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巍：我被胡耀邦打成反革命――《也憶胡耀邦》之一 (ZT)

　　　　　　　　　　　　　　　　・石　巍・

胡耀邦，一個塵封多年的名字忽然被人們想起，於是回憶、紀念的文字滿天飛。官方說“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老臣們說他“高風亮節”，民間則說他是“民主改革的先驅”。中國很久以來沒有出現這樣官民一致、“生動活潑”的局面了。四海之內，萬眾擁戴，我們的神壇上沉寂了多時，現在終於又有了一位新的神聖。

現在紀念的高潮已過，報刊和網絡上的紀念文字已寥若晨星。這篇《也憶胡耀邦》，可能有點另類，不指望入選《人民心中的胡耀邦》那樣的紀念文集。但要對歷史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只重複人們說過的那些話可能是不夠的。

成百萬、千萬的人們紀念胡耀邦，首先是因為他主持平反了３００多萬件冤假錯案。這其中就有本人反革命一案。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本人犯了現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打入大牢，雖經多次“翻案”，卻都碰得頭破血流。還是鄧小平重新上台，胡耀邦當了組織部長，我才活着走出了監獄大門。接着是平反大會，恢復黨籍，補發工資，送療養院療養，給親友同事們消除影響……真是想不感激涕零也難。

可惜腦袋後邊長了“反骨”，“重見天日”了沒多久，竟然狗咬呂洞賓。

鄧小平，給我平反的這位大恩人，我卻越看越不是個東西。為了要一個官位給毛澤東寫信求饒，毛澤東死了再給華國鋒寫信表忠，毫無氣節或說原則可言。自己靠邊站的文革就“徹底否定”，以自己為頭號打手的反右則只是“擴大化”。剛剛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取消以階級鬥爭為綱，卻馬上拋出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還猙獰可怖的“四項基本原則”。一邊煞有其事地反別人的個人崇拜，一面卻把自己打扮成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新舵手。嘴裡說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可是軍委主席的交椅還未坐暖就下令，窮全國之力征伐越南，２８天戰爭讓８萬多精壯子弟拋屍異域。讓這樣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小人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我們這個國家的前途實在堪憂。

鐵窗鐐銬沒能關閉思考，平反昭雪也不能換取愚忠。我不能沉默。一紙奏本上書“耀邦同志”，把個鄧副主席罵了個狗血噴頭，提醒他我們這個國家再不能搞宮廷政變了。之所以要把信寄給胡耀邦，除了因為他是我們新上任的總書記之外，也如現今許多紀念文章說的那樣，他的凜然正氣，民主作風，使他贏得了本人的信任。

可是令人費解的事發生了，這封信竟然轉到了公安機關！

其後的節目自不必細說，不過還是手銬腳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判刑入獄那一套。老戲碼重演，和“粉碎四人幫”之前根本就是一個劇本。唯一的區別是這次有了具體的罪名，第１０２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總書記被我“煽動”了？受寵若驚。

不過還是有點納悶：“惡毒攻擊”主席不是都不算反革命了嗎，怎麼罵幾句副主席卻成反革命了？入監隊裡流行一個說法：“是虎也得臥着，是龍也得盤着。”納悶歸納悶，刑期還得一天一天打。

刑滿出獄後許多好心人對我說，那封信也許不是胡耀邦本人轉給公安部的，它也許根本到不了胡耀邦手裡。說心裡話，我也一直假定甚至希望這封信不是胡耀邦轉給公安部的。這樣至少在我心裡還可以保留一點藉口不致使我對共產黨僅存的最後一絲信任受到侮辱。

我當然無法核實我的信是否被胡耀邦親自轉給了公安部，但還是有些佐證可以幫助判斷。

且看胡耀邦身邊的人和權威的專家是怎麼說的。

當年胡耀邦的老部下，如今的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他作風民主，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作為座右銘，並身體力行。要求凡是來找他談問題的幹部或者給他的來信，任何人不要推擋和阻攔；不管是老幹部、新幹部本人或家屬子女來部里反映問題，都要滿腔熱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來京談問題或治病，一定要負責安排好住宿和生活，並為他們提供方便。在他擔任中組部長短短一年的時間裡，親自接待和批處的人民來訪和來信就有幾百人次。許多幹部群眾被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激動地說：‘到中組部來，感覺像當年從戰火紛飛的前線回到延安中央組織部一樣，黨員幹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現居美國的蘇紹智：“胡耀邦一到組織部就召開了全部工作人員大會並向大家提出要求：‘今後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獨立史學家戴煌：“（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耀邦召開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員大會，動情地講了許多話。他首先說到‘積案如山，步履維艱’，要求大家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把黨的組織部門恢復成‘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他還說：‘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一年親自處理幾百件來信來訪的胡耀邦會讓他人“代勞”處理一封反映鄧小平問題的來信嗎？就算是林牧恐怕也不敢不經胡耀邦過目就把信轉給公安部吧。

