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可以说是明军中火器应用虽受重视，但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进步的原因。也因此明军的火器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没有重要的地位。　　之后确实的检验在朝鲜战场上到来。中朝联军与日军在朝鲜进行了几乎是当时所有兵种的较量。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包括双方军队的规模大小、后勤保障是否顺畅以及国力的强弱，火器运用水平不在其中。日军是先被压到海边，然后被拖垮的。应该说他们在修建城堡并据此运用火枪的能力上，比中朝联军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日产火枪的制造水平也占优势。而明军虽号称拥有庞大数量的火器，对付日军的城堡并没什么好办法。几次会战都是伤敌不及八百，自己伤亡一千。战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学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火器的确实水平，战场上凭实力说话，并非空喊“远程重炮”射程可及“数十里”便可制胜的。　　

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鲜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明军中的精锐便紧接着被派到山海关外对付满洲人了。这就是史载的萨尔浒大战，也是强调火器装备后的明军第一次与强悍的马上民族的军队展开对攻。此时的明军有战争经验，兵是精兵，将是良将，火器装备充足，人数上占优势。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呼应，齐发进击。结果如何呢？满族人的领袖努尔哈赤口占一偈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满洲军队于是一路向前，几天工夫明军被杀得干干净净。　　

现在我们来当事后诸葛亮，自然可以指点江山，说明军统帅的战略有误，分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军分兵后的几路人马，各自都配有有战争经验的统帅，也都有与满族军队一较高下的战力，单从人数上来看也并非不堪一击。而满洲军队可以一战再战，每战必克，充分说明没有遭受到重大的杀伤。这场会战中的前两场战斗是硬碰硬的厮杀，明军部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动用他们的火器以及相关装备，如动用偏箱车结成车阵。然而弓马娴熟的满洲军队在较量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从容地证明了明军昂贵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骑射突击好用。当然啦，明军也确实倒霉，努尔哈赤围攻杜松军时突然天降大雾，对火器发射不利，点起火把来照明吧，火光处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于是被歼。话说回来，兵者既为死生之大事，作战不力大约不可以用战场上的突发状况来推咎。何况余下来的几场战斗，我们也都没看到明军的火器有什么出色的演出。总的来说，萨尔浒一战的失败，暴露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明朝军队作战效率的低下。


(二)

另外，关于明朝的火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把在袁崇焕——吴三桂一段时期内明军火器运用水平的飞跃，看成是汉民族军事科技史上自在发展的必然，于是孤守宁远，号称击伤努尔哈赤的战果便与之前的明成祖、戚继光，还有那一长串好听的名词“雷飞炮”“虎蹲炮”……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荣的假象。

我们从最熟悉的袁崇焕开始说。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抵抗努尔哈赤建立大功的时候，他城头上有十一门大炮，皆非自有知识产权，谣传是依照从澳门运来的海盗沉船上的“舶来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门红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杨廷筠二人合议捐资，自澳门购得。面对于这些相对先进的重型火炮，初时明军中无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设定三维标尺，如何提高发射效率，皆一窍不通。这时候，一个官方史书上讳莫如深的势力登场了，在明末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发展开来的天主教势力此时已开花结果、初窥庙堂，和东林党人暗相呼应，成为一大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启，孙元化，王徵、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加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马窦。他们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这个集团的建立，得益于钻了孔老夫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空子，应该说，在明末清初诸般角色齐集登场的风云时代，这些人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走向。

