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書的書評 ZT |
| 送交者: laojin 2008年02月09日11:25:2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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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高大全時代”的挺進大別山那場苦戰 《劉鄧大軍在1947年的那個寒冬》 作者：葛紅國、裴志海 著 版本：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7年11月 定價：20.00元 ■ 軍事史 □書評人 袁復生 老紅軍口述中的精神苦難 部隊到了宿營地，分給劉鄧休息的是一間黑洞洞的窄小的房子。這家有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婆正煮稀飯。她自動盛了小半碗端給劉司令員，說：“喝口稀的吧！看，眼窩都塌下去了。唉！這麼大年紀還當兵！”———這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在六縱擔任宣傳部長的唐平鑄後來的回憶。類似的回憶，在《冷的冬 熱的雪：劉鄧大軍在1947年的那個寒冬》一書中比比皆是。 這就是該書吸引我的地方，採用了大量老戰士的回憶錄和口述（作者稱，採訪了300多個當事人）。原六縱十六旅四十六團團長唐明春則告訴本書的作者：“我是個老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參加過西路軍、打過日本鬼子，什麼苦都吃過。紅軍、八路軍都是苦出身。可到了大別山，那日子比長征還苦，以後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最讓人受不了的就是心靈、精神上的苦！”這一段回憶，正是本書的基調。不僅艱苦，且有精神上的煎熬。大別山記憶，因此具備複雜的內涵和成為典型革命史樣本的可能性。 為何會有精神上的苦，究竟苦成了什麼樣？這樣的苦楚又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 歷史的排除法 之前大多革命軍史的敘事策略，通常是劉亞洲將軍說的那樣，“勝利濃墨重彩，失敗輕輕帶過”。而艱苦，自然順利地轉化了“豪邁”和“勇敢”，他們的邏輯很簡單：革命者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這樣的一個假設就打破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邏輯。但歷史又無情地驗證了另一個常識，“高大全”和“偉大正”的說辭是荒謬的呈現。當這個常識成為歷史書寫者的共識之後，換句話說，在“後高大全時代”，該如何寫史？ 如果正面回答比較困難的話，那從反面用排除法———沒有失敗、沒有挫折的歷史，肯定是侮辱讀者智商的歷史。我想，《冷》書的兩個作者，肯定是認同這樣的排除法的。因為，我們看到了封面上“12.4萬餘人，只剩下5.86萬人”、“兵敗王家店”、“叫花子部隊”等句子。除了王家店的敗仗，書裡還有柳林之敗，還有包信集之敗……如果沒有這麼些敗仗，又如何能解釋一半多的減員呢？仔細琢磨這些敗仗，除了承認對手——第十一師的戰鬥力強外，大別山被國民黨控製得好，解放軍缺乏群眾基礎，不適應山地戰，地方反動武裝多，感到孤獨力不從心都是主要的原因。 同樣的排除法，也適用於對那些革命者的書寫。作為一個個的個體，作為一個人(這一角度，正是《冷》很值得稱道之處，大量且不同層面尤其是基層指戰員的親身經歷，構成了此書的主體，而不是對劉鄧戰略思想隔靴搔癢的重複)，他們的自私、怯懦、脆弱這些人性的缺陷和弱點並不會因為革命而統一消失，儘管我們願意相信他們整體的水準高於常人。