我能想出安慰自己的最後一個藉口是，希望胡耀邦當上了中央總書記以後就“養尊處優，做官當老爺”，不再親自過問普通人的來信來訪了。令人失望的是，浩如煙海的回憶紀念文章沒有一篇是這樣說的。

其實，我的信是不是胡耀邦親自轉給了公安部並不重要。一個人由於給黨中央負責人寫信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這件事發生在胡耀邦任總書記的時代，就足夠說明問題了。

剩下的問題只是，這樣的事件是孤立的個案還是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

頭一次當反革命進監獄，我所在的小隊全是由反革命犯組成。我們那個大隊共有１１個小隊，其中就有３個小隊象我們小隊一樣全是反革命。其他小隊雖然不全是，但也有不少是反革命犯。

第二次當反革命進勞改隊，情況大不相同。我所在的四大隊有７個小隊，竟然連一個反革命小隊都沒有。全大隊只有５個反革命犯，散編在不同的小隊裡。前朝的反革命已經一個也不見了，包括本人在內的這５個人則全是鄧小平、胡耀邦治下，根據７９年出爐的刑法判的反革命犯。本人據此在《且慢“走趙紫陽的路”》一文中估算，當時全國關押的反革命犯當在１.８萬―２.６萬人之譜。

這個數字在當時１０億人口的中國所占比例可能不是很大，但要放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國際社會來看，一個國家還關押着上萬名政治犯，恐怕也是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荒唐。而這一切就發生在被宣稱為“建國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

這是一個被人們善意遺忘了的群體。因為，我們這批人當中沒有元帥，沒有將軍，沒有部長，沒有省委書記，更沒有國家主席。至於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雖然聲名顯赫，但似乎國人皆曰可殺，判他們反革命也就無傷大雅。我們成千上萬的反革命犯都是普通的人。我們能推出的最響亮的人物不過是個電工。任琬町、傅申奇也許還有一點知名度。至於王榮清、馬文都、孫維邦、張京生、劉京生、陳西、廖雙元、盧勇祥、黃燕明、劉念春、王明、楊勤恆、范一平、陳增祥、羅孚、李光詒又有幾個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呢？而像我們四大隊以反革命罪關押的這這五個人，恐怕就只有他們的家屬和審判員知道了。這給人一個錯覺，似乎除了王張江姚再也沒有反革命了。

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造成了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官方精心設計的宣傳，使人們在冤假錯案和四人幫之間不經意地建立起了某種聯繫，善良的人們相信冤假錯案是四人幫時期特有的現象。特別是７９年刑法、刑事訴訟法出台後，中國被說成從此走上了法制軌道，中國人普遍信以為真。可以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現在依法辦事，政府不會冤枉一個好人”，“這不是四人幫那時候了，說誰是反革命誰就是反革命”。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人們漠視我們這個龐大的群體存在也就不是沒有緣由的了。

我可以大膽地斷言，粉碎四人幫以後判的反革命犯全部都是冤假錯案，無一例外。

人們只聽說四人幫搞的冤假錯案多麼荒誕無稽，可是你知道畫一張諷刺鄧小平的漫畫也可以判刑，說一個“什麼都長（指物價），就是鄧小平的個子不長”這樣的牢騷話也可以成為反革命嗎？這就是鄧小平胡耀邦時代的傑作。

鄧小平、胡耀邦在平反３００萬件冤假錯案的同時，卻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裡，製造出一兩萬件反革命案，說明他們在製造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方面，一點也不比他們的對手遜色。

