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倭寇——愚昧腐敗和無誠信引來的戰亂 |
| 送交者: log123 2007年12月21日20:12:1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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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baidu.com/qdmd/blog/item/704c2cb113e34b50082302ec.html （原作/李重） 奇怪的是很少見中日兩國有人對四百多年前的倭寇禍亂中華的起因進行回顧評論和反思，使我們對此事處於說知好像不知，說不知確好像又知的狀態。也許筆者坐井觀天，筆者原來對此事的了解，僅限於教材書上介紹戚繼光俞大猷成為民族英雄的原因時提到倭寇禍亂中華所介紹的隻言片語，從這隻言片語中才知道中日兩國的交往史上還有這麼一檔子事體。 (...) 筆者一直困惑的是；既然有這麼一檔子事體。為什麼鮮見有人對它進行考據評論？是不是我們的明代祖先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做法不想讓後代知道？是不是從明以來的歷史評論學家們都在為我們的祖宗諱而不置一詞呢？ 倭患的真正起因是什麼？倭寇在中國的南方沿海諸城攻城掠奪，有沒有像農民起義那樣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經濟要求？如果沒有政治要求，是當時的日本政府有組織的侵略行為？還是日本國內個別軍事集團偶然的軍事行動？抑或是大股日本海盜的海盜行為？ 如果把倭患解釋成日本政府的侵略行為，好像於理不通，因為當時日本處於室町時代晚期，此時距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還有幾十年，國內基本處於分裂狀態，無力派兵攻擊大明朝。如果把倭寇作亂認定為是一般海盜行為，則更說不出道理，因為海盜行為根本用不着當時中國的大明政府動用像戚繼光和俞大猷這樣的著名軍事將帥率大明正規野戰軍歷經四十年才平定了這次倭亂。而這要比近代八年抗戰還多費了三十多年時間。 更使筆者不解的是，來華做生意的倭番在中國，人生地不熟，也不懂兵事，居然能掀起那麼大的波瀾，持續時間又是那麼長。歷史真相會不會不是明代的官方文人記錄的那樣？是不是倭人得到了中國部分下層官吏和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沒有中國人的援助，倭患無論如何不可能持續那麼近半個世紀。我們現在以清初編著《明史》的作者給倭人下的定論為歷史結論是否合理呢？因為在明代別的問題上我們的教課書都是與《明史》作者的觀點持相反態度，比如說在李自成張獻忠是盜匪還是農民起義軍的問題上。 筆者是個工科出身的地攤小商，非歷史科班，基本不懂歷史。確一直不知天高地厚地想為這個問題找到些許頭緒。在經商之隙，喜歡翻弄一些史料，近日得閒，在本文中提出一些關於倭患的拙見，不揣見笑於朋友們。
（原作/李重） 十四世紀初的日本人就像現在的中國人記恨於日本侵華戰爭一樣，一直記恨於元帝國自建國初以來的三十多年間持續多次派兵進攻日本。 元帝忽必烈在滅亡金國，討伐南宋，征服高麗後，統一世界的心緒大開。聽人說日本列島是富饒之地，遂派水師攻日，最後一次是在一二八一年，大將范文虎，率兵十萬，由對馬海渡海進攻日本，因渡海時遭遇風暴而無功慘敗返回。雖然元軍屢次進攻日本都由於大海隔絕，部分登陸的元兵雖勇猛，但後繼部隊跟不上和後勤供應不上而失敗，但確給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由此引起中日兩國在此後的五十多年互不往來，直到元朝滅亡，大明朝興起。 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就派山東萊州府同知趙秩帶着大明朝封賜璽書，欲與日本重修關係。 日本實力最大的足利義滿源良懷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封賜璽書確不相信大明特使的話。他對特使趙秩說；當年蒙古人就當面說好話，口頭上說與我們修好，背後以大兵偷襲我們，他們派來的特使也姓趙，你這個趙秩是不是那個蒙古特使的後代啊！又來誑騙我們，再以大兵進攻我們。而趙秩確不慌不忙，向日王解釋：大明朝已平定蒙古統一天下，為日本曾受到元兵的進攻道歉，滅亡元朝也為日本報了仇，出了氣。大明皇帝如何英明和廣施仁義！大明的軍隊如何勇猛，與大明朝貢通商對日本只有好處無壞處等等。