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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谈论的是后勤供应问题，那么应该对此有基本的了解，否则难免纸上谈兵之
嫌。军事物资供应，对于大兵团作战来说，不可能采取就地分发的形式，必须是
分级前送的，这是常识。这样就不仅仅是物资是否充足有准备的问题，还涉及到
运输能力、计划分配能力的问题。比如，即使是寒区作战，棉衣也不是最紧要的
供应物资。作战物资的供应，首先要保障是给养和弹药。而这两项都是每日在消
耗，每日都必须优先前运的物资。既要保证给养弹药，又要保证保暖御寒，这就
涉及到运输能力问题。而在运输能力不敷分配的时候，显然只能有重点地保障。
否则，战场上穿上了棉衣却没有子弹，岂非更加糟糕？又比如，寒区作战，并不
是每人发一件棉衣那么简单，必须有相应的配套物资。以志愿军的军需标准来说
，个人除棉衣外，至少还应该有棉皮鞋、棉胶鞋、大衣（哨兵应配皮大衣）、棉
绒帽、棉手套、棉被（前方连以下发毯子）等等[1]。全套发放，又涉及运力问题
。那么是否每人发件棉衣就能解决主要问题呢？也不尽然。在东北军区第一届后
勤会议上，二十军所作的后勤工作初步总结中就提到，全军二万五千伤员，冻伤
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一万五千人。原因则是部队“除棉衣发齐外，棉帽、棉鞋
及其它保暖物资都未得补充。在冰天雪地中作战非常痛苦，唯一办法拆被子做袜
子、手套、耳套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军有百分之六十的被子拆完了。”[2]可见
即使发齐棉衣的部队，配套物资不足，仍不免有冻伤发生，且冻伤之比例也并不
比其它部队有明显的降低。

一、 毛泽东、彭德怀十一月五日令九兵团入朝的决策是否有误？

对于九兵团的运用，最初毛泽东认为九兵团可以“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整
训，前线如有战略上的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原因在于
对我军出现在朝鲜战场后，东线美军的动向尚不能确定[3]。但此后考虑美伪军由
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毛泽东认为“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
握，否则于全局不利。”[4]十月三十一日，根据东线敌军动向，毛泽东已经明确
将九兵团用于东线[5]。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等的意见，使用二十七军
于新义州东北方向，九兵团另两个军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6]。此时第一次战役
已接近尾声，彭德怀对于下次战役的作战方案的设想中，考虑仍需集中力量，准
备由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甚至加上四十军由德川打出去，这样东战场就必须完全
由九兵团负责[7]，因而建议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好
，“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8]，同时函告李涛九兵团各军待命
和休整的位置[9]。这时，准备九兵团以两个军先行入朝，二十六军则休整待命。
彭德怀十一月六日的部署电就是以九兵团两个军为基础设想的[10]。此后，毛泽
东认为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两个师围歼其两个团，
（兵力）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因而决定让二十六军也靠近
前线[11]。

以上决策过程可见，毛泽东、彭德怀对九兵团的使用并无不妥之处。毛泽东关于
美军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判断完全正确，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正确的判断，并预
有准备，那么很可能来不及在东线使用九兵团，那样二次战役可能会发生兵力不
足的情况。至于有人认为彭德怀调九兵团入朝出于“好大喜功”，“如果9兵团在
东北整顿一段时间再入朝，接收了华东送来的冬服，以及东北军区补充的汽车、
弹药，长津湖战役将打得漂亮得多”，实际上，即使是象当时九兵团如此仓促地
向朝鲜出动，时间也是非常紧的。大兵团行动，不可能是大家一呼隆地过去，是
需要时间的。事实上，九兵团20军11月15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12]，27军17日到
达战役集结地域[13]，26军则迟至22日23时，才到达指定位置[14]。美军23日已
经到达长津湖地区，占领柳潭里了。如果志愿军九兵团要等冬装配齐，补充汽车
弹药再出动，那仗也就不用打了。