鄧小平搞的平反，首先是為了給自己平反。試想要是不給劉少奇徹底平反，不給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平反，他鄧小平的案子能徹底翻過來嗎？經過十年文革，鄧小平在公眾中已經被徹底污名化，黨政軍權利系統也早被“文革派”控制，他要奪取國家最高權力就必須建立自己的統治基礎。平反冤假錯案，讓老幹部重回領導崗位，使他獲得了聲望，也給他提供了必要的幹部支持。這次大規模的平反完全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千萬不要相信什麼“撥亂反正”，“實事求是”那一套騙人的鬼話。

一旦他們掌握了國家的鎮壓機器，就絕對不允許有任何的挑戰。

鄧小平這個參與製造了後來被他和胡耀邦平反的大量冤假錯案的混世魔王，更把共產黨的兇殘本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竟發展到用坦克、機關槍屠殺成百上千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百姓。直到現在中國仍保有一項無可匹敵的世界紀錄，就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莫須有的罪名判刑關押的政治犯數量。各國的政治家和學者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全世界“顛覆”和“煽動”的罪犯都集中到了中國。在美國，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例“顛覆國家政權”的案子發生，在中國卻連半個月都不到就會傳出有人被以“顛覆”、“煽動”罪名拘禁，逮捕，判刑或勞教的消息。

我的另一個斷言是，如果以７９年劃界，後三十年累積判刑關押（包括勞教）的政治犯，絕不比前三十年少。其間各種駭人聽聞的人間悲劇也比前三十年的更令人毛骨悚然。人們都傳說周興、來俊臣以降，至中統、軍統、復興社、藍衣社、渣滓洞、白公館、保密局、國防部二廳這些鬼蜮魔窟里發生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慄，可是他們要和現代共產黨人比起來那可就小巫見大巫了，至少他們還沒學會為了取樂把女犯扒光衣服扔進男犯堆里強姦或把電警棍捅進女犯的下體。

共產黨政權就是一架高度自動化的冤案製造機。不管多麼開明的人主政，冤案都會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這是因為它代表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實行統治，不具合法性，必須依靠鎮壓維持。只要共產黨專政不廢除，不曾，也永遠不可能出現一位不製造冤案的領導者。胡耀邦不例其外。

胡耀邦在平反以黨內老幹部為主體的冤假錯案方面顯示出的魄力並沒有表現在他主政的時代的政治寬容。有人說胡耀邦有一種“偉大的容忍”，這不甚貼切，應改作“有限的容忍”。一個粗俗直白的表述是，罵毛澤東他可以容忍，罵鄧小平他絕對不容忍。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當胡耀邦開完了那個黨章、憲法沒有賦予任何權力，但卻迫使他辭去總書記職務的“民主生活會”，走出房間，坐在門前的台階上，止不住潸然淚下的時候，他是否還能記起有一個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曾提醒他，中國再不能搞“宮廷政變”了？他是否還能記起，那個人曾提醒他鄧小平是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小人？

胡耀邦沒有給你言論自由
——《也憶胡耀邦》之二

人們一致公認，胡耀邦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物。他反對搞“一言堂”、“家長制”、“假大空”，也讚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提倡文學藝術創作自由。和他有過直接接觸的人都念念不忘他平易近人，不擺官架子的民主作風。他和黨內頑固不化的極左派格格不入。他甚至批評不准聽鄧麗君的歌曲是思想僵化的表現。

頗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頂住巨大壓力，廢除了毛澤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教條，至少在理論上是把“創作自由”還給了藝術家。是他，在1978年5月9日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個口號不要強調了”。1979年3月在中宣部例會上又明確提出，不再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1980年2月他在一個劇本座談會上宣布要“切實保證人民有進行文藝創造和文藝批評的自由”。在他的多次過問下，民間傳抄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也由死刑而“起死回生”。同時大批背負着各種罪名的作家、藝術家被宣布恢復名譽，從《武訓傳》以來的幾乎所有“毒草”被解禁。滔滔黃河春汛夾着冰凌一瀉千里，人們笑逐顏開，紛紛說：“文學藝術的春天來了。”

順理成章地，每個人都認為新聞自由的時代也不可避免地會來臨，言論自由就近在眼前了。可是又一件令人費解的事發生了：胡耀邦沒有順着自己路走下去，他宣布：新聞是黨的喉舌。

他在第四次文代會後的的一個會議上明確說，可以有創作自由，但不能提新聞自由，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這給沸騰的言論場潑了一瓢冷水。敏感而冷靜的人們可以覺察到悶熱的三伏天刮過了一縷不易覺察的冷風。

