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牙喇壮达
壮达或作专达，汉语队长，巴牙喇壮达，汉文官名称护军校。每牛录（佐领）下巴牙喇（护军）十七人，巴牙喇壮达（护军校）一人。天命时已有此官。清初名臣若鄂莫克图、（《史稿》传十七）博尔辉、（《史稿》传三三）舒里浑、（《史稿》传十三《附达音布传》）崆古图、（同上）鳌拜，（《史稿》传三六）皆起自巴牙喇壮达，是满洲一种进身之阶。入关后定护军校由本佐领下前锋、亲军、护军、领催，（骁骑步军及驻防全有领催，相当于校。）及食四两饷银之执事人内遴选，（《会典》九八）资格大差，升迁亦难，大不如前。

巴牙喇甲喇章京
或称巴牙喇章京，官名，汉文称护军参领。额亦都之孙陈泰，于天命时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其设官在纛章京以前。清初道喇以巴牙喇兵从征伐，积功至巴牙喇甲喇章京，在天聪时，（《史稿》列传十四《附康格里传》）叶玺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喀尔喀，没于阵，赠巴牙喇纛章京，在顺治时；（《史稿》传十三《附常书传》）又天聪时，额色赫以巴牙喇壮达授兵部理事官，（《吏稿》传二十五）我们于此更可看出当时之重视巴牙喇。（参看《巴牙喇》条）

巴牙喇纛章京
官名，汉文称护军统领。刘献廷《广阳杂记》一，“每八旗满洲有纛章京一员，职与都统等，止管摆呀喇，掌龙纛”，即指此。所谓巴牙喇纛，是一面大旗，颜色各如其本旗旗色，（两黄旗，黄色，余同。）裁成三角形，镶边作火焰状，直长五尺五寸，斜长七尺三寸。旗上绘龙，竿长一丈二尺，铁顶，有缨，正红旗垂黑缨，余旗用红缨。（《清朝文献通考》一九四）旗上龙形多用织金，所以名为织金龙纛，又名龙纛。巴牙喇纛与八旗之旗不同处在一为方幅，一为三角。《清通考》一九四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均方幅，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四旗，均左幅稍锐。”“左幅稍锐”，其意不明，但据下文所述，绝非三角形。《广阳杂记》谓，“纛章京一员，职与都统等”，实不然。都统兼辖本旗军民，所谓“掌宣布教养，整诘戎兵，以治旗人”；（《会典》九五）而巴牙喇纛章京只掌巴牙喇兵之政令。都统秩正一品，纛章京秩二品。伊尔德于天聪五年（1632）擢巴牙喇纛章京，顺治八年（1651）始授本旗（正黄）固山额真；（《史稿》传二十二本传）阿济格尼堪于崇德四年（1639）擢巴牙喇纛章京，顺治五年（1648）始授正白旗（本旗）满洲固山额真；（《史稿》传二十二本传）阿尔津于崇德二年（1637）任纛章京，至顺治十一年（1654）始迁固山额真；其间相距很远，权秩大不同。

巴图鲁
巴图鲁又作把土鲁，汉语英雄。即《元史》之拔都，（卷一五六《张弘范传》）拔都鲁，（卷一七四《郝天挺传》）八都，（卷一二O《朮赤台传》）《元秘史》之把都儿。

满洲习俗好以称号加人，大都照其人性行定一美名，清太祖用它表彰部下的才能和功绩，于是有所谓赐号，成了一种恩荣。太祖时，巴雅喇赐号卓礼克图，（《史稿》传二）褚英赐号阿尔哈图土门，（《史稿》传三）扈尔汉赐号达尔汉辖，（《史稿》传十二仅作达尔汉）武纳格赐号巴克什；（《史稿》传十七）太宗时，多尔衮赐号墨尔根代青，（《史稿》传五）多铎赐号额尔克楚呼尔，（《史稿》传五）李国翰赐号墨尔根侍卫，（《史稿》传二三）全是其例。多尔衮，多铎因为天聪二年伐察哈尔多罗特别有功赐号。《东华录》纪其事说，“三月戊辰（初七日），上将还沈阳，于途中大宴。上曰，蒙天眷祐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云云。（天聪三）可以看出当时赐号的郑重。