我注意到，原六縱的會計侯雨成說：“縱隊財務科長陳景聞就開了小差……他可是‘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戰爭都挺過來了，在大別山卻退縮了。”因為開小差的多，連長們一見到排長就要問，你們排有沒有開小差的？而對於那些沒有帶槍開小差的戰士，只是開個會，批評教育了事。在冬天快過完時，飽受無糧、無衣、戰敗等挫折後的軍隊，被“右傾”的思想籠罩，到了什麼程度？原五十團三營副營長寧保喜回憶說：“打過高山鋪以後……晚上行軍時，前面有螢火蟲，有人把它當成了手電筒的光，說敵人來了，部隊嘩地就散了。行軍路過村莊休息時，水牛把麥秸垛拱倒了，也以為是敵人來了，部隊又嘩地散了。”要知道，高山鋪一戰，通常被說成是劉鄧大軍的“高山鋪大捷”。而五十團所在的六縱，一直是劉鄧大軍的拳頭部隊，縱隊司令王近山也經常被認為是電視劇《亮劍》主人公李雲龍的原型。 與開小差和怕打仗相比，摘農民家的橘子、用望遠鏡哄騙農戶說看到他們埋在地下的糧食並強借一半、把普通人家當土豪打了、強行拉走裁縫店的全部布匹這些事情已經算不上大事了。領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當然革命也不是一團和氣，與老百姓毫無矛盾，你相信嗎？ 也許正因為如此，“保守主義者會藉此把革命看成殺人越貨塗炭性命的暴政”，而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研究員黃萬盛，乾脆把自己的新作命名為《革命不是原罪》(該書正好比《冷》早兩個月出版)，以此為法國大革命進行辯護，為革命的初衷，為道德政治的初衷辯護。 “道義”與革命 “道義”向來是革命的重要旗幟和力量，但是不是革命的過程就是完美的道德典範呢？從《冷》書中提供的材料來看，我只能說，在整體上革命與道德是正比關係的，但就能因此拒絕承認此過程中的瑕疵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革命的過程中，為什麼又會發生“整風”、“整黨”的運動呢？黃在書中也承認：“我本人對雅各賓專政那種以革命的名義妄殺無辜的暴行也極為憎恨，對那種濫用道德的權威肆意地摧殘人的身心靈肉的行為深惡痛絕。”這兩條，大概就是革命的副產品吧，這樣的副產品，在《冷》中，並沒有迴避，一是如前文所述，打土豪擴大化的行為，儘管無奈但也有不妥。二是對“宋埠殺匪”事件的描寫，儘管劉鄧大軍受“小保隊”的騷擾甚多，“小保隊”殺了不少掉隊的士兵或傷員，但是在宋埠一個小城，就殺了3000多人。當年主其事者，幾十年後已是83歲高齡的肖永銀將軍對該書作者喃喃地說：“宋埠殺了3000多人，雖然鎮住了土匪，但現在回頭看看，是不是殺多了？”在戰爭年代，這樣的行為可以理解成“不得已而為之”。但時過境遷，對暴力擴大化的警醒和反思就能被所謂的“同情之理解”替代嗎？ 雖然《革命不是原罪》不贊同這樣的論斷：一切從道德理想出發的政治都可能危害民主，成為暴政。但歷史的現實告訴我們，在道德理想出發的革命，往往也會結出不道德的果實。對於革命者來說，對此種趨勢的敏感、警惕以及及時地撥亂反正，是最重要的，在《冷》中，我們看到很多這種例子，比如參與摘橘子的六縱十六旅政治部主任陳孝被關禁閉一周，背上留黨察看處分，而那個在樹上的士兵差點被六縱政委杜義德憤而槍斃；為了籌糧，用望遠鏡哄騙老鄉的六縱十七旅五十團偵察員趙石子的望遠鏡，就被政治處主任張鐮斧沒收，並將趙痛罵一頓；為了部隊的棉衣而狠心拉走老裁縫店內所有布匹的當事人，原六縱十七旅四十九團宣傳股長楊錦華，在幾十年後還一直掛念着那一對老夫妻，他回憶說“我真怕自己再待一會兒就心軟了”。在當時或事後的懲罰、反思、內疚，都是保證道德初衷能堅持下去的關鍵，是保證道義的力量能繼續發揮作用的關鍵，自然也是勝利的保證。另一個角度的理解是，在極其惡劣的戰鬥環持校錈叨宰畛醯牡賴呂硐牒統踔緣拇シ負筒壞靡訓奈ケ常殘碚喬拔乃敵牧櫓嗟腦蛑弧?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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