胡耀邦1985年2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關於新聞工作的長篇發言，最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他對新聞事業的觀點。在目前的紀念大潮中，他的這篇講話被普遍忽視。

在這篇講話中，他開宗明義，把新聞事業的性質規定為“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時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可是共產黨掌權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黨的喉舌“自然”就是政府的喉舌，因為黨和政府本來就是一個店面兩塊招牌；但它決不能“同時”就成了人民的喉舌。相反，在多數情況下，它只是冒充人民，愚弄人民，欺騙人民，壓制人民，扼殺人民的工具。

胡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相當強硬，容不得那些想為他打圓場的人作半點通融。他說：“從最根本的特徵來說，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這不但是站得住腳的，而且是不能動搖的。”“無論進行什麼樣的改革，都絕不能絲毫改變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改變這一工作同黨的關係。” “不應當……要求在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這樣的根本問題上‘鬆綁’”。

有些活躍於胡耀邦時代的人物，包括那時的一些報人，津津樂道於胡耀邦關於黨性和人民性的某些說法，似乎胡耀邦主張人民性高於黨性。這是個誤會，如果不是誤導的話。

是的，胡耀邦在多個場合談到人民性。但他從來沒有貶低黨性。他反覆強調的是“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也就是說，他用以取代“黨性高於人民性”的是“黨性就是人民性”。他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黨報就是人民的報紙，” “我們黨的新聞事業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而我們黨和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黨的新聞事業完全能夠代表和反映最廣大人民的呼聲。作為黨的代言人和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冷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共產黨的利益沒有一天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至少在共產黨掌權以後是這樣。在胡耀邦大談“一致” 論之後中國社會的發展更將共產黨完全推向了人民的對立面。在胡耀邦這些談話里，未經授權，人民的利益，他們的呼聲，就被一個黨所“代表”了。這可能就是十幾年後那個荒謬的“代表”論的起源。應當說，“黨性高於人民性”至少在形式上還承認人民性的存在，它和黨性的關係只是孰高孰低的問題；而“黨性與人民性一致”的說法則從根本上抹煞了人民性的存在。人民連報紙都不必有，因為黨報“就是”人民的報紙。這個“一致”論難道還真值得一班德高望重的大寫手不厭其煩地寫那麼多大塊頭文章去謳歌嗎？

胡耀邦認為新聞事業的主要任務就是“不間斷地用大量言論和事實，來強有力地宣傳中央的主張。”他說：“黨的新聞事業是要代表黨和政府講話的，是要按照黨的路線和政策來發表議論、指導工作的。雖然報紙、通訊社、電台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則報道不都是具有指導性的，有許多只是個人意見和個人的觀察，但黨的新聞機關的主要言論，有關國內工作和對外關係的主要報道，應當是代表黨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編輯或記者個人的。”且不說胡耀邦的這套理論與世界公認的現代傳播學奠基人如威爾伯•施拉姆和拉斯韋爾等人對於傳播媒體的職能的定義相去十萬八千里，就是和當時全球新聞傳播的現狀比也是多麼不合時宜。他描繪的喉舌無異於黨內文件的公開發行版。這就是至今《人民日報》還是那麼老氣橫秋，一付教訓人的面孔的原因。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香港50萬人的大遊行，在中國的媒體上一個字都找不到；為什麼汕尾慘案這樣震驚全世界的新聞事件中國的所有媒體卻集體失語。因為“黨的新聞事業是要代表黨和政府講話的。”遊行、慘案、礦難、艾滋病、維權這些都不是新聞事業的報道任務，它們的任務是“不間斷地用大量言論和事實，來強有力地宣傳中央的主張。”這也是對胡耀邦的所謂“黨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論點的一個絕妙的諷刺。胡耀邦雖然在政壇曇花一現，但他的繼承人對他關於新聞的論述卻忠實貫徹執行。在這裡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輿論導向”論的原始表述。

胡耀邦推崇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寫的《駁“輿論一律”》，說毛澤東“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還是講得好的”。但他對毛澤東主張“人民內部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的說法似乎不以為然，而主張“角度、重點以至風格、面貌、方式方法的多樣性。”因為“這種多樣性，與先進、落後之間的矛盾很不相同，不但不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且恰恰應當大大地加以豐富和發展。”可以看出來，胡耀邦給言論提供的鳥籠比毛澤東提供的那個還要小。