在趙秩恩威並重的說辭下，受封日王源良懷終於被說服。其實也不是什麼說服，只是源良懷在通商利益的引誘下，在明朝軍事實力的威懾下做出的不得已選擇。並主動向大明皇帝上表，請求兩國修好和建立朝貢通商關係。他上表如下： 日本國王臣源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沾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物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如反掌。啟中興之鴻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二十匹，硫黃一萬斤，瑪瑙大小三十二塊（計二百斤），金屏風三副，槍一千柄，太刀一百把，鎧一領，硯匣一面（並匣），扇一百把。 為此謹具表聞。 雙方商定；共同圍捕對馬海和台岐諸島的海盜。為朝貢和民間通商掃清海路。雙方設置中日專用通商口岸，民間可自由通商。日王最少十年朝貢一次，朝貢船二艘，不帶兵器。 此後源良懷正式受封為日王，並派遣使者，帶着貢物並送還日本海盜掠奪的中國人口，回訪大明。後來日王又把捕獲的海盜頭目獻俘大明。至此兩國關係正式修好。 為了使日來華朝貢通商不與其它國家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互相干擾，中方將對日通商的口岸設在寧波，並設專職機構市舶司負責日來華朝貢通商並由明朝財政部門派出專職主管太監任市舶司的頭頭來處理朝貢和通商之事。朋友們肯定會有疑問，為什麼要派沒有小雞蛋蛋的太監當市舶司的頭頭呢？因為宮裡派出的太監最知宮中缺什麼用品，哪些用不完，要賣掉，哪些不能賣。再說給皇上的貢物沒有皇上身邊的人來把關那能行啊！ （原作/李重） 其實所謂的‘朝貢’，不過是雙方皇家互通有無的通商行為而已。這是為滿足於大明帝王的所謂‘四海稱臣朝貢，天下歸心’的虛榮心的變種說法而已。而對雙方民間來說，‘朝貢’就是通商或做生意，是互通有無商業行為，跟‘四海稱臣’沾不上邊。因為當時的所謂‘附屬國’只要有‘朝貢’，中國則必有所賜。所貢之物如是珍寶，所賜之物也須是珍寶，雖東西不同，且價值應大致相等。如無所賜之物，則必須以同樣價值的貨物相回送。這是自春秋戰國以來朝貢的規矩，唐宋以來的各朝也一直遵守這個規矩。這實際上是皇家官方互通有無的商業行為。 所謂‘四海稱臣朝貢，天下歸心’完全是歷代統治者為維護統治向人民表明自已威加海內外宣傳。如果只有‘朝貢’，沒有同等價值所賜，那天下恐怕就沒法‘歸心’了。 那個時代買賣進出口商品的地方官方稱作‘貢市’。皇家和官宦之家把自已用不完的屬於生活類貢品拿到‘貢市’上賣掉。日本民間商人把從日本跨海運來的商品在市舶司登記後也拿到‘貢市’來賣。‘貢’是官方與外邦的國際貿易方式。而‘市’則是官方和民間與外邦的交易場所。後來的‘舶來品’一詞就來源於此，意思是由外邦用船運來經過市舶司許可的可上市買賣的合法商品。參預這項工作的中國和日本人都賺到了錢，許多人成了富翁。 當時的許多日本人特願意當貢使到中國來，因為他們除了辦理官差有俸銀和好處外，還可利用官方通關文書和官船挾帶貨物做自已的貿易。當時除了為日本人當‘通事’的中國人外，為與中國通商的其它國家當‘通事’的中國人也不少，像荷蘭，意大利，阿拉伯等國，這些‘通事’，也就是舊社會所說的‘買辦’，這些人還兼有帶翻譯作用。 一時兩國民間貿易額和參預經商的人數也大大增加，但當時日本王室裒弱，國家分裂，無力有效控制各地的軍閥領主。在與中國的朝貢貿易交往中，大家都嘗到了甜頭，得到了利益。這樣就有多個積極性很高的‘日本政府’和‘政府機關’幾乎年年都派貢使到中國來朝貢，民間通商的積極性就自不必說了。 這樣一來，到中國的貢使就不止一個了。大家都有日王的貢使冊封文書。大明政府市舶司的主管太監開始很迷糊，不知道怎樣處理，想搞清真假，可到後來乾脆就以中國人的特有方式——以個人好惡和交往關係及貢使行賄的多少來辦理這許多大大小小的朝貢事宜。這就給以後形成倭患埋下了種子。 公元一五二三年（嘉靖二年）五月，是日本諸道來大明朝進貢到達的日期，日本方面幾個貢使爭先恐後地來到中國，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市舶司的老業務關係老熟人。日國內兩個實力最大派別，一個是左京兆，他派遣的貢使叫宗設。另一個是右京兆，他派的貢使叫瑞佐和宋素卿。雙方先是爭到大明的順序先後。在招待宴會上又爭座位上下。這個宋素卿本是個中國人，早幾年去了日本，也算是留學東洋華人的先行者。現在是以副貢使兼通事的身份來中國。他對大明政府的腐敗和市舶司的運作很了解，他通過行賄收買了管事的太監，每次不但先給他驗收貨，還多驗。並指使收了賄賂的市舶司官員處處為難宗設，從數量上少驗或從品質上壓低宗設的朝貢貨物。