赐号中最习见的是巴图鲁，因为他是表示武勇的，所以又称为“勇号”。巴图鲁勇号有两种：一种只称巴图鲁，不再加别的字，是普通的；一种巴图鲁上再加其他字样，是专称的。

普通的勇号只是清开国初有。太祖以前称巴图鲁的有礼敦，（《史稿》传二）太祖时以额亦都为最先，（《史稿》传十二）其后又有穆克谭，（《史稿》传十三《附巴笃里传》）喀喇，（同上《附达音布传》）鄂莫克图，（《史稿》传十七）吴巴海，（同上《附吉思哈传》）多尼喀，（《史稿》传二O《附齐尔格申传》）苏鲁迈（同上《附叶臣传》）等。这种普通巴图鲁称号全加在本人原名之下，如《太祖武皇帝实录》丁亥年称，“八月内令厄一都（额亦都）把土鲁领兵取巴里代城”。（卷一）又天命九年称，“大父李敦把土鲁”，（卷四）（李敦即礼敦，太祖之伯父，此云大父，译文之误）是其证。其后改为加在本人原名之上，如《东华录》之称“巴图鲁额亦都”是。

专称的勇号，如穆尔哈齐赐号青巴图鲁，（《史稿》传二）代善赐号古英巴图鲁，（《史稿》传三）安费扬古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史稿》传十二）本科理赐号苏赫巴图鲁（《史稿》传二九《敦拜传》）之类全是。最初专称的称号——包括勇号与非勇号——是用以代表本人名字，所以称称号就不再称原名。《太祖武皇帝实录》二，癸丑年称：

太祖子古英把土鲁，侄阿敏，及非英冻（费英东），呵呵里厄夫（何和礼额驸），打喇汉虾，厄一都（额亦都），雄科落等奋然曰……

古英把土鲁是代善，打喇汉虾（达尔汉辖）是扈尔汉，雄科落（硕翁科罗巴图鲁）是安费扬古，全不写本人原名。《实录》二，天命元年称：“帝遣答儿汉虾（达尔汉辖），雄科落二将领兵二千征东海查哈量部（萨哈连）。”又卷四天命八年称：“十月二十日大臣搭儿汉虾（达尔汉辖）卒，年四十八。”全是一样。上面所述是清代入关前的旧俗，其后称号之下仍列本人原名。《武皇帝实录》三，天命五年“九月皇弟青巴土鲁薨”，在《东华录》作“九月甲申，皇弟青巴图鲁贝勒穆尔哈齐薨”，（天命三）这是史官用后来的制度追改的，与赐号的原意不符了。

专称的勇号和其他称号，同时不应有两个一样，以避重复，但不同时则可。安费扬古于太祖时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死后劳萨亦于天聪八年赐号硕翁科洛巴图鲁，（《史稿》传十三）同年图鲁什亦追号硕翁科罗巴图鲁，（《史稿》传十三）因为他们不是同时生存的。这种制度后来亦破坏了。嘉庆初，乌什哈达号法福哩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附惠伦传》）富志那号法福礼巴图鲁，（《史稿》传一三三）王文雄号法佛礼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三者满字实同。同治六年七年间，赵德光，（《史稿》传二一六）周达武，（《史稿传二一七》李长乐，（《史稿》传二一八）同时赐号博奇巴图鲁。同治元年，余际昌，（《史稿》传二一六）滕嗣武，（《史稿》传二一八）曾国荃，（《史稿》传二OO）同时赐号伟勇巴图鲁。程学启，（《史稿》传二O三）郑国魁同时赐号勃勇巴图鲁。这全是赐号不胜其多的缘故，揆之入关前制度不是对的。但赐号的人既不以称号代替本人原名，则重复亦不要紧了。

