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为什么落后?

1．灾祸频繁的国度

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中国的灾荒、饥荒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宋史.仁宗本纪》载“地震，吏民压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 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 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据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 3000人。

据《洪荒启示录》的统计，黄河2000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 1879年晋、冀、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仅鲁北就饿死了200万人）。1920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50～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200亿元。

长江1931～1949年成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中华民国38年间饿死的人数达2亿。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毛统治的27年饿死的人达1.2亿。

农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统治，长期屈服于各种天灾人祸，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迁徙，造成农耕族群的性格整体较为懦弱，养成服从、逆来顺受的习惯。所以农耕文明更容易产生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饥荒的根源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官府的横征暴敛、赋役之繁重；人口剧增后盲目开垦土地，导致水土的破坏；官僚劣政的延误、人工治理的废弛；好大喜功，急躁冒进，虚报浮夸，灾情信息不通；农业技术的停滞、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战争造成饥荒，饥荒导致暴动，陷入恶性循环，如此等等，皆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而游牧、狩猎文明则强悍得多，他们与大自然更多的是斗争和迁徙。而迁徙和殖民的组织需要由某个首脑或家族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往往是由选举产生，不可能独裁，领导所做的各个重大决策必须与全体族人或族人代表商量，来共同通过这个决策，否则他的决策因为不能服众而不会产生任何效力。早期的希腊正是由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希腊地区形成的一个个殖民点，而慢慢形成的一个个城邦国家。早期罗马也是如此。而后的日耳曼同样是游牧民族。正是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和殖民，使的中央集权制度很难产生，一旦某地出现了集权和暴政，人民就会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这和中国的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在中国独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从，当过了某个临界点时，则会带来农民起义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天灾人祸迫使饥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饥民暴动或曰农民起义。中国于是成为农民起义的王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举世无匹。

2．百事不如人的民族

1935年正当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两周年之际，一位笔名叫“寿生”的北大学生寄来一篇文章，认为我们之所以落后于日本，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一味摹仿。只要我们恢复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复兴。寿生的看法，在当时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适以为，这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与反省》一文，指出寿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一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胡适批评了民族自大狂，他说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说：“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1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5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里去了？”

胡适的文章引来不少人写文章反驳。反驳之一，我们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我们走入岐途，堕落了。

对此，胡适再撰《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指出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作为道德品质，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般的监狱、扳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贤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渐崩溃的。说我们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堕落了，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

胡适沉痛地说，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扳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

中国人只有放弃一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了的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胡适说：“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3．中华文化的低劣性

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现代化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中，卡在守土思维里跳不出来，文明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画地为牢、原地兜圈。最先提出中国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中国“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31 页）。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始终是停滞的，甚至至今依然维持着一种自生自灭的存在。”19世纪英国思想家J.密尔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原封未动” （J.密尔：《论自由》第77页），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压制个性，“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恶。

中国从宋代后就进入停滞型社会，一日本社会学者写的中国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实证研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昔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今日有哪个行业体系是以中国传统的行业标准来建设的？没有，传统行业只是泛泛的经验之谈，根本无法形成规模体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论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专制体制，实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一直保留至今，落后的权力结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现代文明是多中心、权力分立、公民社会强大的，而传统的中国只允许有唯一的权力中心，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形成“无限政府”，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审计不独立，监督机构不独立，人治的无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权谋政治、谎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滥，国家治乱循环，官员制度性腐败，政府经常失灵，民众奴性严重，社会正义感衰落，仁义道德沦为遮羞布，整个民族陷入追求福禄寿喜、饮食男女、经济利益的世俗主义桎梏之中，几乎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思维，也没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华民族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权谋民族、非理性民族。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一群猪狗不如的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十多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各路强人逐鹿中原，最终目的是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独裁体制，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其它方式来取代。中国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出现了“杯酒释兵权”、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权的趋势，儒家伦理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礼杀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

论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话完全是瞎话。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今天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一些弱智的中国人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个版本）”这种白痴笑话，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生存的时间长。

论文化，中国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阴暗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先秦百家学说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之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颜观色、诤谏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之价值和正义，那时的学人未及深切关注。张仪本倡合纵抗秦，可不被六国所用，乃改主连横之说，投奔秦国，协力剿灭六国，可见他所持学说并无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为内在依据，其目的仅在于持某说以求显达。这种依势弄权、谋私利己，而将正义、天良、道德、生民等弃置一旁的现实选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奴才文化传统。这是因为：①中国士人起源于宫廷史官，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以知识求俸禄的、自觉充当国家工具的、完全丧失文化想象力的群体。顾准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文化之谓也”。中国文化的这种卑微出身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自足意义、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奴婢文化。②东周士人面对杀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乱世，忙于炮制救民于倒悬的急功近利之学，而无暇抱持玄远之思。③中国君主过于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虚或实地采用君王本位主义的立场，否则无法发声。三者并作，使得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常常只是过去时代小国寡民、明君圣主的和谐图景，这个图景依然以君王为中心。