宗設一肚子氣沒地方撒，這回借着招待宴會的座次問題向自已的同胞發作了起來，雙方打了起來。 這樣的事，如果市舶司管事官員主持公道，本不會發生大事。可拿了宋素卿好處的市舶司當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離衝突雙方，反而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向對方反擊。可宗設人多，武藝也高強，砸了宴會所在地嘉賓堂，搶了市舶司的東貨庫。不但殺了宋素卿，還追殺瑞佐。瑞佐從寧波逃到紹興，宗設帶人追到城下。紹興的守城明軍不讓宗設進城捉拿瑞佐，宗設又攻不下紹興城池，大罵中國人不主持公道，為人不公平，只好悻悻而去。但沿途確開始報復中國人，駐淅明兵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璉，百戶劉恩，胡源，先後被殺，首次倭亂就此開始。（原作/李重） 從第一次倭亂來看，中國大明政府的腐敗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亂的起因，我們一些當政的中國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長利用別人內部的矛盾，使自已獲得最大利益，反過來，為了個人一點點的利益，不顧甚至出賣國家利益，把別人內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國家，這就是一個典範。 這樣就把本來是日本貢使的內部之爭演變成了日本貢使與中國大明當局之爭。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本來還是可以挽回的，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員們為了推卸責任，不向上稟報真實情況，使大明政府當局愚蠢地認為；“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撒銷了市舶司，並禁止對日通商。這對已興起的中日商貿來說，不諦是當頭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貨物還沒付款的中國商人很高興，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許多交了貨還沒拿到錢的倭人則傻了眼。同時日本國內為出口大明的貨物和已裝船在海路途中的貨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這一切都成非法行為，政府不預保護，許多中國商人向日出口的貨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這項政策給中日兩國的商人都帶來極大的損失。 ‘朝貢’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間通商涉及千家萬戶的生計，豈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當時罷市舶發布的通告是以國家利益受到損失，社會的穩定受到威脅為由，唱的也是愛國為民的口號，其實這漂亮的口號後掩蓋着的是腐敗和外交無能和出台政策沒有前瞻遠見。這‘利益’和‘穩定’漂亮口號的實質是把國家推入不穩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禍害之下。 “市舶既罷，日本海商往來自如，法禁無所施”。這樣禁的結果實質上是政府放棄了管理，地方豪紳勢力乘虛而入。 當時有人記錄了這一事件；“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行者獲倍之利，居者得牙儈之息，故常相安。後因禁絕海市，遂使豪勢得專其利”。當時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顧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當。 大明朝的這個政策不但阻礙了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的發展，推遲了近代中國發展，也給自已以後在清兵南進中受到後倭寇時期的海盜頭子鄭芝龍出賣而加速徹底滅亡準備了條件。 明代中國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和愚昧的外交方式是引起倭患的導火索，而明政府因噎廢食的禁商政策則把這種小小的禍亂推向了禍害沿海人民達四十年的大大倭患之中。