闲言少表，单论火器。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几何原理》经已广为人知，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协助徐氏删定《句股义》(即几何原理)外，还撰有《经武全编》和《西法神机》等兵学书，以及《西学杂著》、《几何用法》、《几何体论》、《泰西筭要》等数学书。”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本人科举不利，仅得个举人出身，性格又狷狂傲物，喜发大言，是个绝对的唯技术派。曾放言“若能让其“相度要害，置成??。而後翼以鸟铳、弓矢一万，短刀、盔甲各一万，车牌各一千，长短鎗各五千”，且在未遭挠掣的情形下，则“半年内可固都城，一年之後可巡边邑”，末并称：“此公务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内，莫遇同心，则萧萧班马挥手自兹矣””。呵呵，书生意气，宗教狂热。然而在当时，他确是中国了解火炮操控技术的第一人。能凭这门手艺吃饭，孙元化靠的不是军旅生涯，而是靠他的宗教信仰与翻译成果，靠他有弹道学的入门知识。在其所著的《西法神机》中，包含了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第一次用中文提出了统规的概念与使用方法，(统规，即测量火炮仰角用的仪器)提出了火炮用药包的制作方法。同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西文中引入了“矩度”(测量敌人距离用)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的应用给明军的火器操作水平带来革命性的提高。换句话说，在此之前，明军的火器发射，基本上靠的是目测和经验。要是这样的话，去引述这之前明军装备中有多少“佛朗机”，多少“雷飞炮”还有什么意思？　　

科举失利后，孙元化因受孙承宗赏识，同往关外襄助军务，斯时他与袁崇焕乃是同事关系，孙承宗曾有令云：“袁崇焕修营房，立功总兵李秉战袒鹌鳎瑥V宁道万有孚募守边夷人、采木辽人修营，兵部司务孙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於高深之间”，而我们熟知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方针，也由孙所首倡。孙元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造炮，然而当时中国的铸造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他按西法铸炮，三次都失败了。

后来孙元化与人不谐返京，没有参加宁锦之战。天启六年四月“熹宗鉴於“宁远捷功，年来仅见””，“命兵部对先前未曾叙奖的有功人员再加议叙，被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的孙元化，虽不曾直接参与该役，但仍获“候升任，加一级，赏银十二两”的奖励，其原因不详，有可能因其参与宁远的筑城筑台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於天启五年督解军器至边关一事。”


9 明-火器,海战及正规军装备

宁锦大捷后孙元化曾回到过关外，襄助军务。不过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却是以一种滑稽剧的形式出场和谢幕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毛统领的部队对火炮的使用也很在行，大约因为他们是水师的关系。船战与炮战密不可分，古今中外皆然。毛文龙被设计诱杀后，他制下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很熟悉的名字吧)等人率部亡命而去，被当时的登前道孙元化收留。孙本人是用炮的行家，孔有德等人的投奔在他来说真不啻是天赐机缘，按现在的话说，正好助他推行他的军事理念。后来孙元化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更被提升为登莱巡抚，掌领山东登州城下及东江诸岛的明军，成为除镇守陆路的袁崇焕外，另一只从侧翼威胁满清政权的军事力量。

然而孙并非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他缺乏知人之明，亦缺乏对下属的驾驭能力。其制下的将领固然善战，却早已失却对明王朝的忠诚。作为主官的孙不能察觉潜在的危机，便不堪于乱世中生存。崇祯四年，朝廷面对的局势是：去年秋天刚剐了袁崇焕，今年两头起火，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正盛，清兵又围陷了关外的大凌城。这个时候，孙元化派出增援大凌城的部队在山东境内以李九成，孔有德为首哗变为寇，依仗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善用攻城大炮，纵横一年多时间，“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后被迫退守登州，李战死，孔耿诸人由海路往满洲降清。孙元化在部下叛变为寇后仍力主招抚，书生见识，也未尝没有私心在内。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孙本人也遭叛军俘虏。(孙因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得殉城)可能因为念及旧恩，他被叛军释放，其后崇祯帝下令将他在北京斩首弃市。此时明王朝抗清前线的大后方早已是一片狼藉。

孔有德等人降清时带去的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火炮使用的专门人才，加上一支成建制的部队，甚至还加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铸炮技术。不久后满清军队便配备上了不输于明军的火炮。我们于是不难明白后来孔耿二人何以封王，各领一藩，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日后满洲八旗入主中原，逢坚城必克，毫无阻滞了。在这场叛乱中，明王朝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支以火炮见长的部队，它失掉的是整座江山。

叛乱中叛军攻打莱城一役堪称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现在扳手看到概论明清火器运用的文章时，若见不到提及这场战役，便知作者学问还不到家。为何？原因如下：