胡耀邦用明白無誤的語言表示，他不允許在我們國家有不同的聲音。他說：“為什麼我們國家不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呢？我說這要作一點政治分析。”以下是他的分析：“說到不同的聲音，要看是在什麼問題上的不同的聲音。如果是在國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問題上，那麼，如前所說，我們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這些根本問題上大家的聲音相同是必然的和自然的，硬要發表‘ 不同’的聲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各種具體問題上，大家的聲音自然有許多不同，現在的報紙刊物上就經常發表這些不同的聲音，許多好聲音還受到黨的鼓勵和人民的歡迎。如果現在發表得還不夠，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發表，這也就是我國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發展的一個表現。”話說得很客氣，但語氣是斬釘截鐵的。連“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不容討論的，更不用說像“多黨制”“全民普選”“軍隊國家化”這樣的議題了。就連要不要修三峽大壩這樣的問題也“不可以有不同的聲音”。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時，人民日報曾就要不要生產咸麵包（這以前中國人只知道麵包是甜的）和主食里要不要加飯豆（指紅豆，綠豆，蠶豆之類）展開過不同意見的爭論。這大概就是胡耀邦所說的“如果現在發表得還不夠，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發表”的不同聲音。胡耀邦的這個思想直接導致了後患無窮的“主旋律”理論統治中國的輿論至今。

當然，“不同的聲音”絕不是總書記一句“不可以有”就能消除的。制止的最後手段是手銬、腳鐐、電警棍 、老虎凳、鐵窗、高牆、電網，甚至坦克、機關槍。這些已變成共產黨對付“不同的聲音”的經常和主要的手段。它們已經被運用的爐火純青了。而發出“不同的聲音”，則需要失去學業、職業、名譽、前途、家庭、自由、年華、鮮血、生命甚至肉體。胡耀邦口中的“不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九個大字，字字滴着中國人的血和淚！

胡耀邦關於我們國家只能有一個聲音的主張必然要遇到一個“真實”的問題。他沒有迴避。他理直氣壯地說“當然要講真實”，可是緊接着又說：“ 究竟什麼叫真實，從來就有爭論。”他說：“總的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導方面是光明的，同時也存在着陰暗面，我們並不忽視陰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真實”。所以胡耀邦“要求多種色彩，而歡樂、光明的新生活和為歡樂、光明的新生活而進行鬥爭的色彩，當然是明朗、鮮艷而豐富的。”

提到缺點或說陰暗面，胡耀邦比毛澤東寬宏大量多了，他把“一個指頭”的比例放寬了整整一倍。他要求“新聞界的同志們”，“報紙上，大體應當是八分講成績、講光明、搞表揚，二分講缺點、講陰暗面、搞批評。”謝天謝地，編輯記者們終於可以比毛澤東那時候多長了一個指頭。可是這“二分缺點”也不是可以隨便怎麼講都可以的。根據胡耀邦的說法，“我們的筆墨就在講陰暗面的時候也不應當是黑色的。”從“形勢大好”到一片“歡樂、光明的色彩”，我們的媒體已完全墮落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獻媚權勢，掩飾罪惡的謊言工廠。面對全身散發着腐屍般惡臭的共產黨，我們的媒體卻極力為它的“保鮮”噴灑香味劑。老百姓說現在的報紙只有日期是真的，電視只有“動物世界”沒說假話。我們的“新聞事業”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難道和胡耀邦對新聞事業的上述經典性論述毫無關係嗎？

為了加緊對媒體的控制，保證新聞事業死心塌地地充當黨的喉舌，胡耀邦要求“加強新聞隊伍的建設”。他說，當前“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問題，不是別的，而是要以極大的努力來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這無疑是對的。可什麼是新聞工作者應當具備的素質呢？胡耀邦給出的規定是：“一要增強黨性，二要增強業務能力，三要增強同志之間的團結。”他仍然把“黨性”作為對一個編輯或記者的首要要求。這該使那些對胡耀邦時期關於黨性和人民性的一場頗為熱鬧的討論念念不忘的人們恢復一下記憶力。胡耀邦一直是把黨性視為頭等重要的大事，不要再強人所難，把人民性強加在胡耀邦頭上了。至於什麼是黨性，理論家們故弄玄虛，把它演繹成一個高深莫測、難以捉摸的抽象的概念，其實胡耀邦的後人們對黨性的解釋倒是非常通俗：“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這就是黨性。在這一點上，胡耀邦和鄧小平、薄一波、江澤民、胡錦濤都沒有什麼分歧。