類別：默認分類 | 編輯 | 刪除 | 添加到搜藏 | 瀏覽(15) | 評論 (7) 上一篇：“豆腐渣”法規，又是一種虛假的... 最近讀者： （二） 沒有誠信的經商手法再給倭患添油加薪 （原作/李重） 孟德斯鳩在幾百年前就說過：“在中國，欺騙是允許的，一切用暴力獲得的東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術數或狡詐取得的東西是許可的。” 孟又說：“向中國人買東西的每個人都要自已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準確的秤。” 孟還說：“中國人信譽不好尤其是在貿易中，這是因為中國人生活不穩定，使他們有一種不可想象的活動力，異乎尋常的貪得欲。” 看來這位西方聖人不但對幾百年前中國的商場有所了解，就是對現在中國商界也很了解！（原作/李重） 當明政府放棄市舶管理後，民間自行走私經商陷入了無序之中。孟在上邊所說的那些經商現象只不過是一些中國商人的小手法而已。其實一些玩得大的中國商人做的都是拖欠貨款，找藉口不付款，玩的是不付款又不退貨的大把戲。他們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直拖到你服了，拖不起也熬不住不想要自已的貨了，這樣你的貨整個都作為利潤裝進了他的腰包。這種把戲又玩到了到中國來做外貿生意的日本倭人身上。這樣被拖欠貨款的日本倭人因行為屬於走私而無官方通關及居住許可，只好住在沿海各島上，等待索要貨款。而
這些奸商真是騙人騙到家了，你倭人想要第一批貨款嗎！那你就得送上第二批貨來，你送上第二批貨，我還得讓你再送第三批貨，不送就不給你第一批貨錢。搞得日本倭人越陷越深，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也想出了辦法，只好說自已的貨是日本國王的，國王說了；要不回錢，就別回來。這簡陋的辦法根本就蒙嚇不住黑了心的中國官商和姦商。 而此時的明政府是不聞不問，這種官商勾結一起坑騙倭人貨款的卑鄙經商行為導致倭亂越來越嚴重。當時的沿海適合居住的島嶼上差不多住的都是要債的倭人，也有許多對日做出口被騙的內地華商。他們的貨也被自已的同胞騙了，可他們不敢告官，因為禁商通告發布後他們的行為是非法的。除部分倭人 除部分倭人認賬吃虧返回日本不再與中國商人做生意外，許多倭人不甘心被騙。既然中國政府不保護正當的商人利益，他們就只好自已來索回欠款了。於是他們就聯合起來形成大股倭寇，或推舉有見識的華人做首領或讓華人海盜為頭，利用海島做根據地，在用武力討要貨款的同時掠奪沿海居民，並大殺欠賬的富豪奸商官商，最終釀成大規模倭患，造成倭寇為亂中華四十年的局面。 長期處於和平環境的明軍不是他們的對手，最後明政府只好讓俞大猷和戚繼光另組訓練明軍進行圍剿，這也就是二位民族英雄的出處。（原作/李重） 倭人作亂，其實本也形不成大氣候，因為雖然中國的官奸商們把他們逼上了絕路，使他們作戰非常勇猛，但他們畢竟都是商人出身，沒有經過正式訓練。使明政府害怕的是許多中國人也加入了倭寇的隊伍，成了倭寇。因為倭人事出有因，得到了許多中國人的同情。常年的通商來往使不少華人與倭人結成姻親。再加上在明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矛盾重重，自然在中下層正直的中國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騙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農民，鄉間的兇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場上被罷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窮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視明政府的人紛紛加入了倭寇隊伍之中。 說起來也見笑，各股倭寇都是由中國人做他們的首領。在各股倭寇中，以汪直的這股實力最大。其次是徐海，還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多支由中國人指揮的倭寇隊伍，為害甚烈。這些身為中國人的倭頭，金冠龍袍，海島稱王。他們攻城掠地，專殺富豪奸商和從商的官吏，也掠奪百姓入伍以擴充他們的實力，很有點農民起義軍的味道。 說他們是‘倭寇’好像也有些牽強附會，因為他們的頭子是華人，隊伍中的成員大部分也是華人，他們好像是專為倭人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農民起義軍隊伍。