称号有时亦可更改，太祖长子褚英初号洪巴图鲁，后以破布占泰功赐号阿尔哈图土门；（《史稿》传三）宣宗时，齐慎赐号健勇巴图鲁，后以从征回疆立功，改号强谦巴图鲁；（《史稿》传一五五《附杨芳传》）文宗时，鲍超赐号壮勇巴图鲁，褫夺后又以援曾国藩祁门功，赐号博通额巴图鲁。（《史稿》传一九六）凡有新号，旧号即废，不能并存。咸丰八年田兴恕赐号尚勇挚勇两巴图鲁；（《史稿》传二O七）同治二年李长乐赐号侃勇巴图鲁，次年又赐号尚勇巴图鲁，（《史稿》传二一八）这不是典制，而是主政的疏失。

勇号的赐予，在表彰武功，所以没有等第，亦无间文武。有的以小官得赐号，有的虽大官而不得。咸丰四年，虎坤元以守备（正五品）赐号鼓勇巴图鲁，（《史稿》传一八九）同年僧格林沁赐号湍多巴图鲁已是郡王、内大臣、（正一品）参赞大臣；（《史稿》传一九一）咸丰三年，戴文英以千总（从六品）赐号色固巴图鲁，（《史稿》传一八九）同年托明阿赐号西林巴图鲁，已是绥远将军襄办军务。（从一品，《史稿》传一九O）又如袁保恒以翰林院编修赐号勒伊勒图巴图鲁，（《史稿》传二O五）胜保以内阁学士帮办河北军务赐号霍銮巴图鲁，（《史稿》传一九O）蒋益澧以知府赐号额哲尔克巴图鲁，（《史稿》传一九五）刘腾鸿以知县赐号冲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九五）全是文职；而曾贞干赐号迅勇巴图鲁（《史稿》传二OO）时，更是从八品的教官——训导。

专称的勇号，初用满语冠于巴图鲁之上，如青巴图鲁，古英巴图鲁之类，是为清字勇号；后来加用汉字，如武勇巴图鲁，壮勇巴图鲁之类，是为汉字勇号。汉字勇号全用两个字，而下一字总用勇字，所以他的变化只在上一个字，在乾隆末柴大纪赐号壮健巴图鲁，（《史稿》传一一六）蔡攀龙赐号强胜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五）这种例子后来是没有的。勇号的清字和汉字没有什么分别，满人可以赐汉字勇号，汉人亦可以赐满字勇号。福康安号嘉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七）达三泰号常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六）果权号志勇巴图鲁，（《史稿》传二四一）是满人赐汉字号；德楞泰号继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一）是蒙古人赐汉字号；罗思举号苏勒芳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四）张国樑号霍罗绮巴图鲁，（《史稿》传一八八）唐友耕号额勒莫克依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是汉人加赐清字勇号。

清字勇号和汉字勇号本来没有轩轾，李续宾由知府赐号挚勇，其弟续宜由知府赐号伊勒达；（《史稿》传一九五）岑毓英由道员赐号勉勇，其弟毓宝由道员赐号额图珲。（《史稿》传二O六）这是最显著之例。穆宗、德宗之时，武臣立功往往由汉字勇号改赐清字勇号，谓之换号，《清史稿》称之为晋号。如郭宝昌以卓勇巴图鲁晋号法凌阿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五）张文德以翼勇巴图鲁晋号达桑巴图鲁，（《史稿》传二一六）雷正绾以直勇巴图鲁晋号达春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陶茂林以钟勇巴图鲁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史稿》传二一七）其例甚多。这是因为军事正亟，不能不强为分别以济爵赏之穷，在前是没有的。杨遇春于乾隆六十年由守备赐号劲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三四）杨芳于嘉庆五年由参将赐号诚勇巴图鲁，（《史稿》传一五五）皆历阶至大将封侯，四十年称号不改，未尝有所谓晋号!

