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還有補述幾為可能的接班人選──

　　毛岸英，毛澤東的長子，一九二二年出生，八歲隨母楊開慧入獄，母遇害，送往上海叔父（毛澤民）處寄養，數月後隨弟岸青流落街頭，十四歲為上海地下黨找到，送到莫斯科上學，二十一歲加入蘇聯共產黨，畢業於列寧軍政學校，旋進入軍政大學學習，授中尉銜，獲任為坦克連黨代表。二十四歲從蘇聯回國，被毛澤東派往農村跟農民幹活，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種及簡單行李，讀"社會大學"，又到綏靖區搞土改。中共中央進駐北平前，他帶領一個排先行入城掃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結婚，一年後韓戰爆發，他隨軍入朝參戰，僅一個月即死於戰火。毛澤東對他是寄予極大的期望的，作為"太子"，各方面的條件都不錯："懂軍事"，體察下情（幼時流浪多年），懂馬列理論，外文好，"懂農業"，身先士卒，有戰功。他的死對毛的打擊巨大"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講話）

　　周恩來也對毛岸英的死極為痛惜，在西花廳總理辦公室他的辦公桌玻璃板底下，一直壓着一張毛岸英的照片。他常對人說："多好一個孩子呀！" 臉上浮現惋惜之情。可以想象，如果這個"好孩子"不死，中國日後的政治格局會有極大的不同，包括彭德懷、林彪的沉浮、江青的地位和作用、四人幫的形成、毛遠新的崛起和影響…..等等，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共有秘書掌帥印的傳統

　　田家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與毛的長子岸英同齡，此人南人北相（四川人，卻身材高大），自幼聰明好學，有過目成誦及蜀中"神童"的美譽，又謙虛豪爽，耿直不阿。他在中共建政前夕（一九四八年十月）被毛澤東選為秘書，並擔任毛岸英的中文老師，時年二十六歲。岸英死後，毛似乎有些"移情"，視他如同親子。由於毛的信賴、倚重，他在政壇的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大，遠遠超過其他的資深秘書（陳伯達、李悅、胡喬木等），連劉少奇、周恩來都對他敬讓三分。一九六一年，周恩來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田家英的直接上級）打電話請示這位"第一秘書"，"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份放寬一些？"田家英當即表示同意。

　　田是一位難得的敢言之士，他在廬山會議上支持講真話的彭德懷，差點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後來又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毛澤東大有分歧，經常批評毛澤東的擾民政策，作詩"隨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閒"以諷刺毛，終於獲罪失寵。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出台之後，被突然停職審查的田家英憤而自殺。文革結束後，許多中共高層要人着文回憶他，言下大有英年早逝、未能繼承大業一展雄才的遺憾。

　　中共歷史上，由秘書出任黨的領袖是有傳統的。"書記"的原意即"秘書"；"總書記"一職最初也就是"總秘書"，後來才逐漸演化成"總負責"、"領袖"之職。一九二六年冬，周恩來從武漢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職務之一便是中央組織部秘書，後任中央秘書長。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零年秋，李立三以中央秘書長身份，代替總書記向忠發出掌實權。一九二零年王明扳倒李立三，成為中共新領袖之前，也只是李立三的一個秘書。其他歷任 "接班人"中，劉少奇做過湖北總工會秘書長，任弼時、鄧小平做過中共中央秘書長；陶鑄做過中央軍委秘書長。即連毛澤東本人，中共"一大"時即任秘書（會議記錄），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央局秘書，後選為中央組織部長，仍兼秘書。　　

周恩來當接班人另有原因

　　毛澤東極重視秘書，他指定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絕大多數都當過秘書。他的憲法起草班子、與蘇聯論戰的"九評"起草班子，也大都由秘書組成。陳伯達、張春橋、江青都是秘書出身，汪東興沒有什麼文墨，也算是一個秘書。這些人都被安排在中央決策層人物之列，委以要職，也都可以看做潛在的"接班人"。因為所謂 "接班人"，除了林彪由黨章給予規定外，其他幾位都未經正式宣布，一直處於毛澤東的"長期考察"的狀態中，隨時可能變動。只要有隙可乘，其他潛在的候補者大有人在。

　　由上述可見，第一，周恩來並不是從未當過接班人，在林彪倒台到選中王洪文大約一年的時間內，他是唯一可以接替毛出掌大權的人物，也就是實際上的接班人，雖然他並不一定想當這個角色；第二，周恩來不被正式選為接班人，並非"沒有帥才"，而是有其他具體原因造成的。

