家的政治偏見

　　在龍雲筆下，周恩來的外國情人和子孫們各個有名有姓，知根知底。除了在德國的艷，還在日本京都借錢逛過妓院，在天津學生運動期間先後與一個小"Y"的姑娘和鄧穎超上床，等等。作者完全襲用流行小說家的筆法，帶着極強的政治偏見，把周恩來寫得如同下三濫式的小丑，一些場景及心理的描寫尤其淺薄和離譜，實在沒有可信度。連帶所謂"混血子孫的描述，無論其怎樣言之旦旦，也難免人們把它當成天方夜談了。

　　"Y"姑娘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積極分子，家庭富有，臉蛋身材較好，出國留學與另一旅伴搞在一起，…這些顯然都是暗指張若名。站不住腳的是，周恩來在天津時就先後和她與鄧穎超上床，而且是為了鄧穎超拋棄了容顏美麗的張若名。如果周恩來真像作者說的，是一個好色之徒，是絕不會捨棄已經到手的佳人而另尋相貌差得太遠的新歡的。況且從日本回天津，只有短暫的兩年多一點的時間，期間發起"覺悟社"，組織學生運動，入南開大學求學，準備赴法國勤工儉學，再扣去半年的監獄生活，還剩多少時間和精力能周旋於女人的裙裾之間，把兩個女人都搞上手，實在說不過去。

　　至於在日本的京都借錢逛妓院，更顯得是無稽之談，其時周恩來經濟拮据，寄人籬下，又一次一次面臨入學考試的壓力，很難想象會竭制不住去玩妓女，更何況是借了債"超前消費"。他從小即善於理財，習慣精打細算地過日子，貴為總理後不改初衷。

　　小說還寫了鄧穎超的緋聞。一是在與周恩來定情時，他還持了另一個男士李寶森，此人後以李震瀛為名從事工人運動，擔任過中共"五大"和"六大"中央委員。二是一九三零年周恩來赴蘇聯出席蘇共"十六大"期間，鄧穎超紅杏出牆，與當時留在國內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熱，事後周恩來知悉，遂與共產國際代表聯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徹底清算"立三路線"。李寶森的事，即便不是捕風捉影，也無可議之處。與李立三的關係，缺乏事實根據。周恩來在黨內批判立三路線之初，一度態度溫和，被莫斯科派的王明等人指為"調和主義"，自身都差點過不了關，壓力之下，這才參加"徹底清算"。把鄧穎超的"紅杏出牆"扯進來，嶧說明此次黨內鬥爭周恩來前後態度的轉變，實在過於牽強。

周恩來在德國子孫們

　　是否真有那麼一位德國姑娘國妮昆蒂•史蒂芬及其子孫？他們雖然有名有姓，包括職業、年齡，但正因為介紹得太具體，而又缺乏更為詳細和有力的證據來說明，反而令人生疑。加上作者在整本書所採用的誇張、漫畫式和捕風捉影的寫作說法，其不合情理處處可見，更大幅度減低了它的可信度。

　　周恩來與德國情人的故事，始傳於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恩來批判》一書中梅子的文章指為一九五一年，有誤）周訪東德，接受胡包特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忽有一位自稱是他兒子的東德男子要與他相會，被他拒絕。該男子面貌有華人特性，輪廓也像周恩來。據當時西方報紙報導，他是周恩來在法國巴黎留學時，與一位德國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黨員，後離開巴黎返回德國。

　　"周恩來在東德有子孫"的新聞，啟發了當時西德《明星》周刊記者海德曼，他以極大的興趣和耐心，深入"鐵幕"採訪，在東德漢德海根見到了周恩來當年的情人及其兒子的遺孀，後來又在芝遠見到了周恩來的孫子。據海德曼報導，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為哥廷根的奧本曼旅店的女僕，一九二三年周恩來寓居該店期間與之相識，暱稱她為格德爾，兩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頭髮深棕色，體態略胖，不久為周生下一子，取名庫諾（古諾）。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闆解僱，回鄉下父母家去了，從此與周斷絕音訊。庫諾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妻子改嫁，留下一個孫子威佛利（即古諾•韋爾來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漢德海根採訪他才是個十來歲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記者再訪東德，威佛利已長大成人，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結了婚，已有兩個女兒（不是兒子）。他為自己是周恩來的後代深感榮耀，得意地告訴記者："我的祖父舉世聞名"。還說工廠的同事都知道這件事。（金鐘編《周恩來批判》第183頁）

