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誤國誤民

近代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又產生了對於中國未來政治產生深遠影響的戊戌變法，晚清立憲運動，直至辛亥革命，其中歷史戲劇而又不可抗拒地發展，過程的曲折產生了太多的遺憾和太多的如果，但是歷史的蓋棺論定作用並沒有在若干年之後發生作用，很多人我們應為個人感情的原因而不能給予其客觀的評價，孫中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在國共兩黨之間都備受尊崇，但是如何尊崇都無法遮掩他對於歷史和中國憲政的傷害。

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那個時候受到的教育是孫中山結束了長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統治，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那時候我頭腦了的孫“行者”總是騎着一匹白色的高頭大馬，手裡握着駁殼槍，喊着“弟兄們，衝啊”。後來知道辛亥革命始於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彼時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家中餐館打工為生。這些不過是花絮，我以為孫氏之所以誤國誤民就是因為他過於空想疏於實踐，激情有餘理性不足，做事不計後果。此等學藝不精之舉加上他的號召力，適足誤國。

孫中山曾經與嚴復論道，孫氏極力主張革命，而嚴復則認為改革更合適，孫中山便說道：“君是理論家，鄙人是實行家。”這句話滿懷自信而似乎蘊含了對嚴幾道的鄙夷，那麼孫氏究竟是不是一個實行家，我們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孫中山曾經答應為袁世凱修建20萬里的鐵路，孫中山在袁世凱的資助下乘坐慈禧迴鑾時所特製的豪華花車，帶着大批失業黨人到全國視察，至於後來當局要求清查鐵道公司的賬目時發現鐵道未建一寸，光視察費用就耗資百十萬兩。國外駐華記者威廉·端納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

“他用雙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海岸方向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崇山峻岭直抵拉薩，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蜿蜒曲折地進入新疆，到達內蒙古。他畫的另一條鐵路線是從上海經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戈壁灘的邊緣抵達蒙古。他還畫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許多細線。”

當端納針對他的方案提出中國沒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外國不會融資的時候他竟然說：“只要各省同意，政府是否穩定有什麼關係呢？”孫氏對於困難完全沒有認識，自己在想當然地以為畫幾條線就能夠建成鐵路，交給外國資金四十年運營權人家就會投資。20萬里，中國至今鐵路總里程也只有7.4萬公里！就算資金到位又怎麼樣，通往拉薩的青藏鐵路，在攻克很多科技難題之後，新中國政府直至2006年才建成，孫氏對於這方面更是根本沒有想到，他的夢過於夢幻了。

類似的事情並不少見，甚至貫徹了孫氏一生始終，他在廣州起義之前與日本朋友談話時候就說準備發動革命，推翻清朝，創設漢民族國家。這種大話輕而易舉就說出口。他甚至認為殺死長官，再派遣一些人埋伏以制援軍然後即可成功，“以二十人進攻衙署，二三十人伏衝要以御援軍，二三十人圍攻旗界。”這種明顯的低能意見顯然貽笑大方，最後就在各地義軍整裝待發的時候傳來了西江，汕頭軍隊受到阻礙不能前進的消息，最後起義不了了之。就算能夠起事，幾百人守一孤城，能長久嗎？之前孫中山甚至還請日本人幫忙起義，姑且不說他的天真，要是真的成功了，日後中國大亂，日本趁虛而入，真將國將不國。

1913年發生了宋教仁遇刺案，當時正在日本訪問的孫氏立刻回國，當晚在黃興寓所召開國民黨高級領導會議，孫氏堅決主張對袁宣戰，他認為憑藉兩個師就可以打敗袁世凱，完全無視實力對比，認為：“假令即使對立，至遲在一年內，北方當受制南方。”但是現實總是無情地摧毀他的夢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二次革命宣告失敗，孫氏流亡海外。更為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希望虎視中國的日本幫助討伐袁世凱！果真瘋狂到了極點。孫氏想當然以為他的正義之師可以擊敗袁世凱，無視黃興等人的公開審判的司法方法。盲目樂觀，倘若當初果真從黃興之策，不僅可以最大限度減少成本，更是可能開中國司法之先河。不過倒是開了內戰之先河！這等衝動盲目的舉動不勝枚舉，同時孫氏一事無成，難怪人稱“孫大炮”。蓋言他善於發炮，不能善後。

孫中山上面的過錯只能說是“術”上之過。他本身的能力的限制導致他不能夠成功率領革命，但是他的革命理論上的錯誤則是“道”的層面上的。相比於“術”而言，他的革命理論對於中國的傷害更大。我始終認為對於近代中國，實行君主立憲要強過民主共和，中國實行帝制已於逾千年，專制思想，專制文化根深蒂固，並不會幾陣歐風美雨就可動搖，即便表面上因潛伏起來而無法窺見，但是一旦需要必定迅速迸發。而且當時的人們還沒有基本的民權意識，遑論民主憲政的思想，只有極少部分留洋的知識分子有感於外國先進政治文明的好處，而不加以論證地考慮全盤接受。而本身究竟是法國模式還是美國模式尚在猶豫之中，他們唯一堅定的就是一定要革命。即便西方國家繼承古希臘文明，極早便有民主思想，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英國即使如此，而相比較法國就是因為過於激進的革命導致了內亂不止，中國更是不應該。

