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军大院也有《活着》 |
| 送交者: 潘涌 2007年12月01日16:22:1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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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大院也有《活着》 不论是余华的小说《活着》，还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都感动人，很多人是一遍遍看，一遍遍想，看完电影找来小说，读完小说又去看电影。人们这样做图什么呢？是在图看个人生的戏剧变化。从此，大家明白了，活着比什么都好，别再张家长李家短抱怨了。不过，我写空军大院《活着》，可不是写阔少爷在吃喝嫖赌或二流子在设赌场骗局，而是在写空军老干部的戏剧变化人生，恐怕不会有人是在看笑话，一定会含着泪水在读了。 最近，我在《万维论坛》赶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时朋友华建国，他父亲是空军第一任通讯兵部部长。他在电话上第一句话就说，潘涌，万万没有想到你变成文人了，而且现在讲话也不结巴了，听说你到哪都是胡抡乱侃，没有对手，小时候你的结巴可真厉害，五分钟讲不出一句话。我一听大笑起来，人哪能都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都一个模子向外倒，那不成了样板人了吗。我同建国讲了我的写作想法，写写上世纪六十年代空军的老部长，他说，好啊，要写先从你爸情报部开始吧。 在应用卫星技术之前，侦听一直是我军获取敌军和外军军事部署情报最有效的技术手段。红军时期，红军靠着她成功地摆脱了国军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在延安的窑洞里，这些红军老前辈又言传身教，培养出数十名侦听精英，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开始大显神威。可靠准确的情报，使得国军又经不起共军的围追堵截，最后兵败如山倒，去了台湾。现在不知台湾方面还有没有人研究这段历史。 这些侦听精英是我军真正的无名英雄，直到如今他们子女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写出一篇较为详细的回忆文章。只知道他们级别高，有战功。在没有录音机之前，干侦听的有个基本功：压码技术，即耳朵里听到的电码与手中抄写的电码中间能相隔几位电码。一般人经过一年训练后，能有压两至三位电码水平。一九六四年，全军搞了一次侦听人员大比武，冠军是能压五位码。老红军当年培养的精英中，有两个能压七位码，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我的记忆力极好，可能受父亲的遗传。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上级有重要情况通报，领导总会派这些精兵强将当班，所以他们的立功机会也比其他人要多一些。父亲是这批尖子中第一个被任命为侦听技术处处长，之后，又在一九五五年在武汉成功地截获国民党当局准备爆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极为重要情报，把我军的侦听事业推向了颠峰。顺便说一句，当时全靠人工记录，一旦错过良机或记录错误，可就再也找不到信号了。 随着党史文件的大量解密，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当年老一辈的中共领导人为什么那么重视总参三部，文革时全国大乱，三部不乱，在老一代的眼中，那是命根子，打蒋介石的黑桃尖。全国解放以后，侦听行业继续扩大，由单一电码侦听向多语种发展，专门成立了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干部开始向空军，海军，外交部输送。 一九五九年，父亲三十六岁时调入北京任空军司令部情报部付部长，我想主要工作是组建空军的侦听部队。这些后来组建的侦听部队全部布防在我国四方边境地区，对当时国家安全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台湾海峡紧张时，空军成功地用地空导弹击落多架美蒋高空U-2侦察机，可能有这些技侦部队提供的准确情报。从现在得到的资料看，我国最先知道九一三事件时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空中起火坠落的消息，是设在太原的某技侦团，他们在第一时间侦听到蒙军的通话。 父亲到空军的时候，情报部已有一位部长，两位付部长，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干的是哪方面的情报工作，只知道一个付部长做过二野的情报处长。他们都是老资格，后来定级的时候，部长为九级，两位付部长为十级，父亲比他们要年轻很多，定为十一级。儿时的记忆中我们几家关系还很和谐，虽来往不多，但也不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当年老干部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特点。有段时间，我经常趴在窗户上等父亲下班吃饭，常看到他们四人有说有笑地从办公室回来。 我小时候闹得太出名，一般的家长都不会让子女同我接触，怕我把他们影响坏了。与我相反的是，这三位老部长的子女相当优秀，他们不论在育鹏育鸿还是育翔，都是出了名的好学生，有几个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世的时候，非常重视干部子女的教育，经常派干部到各个学校了解干部子女的情况，好的大会点名表扬，坏的点名批评。我父亲在大院哪都好，就是因为我直不起腰来。我现在确实搞不情，是不是当年被点过名，因为即使点过，我父亲也不会回来说，我在他的眼中只是还没有开窍而已。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外地改变了共和国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人生，从此情报部的人和事开始戏剧化了。