　影響周恩來一生的女人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舊制和傳統勢力仍十分強大，但要求革新、嚮往新生活、敢於蔑視陳腐觀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漸形成自己的道德規範，其中不少是過激的、或叫矯枉過正的。在男女關係方面，追求自由戀愛，不顧及環境和背景地大膽結合，乃至喜新厭舊，更是一種時尚。前面說到的國共兩黨領袖人物們諸多負載的情愛史，婚姻史，也是這一時尚造成的結果。相較之下，"與德國姑娘"未婚同居並不是一件太見不得人的事。何況社會風氣演繹至今，很少還會有人去苟責婚前同居這一類事了。當然，如果出於塑造一位道德聖人的需要，自又另當別論。

　　無論如何，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合之後，一直保持着穩定的、"原始"的婚姻記錄，這好似無可爭辯的事實。

　　一般認為，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他只有一個妻子的話。但另一個女人，很難說不比妻子更為重要，那就是他的母親。周恩來有兩位母親，一位是他的生母；另一位是嗣母，都對童年的周恩來產生過深刻的影響。如果排除遺傳因素的考慮，嗣母的影響似乎更大。

　　生母姓高，小名冬兒，因排行十二，又稱十二姑。周恩來是他的長子，應該是看得很重的。在他不滿一歲時，叔父周貽淦病危，父母便將恩來過繼給尚無子嗣的叔嬸，以為安撫和寄託。兩個月後，叔父去世，嗣母（嬸）陳氏獨自帶着恩來生活。周家是祖父傳下來的一個大宅院，父輩四兄弟住在一起，恩來的生父是老二（按大家庭排是第七），嗣父是老死（按大家庭排是第十一）。所以實際上，周恩來童年仍和親生父母及弟弟生活在一個院子裡，只是由陳氏來教養。而他比兩個弟弟，也多得到一份母性的關愛。他稱陳氏為"娘"，稱萬氏為"乾媽"。

　　陳氏出身於一個貧寒的讀書人家，二十二歲守寡。她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全部傾注在恩來身上，為他請了一位乳媽蔣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兩間屋子裡。恩來四歲，嗣母邊教他識字；五歲，送他進了私塾。直到她去世，恩來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她。四十年後他回顧說："直到今天，我還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繼承來的。"但他同時也說："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份。"他認為，母教的過份仁慈和禮讓，也對他的性格形成有影響。

　　六歲那年，周恩來隨同父親、母親、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縣清江浦居住。他的外祖父在清河做了三十年知縣，家庭人口眾多。周恩來在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讀書，經常親眼目睹母親被請去調解家庭糾紛，這使他從小學會了許多處理各種人際關係、中介調解複雜矛盾的耐心和方法。這種能力，在日後的國共兩黨及中共黨內的政治鬥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意淫大師與公眾情人

　　九歲那年，即一九零七年，生母去世以後，嗣母又被肺結核奪去了生命。他對嗣母感情尤深，曾寫過一篇《念娘文》，未能保存下來。抗戰勝利時在重慶的文化界人士都記得，周恩來對記者含淚說過一段非常感性的話："三十八年了，我沒有回過家，母親墓前想來已是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親恩未報！"一言既出，聞者動容，始信共產黨人也重親情倫理，而非六親不認的怪物。

　　相比之下，父親周劭綱為人老實、膽小，謀生能力較差，收入很少，經常債台高築。萬氏與陳氏去世之後，還不如周恩來的伯父。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雖然是一個強大的夫權和父權的社會，但好幾位改變二十世紀歷史進程的國共領袖人物，對母親的感情和受母親的影響都遠遠大於父親。孫中山十二歲侍母一起到檀香山，在那裡接受了五年的西方教育，從少年成長為青年，開始革命思想的萌芽。蔣介石少年喪父，和弟弟與本來感情就很深的母親相依為命，慈母情結難解，以至於其母趕緊替三歲的他找了一個大五歲的媳婦毛福梅。新婚初夜蔣介石不肖與毛氏同房，竟在母親的床上賴了一夜。毛澤東也十分眷戀他的母親，而把父親劃為暴力和專制的統治者。鄧小平的父親長年遠避重慶，家政由母親淡氏主持支撐，鄧小平十六歲赴法國勤工儉學，淡氏思子心切，不幾年鬱鬱而終。中共建政後，他將比自己只大幾歲的繼母接來同住奉養，至死不渝。就是連子承父業的蔣經國，對母親毛氏的感情之深，也遠遠超過一手將他培養成自己接班人的父親蔣介石。