如果我們的新聞人不講黨性，胡耀邦說了：“不打棍子，不等於該批評的也不批評，該處分的也不處分。”不講黨性，在多數場合只是“不聽話”的同義語。實際上共產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修理這些不聽話的編輯記者。其中舉世聞名的，我們可以列出上百人的名單。因為講真話而砸了飯碗的事簡直不值一提。不講黨性的刊物被查封，不講黨性的新聞稿被“槍斃”已經司空見慣。中宣部一個電話可以決定讓全國人民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是講黨性的最高和最後形式。中國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在世界各國關押記者總數的排行榜上中國一直遙遙領先。不幸的是，恰恰是這些被修理的“不講黨性”的記者代表着正義，良知，對底層民眾的熱忱和對自己職責的忠貞。這些恥辱的紀錄並不全發生在胡耀邦當政的年代，但是有誰能否認它們都和胡耀邦倡導的那個“黨性”有着直接聯繫？“講黨性”成為了中國新聞墮落的萬惡之源。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因反擊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無論是在那次決定他政治命運的“生活會”上，還是其後中央下發的黨內通知中，以至左派發起的大批判中，各路左王們歷數胡耀邦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卻沒有一個人提到他慫恿新聞自由的思潮。胡喬木，鄧力群，王任重，賀敬之，朱穆之這些新聞界公認的左派，當時對胡耀邦群起而攻之，卻都繞開了胡耀邦對新聞工作的這一全面的論述，這是他們的仁慈呢，還是疏忽？

一個不曾兌現的承諾
——《也憶胡耀邦》之三

胡耀邦宣布給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創作自由，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享受到這種自由。

胡耀邦廢除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卻代之以“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這兩個口號究竟有什麼區別，御用理論家們剝絲抽繭，說得玄乎其玄，可是一般人認為，這和“豆腐一碗”“一碗豆腐”的區別沒什麼兩樣。在中國誰也不能說“社會主義”、“人民”是和“政治”無關的兩個概念。

文學就是文學，藝術就是藝術，它們為誰服務，甚至服不服務，那是文學家、藝術家，最多加上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的事。政治家只是他們的讀者而已。世界上沒有哪個民主國家的領袖人物去管這些閒事，憲法給他們規定的職責就夠他們忙的了。但自從列寧提出“齒輪和螺絲釘”說，毛澤東提出“為什麼人的問題”以來，似乎寫詩、拍電影都成了共黨領袖人物必須躬親過問的大事。

在談到創作自由時，胡耀邦說：“人們的自由或權利總離不了一定的責任或義務，沒有無責任的自由或無義務的權利，從來就不存在什麼絕對自由。這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和任何個人都是如此。”在這裡我們聽到了共產黨歷來給自由蠻橫地捆綁上各種繩索的老調重彈。作家們大約已經知道胡耀邦給他們的創作自由不是一頓免費的午餐，他們必須付出對方需要的“責任”和“義務”才能換到一張廉價的餐券。

胡耀邦大段地引用列寧和蔡特金的談話，來詮釋他要發放給藝術家的創作自由是一種什麼樣的時髦貨，這是很值得玩味的。列寧的話是這樣說的：“每一個藝術家和任何一個認為自己是藝術家的人，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理想自由創作的權利，而不管這種理想是否有點用處。這樣你就碰到激動、嘗試和混亂了。但自然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決不可以無所作為，聽任混亂隨意擴散開來。我們還必須有意識地努力去領導這一發展，去形成和決定它的結果。”列寧在這裡先是空洞地承認藝術家有 “自由創作的權利”，接着說共產黨對作家的“混亂”甚至是“激動”和“嘗試”都不能聽之任之，而要“有意識地努力去領導這一發展”，其最終結果必須要由共產黨來“形成和決定”。如此說來，作家的“創作自由的權利”和牆上畫的燒餅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胡耀邦對列寧的這篇講話大加讚賞，說“這篇談話對我們了解創作自由的意義，很有幫助。”針對有些作家要求“絕對自由”的傾向，胡耀邦說“今天我們的作家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創作，作家當然享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但是我們黨仍然有責任在必要的時候向他們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議和勸告。”經過了53年號稱“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改造，55年號稱“分清香花和毒草”的反胡風，57年號稱“和風細雨”的反右派，59年號稱“神仙會”上“大躍進缺點要講夠”的反右傾，64年號稱“洗澡下樓”的“四清”，和號稱“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知識份子一般都學會了領會共產黨領導人口中說的“同志式的建議和勸告”意味着什麼。