从美军行动来看，如果九兵团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用来补充冬装，先头两个军也还
勉强能赶上。两天时间，冬装虽然仍无法配齐，但如能补充部分鞋帽手套，也会
使部队减轻受冻的程度。但战场准备工作时间减少，可以说各有利弊。从事后看
，也许还是应该稍缓两到三天如朝。据《谢有法将军文辑》记载，宋时轮过江之
前曾打电话给高岗，提出推迟两天过江。他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提出这个
建议，并估计毛主席很可能会同意。但高岗不同意宋直接与毛主席通话。

二、九兵团的棉衣应该由哪一方面准备？是否准备好并且前运了？为什么九兵团
出动时部队只发薄棉衣？

据八月二十六日东北边防军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原定东北做二十四万套，华北
做十万套。其它如华北后勤部负责四十万件棉背心，十六万双棉皮鞋；华东后勤
部负责做四十万件绒裤，三万双棉皮鞋；中南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棉大衣，六
万双棉皮鞋；东北后勤部负责棉手套、袜子各七十万双，毛棉帽四十万顶[15]。
华东并没有做棉衣的任务。

至十月十八日，总后勤部、财政部给中央的建议中，认为应该“再准备棉衣二十
万套”，“由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各做五万套”，并在十二月份完成[16]。
可见，此时华东应该准备的棉衣为五万套，且时限在十二月份。

至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出动已成定局时，宋时轮到总后勤部找负责同志以及华东
后勤部的邝任农讨论补给问题，提出棉衣没有发，但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
结果由总后勤部发电华东军区，要求“由华东负责即补充发齐棉衣、棉被”等，
东北则负责棉帽、大衣、背心、绒裤、手套、袜子和棉皮鞋，且因时间赶不及，
要到十二月十五日前，才能前送朝鲜补充该兵团。周恩来在总后报告上批示须于
十一月内补充完毕，不能延至十二月中[17]。此时距九兵团出动不过一个星期的
时间（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要求华东完全负责九兵团的棉衣，就算陈毅是神
仙，也来不及变出十五万套棉衣来。

一方面，原定计划九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
资要从沈阳、梅河口赶运辑安，当然手忙脚乱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确没
有库存的配套冬装了。此前冬装大约已经配发十三兵团了，因此据东北财政部副
部长倪伟的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到十一月底尚需赶制四十万套棉衣[18]。
所以，九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
十一月六、七日仅发棉大衣六百四十一件。八日20军到沈阳，将原准备发十三兵
团而未运走的三万五千零九十件棉大衣赶运皇姑屯。此时沈阳的库存，也罗掘一
空了。当十日兵团部和27军到沈阳，只有赶制的边防大衣二千九百八十件好发。
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十万件中，送给27军三万多件。此后，又
不得不将剩余的六万多件（另外又拨了三万件）也批给了九兵团（不过奇怪的是
，九兵团在这九万件中只挑了六万多件，其余的不要了）。此后，各地又紧急送
来一些棉大衣。至十一月底，总共发给九兵团新旧棉大衣二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
一件[19]。

虽然领的棉大衣不少，但限于运力，实际发放下去的远远少于此数。如据一九五
一年一月三日总后军需部的调查，十三兵团领到的大衣和东后发放的数额基本一
致，共发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但在四十军了解，就没有发大衣，其它军
据说也有未领者[20]。九兵团后勤运力不足，发放更加困难。

