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新:《論某公》 |
| 送交者: 哲理 2007年12月23日08:26:2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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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某公》 作者:何新
某公已去職,其主持樞機宰輔之位將近十年。海外炒作者或譽之曰“經濟沙皇”,然今日實可為其政跡作一總結。 某公於90年代初葉即已入主中樞主持經濟,初以“改制”為已任,慨然有天下之志。所圖之改制者方向,乃因十幾年來,中國政壇及一部分知識界人中始終有三大情結,一曰平反六四。二曰改革經體(徹底私有化之市場經濟)。三曰改革政體(搞多黨及直選總統制)。內外均有一股強大勢力,互相呼應,故有意製造對某公的新偶象崇拜,實欲哄抬某公黃袍加身作中國“改革”之父。 2 某公執政以來,其施政重點似在如下幾方面: (1)不顧中國自身國情全力推動與國際接軌,以致不惜犧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實際是欲以國際規則約束國內體制,借外力以促內變。 (2)切斷國企金融支援(“停奶斷血”),將銀行資本轉入股市。以此推動國企“轉制”即私有化。以為國企問題根源在於所有制及冗員(此皆源於極錯誤之經濟學觀念,1993年某公上台之初,何新曾上書鄧大人,直言某公並不真懂經濟,即指此。),遂大力推行轉制以及大規模失業政策,其名言是“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但此舉是在事先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實施,其政策後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業局面,釀成嚴重社會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條件上對農業及農產品方面讓步甚大,犧牲農民利益甚多。又將地方稅負(行政開支來源)的重頭放於農民頭上,導致農業稅負高昂,農民負擔增重。大量農民為謀取現金,棄本失業盲目外流,田地荒蕪,社會呈現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運作作為銀行營利手段。銀行乃與大莊家聯手操作從股市中圈錢。形成具中國特色的金融泡沫經濟。而中國的超級金融富豪(“新階層”)亦一批批從股市圈錢中誕生。 (5)當今中國豪富者富可敵國田連阡陌,而貧窮者無立錐之地。而某公猶認為兩極分化並不嚴重。(2000年3月新聞會) (6)謂改革必有犧牲,要求失業者忍耐、承受之,其左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體鼓吹“不惜犧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場直接與西方並軌,終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及為江李牽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會計、證券、金融機構使之監理甚至主導中國經濟管理層。因美國安達信等醜聞頻發未果。 (9)實施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政策,使毛時代遺留之全民免費(低費)普及教育及全民衛生體系完全崩潰。 3 某公為政之初,接連引爆反腐大案,矛頭指向高層人事。一度幾乎造成大局振盪之勢。(並非謂腐敗不應當反。蓋反腐有真反及假反之別,有以反腐為手段或為目的之別也)。 直到2001年前後江澤民親自數度主持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破產失業嚴重,已影響大局穩定,確定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確定開發西部搞基礎建設的新方針,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等等。因此,迫使某公後來不得不對其施政重點有所轉變,政治方向亦不得不有明顯之轉變。故以上“改制”均未能走到底。 特別是由於近一年來社會失業已呈危機,各方壓力呼籲不可置之不理。其改制及失業政策不得不收斂,社會保障體系之構建也方得大力撥款提上日程。然而其幾年來所行諸“ 新政”之後果,已導致社會中失業無業者眾多,各地社保金額隨低保人數的不斷增加而以幾何級數遞增,對國家財政形成沉重負擔,實難為久遠之計。 綜觀某公去任後之國民經濟隱憂深重。(尤其國有工業體系),財政入不敷出(6年赤字累翻5倍)。草民流離失所眾多。結隊抗議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殺爆炸者有之,投環跳河自焚者有之,社會不安之象日顯。其幸佞者仍大肆鼓譟“軟着陸”已獲成功、“三年國企改革目標大見成效”云云。其諸多政策,利近害遠,竭譯而漁,遺患將來。後任面對之擔子與難題殊為沉重矣! 4 美國余英時氏論某公認為其行跡近於王安石。王安石號稱“拗相公”。然某公有王氏之執拗,而並無王安石之品格,其矯情似則過之。 明人張燧以八個字論王安石:“虛名,實行,強辯,執拗。”又雲其所行新法,“任用多小人。不察時宜,不恤人言,剛愎自用,征利害民。”(《千百年眼》,張燧著)此誠入木三分之論。 王安石改革啟北宋亡國之禍於身後。時人喜頌揚王安石,殊不知《水滸傳》中官逼民反之趙佶(宋徽宗)、蔡京、童貫輩皆為王氏“新黨”一派之徒。故清人論王安石常引《詩經》“戎狄是迎,荊舒是逞”以為先兆。認為金元戎狄禍華,根源即在於王安石(號荊公、舒公)遺留之弊政。然而王安石個人只求事功而並無私人之政治野心。其心願是好的。某公則似未必然。故某公入閣之初,海內外即有輿論為其造勢云:“某公只可作一把手,不可作二把手。”並偽稱此乃鄧公遺言。此至少表明有一股勢力欲推動某公出任一把手,而某公當時之態勢亦咄咄逼人,一副領袖群倫之勢,毫不謙讓。 5 某公就任之初,豪言“赴湯蹈火,欲下刀山火海”,譁眾取寵。聞某公觀“商鞅”話劇而流涕作秀,或以商君為自況也。然商鞅入秦之初,“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諸國以夷狄視秦,排斥之不得與中國會盟”。秦孝公用商鞅謀議勵行新法,發憤圖強,歷二十年,變法矯俗,富國強兵。使僻處西隅之秦戎,雄霸天下。雖身遭車裂,然業績不磨。而司馬光猶譏誚之,以為商君為人“自逞聰明,為政刻薄。用法嚴酷,蓄怨百姓。” 某公之變法多取虛名而收實害,業績無爭議而可流傳者很難指陳。近五年來中國經濟迅猛騰飛,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民之偉力及十幾年改革開放所奠定之基礎。其他人主政於此十年表現也未必會太差。並非某公個人之特別偉大也!豈可貪天之功以為已功? 某公下台之際,似呈現一副失意英雄之態,似乎壯志未酬,都是由於多方掣肘,所以未達抱負。實際上,的確正是由於江李體制之牽制,故某公未能暢行其志,而中國方有今日喜憂參半之局。否則,如以上數點全付諸徹底實施,再打開政改自由化、平反六四之門,今日中國必已淪入群雄並起,動亂烽火之中矣! 某公去職,輿情鼎沸,而某公心亦似怏怏。嗚呼,某公未得其志,實正國家之大幸!亦是某公自身之幸運也。歷史創造了一些條件,使得本無英雄色彩之人物,被一時時勢擁戴而出扮演了時代“英雄”的角色。此正某公之謂也。 (03年3月1日,何新政論至此休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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