如果有的作家太過迂腐，硬要“激動”和“嘗試”一番，甚至寫出“混亂”的東西，胡耀邦說得很坦白：“提創作自由，並不等於說報刊和出版社的編輯部對於作家的不論什麼樣的作品都必須加以發表和出版。”這就是說，你有創作的自由，我有不給你發表的自由。

這就形成了胡耀邦時代的一個怪現象：一邊是幾乎全部的“毒草”被解禁，一邊又大量出現“地下文學”、“地下詩社”、“地下刊物”以及“潛流文學”、 “隱態寫作”、“潛在寫作”，“地下沙龍”、“地下詩歌朗誦會”、“詩人的家居”等等各種形態和名稱的地下文學創作活動。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啟蒙》、《探索》、《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及79年四川出現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地下詩人鄧墾、孫路、蔡楚、杜九森、陳墨、馮里、樂加等，和他們以手抄、鋼板油印形式流傳的地下刊物《野草》、《詩友》。 80年代為外界知曉的還有遭廣西公安禁止的《相信未來》，北京市公安局通令停刊的《今天》、《新詩潮詩集》，上海的《海上》、《大陸》，四川的著名詩人芒克、楊煉、西川、唐曉渡、歐陽江河等，及地下刊物《非非》、《中國當代實驗詩歌》。還有《野獸的沉思》、詩論《留在星球上的札記》、詩歌《苦行者》和隨筆《檬子樹下的筆記》。80年代後期則有《傾向》、《倖存者》等。影響比較大的還有詩人多多的油印詩作《教誨——頹廢的紀念》，詩選《里程—— 1972~1988》。地下文學的廣泛興起是對胡牌的“創作自由”的無情嘲弄。

其實在中國，地下文學存在的空間甚為有限。共產黨對詩人和作家的“同志式建議和勸告”往往是在看守所和勞改隊裡用鐐銬和警棍進行的。86 年，四川即有李必豐的詩社“尋夢園”被定為非法組織而遭取締，李被反覆拘傳審問，終被判刑。自1985年起在國內詩壇引起廣泛注意的青年詩人廖亦武、萬夏、李亞偉、劉太亨、苟明軍及知名詩歌評論家巴鐵等人，均被逮捕關進監獄。四川詩人黃翔為他的詩6次入獄（當然不全在胡耀邦時代）。同一時期還有貴州的多名地下詩人被捕。顧城、北島等一批詩人和畫家則選擇出走他國。

這種“完全同志式的建議和勸告”一直延續到今天。楊春光、張林、劉荻、杜導斌、楊天水、劉水、師濤、劉曉波、余杰、張祖樺、李柏光、陳敏、顧則徐這批文化人竟成了派出所、看守所、國保大隊以至刑事法庭和監獄、勞教所的常客。相當一批人至今還在高牆鐵窗後邊享受着“戴鐐銬的創作自由”。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被胡耀邦稱為“當然享有完全的創作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莫大悲哀。

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對某些作家和創作的公開圍剿。人們不能忘記胡耀邦時代對作家白樺和他的電影《苦戀》的全國性大批判。雖然文革被宣布結束了，可是《解放軍報》餘威猶存，它以嚇人的罪名首先對《苦戀》發難，接着全國大小報刊群起撻伐。據上海《大公報》人士回憶，他們沒有轉載軍報的文章竟成了“政治問題”，而破例被上海市委叫到常委會上問罪。這場批判的規模和氣勢可與毛澤東時代對《武訓傳》的批判相媲美。中央高層有人甚至要求嚴懲劇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押送農村，勞動改造，並揪出“黑後台”。事件的主角白樺雖是1949年成都西南軍政委員會時期胡耀邦的舊友，也曾與劉伯承、賀龍、鄧小平相識，他都難逃一劫，可想而知一個普通的筆桿子，他的下場會是如何。

這一時期受到圍攻的還有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沙葉新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王靖的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里》、劉克的中篇小說《飛天》和李克威的電影劇本《女賊》。它們被並稱為“八十年代五棵大毒草”。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徐明旭的中篇小說《調動》也遭到嚴厲批判。這些作品有些根本就沒有得到發表或演出的機會。