对于九兵团来说，粮食问题其实更要命。本来应该是东后组织的二分部以及兵团
新组建的四分部负责供应的，但据20军后勤工作总结摘要，兵团到辑安后，兵团
后勤无机关所在地，是直接和一分部接洽的。结果部队十一月十二日入朝，到十
八日第一列车一百万斤粮才出发，造成赶不上部队的严重后果[21]。粮食由辑安
运到前川，离前线还有三百余里，须翻山越岭。军汽车损失很大，兵后汽车又前
运不及，故基本上无法供应前线，造成普遍饿肚，六十师最坏情况是三天无粮。
从龙水皮二万斤粮到前线只能收到二、三千斤[22]。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跟进
的27军供应也跟不上，因为兵团汽车不得不优先供应20军。十一月十日，27军关
于后勤供应的报告中反映，军汽车（20辆）加兵团的汽车（负责供应27军应有150辆
，实际只有110辆。此处按照应有量计算，实际相差更远），全部使用，五天往返
一次，每次仅可运输六十八万斤（物资）。而27军每天粮食菜蔬需要量十七万斤
，五天就是八十五万斤。这还不包括需要前运的二百五十万斤弹药和二十万斤的
其它需补齐的装备。也就是说光是部队每天吃饭都无法保证，这是最头大的事情
。因此27军后勤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粮食，其次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
皮棉鞋和手套（不是棉衣。因为寒区打仗手脚最容易冻伤，而如果手脚受冻即失
去战斗力）[23]。

就算连菜蔬也算奢侈品不要，九兵团三个军加兵直、两个后勤分部每天需要粮食
二十四万斤，从入朝到十二月底，需要量九百多万斤，实际运到五百一十多万斤
，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六。如二分部供应的26、27军，每日需要粮食十六万
斤（一个军每天按八万斤粮食计算），二分部汽车一共104辆，平均每天最多运到
十万斤，而汽车每天还要损失2、3辆。弹药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只运上两个基数
，而且运了弹药就停止运粮食[24]。后方的机关仅从理论上计算认为组织调整得
当，就可以保证粮弹供应的看法[25]，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运输力不足的关键是汽车数量少，损失大。志愿军后勤（一、二、三分部）入朝
时汽车共735台，至十一月十二日以被敌机炸毁315台（含翻毁车20多台）[26]。
邓华在《对美敌作战的初步经验总结》一文中谈到志愿军后勤供应问题时，也提
到入朝二十天车辆损失即达六百辆以上[27]。当九兵团入朝后，车辆的需求量更
大，据东北军区后勤部计算，按十一个军计算（炮司和后勤各按一个军算），仅
粮菜供应（弹药、汽油未计），就需要一千五百台车，才能保证全军吃上饭[28]。

由以上可见，由于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能力非常薄弱，且美军掌握完全制空权，
采取毁灭性轰炸的方针（每日几百架、几百次轮番地侦察扫射与轰击，夜间也至
少有四五次大量投掷高度燃烧弹。敌机可低飞到碰坏高压电线杆，低飞到扫射汽
车装运弹药爆炸而击毁敌机本身[29]），因而部队最急需解决的给养和弹药亦面
临极大的困难，冬装问题自然更加无法解决。虽然后方物资有储备，东北军区或
分部后勤报告前送的物资有多少多少，但真正到达一线的数量有限。即使是先入
朝的十三兵团部队也有类似问题，如三十八军后勤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抱
怨：“东后及分部由电报所分发的东西，大部限于纸上空谈，现在远不知在何处
，何时来到手”。一分部供应三十八军二次战役的物资，电报上称送了多少车多
少东西，实际只收到白面三车，炒面七车，实物五车（还不知道是发给哪一部分
的，是被截留下的），另外加上部分弹药，仅此而已[30]。因此，对九兵团来说
，能吃上饭，打得响是第一位任务，有限的运力应首先保障这两项。不能说因后
来发现冻伤严重，就反过头认为应该先解决棉衣问题。因为如果没饭吃（事实上
已经有大批饿饭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那将面临更严重的局面。

至于九兵团所发的棉衣应该加厚的问题，后勤部门当然老早就意识到了，如果连
这个都不知道，后勤部的人岂非吃干饭的？难不成真的比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业
余网友还简单？早在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
备工作的会议上，张令彬汇报时就提出，如南方部队北调时，棉衣均需加厚。但
问题是，毕竟当时部队在南方，“如现在加厚，若部队不北调时穿着太热”。这
个理由当然成立。因为华东部队如非立即北调，让其穿着东北部队配发的冬装，
也太不方便了。因而张令彬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
再发一件大衣即可。”[31]