美國學者古德諾著名的《共和與君主論》曾提到：

　“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於政權繼承之問題有解決之善法，必其國廣設學校，其人民沐浴於普通之教育，有以養成其高尚之知識，而又使之與聞國政，有政治之練習。而後乃可行之而無弊。

第二，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則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蓋元首既非世襲，大總統承繼之問題，必不能善為解決，其結果必流為軍政府之專橫。”

他指出了實行民主憲政的基本要求，同時也預言了倉促實行民主憲政的危險，不幸的是這些可怕的預言幾乎都成為了現實。他又評論中國革命道：

“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決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

古德諾也認為中國之轉化過於迅速而根基不固，民智未開，實行共和並非良方，他的觀點同康子的觀點有吻合之處，康有為支持公羊三世的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觀點，認為：

“今日由小康而進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當過渡之世，孔子所謂生平之世也，萬無一躍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之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大亂，法國其已然者也。”

但是針對古德諾認為的中國愛新覺羅德後代遭人民痛恨不適合作為君主的問題，康有為也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就是皇帝當是清溥儀或是孔子的後代衍聖公，康有為同時又指出了革命和革命者的缺陷，他認為革命必將導致戰亂與流血，中央沒有共主，外國勢力的滲透甚至有亡國之虞，他批評了革命者激情雖然有激情，但是沒有思考，只知道打碎一個舊世界，卻不知道也沒有思考建立一個新世界。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想當然地以為一旦民主政體確立，國家便民主而富強，這種想法無異於一個病入膏肓的人一旦穿上超人的衣服就能飛上天空了，一個國家，國民有權利意識，政治意識，參政意識，國民能夠切實地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能夠懂得通過政治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君憲整體，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沒有以上的條件，那麼也是沒有意義的。再者革命者對於形勢與環境的認識有着明顯的忽視，在中國，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三元社會，皇帝，士大夫，百姓。這樣的社會根本不存在類似於西方的資本家集團和不同資本家集團，工人集團，農民集團，市民集團的各種利益訴求集團，政治正是在這種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與平衡之間存在的。亦即西方的社會可以縱向劃分為各個集團，而中國的社會是橫向的劃分，工業的不發達與商業的落後直接導致這種情況的發生，以這樣的局勢來直接面對民主，很是可笑。即便今天，我仍然不認為我們中國擁有民主，何況當時。

孫中山之誤國誤民在與他作為個革命的領導者，其本身並沒有可靠的堅實的理論信仰，他的理論具有明顯的易變性與公式性，　孫氏的思想最初是改良，他上書李鴻章圖變革，因不得而求革命，而即便在廣州起義的時候仍然是在改良與革命之間徘徊。這一點與堅持自己，無論如何挫折都始終不渝的康有為相比，豈不汗顏，蓋康氏基於對於中國國情的分析與思考的基礎上，維護信仰，而孫中山則是明顯的浪漫情懷與不負責任。後以美國為藍本，後來又為限制袁而以法國為師，最後來走投無路向俄國學習，這種綱領性的易變來指導中國革命顯然只會一塌糊塗。基本原則尚且沒有，何以當國。他的政治思想如“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人民之權又稱為政權，有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這是模仿西方的憲政觀點。 政府之能又稱為治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算是中國和西方的結合，但顯然沒有領會權力分立的真正意圖，行政院居首的體制並不能看出權力制約的用意。可以從中看出孫氏的民主憲政理論更多的是照抄照搬，而沒有真正地認真考慮中國的國情，其後果自然可想而知。至於孫氏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觀點，與公羊三世之說無異，放着改良不用而任性地強以為革命為唯一真理。孫中山兒戲革命，兒戲中華。換作普通人也就罷了，但是孫氏足以震盪中國，如此衝動，豈不誤國？

我很認同毛主席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以其是否推動歷史的發展。人們心中似乎總是認為凡是改良的就是落後反動的，凡是革命的就是積極進步的。但是現在的事實證明，改良更加適合當時的中國，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革命黨人罔顧國情，奢談憲政，最終致華夏大地兵連禍結，戰火紛飛，更加大大延長了中國復興的道路，也使得中國至今仍然在憲政的道路上掙扎徘徊。

附：日本曾以卑鄙無恥的“二十一條”要挾袁世凱稱帝，然而“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袁世凱也因此在一次國務會議上痛陳時情，欲大家奮發以圖雪恥，而勿亡雄心。“我付國民付託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反觀孫中山， 孫氏於2月5日與陳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純三郎等先行訂立了《中日盟約》，內共11條，與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內容相近。孫中山的人品及愛國的拳拳之心我毋庸置疑，但是孫氏的種種行為處處誤國，處處誤民。

作者：一生低首拜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