倭人在這隻隊伍中所占的比例倒像抗戰時期日軍中的偽軍了，我們當然無法想象如果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各個派遣軍司令和大多數基層官佐都是華人會怎麼樣？那恐怕就不叫抗日戰爭了，改叫抗擊華人指揮的日籍僱傭軍戰爭了。 如此說下去，要是把戚俞二位稱民族英雄也有點那個---，因為當年與他二位在戰場上作對的戰場指揮和計謀對手都不是倭寇，而是自已的同胞，是同胞在指揮，在出謀劃策，是多數華人同胞與少數倭人在一起向明軍衝鋒陷陣。 筆者曾懷疑過：明代專管記錄史事的史學家們可能是一夥團結在以嘉靖皇帝為首的大明中央周圍的一幫文臣精英，他們操控着輿論導向和輿論陣地的發言發文印刷權，壓 筆者曾見到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的一本小冊子上還曾有人把後倭時期的鄭芝龍也稱為是農民起義英雄（當時筆者沒在意），這就讓人糊塗了。鄭芝龍本是海盜頭子，他在崇禎時期被熊文燦招安後為明政府管理海上，靠壟斷福建和淅江部分沿海的海上走私而成了能自養軍隊的兵匪一體人物。如果鄭芝龍能成農民起義英雄，那像汪直等人肯定也能封於同樣的稱號。其實與汪直等倭寇頭目相比，鄭芝龍比倭寇還倭寇，娶了一個倭女人做媳婦，這就是鄭成功的媽媽。而且在他的海盜隊伍中也還有許多倭人。他之所以沒有被史書稱為倭寇，是因為他沒有處在大規模剿寇時期，他也沒有帶着倭人海盜攻城掠奪，他活動的地點只限海上，且年代比汪直等倭寇晚幾十年了。當然我們不能以鄭芝龍的行為否定鄭成功為中華民族做出的貢獻，父子倆不是決裂了嗎。但細一想，沒有鄭芝龍的有意栽培，鄭成功也無法形成勢力而成為民族英雄。 鄭芝龍在明王朝後期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為保他的海上利益，虛以應付，答應願為大明效力。當發現投靠大清比背靠明王朝更能保住自已的利益時，他就投降了洪承疇，並協助洪統率的清軍給了明軍沉重一擊。但他最後的下場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留在大陸的全家被清政府殺死。而鄭成功是在與 當時沿海各地及成倭寇的天下，他們出入如無人之境。許多地方官知道明軍保護不了他們，倭寇所來只為錢，於是他們就準備好錢，這一股拿錢走了，那一股又來了。 倭寇掠奪幾乎所有從北到南的沿海地區，其中以江淅沿海受害最深，這兩個地方也是當年騙倭人貨物最狠最多的地方，故倭寇報復也最凶。 戚繼光俞大猷訓練的新明軍投入圍剿後，明軍對倭作戰形勢才有了根本變化。其實戚繼光也很無奈委屈，捉住的倭寇，審問時常被倭人反問得理屈詞窮，漂亮的愛國口號在中國官奸商們作出具體卑劣事實前顯得是那樣蒼白。戚的愛國軍人們除了審軍情外，只審武力索款搶錢時殺了幾人？搶了多少錢？源由一概不問，源由是政府的事，軍人只管殺頭。戚本人因對倭患起因情況非常了解，殺掉這些人，戚繼光大有諸葛亮火燒藤甲兵後痛心疾首地感到要短壽那樣，想到這些冤魂，戚也時常內心非常不安。可面對大明政府中強大的腐敗勢力，他只能用愛國主義這點可憐心緒來安慰自已。 到公元一五六五年，戚繼光與圍攻仙遊的倭寇大股部隊大戰仙遊城下，將這最後最大的一股倭寇打垮，後又在漳捕把福建境內的倭寇全部蕩平，逃到廣東潮州的倭寇殘餘，又被俞大猷截殺。至此，大股倭寇基本被平，倭患也 一些國營企業和上市公司的老總甚至公開下達拖欠外部貨款指標，並以此考核下屬，還不知恥地認為這種卑鄙作法是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電子商務社會中個人能力的體現，並用學術名詞把這稱之為金融運作。（筆者順便開個玩笑，在筆者幾次碰到這種情況時，真想當一回倭寇好漢。） 這段因中國方面原因造成的倭患歷史讓我們知道一個道理：愚昧腐敗，無誠信都可以導致戰爭，都可以給國家帶來禍亂，給人民帶來災害，給自已帶來殺身之禍。 當然我們已不知那些被倭寇捉住折磨致死的奸商和姦官們在臨死前是怎麼想的？我們也不知那些被處死的倭寇在臨死前對中國的官奸商們和鎮壓他們的戚繼光大人有哪些感想？但我敢肯定一點；是社會弊病加人性的弱點造成了人類本身的諸多不幸和痛苦。 我們的教課書和史書在談到這一歷史現象時，老是說倭寇可惡，可那些腐敗的大明政府官員和那些為官從商的奸商和地方黑惡勢力保護下的各類奸商們就不可惡了嗎？ 讀過此文的朋友只要有點與讀前不同的感覺，筆者小小願望也就滿足了。 《國史資料集》 《中日交通史》木宮泰彥 《善鄰國寶記》僧同風 《明史》‘食貨’五‘市舶’ 《明史》‘日本列傳’ 《明史紀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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