三、冬装问题的责任究竟谁属？哪些是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哪些是主观上可
以避免的问题？

根据以上所列出的有关九兵团冬装问题的资料，责任问题应该比较清楚。首先，
从事先的计划调度的角度看，总后勤部对棉衣问题不够重视，未能抓紧，是有责
任的。因一开始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归东北、华北解决，当时估计九月十五日
以前可完成三十四万套。[31]而到十月底却发现有四十万套的大缺口[18]，不能
不说是总后计划以及执行中存在问题。由于对战争规模以及紧迫性的估计有误差
，至十月十八日，才布置各大区各完成五万套棉衣，且时限定在了十二月[16]。
到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已经北上了，又转而紧急命令华东给解决棉衣[17]，当然是
赶不及的了。张令彬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准备会议上，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
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31]，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由此，华
东军区后勤很自然地认为部队只需配发普通棉衣，到东北后可领棉大衣等装备。
而东北军区后勤则只有棉大衣，没有棉衣的充分储备[19]。此后，当问题暴露出
来以后，张令彬借高岗、李富春的意见，指责华东军区，称“以后，凡调东北的
部队，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不能到东北后又要东北来补充。此次宋兵团来
到前说宋兵团一切装备好了，结果到后，一无棉鞋、棉帽，棉衣单薄，二又组织
不健全。”[33]从“以后”两字，可见此前并无“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之
命令。既然如此，华东军区依照张令彬所建议的只配发普通棉衣，等到达东北再
补充装备的做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华东军区所应该负责完成的棉衣、绒裤和棉鞋是否就近装备了九兵团，因缺乏材
料，无法确知。但从供给制度上来说，这是中央下达的任务，如果没有中央的指
示，华东军区无权就近将物资直接分配给华东的部队。道理很简单，战争需要高
度统一地进行调配，如果分配给各大区的任务，各大区有权自由分配，那么计划
任务就行同虚设了。

其次，志愿军后勤二、四分部在物资前送问题上也有一些失误。九兵团的粮食和
被服等物资虽运到铁路终点，但分发各军工作效率很低。除客观原因（后面再谈
）外，主观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预见性不够，事先没有调查运输线长度、道路
情况、运输能力、部队需要，遇见麻烦再解决就来不及了；另外四分部在战役开
始前，应抓紧向20军运送粮食和冬装，但因机关不健全，运力弱（只有五十台跑
长途的好汽车），结果失掉机会，不得不后赶；运输无计划性，有的东西送上去
没有用（如重炮炮弹等），有的运输行程计算一天可到，实际上因防空等原因来
回需四至六晚，等等[34]。

九兵团及所属部队对防寒缺乏经验，有的态度麻痹，也是主观上的问题。如有的
部队干部随便说朝鲜不冷，不会过（鸭绿）江；有的部队（如20军60师）将东北
补充的（六千余件）棉大衣留在地方（辑安）上[2]，都是主观上不够重视的结果
。

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以及战局的急剧变化，更重要的是面对的是当时世界
上军事、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军，志愿军后勤工作面临的客观上难题很多，有些
不是靠个人或主观能动性就能解决的。比如运输能力问题，旧中国不能生产汽车
，全靠进口。当时从苏联定购的汽车虽然到的速度不算慢，但仍赶不上战争进程
；反复拉锯造成的无法依靠就地补充的问题；美军的毁灭性轰炸导致的运输损失
问题；部队的临时紧急调动造成的后勤跟不上的问题，等等，这是无法从个人责
任的角度去追究的。