　　劉少奇更看不出帥才，而理論比周要強，也善於經濟，所以毛選他為"備用胎"，說過"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話。後來"備用胎"轉為接班人地位，則是"歷史形成的"。

　　劉少奇之後，還有林彪，主要看中他執掌兵符的忠誠，可以對付盤根錯節的劉氏集團萬一發動的對抗；其次是林彪太年輕，更需要重點培養，進入核心。林後周成為第二號人物，此時毛精神、健康大受打擊，周也積勞成疾，因而培養年紀較輕的接班人就更為重要，至於選誰來培養，王洪文還是張春橋、華國鋒、李德生，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周恩來侍君多年，久經考驗，已無須作為接班人另加培養；況且事實上，他的壽命比毛澤東還短了八個月，怎麼能當接班人？

　　周恩來幾乎與每一個位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關係都十分良好。無論毛澤東把誰加在他頭上，他也都安之若泰，表現出與對毛同樣的忠誠。他可以揮手高喊 "劉主席萬歲！"，而劉在黨內的聲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協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的資歷只夠他當他的學生。也可以心甘情願充當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點，那就是當這位接班人遭到毛澤東的厭棄，難逃被打倒的命運時，周恩來即堅決予以打擊，毫不手下留情。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後栽在他的手上。鄧小平稍有不同，（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幫着很很地踩了一腳的；復出後他們是同一陣營的戰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派"）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只得強撐病體與對手周旋了。

鄧小平："周恩來做了許多壞事"

　　文革結束後，一九七七年韓素音到北京訪問鄧穎超，問她："我也曾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文章。他現在被平反了。當時我所得到的資料不正確。我該不該向劉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鄧穎超回答："你有什麼錯？你並沒有反對他。你相信我們。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文件，也是周恩來簽署的….我們需要為此行為道歉嗎？這是一件極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處着眼。"（韓素音《周恩來與現代中國》第402頁）

　　什麼叫做"往大處着眼"？說穿了就是順從君王的意願，他要打倒誰咱們就合力去打倒誰，雖然"這是一件極痛苦的事"那也還得去做。否則自身難保；自保不成，也就不能去保護別人。這樣的邏輯，居然是評價周恩來文革"功績"的基本依據──

　　鄧小平說："周恩來做了許多壞事，也說過許多違背自己良心的話……但他心中所想的，則是較大的國家利益。"

　　浦壽昌（周的秘書）說："周恩來同志當時的處境陷於兩難之間，不管怎麼做，都要承受極大的犧牲。他如果抗拒文化大革命，或者加以譴責，就可能被誣指為反黨陰謀分子、叛徒、"牛鬼蛇神"，而且不會再有人跟隨他。"

　　黃華說："周恩來的心中，自有其長遠打算。他不追逐權利，處處讓着毛澤東，韜光養晦，不搶毛澤東的光彩。一旦旋風過後，必須有人出來料理善後，那時他就會出來。"

　　榮高棠（體委副主任）說："我覺得他受毛澤東的誘惑太深了。"

　　周曾當眾細數他的罪狀，真是氣極了。一位研究周恩來生活的學者說；"他在為譚振林奔走了四個月之後，我突然在擴音器里聽到他大聲喊：'打倒譚振林！'這令我百思不解。

　　周恩來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怎麼能如此出爾反爾呢？"一位前駐外大使說："我想，周恩來一定還記得他兒時所聽'韓信手胯下之辱'的故事，一九二八年（應為一九二七年），周恩來不是說過：'為了革命的關係，我們有時必須相妓女一樣'的話嗎？"獨裁者的權力是追隨者賦予的然而即使是妓女，她也只是出賣自己的肉體，並不去攻擊、迫害和消滅別人，從來不會把雙手蘸滿無辜者的鮮血作為保存自己的手段。從這點上說，她們確實比許多"政治家"們要乾淨得多。

　　一些人會說，為什麼不去指責獨裁者，不去指責暴君呢？為什麼要這樣苟責一位屈從者、一位自身也是暴政獨裁的受害者呢？

　　獨裁者的權力，並不是獨裁者自己所能夠賦予的，而是他的追隨者賦予的。拿毛澤東來說，如果不是他的那些戰友、同志、部屬、親信的擁戴，如果不是通過他們在人民中間建立那樣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響，他手中的權利從哪裡來呢？他的話是聖旨，一句頂一萬句，但有時也有"說了六萬句，半句也不頂"的時候，可見話靈不靈，要看別人聽不聽他的。而且他的話怎麼說，也要看別人的接受程度。建政初期的毛澤東，與文革中的毛澤東，講話的語氣譴詞用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兩個時期的毛澤東，受擁戴的程度不一樣。