入关前，赐号者甚多，康、雍、乾之间虽有许多次大征伐，可是一时名将如岳钟琪，（《史稿》传八三）策凌，（《史稿》传八三）哈元生，（《史稿》传八五）葛尔弼（《史稿》传八五）之流，全没有赐过勇号。乾隆二十年以后，本进忠号法式善巴图鲁，（《史稿》传九八）海兰察号额尔克巴图鲁，（《史稿》传一一八）舒亮号穆腾额巴图鲁，（《史稿》传一一五）始渐重见，但不是人人可得。如蓝元枚，（《史稿》传一一五）董天弼，（《史稿》传一一六）和隆武（《史稿》传一一八）等，虽然功勋懋著，赐花翎，赐袍服，赐鞍辔，赐荷包，赐银币，别的赏赐很多，而未尝赐勇号，与咸同以后大不同。这亦可看出赐号风气的先后转变。

巴克什
清入关前，赐读书识文墨者之普通称号曰巴克什，与武勇之称巴图鲁同。若额尔德尼，（《清史稿》传十五，下同）达海，尼堪，武纳格，（《史稿》传十七）希福，（《史稿》传十九，下同）范文程，硕色（《史稿》传三六《索尼传》）等皆是。《史稿·额尔德尼传》称，“兼通蒙古汉文，……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希福本传称，“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武纳格本传称“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可知当时所注意是在通译外族语言文字。但得“巴克什”赐号者，并不全是文弱书生，像武纳格就是有名的大将，因为当时文武没有分途。

“巴克什”又作“榜识”，或作“榜式”，“巴克式”。最早见于万历十九年（1591），遣巴克什阿林察持书谕叶赫。（《东华录》天命一，十四页）凡赐号的，最初皆系于本人原名之下，其后亦改在原名之上，《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祖建号时称，“厄儿得溺榜识接表”，《东华录》作“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实录》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取抚顺后至明边时称，“乃遣厄儿得尼榜识令二王停兵”，《东华录》作“乃遣巴克什额尔德尼令两贝勒勿进兵”；（天命二）是其证。康熙八年五月初七日己亥，准达海立碑，当时谕称，“达海巴克式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著追立碑石”；（康熙《东华录》九）又《清史稿·达海本传》载“圣祖谘诸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子孙有入仕者乎”？（传十五，并见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戊子，《东华录》三十。）可见康熙时“巴克什”称号还写在原名下面。天命《东华录》将“巴克什”写在原名上面，大概是雍正十二年以后校定《实录》时所改。

太宗于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四月初一日丙戌，设置文馆，分两直，达海、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吴巴什记注时政得失。（王氏《东华录》天聪四，及《史稿》传十五《达海传》）文馆满语曰笔帖黑色，（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辰《东华录》，案《史稿》传十九《甯完我传》作笔帖式）其本义原为书房。凡通文史命直文馆者，授官参将游击，皆号榜式，通称儒臣，又称文臣；其以儒生俊秀选入文馆尚未授官者，称秀才，或称相公。（《清史稿》传十九论，又传二五《蒋赫德传》）于是“巴克式”（榜式）乃近于官名，称者较多。当时官名有笔帖式，（天聪三年二月初二日戊子，《东华录》天聪四） 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庚辰改官制，立六部，各部又设“办事笔帖式”，遂更定“文臣赐号榜式者许仍旧称，余称笔帖式”。（天聪六）巴克什之称复严。《史稿·达海本传》说他于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可是《东华录》在天聪三年四月已称榜式达海，这种赐号以前所称榜式，就是因为入直文馆之故，到五年七月既申非赐号不得称“巴克什”之令，而达海博通蒙汉文字，所以重行赐号。

文馆初设，制度和组织全不完善，甯完我于天聪五年十二月上疏，说文馆是“官生杂处，名器弗定”。（《史稿》传十九）王文奎（后复姓沈）于天聪六年八月上疏论及文馆，说，“自达海卒，（六年七月）龙什罢，（六年六月）五榜式不通汉字，三汉官又无责成，秀才八、九哄然而来，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诿，动淹旬月，……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文奎又说，“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译讲解”。（《史稿》传二六《沈文奎传》）所谓榜式是赐号之人，笔帖式是直文馆授官之人，秀才是没有授官之人，所谓官是指笔帖式或授其他官职之人，生就是秀才。