四、志愿军和美军在后勤供应方面的巨大差异。

对照美军陆战一师长津湖作战的后勤供应情况，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存在物质上的
巨大差异。根据总后勤部所编《外军后勤战例选编》中“美军陆战1师长津湖、兴
南地区战斗后勤保障”以及《后勤战例选编》中“志愿军第27军长津湖地区进攻
战斗后勤保障”中所提供的资料，以汽车运输能力来说，美军陆战一师汽车运力
达10个汽车连，由古土里撤退时，部队总人数不过14000人，各种车辆即高达1400辆
，机械化程度之高，是志愿军难以企及的。志愿军27军四个师、一个炮兵团，共
四万八千多人，仅一个汽车连（汽车四十五台），以及依靠畜力的大车（八十二
辆），剩下的就得靠人背了。另外，陆战一师可广泛采用空运补给方式，空运对
象可达到连级（如对防守德洞山的连队，空投补给三次），其伤病员可由空运方
式撤退，飞机后送伤病员达4500人，极大地减轻了突围部队的负担。美军除进行
防冻训练外，有大量的防寒物资保障。陆战一师的冬装包括防寒帽、厚呢军装、
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
除配备小汽油炉外，阵地上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由于弹药、汽油充足，为防止
装备受冻损坏、汽车不能发动，规定隔一段时间射击一次，汽车发动一次。有肉
、豆制成的熟食罐头（C种野战口粮），甚至有肉、奶制品、蔬菜、水果罐头（B种
野战口粮）供应。一线美军即使无法及时得到食物，当送来的已经冻结无法食用
的食物时，还可以靠身上的厚衣服捂暖再吃[35]，而穿着单薄、暴露野外的志愿
军战士看着好不容易送上来却冻成冰无法食用的粮食，就只能流泪了[36]。由此
可见，美军的防寒能力，许多条件是志愿军根本无法具备的。但即使如此，长津
湖之战美军非战斗减员仍高达7313人，其中大部分是冻伤。

五、九兵团冻伤减员人数。

由于前述冬装问题，九兵团刚入朝就发生严重冻伤的情况。据十一月十日27军军
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给高岗、贺晋年并报军委的电报，自临江出发就发生手足
冻伤、不能行走五百余人，还冻死两人[37]。先头20军更惨，某师到战地三天，
就冻坏二千余人[38]。战斗开始以后，因部队白天黑夜均在野外，且缺乏粮食供
应，冻伤人数急剧上升。十二月八日宋时轮向彭德怀、毛泽东转报谢有法（兵团
政治部主任）在27军的调查电报，称：“部队减员很严重。以七十九师为例，于
三日至七日止，一个师除战斗伤亡二千二百九十七名外，冻伤送后方者二千一百
五十七人”，九十四师有营长及连干部被冻死，二八零团团长和参谋长冻失踪[36]。
十二月十一日宋时轮在“第九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中称，部队入朝后，日夜
生活于野外，战时有米也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尔煮熟送上火线
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战士）体力
日益削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仅靠棉衣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
冷，特别是每夜下雪，衣服普遍透湿，无法烤干。形成大批冻病、冻僵，直至不
少数量已经冻死得严重现象。该检讨中举例，某师某团某连，除一个掉队与一个
通信员外，全连攻击新兴里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后打扫战场
时，发现全连采战斗队形，死于该处，细察尸体大半无任何伤痕与血迹。宋时轮
认为“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应由职负主要责任”[39]。

据有关军史，九兵团各军二次战役伤亡人数如下：
20军除牺牲外，受伤人员高达1.7万余人，其中冻伤1.12万余人，占全部伤员的60%以
上。军减员2万余人[40]；27军战斗减员8339人，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10588人
[41]?
26军减员1.5万余人，其中冻饿减员9000余人[42]。

据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的文章，整个部队冻亡及冻伤入院人数达19000人，加
上因冻失踪或掉队人员近9000人，非战斗减员一共在3万人左右[43]。九兵团后勤
部长官宗礼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汇报中称，（九兵团）总共冻伤和战伤四万四千三
百四十四人，其中战伤的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七人，冻伤的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七人
，死亡七千三百三十二人[24]。这里“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四人”的总数和后面的
战伤、冻伤数字不符，录存备考。