　　不同的是，周恩來的兩位母親去世太早，它們在他心目中留存的形像也就更完美，和更令他懷念。長大成人後，這種意識深處的懷念，轉換成對女性的有距離的鑑賞，而非一定是身體的占有。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意淫"。我不認為，每種類似的條件都會這樣轉換，因為意淫是要具備相當條件的，而且還要需要相當的個人修養。《紅樓夢》裡的賈寶玉是一類意淫典型，周恩來是另一類意淫典型。他們的意淫的形式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別，但有一點相同，即"公眾情人"式的生活環境。賈寶玉是大觀園裡眾多年輕女性的夢中情人；周恩來是廣大中國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的夢中情人。

政治明星地位終身不墜

　　周恩來的"明星期"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了，否則他不會為南開的校董嚴修、著名律師劉崇佑看中，有意招他為婿。赴歐前，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他和直吏第一女師的女學生交往頻密，深受她們的喜愛。事實上，她們中的張若名和鄧穎超先後成了他的戀人和妻子。周恩來一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就註定是一個引起各方注目的明星級人物。旅歐歸來不久，才二十多歲即當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領中將銜。國共關係破裂後發動南昌暴動，旋即進入中共領導核心，長期主持中央工作。紅軍長征時，他是名義上的最高軍事指揮者，主持召開奠定遵義會議，直到陝北才將軍委主席的位子交給毛澤東。西安事變爆發，他出面充當調停人，接着又參加和談，達成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期間常駐武漢、重慶，在國統區和解放區同時發出巨大的影響力。抗戰勝利後，他仍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其言談舉止直扣關注中國內戰是否會爆發的民眾心弦。至於中共建政後，他在國務活動中暴光程度就更不用說了，給人的感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沒有劉少奇、沒有朱德、沒有彭德懷、林彪、陳毅，甚至沒有鄧小平，沒有除毛澤東以外的那一大幫"無產階級革命家"惟獨不能沒有了周恩來。這樣，才會在他去世時徒然產生不可彌補的空缺感和失落感，從而爆發天安門事件。

　　這裡不是概述他的歷史功績，只是想說明他的政治明星地位，一直持續不落。乃至持續到他死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這便滿足了公眾情人首先得具備的重要條件，──高暴光率、影響力和聲望。

　　第二個重要條件是風采。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風采，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汪精衛，等等，他們的風采有時還很迷人，但都不是周恩來的那種公眾情人式的風采，更不能維持像他那樣長的時間。青年時英姿勃勃，中年時成熟灑脫，老年時優雅從容，加上無論什麼時候他都表現出耐心、誠懇、機智、爽朗、風趣、聖忍、謙和、平易近人，使他很輕鬆地就能贏得異性的信任和好感。

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

　　第三是對異性特別寬容和體貼。他的秘書楊純回憶，他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十分嚴格，但"對我們女同志比較客氣，對男同志可是真厲害呀！"這種對身邊工作人員的"男女有別"的態度，是周恩來對異性格外尊重的證明。因為身邊的人員與他朝夕相處，都是精挑細選、久經考驗的"自己人"，最用不着遮掩真性情。周恩來的外交手腕向為世所稱道，而他對女賓的過份殷勤尤其令人感動。蘇聯芭蕾舞演員烏蘭諾娃來中國演出，晚上天氣轉冷，他就惦記着給她送去大衣禦寒。日本一個乒乓球女運動員不生孩子，他也對她表示十分的關心（HTH《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63頁）。俄羅斯的寒冷顯然不是北京可以比擬的，烏蘭諾娃應該是無須由中國的總理來惦記着她是否有大衣的。周恩來此舉尚合乎情理，而日本女運動員能不能生孩子，實在不屬於由他當眾關心的問題。

　　這位女運動員，就是曾為世界冠軍的松崎君代。她在得知周去世後，發表《惠受周恩來總理的厚愛》一文，回憶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布拉格二十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結束後，由中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轉來周恩來的賀電："祝賀日本女子乒乓球隊囊括各項冠軍和松崎選手奪得女子單打冠軍"。一個大國總理，向另一個無邦交國的女子球隊和女隊員發賀電，不知是否還有第二例。一九七二年，松崎隨轉訪問闊別了八年的北京，周恩來"見到我的瞬間，張開雙臂，情不自禁叫道：哎呀，老朋友！簡直喜形於色。"

　　一九五七年到中國訪問過的日本女劇作家、演員真山美保回憶見到周恩來的情景； "瀟灑的身材，濃黑的頭髮，粗粗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整體印象是鋼一般的明快，又給人以和藹可親的感覺。...他的手乾爽得令人愜意，親切地握了我的手。…盛滿酒，杯盞相碰時，一股強烈的感動之情傳邊了體內。"