　　毛澤東的追隨者們，對毛的態度也是一步步發展的。遵義會議剛結束時，很多人對毛澤東的指揮能力抱持相當的懷疑。三月二日（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他剛剛被任命為前敵司令部政委的第六天，黨的總指揮張聞天召集二十幾個人開會討論林彪打新戰場的建議。與會者幾乎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議，只有毛一人反對，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張聞天決定打新戰場。毛急了："如果你們堅持進攻新戰場，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就不幹了！"

　　張聞天也痛快："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幹了！"毛拂袖而去。

　　毛原以為他一撂挑子，眾人就會改變主意，不料大夥兒趁勢通過撤消他的前敵司令部政委的決定。毛澤東回思右想，終於覺得不安，半夜打着馬燈去找周恩來。周恩來被他說服了，第二天一早開會，周又把大夥兒說服了。新戰場不打了，毛澤東也復職了。

　　自此，紅軍長征恢復"三人團"制，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最高指揮部，周恩來是最後下決心的負責者。

無情打擊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介紹自己的病情，口氣完全變了："…腫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經確定，那時正在舉行沙窩會議。我的肝膿腫入侵大腦，後來開刀治療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帶領我們越過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時候。因為你的明智決定，我們才有今天….."

　　其實，毛澤東"帶領我們的時候"，只是周恩來的助手；周才是最後的拍板者，亦即紅軍長征的總指揮。面對毛澤東數十年的虎威，周恩來的戰戰兢兢、謙恭柔順已成了習慣，以至於開口就要自貶。

　　毛澤東在黨內逐步獲得威望與信任，不是沒有道理的，甚至也不是沒有必要的，尤其在戰爭年代。毛澤東的確很會打仗，戰略頭腦也非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將帥可比。中國民眾中"王權天授"的觀念甚為牢固，樹立毛的"真命天子"的形像有助於爭取民心，贏得戰爭的勝利。其後遺症是"真命天子"一經樹立，他就是"真的 "了，大夥兒都得無條件地服從、擁戴他，否則便是大逆不道。一個人要"偉大"起來已夠不易，而一個人"偉大"以後要不偉大下去則更難。毛澤東絕不是一位好的治國人才，對經濟工作完全外行，還好大喜功，長期實行擾民政策，折騰個沒完，使國家元氣大傷。這已經為歷史所證明了。

　　建政初期，高崗、饒漱石要求重新分配黨內權利，重排座次，向劉少奇等人的地位挑戰，固然不得人心，其作法尚屬合法，沒有必要將其定為一次"路線鬥爭"。就算是" 路線鬥爭"，也沒有必要對他們無情打擊，從高爵厚祿栽成階下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被逼自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不知所終）。

　　歷數中共獲得政權以前的諸次"路線鬥爭"，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羅章龍的右傾分裂主義、王明先是左的後是右的機會主義、張國濤的右傾逃跑主義，都對中共本身的生死存亡產生過威脅和危害。

　　奪取政權以後，黨內"路線鬥爭"的嚴重性不復存在，鬥爭的方式和結果也應該相應緩和得多，無論如何，這都是黨內的事，是同志之間的事，有話好商量。但事實是，反而遠較以前激烈和殘忍。失勢者不是自殺而死，就是受盡折磨致死，要麼就是嚇得外逃摔死。

　　誰會害怕"一個人"呢？

　　反高饒集團別列為第七次"路線鬥爭"，之後是反彭德懷的第八次"路線鬥爭"，反劉少奇的第九次"路線鬥爭"，及反林彪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江青等人結成四人幫以後，企圖提出按周恩來、鄧小平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為毛澤東所否定。事實上，粉碎四人幫到真可以說是一次"路線鬥爭"，只是後來覺得"鬥爭應該有窮期"，才不那麼稱呼了，還把以前的"路線鬥爭"一一抹殺。