應當說，胡耀邦本人在這一波批判中態度並不十分積極，對其中某些作者和作品甚至百般袒護，但即使是對他十分賞識的老部下劉賓雁他都無法阻止被“勸退”出黨，對於其他陷入重圍的藝術家他又能做些什麼呢？我們理解他的難處，但我們還是不能不把這一切歸咎於他。因為他說：“我們今後不再用文藝服從政治、從屬政治這個提法。但並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作家可以沒有政治責任感。”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從“不服從政治”到“不脫離政治”，胡耀邦的狐步舞轉了360度，又回到了原點。既然作家必須對自己的作品承擔“政治責任”，他們就沒有理由抱怨胡耀邦的“創作自由”只是一張空頭支票。他們應當慶幸自己生活在胡耀邦時代，他們的命運畢竟比王實味、老舍、胡風、傅雷、楊朔們好多了。

共產黨時常控訴國民黨時代的新聞檢查，說那時候沒有言論自由。但是國民黨對《小說月報》、《東方雜誌》上登了些什麼文章，胡蝶、阮玲玉拍了些什麼電影，馬連良、譚富英唱了些什麼戲，天橋那說些什麼相聲，演些什麼雜耍等等一般並不過問。而共產黨對這一切都要做嚴格的檢查。臭名昭著的“送審”制度在胡耀邦時代並沒有停止執行。一位作家或導演嘔心瀝血完成了一部作品以後，經常是戰戰兢兢地等待幾個外行官僚的審判。有多少藝術家等到的結果是：“槍斃”。以至屢屢發生這樣令全世界無法理解的怪現象：一部中國電影得了世界級大獎，可是中國的觀眾卻緣慳一面；得獎的大牌導演在世界同行中名震遐邇，卻往往在頒獎儀式上缺席。他們的罪名經常是“政治不正確”。

至於在國內，出版機構被查封，電影被刪剪、被禁映，圖書被吊銷書號、禁止發行、封存、下架、收繳、打紙漿，作者被辭退、開除、甚至吃官司，都已是見怪不怪的家常便飯了。這類在其他國家成為轟動全國的事件，在中國都根本算不上什麼新聞。

是的，胡耀邦是給了藝術家自由。對藏克家、賀敬之、丁玲、劉白羽、馮驥才、蔣子龍、劉心武、王蒙來說，胡耀邦時代確實是“自由”創作的黃金時代，但那個時代不屬於劉賓雁，吳祖光、白樺、廖亦武、師濤。

如果自由僅供一部份人享用也可以稱為自由的話，那我們什麼時候缺少過自由呢？文化大革命沒有創作自由嗎？不，對張春橋、姚文元、浩然、李劫夫、于會泳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創作最自由的時期。蘇聯沒有創作自由嗎？不，對鮑．波列沃依、德羅維奇．法捷耶夫、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弗拉基密爾．弗拉基密洛維奇．馬雅可夫斯基來說，蘇共槍殺上千萬同胞的斯大林時代才是創作最自由的時代。希特勒時代沒有創作自由嗎？如果你去問以那首《送寄生蟲出境》而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亞利安詩人A．安納克，他一定會說納粹時代是人類文明史上最自由的時代。

現在我們不得不說，胡耀邦所說的“創作自由”，和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時代的“自由”並無本質的區別，因為他們都是從一部份人那裡剝奪來而賜給另一部份人的。如果說這不完全是胡耀邦的本意，我們也不得不說，他開出的“創作自由”，確實跳票了。

並非題外話:

共產黨“專政”以後歷經幾代更迭，腥風血雨，其實都是某種形式的“換屆”。每屆領導人為了穩固統治常標榜自己與惡名昭彰的前任不同。他們的具體政策方法或有某些區別，但他們的專制具有連續性和一貫性，未曾一日不同。

胡耀邦是共產黨領導人中最開明的一位，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做過的好事；但他始終是一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的墓碑上塗抹過多民主、自由的油彩會使他的靈魂不安。

共產黨官方的紀念活動有它自己的需要，民間當然有評論的權利；但實在看不出自由主義知識界隨官方指揮棒起舞的理由。

奉勸有造神癖的諸君，不妨去看看耶穌、釋迦牟尼、安拉或穆罕默德，哪怕是達賴或班禪的成道之路。拜神總比造神方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