　　另一位日本女演員高峰三枝子，曾在一九七二年去北京見到周恩來："他很有男子漢的風采，鬍子刮得青青的，顯得很有生氣。…..是一位具有讓所有見到他的人不能不深受感動的魅力的人。"

為之"傾倒"與難捨難分

　　"所有見到他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但男性和女性對於他的魅力，感受是很不同的。"情不自禁"、"喜形於色"、"乾爽得令人愜意"、"鬍子刮得青青的"、"一股強烈的感動之情傳遍了體內"，明顯是異性之間的吸引力。日本人說話以含蓄著稱，這些詞彙所表達的情意，已經夠不含蓄了。

　　直截了當地表示愛慕之情也不是沒有，印度尼西亞前總理薩特羅阿米佐的夫人，曾對一位北京的翻譯小姐說："我要是個中國人，一定去追周恩來！"西方媒體還大肆渲染、報導過，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怎樣為周恩來的風度所"傾倒"。

　　那麼中國女性是怎樣看他呢？著名的婦科專家林巧稚說："以前我是個信仰上帝的人，現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來。"這句話是在中共建政初期說的，周恩來邀請一批專家學者赴宴，席間一位教授拒絕與周握手，而不以為然，照樣談笑風生。林巧稚當即折服。

　　對於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方式。周恩來和文藝界人士，特別是女藝員們相處極佳。這方面有太多的事實可以說明，此處只舉兩例。一九六二年是；二月二十九日，剛獲"摘帽"的右派、女歌唱家張權在北京政協第二禮堂演唱，第二首唱完，周恩來端起一杯水，從座上送到台前，遞給張權。這種滿含着"臨惜"之情的舉動，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是不同尋常的。

　　電影評論家陳荒煤憶及周恩來是怎樣"關心"電影的。他向劇作家夏衍和陳荒煤徵求意見，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選張瑞芳。夏、陳都覺得張年紀大了一些，不適宜演比較年輕的女孩子，周當時沒說什麼，但不久轉來一封趙蘊如的信，主張還是讓張瑞芳主演這部影片。他還打了個電話，說這封信只供參考，最後怎麼決定，還是你們自己考慮。陳與導演鄭君里商量過後，決定讓張瑞芳主演該片，扮演個年輕的女孩子。張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藝人士，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中共黨員，在重慶時交往頻繁。

　　張見到工作繁忙的周，總要問："你昨晚又沒有睡覺吧？"一九四六年一月，張瑞芳告別周恩來去上海，忍不住離情別意地說："你能告訴我，什麼時候能和你再見？"

　　此時，張已哽咽，語不成句。真像一對戀人分別一般。

女作家竟也受到"直接衝擊"

　　韓素音在撰寫《周恩來與現代中國》(Zhou EnLai and Modern China)時，雖然告戒自己："傳記作家必須控制自己的情感。過份流露個人情感，會影響傳記本身的作用。"

　　但她的情感還是在全書中到處流露出來。她向出版商解釋，她的主人公是一個沒有缺點的人。"難道就找不出他的一點毛病嗎？"她回答："我找過，而且話了很大力氣找過，可我找不到任何值錢想要的東西。"她一回想起與他見面的情景，"就感到無限哀傷、無比淒涼"。聽到他逝世的噩耗時，"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時刻，甚至超過我父親去世使我難過的心情。"（第7頁）她當然忘不了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感覺，他"非常英俊，他的一舉一動都很柔和…..一見到他，簡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衝擊。"

　　如果說鄧穎超情人眼裡出西施，把周恩來看成高個兒，多少還因為自己個兒太矮的緣故；那麼韓素音的個頭高挑，誠然也把一米六九公分的周恩來看成了一米七七公分的高個，可見她受到的"直接衝擊"是多麼厲害了。這樣直觀的身高都可以大為走樣，她在向西方世界介紹周恩來時，極力強化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風範，乃至斷言古今許多偉人如拿破崙、羅斯福皆望其項背，就更可以理解了。在很到地方，她都刻意迴避淡化一些關鍵的史實，實在令人遺憾。

　　早年參加革命，後來避居海外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台回憶："當我初到延安，當時政治風氣較為寬鬆，有一回一些女同志笑談選美男子，周恩來竟當選了。在我的心目中，周恩來這個人的確英俊瀟灑，音容迷人，對女人很有吸引力。"當時，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歷盡千辛萬苦投奔延安而來的青年女性是極為引人注目和搶手的。周恩來仍然能以其"俊美"反引起女同志們私下愛慕，足見其對異性的魅力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