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人已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鸟嘴。汉武帝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知识分子们就更丧失了独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专制皇帝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遭受到灭亡的命运，绝对没有自主与自由创造的空间。中国社会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一类人。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只出现过一个主张“无君”的鲍敬言，只能根据东晋时的葛洪的《诘鲍》，才一鳞半爪地知道中国原来还有这样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一个泱泱大国，其思想之贫乏竟达到如此地步，岂不悲哉！20世纪的鲁迅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导。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全球伦理准则，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及鲁迅著述中却是找不到的。

论科学，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由于避讳文化、讨厌真实，无法诞生科学；我们只有技术，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发明的形式逻辑，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实验获得因果的方法。中国缺少这两项，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的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科学和技术之外，还有“科学技术”。后者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技术，是经验积累所不能达到的技术。例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不是科学。

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

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 “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搞出来的）等等，虽然都被驳斥过无数遍，但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思想的彻底解放，靠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发表、交流和有益的争论。独裁政权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愚化了亿万人民，同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从本质上说，愚民政策是反科学的、是对民族精神的蹂躏、是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最好不要说什么“统一思想”之类的蠢话，说寻求共识与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话。

工具是文明的表现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这种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与西方金属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后了一大截。又如铠甲，西方早在5世纪就发展出由整块金属锻造而成的重装铠甲，6世纪就有柔软舒适的精铸铁编锁子甲，而中国直至清朝依旧在广泛使用牛皮护甲；西方 14世纪就普及了有着复杂工艺的玻璃制品，中国人却仍在捏土坯烧瓦罐。可见中国由古至今一直在木头、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无法与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腊一脉相承而来的科技水平相匹敌。所以说西方文明从古至今都优于华夏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不是输在近百年，而是从起跑线上就差了4000年。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一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一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一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一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一两个层次。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它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波普说过：“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4．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即使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朝廷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思想文化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人们的精神活动被扼杀、被愚弄，民众长期被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一旦有人敢于对帝王权力提出质疑，便会立即遭致杀戮；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个民族一切文化、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毫无生机的绝路。

黎鸣说：中华民族充满了阿Q，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标准的阿Q；不仅老百姓 “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时曹刿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这是因为，一个人骗人骗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会上自已的当。统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语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中国人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愚蠢。

中国人的愚蠢是专制造成的。你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说是马；你明明听到了悲惨的声音，他偏要歌功颂德。你只能顺他的意，否则就要诛九族；或者你装聋作哑逃过一劫，这叫“难得糊涂”。结果，中华民族消灭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隶、成了阿Q。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怎能不愚昧？一个民族的堕落从关闭大脑开始，一个不能自由思考、象猪一样生存的民族怎能聪明起来？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吃人”，李宗吾先生说中国人心“厚黑”，柏杨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个“大酱缸”，黎鸣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因“愚蠢”而“白活”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即：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面地丧失了人类智慧自然发展的天赋权利。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极权专制统治者对中国人教育思想的彻底的垄断。

在专制社会，人们在“听话、敬上”的教条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识不到平等博爱；他们只知道等级、特权和服从，“人上人”的帝王意识根深蒂固，把野蛮当文明，理性被关闭，人们普遍愚昧，社会在腐败贫困中崩溃倒退、再崩溃再倒退。

我们落后，是因为愚昧；我们愚昧，是因为丧失了理性；我们丧失了理性，是因为不懂得逻辑思维，不懂得自由平等，在专制的恐怖下丧失了理性思维能力。一个不会理性思维的民族，不可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我们落后，是因为野蛮；我们野蛮，是因为丧失了天理良心，丧失了对神的信仰。我们丧失了良心，是因为不知道生命神圣，在苦难的折磨下丧失了爱的能力。一个不懂得珍爱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强之路！

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说成是追求“先进”，权力崇拜，维护权势，帮穷人有啥好处？轻视弱者的生命，说被轧死的人是闯了红灯，连起码的悲悯心都没有，甚至为生命的丧失而幸灾乐祸，何来良心？何来理性？

专制体制、背离上帝是中国文化野蛮的主因。在专制政治下，人们绝对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没有批判的权利。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人类如何能拥有真正的独立创造、客观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识？只要中国不断持续专制体制，中国文化就不具有独立自主与自由创造力的可能。只要专制体制仍然存在，就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沉沦。中国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变文明沉沦的命运，首先必须推翻专制政权，否则永远无法挽救中国文明沉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