文馆分直始于天聪三年四月，可是相类的工作早起于清太祖时。《史稿·希福本传》说他在太祖时召直文馆，《雷兴传》说他在太祖时以诸生选直文馆，（《史稿》传二六《附马国柱传》）《达海传》说太祖召直左右，命他翻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可知在太祖时已有同样组织，不过没成正式制度而已。天聪时先后参加文馆的人，可知者有达海，库尔缠，希福，范文程，甯完我，鲍承先，蒋赫德，王文奎，刚林，（以上并见《史稿》本传）罗硕，（《史稿》传十四《附扬善传》）苏开，顾尔马浑，托步戚多，吴把什，查素喀，胡球，詹霸，（以上见列传十五《达海传》）高鸿中，（见传十九《甯完我传》）罗绣锦，（传二六《附马国柱传》）朱延庆，（见传二十七《申朝纪传》）张文衡，（见天聪九年二月初三日甲申，《东华录》天聪十）梁正大，齐国儒，（以上见天聪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甲辰《东华录》）龙什，恩国泰，江云深，孙应时，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国柱，马鸣佩，雷兴（以上并见《史稿》传二六《沈文奎传》）等，亦可谓一时之选，不知时论何以鄙薄若是。苏开以下三人，文馆初设与达海、刚林同任翻译；吴巴什以下四人，与库尔缠共记时政，入文馆甚早。江云深以下数人，即文奎疏中所谓“哄然而来，群然而去”之“秀才八、九”。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书史，及撰拟表章；一名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并录各衙门章疏；一名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御前进讲，并颁行制度。各设大学士，学士，以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分领之，佐以罗硕，罗绣锦，詹霸，胡球，王文奎及恩国泰，（崇德元年五月初三日丙午，《东华录》天聪十一）全是文馆旧人。顺治元年入关，沿袭明朝官制设翰林院，次年以翰林官分隶于内三院，改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顺治十五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重新分设翰林院，并定翰林院满字名称为笔帖式衙门。在制度上虽然是文馆演变成为内阁，可是在满洲名称上实际是翰林院承继了文馆。

自从天聪五年七月以后入直文馆者不称“巴克什”，顺治五年刚林以后亦没有再赐巴克什称号的，（《史稿》传三二）其后唯一仅存的只有宿卫内廷宫门的“阅门籍护军”，满文还称为巴克什，（《会典》九八）这是从记注起居递遗下来的。