六、对九兵团发生冻伤严重情况以后，彭德怀的处置是否得当？

就在宋时轮十二月八日将27军减员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第二天（十二月九日）
彭德怀即发去电报，表示：“七十九师已处极端严重困难，其他各军、师想大体
相同，十分悬念。除力促用一切办法加强运输接济外，望速解决当前战斗（如吃
不消可放走一部）。越过黄草岭数十里南，即较黄草岭北温和得多。围敌一部，
打援计划，应即停止进行”[44]。显然是受到了彭德怀的督促，十二月十日东北
军区后勤部即上报了具体解决九兵团后勤供应问题的计划。

由此可见，彭德怀对九兵团发生的后勤跟不上，饥饿冻伤严重的情况，处理是迅
速负责的。以改变打援计划，不惜放走敌军为代价，以求尽快解决战斗。当时东
线的部队既不可能回撤几百公里到后方休整，也不可能待在原地继续忍受严寒，
在胜利在握的情况下，前出几十里到暖和一点的地方休整，是唯一可行的处置，
也是正确的处置。

十二月三十一日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楼适夷、谢宁的战地报告称，（九
兵团执行彭德怀的命令前出后）部队饿饭情况，大致已不存在，以前越是前方的
部队越困难，现在在黄草岭以南的二十六、二十七军一部，因当地有朝鲜人民军
过去埋伏的粮食可以取给，可无问题[45]。 由该报告亦可证明彭德怀处置得当。

[1]、《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7月，40页。[2]、《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
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329页。[3]、“九兵团北调整训和敌军行动情况”（1950年
10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
169页。[4]、“使用九兵团主力对付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之敌”（1950年10月29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179页。[5]、
“九兵团的作战任务”（1950年10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183页。[6]、《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
社，1994年8月，805页?
[7]、《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341页。
[8]、“九兵团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1950年11月5日），《毛泽东
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197页。[9]、《毛泽东军
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805页?
[10]、《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343页。
[11]、“必须精心组织歼灭美军陆战第一师”（1950年11月12日），《毛泽东军
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200页。[12]、《陆军第二
十集团军军史》，335页?
[13]、《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抗美援朝部分）》，12页。
[14]、《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259页。
[15]、《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
社，1986年7月，23页。[16]、《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
》（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56页。[17]、《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
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89页。[18]、《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
7月，78页。[19]、《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解放军
出版社，1986年7月，7页。[20]、《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
类）》，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7月，19页。[21]、《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
（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327页。[22]、《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
7月，328页。[23]、《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
），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14页。[24]、《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
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322页。[25]、《抗美援
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
145页。[26]、《沈阳军区后勤大事记》，沈阳军区后勤部，1984年，20页。
[27]、《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
社，1986年7月，225页。[28]、《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
）》（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08页。[29]、周纯全向总后的汇报材
料，《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
，1986年7月，235页。[30]、《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
》（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65页。[31]、《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
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0页。[32]、《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
7月，20页。[33]、《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
，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15页。[34]、《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
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69页。[35]、“[朝战战斗
经验实录]摘录”，《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总参谋部编印，1957年9月，121页
。[36]、《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
版社，1986年7月，142页。[37]、《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
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13页。[38]、《抗美援朝战争后勤
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67页。[39]、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
7月，147页。[40]、《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史》，349、350页。
[41]、《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抗美援朝部分）》，24页。
[42]、《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273页。时任二十六军副军长的张郅秀回忆
录《军旅生涯》中，二十六军伤亡统计如下：阵亡1605人，负伤2504人，冻饿亡
187人，冻伤5053人，被俘76人。该统计与二十六军军史所纪录的不同，存录待考
。[43]、《谢有法将军文辑》，国防大学出版社，160页。
[44]、《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
社，1986年7月，144页。[45]、《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
）》（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