第一：战斗的攻方，即叛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围绕大炮，不是鸟枪，不是大铳，也不是爆竹，是严格意义上的火炮，来组建的部队。是明王朝国库重点供养的一支精兵。

第二：战役的双方都拥有当时远东境内最好的火炮，并以此来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

叛军本就装备精良，这之前还打下了登州城，得到了红夷大炮数十门，西洋炮数百门，在战役过程中又围城打援，劫夺了一批明军的大炮。所以才可能在攻城时把重炮排开，一轮齐射便打得城头上站不住人。而守军一方靠了孙元化多年的苦心经营，火炮数量也不少————别忘了孙的官职是“登莱巡抚”，莱城也是他的根据地。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了，新来的巡抚谢琏是个炮仗的外行。按照史料的记述，莱城守军使用火炮的技术很差，应当不是孙的旧部。不过是旧部也不敢用，孙的部队中多为辽人。叛军打登州的时候，就是靠同乡的守军耿仲明一部内应而获胜的，孙元化也因此当了俘虏。

莱城一战，显示出了火器运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第三：叛军在城下，用火炮来攻，而明军用火炮在城头上守。从火力上来说，守军还要强些。战斗的结果是：叛军占优势。虽然叛军的火炮吃亏在射程上，但它的炮位可以散开，集中轰击城头的守军，因此占了大便宜。这说明什么？

大炮，作为远程火力，它的威力最大体现在哪里？是在进攻中，是在对固定目标的射击上。袁崇焕所云“依坚城，用大炮”来防御，实际上是明军不得已的选择，并不符合军事学的原理，所持的不过是满人没有好的火炮而已。


第四：莱城之围得解，靠的是关外明军，即袁崇焕的旧部来增援。其时孔有德仗着火器方面的优势，放言道：“杀山东兵如切菜，虽数十万，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而这里所说的关外兵，恰恰便是明王朝军队中，除叛军外，唯一一支玩炮的行家。

因为这场战役带有叛乱的性质，叛乱的首领们还一口气叛过两个朝代。(厉害)这使得明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后来满清的君王们，都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它。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史书上，也对之很少提及。然而要研究明末的军事，缺了这一章是不成的。

孙元化是个有趣的历史人物，他信奉天主，却又以科举出身，至于统兵封疆，成为朝廷大员。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却又因志大才疏，成为误国罪臣。清朝分封的汉人诸王中，除孔耿二人外，吴三桂、尚可喜也曾在他麾下。而他的名字与徐光启、利马窦连在一起，既是将西方文明向中土传播的学者，也是天主教进军中国的第一批探路人。可以说除了没有镇压过农民起义外，明末几种影响中国发展或者说有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多多少少都与之有些牵连。我曾在别的帖子中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束棉纱，这束棉纱在孙的名下，打了一个紧紧的结。随着一刀砍下，人头落地，结被打开了，分支脉络各自流转，从此再少相逢。斩向孙脖颈的一刀堪比亚历山大西来一剑，却出自无名刽子手手中，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由他建立，而他没有做成拿破仑。

孙元化死后的明军在火器应用上没有特别的成就，山海关的防务主要是靠袁崇焕的旧部们主持。闻名遐迩的关宁铁骑，配备了一些火器，但主要特点还在于一个骑字。事实上，骑兵装备火器，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实战中很难有出色的战斗力，我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战例，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吧。再往下明朝是如何亡国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

(三)

倒是有一点要提一下，现今流行的说法是，满洲人因为自己凭弓马立国，入主中原后便不着力发展火器，乃至三百年后拖上汉族人承受坚船利炮破国之辱。潜台词是，如果还是明朝的话，哪怕是大顺统治也好啊，只要重视火器装备，就不至有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或是“去年今日割台湾”的举国同哭。如此观点不仅遍诸网上，还时见于书端，出自所谓学者之口。流毒甚广。

以网上流传的金观涛的《开放与变迁》中一节为例：该文先是引述《皇明经世文编》，说明军“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铳400杆。。。。。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整理以後，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5000人的营有：1000骑兵3600步兵(全配火器) 400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管160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200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