　　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都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們明明都同意彭德懷的觀點，也明明知道彭德懷挑戰的是毛澤東的權威而不是權位，卻硬要站在毛的錯誤立場上，合力將彭德懷等人屈打成反黨集團，維護和強化了毛的神聖地位。他們出賣原則，換來了自身地位"穩固"的好處，卻更加拉大了自己與毛澤東之間的距離，君臣關係進一步確定。每一次鬥爭的結果，都使得毛澤東與臣子的關係拉大，君權加強，臣勢削弱。後來打倒劉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如此。

　　可以說，獨裁者的權勢，是在一次次整肅自己的同黨中逐步建立起來的。使被統治者害怕，這還不是獨裁者的典型特徵，只有同時也使統治集團內部的其他成員害怕，才算具備獨裁者的必要條件。在這裡，"其他成員"的作用尤為重要。沒有他們，誰會怕這麼"一個人"呢？

　　我們不能要求歷史"應該怎樣"，不能要求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林彪"應該如何"對待毛澤東。那是他們的事，而且已成既往，永遠無法重新來過一遍。但是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悲劇中，總結出"為什麼會這樣"的歷史教訓。

　　蘇共"十三大"赫魯曉夫發表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各國共產黨產生極大的震動，中共亦不例外。中國的新政權建立不久，一切照搬蘇聯老大哥的模式，如今老大哥出了這麼大的事，大夥兒心裡怎能安寧？於是強調集體領導，反對個人迷信，成為黨內時尚。但共產黨體制本身，決定了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方式。所謂"集體領導"，不過是"集體負責，一人說了算"的另一種說法罷了，照樣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即連赫魯曉夫自己，也不斷地把妨礙他的同志打成"反黨集團"，最後他也在一次政變中被剝奪了權位。強迫退休和軟禁。赫魯曉夫的進步，只是他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從肉體上消滅對手；而他也沒有被對手從肉體上消滅掉。

真正的盲從和迷信

　　一般來說，君主喜歡"個人迷信"，臣屬喜歡"集體領導"。毛澤東內心也不反對集體領導，但他不能接受沒有"個人迷信"。他可以不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當全國政協主席，直至讓出國家主席，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他們去干，但他的權威不能受挑戰，不能被剝奪"發言權"。他講的話要有人聽，聽了要照着去做，做得不好則要集體來承擔責任。彭德懷事件發生後，"集體領導"只存在於管理性的事務當中，方針、政策、路線恢復到"一言堂"的原狀。"個人迷信"則大大加強。

　　用柯慶施的話說："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綜觀中共黨內高層，真正始終如一地做到這一點的人是不多的，周恩來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

　　劉少奇第一個提出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方針，並在黨內公開高呼"毛主席萬歲"，因此而成為第二號人物。但廬山會議以後，他與毛澤東漸近漸遠，仗着自己也是"主席"，在黨政系統還有人脈，也喊起"萬歲"來了，忘乎所以，不再盲從和迷信，終於導致殺身之禍。

　　林彪接掌了彭德懷的軍權之後，把解放軍辦成了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又提出"全國學習解放軍"，為發動文革製造盲從的群眾基礎，文革中更是將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推到了頂峰。但他卻也是中共黨內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企圖舉旗起義，以政變方式推翻毛氏政權的人物。也就是說，他本人並不盲從和迷信。

　　鄧小平殊獲毛澤東賞識，多次被選為接班人，誇他"有水平"，"政治思想強"，缺點則是不盲從和迷信毛澤東。當然他和所有的其他黨內同志一樣，說不出口。毛澤東對他既愛又怕，兩次提他上來，兩次又把他打倒。

永遠的二把手

　　朱德因為年紀大，與毛澤東有打從井岡山建立起的深厚情誼，對毛是盲從但不迷信。

　　他總是說："我聽潤之的"，不過他知道潤之也是人，不是神，所以他認為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書不是毛主席著作，而是《識字課本》。毛澤東稱他為"大老實人一個"。

　　陳雲是中共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家，雖然他的"烏龍經濟"最終遭到唾棄。他從來就不迷信和盲從毛澤東。此人有個特點，他的觀點一與毛澤東相左，便稱病躲了起來，絕不強詞奪理，也不自貶作什麼檢討。毛澤東一同意他的想法，他又冒出來了。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也仍是這副作派。他因而總是"病"，活得又特別久。