包衣大
大，汉语为长，包衣大就是包衣长，意为仆役头。内务府设官有包衣大，汉文名管领，秩正五品。《清史稿·世祖本纪》一，顺治二年正月，“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冒占田宅，违者论死”。《东华录》作禁内务府管领等私收投充汉人云云，是其证。崇德三年四月十二日乙卯，《东华录》记岳托新福金诉其大福金事，中有大福金遣包衣大准布录、萨木哈图前往恐吓一事。岳托是代善长子，崇德元年封成亲王。（《稿》传三《附代善传》）据《八旗通志》镶红旗包衣第二，参领第一、二佐领，全是岳托分封时所立，所以岳托亦是当时旗主之一，这些“包衣大”全是他所属包衣下的头目，给使于他家的。《顺治东华录》一，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称“有遗匿名帖，谋陷固山额真谭泰者，为公塔瞻母家高丽妇人所得，言于包衣大达哈纳，达哈纳以告伊主公塔瞻及固山额真谭泰，塔瞻因启诸王，王等令送法司质讯”。这是顺治即位一个大狱，兹不详述。所可疑的是塔瞻家何以有“包衣大”？塔瞻为扬古利次子，扬古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杨古里，（卷二，页一、页三）是太祖、太宗时名将，崇德二年死于征朝鲜之役，追封武勋王，在清入关前群臣中爵秩最高。塔瞻初袭超品公，后降一等公，父子均未尝作过固山额真。太宗初立，于天命十一年九月设总管旗务八大臣及佐管十六大臣。《东华录》注称，“额驸扬古利前此已授一等总兵官，其秩在贝勒之次，……不预此”。仿佛是因秩高而不入迭，但扬古利亦没有同贝勒一样主旗务作旗主。《清史稿》传十三《扬古利本传》称，“扬古利手刃杀父者，……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案《清朝文献通考》二四二《帝系考》，《清史稿·公主表》及《武皇帝实录》，全没有太祖女嫁扬古利的记载，但天聪《东华录》亦称扬古利为额驸，似乎本传所称并非无因。当时所谓额驸，不专指娶太祖、太宗女者，如佟养性娶宗女，（《稿》传十八）李永芳娶阿巴泰女，（同上）均称额驸，扬吉利或亦其类。否则必因获罪不列玉牒，以致失载。塔瞻之母是否即此清代皇室之女，今不能确知，扬古利既为额驸，必有随嫁之包衣大，应无疑问。但我怀疑入关以前一般宗室勋旧无论是否主管旗务全有包衣，有包衣就有包衣大。塔瞻家之有包衣大并不是因为父为额驸。太祖初起兵几年追随的人很多，他们全有给使的包衣，就是仆役。当时旗制未定，所以不会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不会因之取消，有一时期勋旧的包衣与分隶各旗包衣佐领下的包衣，同时并存。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甲子，谕吏、礼、兵三部，所说“官员子弟及富家世族，……本身不充兵役，尽令家仆代替”，这家仆实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为要分别于旗制里的“包衣”，所以改称。逮后包衣制度日严，私家的“包衣”渐渐改称，成了《户部则例》中所谓“八旗户下家奴”。

包衣昂邦
昂邦汉语为总管，包衣昂邦是官名，汉字称内务府总管，又称总管大臣。顺治八年三月初五日壬午《东华录》，“先是搜获英王藏刀四口，刑部不行奏上，但告知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将刀交御前包衣昂邦收之”。所谓御前包衣昂邦就是在御前的内务府总管。内务府管理宫廷的宴飨、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赉、帑项、造作、牧厩、供应等事，即所谓皇帝包衣。入关以后，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天子自将，谓之上三旗，隶内务府的全是上三旗。内务府制度由包衣演化而成。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壬午，《东华录》有“皇帝包衣下”，顺治八年七月初一日丙子，世祖谕有“朕之包衣下”，这全是所谓内务府。顺治十一年置内十三衙门，（《清朝通志》六六作十三年，误）宫廷给使由宦官主持，设官亦旧臣与宦官并用，（《史稿·职官志》五）于是内务府制度中废，世祖遗诏以此自罪。圣祖即位后，于顺治十八年二月才又恢复。其后定制：内务府设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广储司设银、段、衣、茶、皮、瓷六库，织染局，江宁、苏州、杭州设织造监督，又有御茶膳房、御药房、三旗纳银庄、官房租库、官学、刊刻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均统于总管大臣或隶属七司。（《清朝通志》六六）康熙十三年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亦由府兼辖。于是阉宦之权全归内务府。各司的职掌同它与内十三衙门之分合，可参见《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

内务府总管无定员，由满洲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卿简补，或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初秩从二品，乾隆十四年定正二品；各司设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笔帖式，秩与各部同；各库有司库，正六品。（《会典》卷三，卷八十七，《史稿·职官志》五）织造官由内务府司官兼管。

厄夫
或作额驸，汉语为女婿，系在人名之下作为尊贵称号。如《太祖武皇帝实录》数称“呵呵里厄夫”，“恩格得里厄夫”，“荅儿汉厄夫”，“查哈量厄夫”等全是。后来改译额驸，又系在本人名字之上，如“荅儿汉厄夫”，《东华录》作“额驸达尔哈”。（天命四年八月己巳）《太祖武皇帝实录》修于天聪，所保存的是当时制度。《东华录》所据是乾隆校订后的实录，可知额驸称号系姓名之上是入关以后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