文革最初，先是两位十级副部长落马，具体原因现在不详。大概是在六七年底或六八年初的时候，九级部长被停止工作，交代问题。机遇来了，部长职位出现了空缺。 他的名字叫贺德全，是后来林彪事件时上了中央文件的大人物。贺德全，山东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分别就读于高等军事学院空军系和和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之后在情报部任处长。用现在的观点看，当年的贺德全，文武双全，是空直机关仅有的双学位大学生。他在文革初期，我想他像全国人民一样都在响应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空直机关的“四大”，一九六八年提成情报部副部长。 文革初那几年，学校关门，我继续在大院内外闹腾，每天惹事生非，很多比我大好几岁的孩子一见我过来撒腿就跑。父亲想管住我，可是很难了，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经过刘亚楼时代的人谁都知道，教育不好自己孩子的干部是很难得到提拔的，父亲曾叫情报部的两位处长找我谈话，特别提到，你爸爸在办公室为你哭过，让我理解他们和父亲的苦心，因为那时三位老部长已停止工作，父亲在临时负责情报部工作。从后来母亲打听到的情况看，司令部党委在讨论情报部部长人选时，主要领导提出，潘斯福连自己的儿子都教育不好，很难胜任情报部的全局工作。因此，部党委决定，贺德全负责情报部工作，潘斯福去地方参加“三支两军”，我父亲就在那时去了北京市仪表总局担任总军代表和党委书记。 贺德全负责情报部工作后，还是对我施了重手，可能是想以此证明部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先把我关押起来，交代问题，情报部还专门给我开了一次小型斗争会，不过那天贺德全没有出面。大概在关押一个月之后，空军大院召开全体干部子女参加的批判大会，把我排在了第一位，情报部代表在批判我的时候，贺德全的夫人带头喊出了“打倒潘涌”的口号。之后，我同其他几个孩子被送到空军陕西黄河滩农场劳动一年。 后来的岁月证明，那年司令部党委的决定意外地改变了我父亲，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我们免遭大难，这种情形在空军机关极为罕见，而把贺德全和他的全家几乎送上了类似断头台的地步。老实心地善良的父亲可能还会有疑问，一直在情报部老老实实工作，就是有林彪事件也不会整到他头上。这怎么可能呢？林彪事件时，空司主要部的部长们不论青红皂白全部受到隔离审查，最后降级降职处理。据中纪委的两案档案记载，空军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千余人，没有被立案的就更多了。 空军情报部在文革结束之前一直是极为重要的机要单位，不仅林彪重视，就连江青也感兴趣。在父亲离开情报部后不久，中央文革曾下过一道秘旨，利用情报部先进供航空判读用的洗像暗室设备，为江青把大量三十年代的旧报纸翻拍成照片，其中有关于张春桥叛变的消息，供她阅读。后来清查时，这些当事人没有一个逃出被肃整的命运。 贺德全经过副部长过渡以后当上情报部部长，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他的名字又被写进了《五七一工程机要》，受到空军重点审查。三年以后，新的空军班子新仇旧恨一起算，将贺德全和老伴以及未成年的幼女，轰出北京，回山东老家当了农民，至今不发生活费，三个已成年的孩子被勒令从部队复员，在北京远郊区安排工作。当年幼女贺爱军的翠微路中学同学至今还记着贺爱军含着泪水向同学告别时的情景，她们委托我祝她好运。 贺德全同父亲一直关系很好，他同我说过，他同其他三位老部长都发生过矛盾，唯独同我父亲没有红过脸。我想如果当时空军提我父亲为情报部部长，他也会积极配合的。不过，要是历史走势真正如此，那么遭大难的应该是父亲和我了。九五年的时候，我曾同贺德全通过电话，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过来的。他说，潘涌，真不容易啊，多亏了大女儿经常寄些钱回来。 纵观中共党史，有个不成文的规律，被整干部只要不死，总有翻身机会。前面提到的三位老部长，都在林彪事件以后先后回到北京，不仅官复原职，而且都到了多级提拔，这样也许还可以补回点什么，但唯一永远补不回来的是他们的儿女遭受的心灵重创。从六六年到七二年，这些儿女一直在压抑的状态下度过，又遇到上山下乡回城分配工作个人婚姻数不清的烦恼问题，不少远离尘嚣，个别的干脆自我封闭，多年闭门不出。 贺德全当年对我是则是关爱大于整治，后来看我在农场表现不错，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和其他军务干部配合，不仅安排我当了兵，而且还挑了一个不南不北没有大院孩子的地方，在一个“乱哄哄你方唱吧我登场”的社会里，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避风港。从此，我像一个出家的和尚，潜心做学问，开始通诗书，博古今了。之后我两上空军工程学院，七八年又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再往后，就是十级台风也刮不倒了。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没有人随随便便能够成功。”这是港人在写，港人在唱，他们那里懂得文革风雨，一浪过后，还有大浪，大浪过后还有余波。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经受过一浪，二浪，三浪的人敢站出来，拍拍胸脯说，好过瘾啊，玩的就是心跳。 有人死了，有人还活着。分析网上的资料，贺德全应该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活着比什么都好。 11/29/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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