　　康生算是一位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他以前是李立三的追隨者；王明得勢後，又成了王明的追隨者。共產國際表示不再支持王明，他又反戈一擊，批判王明，轉而投向毛澤東的陣營，以後幾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到死。但他生前的記錄太差了，令人懷疑他對毛的忠誠是否也是裝出來的。他與江青友好關係幾乎與同毛的關係一樣長久，臨死前卻出賣江青，揭發她是"叛徒"，更使他的忠誠度大打折扣，加之其為人陰險狡詐，很少有誰真心喜歡他，故缺乏號召力。

　　只有周恩來，既廣有人脈，又對毛澤東十分忠心，從不分庭抗禮，不忘乎所以，真正做到了柯慶施說的"盲從"和"迷信"。不但擁護毛澤東，還帶頭支持毛澤東挑選的接班人，從劉少奇，到林彪，王洪文，鄧小平。也帶頭反對毛澤東的敵人，從張國濤，到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無論毛怎樣出爾反爾，怎樣不近情理，怎樣專橫跋扈，怎樣嘲笑戲弄，他都逆來順受，唾面自乾，強顏歡笑（有時竟歡天喜地），終於創造了共產體制下的一個奇蹟："永遠的第二把手"。

　　迫害──自保──保護他人而當他遇到來自江青集團的嚴重挑戰，而這挑戰竟也得到毛澤東含糊不清的默許及一定程度的支持，他真正感到了悲憤。我們可以從他那張著名的遺照《最後的時刻》中，看出這位政治人物內心的悽愴、悲涼、痛苦和無奈，當然，也有一份堅定和從容。他是聰明人，可以說太聰明了，他應該完全能夠體會到幾十年的歲月中獲罪倒下的那些同志們的心境。他躲過了黨內的歷次整肅，卻沒有把握躲過最後一次。因為他太知道，所有的罪名都是不需要證實的，都可以是"莫須有"的，都是其他包括他自己這樣的"同志們"證明、捏造和羅織出來的。

　　一九七零年十月，周恩來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漏過一句話："我身邊的老同志都不在了，包括少奇同志。"令斯諾大為驚訝，他居然稱已經被徹底打倒、開除黨籍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 "少奇同志"！可見周恩來心目中，並不認為劉少奇是一個壞蛋。但他卻親手簽署了置劉於死地的決議。

　　有人說，這個決議你不簽署，反正還會有別人簽署。與其由別人簽署，那還不如由周恩來來簽署。因為周恩來可以保住自己的權位，可以保護更多的人不受迫害，可以使人民避免更多的災難。── 這個邏輯，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樣的：用在汪精衛身上，林彪身上，用在江青身上，都一樣。

　　沒有任何一個好人可以擁有參與犯罪的特權。不論他是像汪精衛這樣當年甘於拋頭顱撒熱血的革命勇士，還是像林彪這樣建立過巨大軍功的軍事天才，或像江青這樣的"主席夫人"，當然，也包括"歷史形成了地位"的劉少奇，保護過一批老幹部的周恩來。如果允許他們犯罪，那麼所有的人都可以為自己找到理由。

　　而這種"你不干，反正別人也會幹，那還不如我干"的邏輯，也並不成立。事實上，如果你不干、我不干，他也不干，真的就沒人來幹了。獨裁者的無限能力，都是別人來替他完成的。

　　一生真偽復誰知？

　　同樣是黨的副主席，朱德沒有參與文革大迫害，他並沒有被剝奪權位。陳雲也沒有迫害過別人，頂多是靠邊站，閒置幾年，這總比在台上理直氣壯地助紂為虐要好得多。

　　高層中還有位董必武，他自始至終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既不屬於這一派，也不屬於那一派，卻也能做到代理國家主席。反觀那些喜歡迫害別人的人，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劉少奇、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只有周恩來，算是一個例外。為他辯白的人說，周只是參加了迫害，他並不喜歡迫害。那麼誰又"喜歡"迫害呢？

　　周恩來的幸運在於，他終於熬到了毛澤東的生命的盡頭，他利用毛澤東的力不從心，收拾殘局，做了一些好事，而且他也的確保護過一批人，──前章說到，他們大都是"重要"的人物，──尤其他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治國目標，支持鄧小平對抗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極大地挽回了他的政治聲譽，使他獲得忍辱負重的美名。他等到了證明自己的機會，也及時地把握了這個機會。

　　倘使他死在林彪事件之前，他豈不也是一個康生、一個謝富治？正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古代周公恐懼的只是"流言"而已；現代周公需要面對的卻是，他自己做過的一切好事與壞事。

（全書完）

　　發行人：Jessica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