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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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策伐谋，中设险，垂关百二。
　　凭高望，烽连堠接，岂云难恃？
　　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嚣帅债先披靡。
　　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
　　
　　嗟红粉，随胡骑，盻金缯，归胡地。
　　剩征夫残血，沙场犹渍。
　　泪落源闺飞怨雨，魂迷远道空成祟。
　　想当年方召亦何如，无人似。
　　　　――《满江红》(明)陆云支

　　这首《满江红》，写于明末万历年间。这首词非大家手笔，算不得词类精品，流传也不广，但其中悲怆愤郁之情令人感慨。据说此词的背景是公元1619年明朝大军与后金八旗军在辽东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萨尔浒战役。“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嚣帅债先披靡”两句，写的是萨尔浒战役中明军统帅的指挥失度。由于“疏远略”的明军主帅犯了轻敌、冒进等一系列主观错误，使明军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惨败。

　　三百多年后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1] 事实上，当时明朝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是优于后金的，但由于指挥员缺乏出色的主观指导能力，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败局。相反，征战一生的努尔哈赤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一战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地位。

　　这只是明军一系列失败的开端。一般地，历史上把萨尔浒战役看做为明与后金战争的揭幕战。对于明朝而言，萨尔浒战役虽不至一战而覆国，但帝国的噩梦真正开始了。此战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部署由进攻转入防御，辽东地区陷入数十年的争战中。在这场长期战争中，明军负多胜少，最终彻底丢掉了辽东，“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长期的战争彻底拖跨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成为明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辽东乃京师左臂，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张居正时代的俺答封贡彻底消除了北部蒙古各部落的威胁，辽东就成为明朝边事战略体系的重中之重。做为京师最重要的战略缓冲地，辽东若落入后金手中，明朝就只剩下山海关一处险关，京师便会岌岌可危。

　　辽东大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是元末明初以来汉人、女真人、鞑靼人等各族共同的栖生之地。这片土地在明朝的主长城之外，属于明朝的边外辖区。整个辽东在疆域上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只允许有一个军事强权存在，而不可能为明朝与后金所共享。因此，随着后金的迅速崛起，当时辽东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要么继续为明朝统治，要么为后金吞并。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努尔哈赤比他那些落后的族人们在思想上更具前瞻性，在行动上更具侵略性。建立后金国后，努尔哈赤已按捺不住自己的万丈雄心，他野心勃勃地要为女真人争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要带领女真人走出世居的蛮荒之地，与远远领先于女真的先进文明去碰撞、去交锋。这场交锋注定是你死我活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向大明宣战。

　　努尔哈赤的决定在当时相当冒险。因为他所面对的明朝，是一个有着巨大疆域的帝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军事实力，明朝都远远超过刚刚摆脱部落生存模式的后金国。

　　自古以来，两国相争，师出无名者必会在战略上失掉先机。努尔哈赤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祭天誓师的方式提出了七大恨。七大恨极力渲染爱新觉罗家族及女真部落所受的欺凌和压迫，将明朝斥之为不仁不义，试图在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上占据主动。七大恨激发了满族对汉族的民族主义仇恨，这种仇恨对明末清初的满汉对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影响作用。直到皇太极时代，皇太极还曾与袁崇焕下书，痛切地陈词七大恨，后被袁崇焕回书委婉的一一驳斥。皇太极后来木刻揭榜“七大恨”，做为供满人世代观瞻的国宝级“神物”。

　　自七大恨起满族人对明朝充满了仇视，随着满清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这种仇视渐渐转化为歧视，到满清统一中国后，这种歧视达到了一个顶峰。从轻视火器技术的运用到武力强制推行满服和辫发，这种歧视和仇视的痕迹可以说无处不在。

　　有主流史料把七大恨总结为女真人长期遭受明朝压迫的一次总爆发，有说“哪里有民族压迫，哪里就有民族反抗”[2] 的，也有说“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一面”[3] 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正义的符号显然是后人强加的。七大恨中的一部分为私怨家仇，一部分为边事争端，很难厘清孰是孰非。现代人解读七大恨，自然会知悉这只不过是努尔哈赤为了争夺辽东控制权而寻找的一个宣战借口而已。

为了与明朝为敌，后金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明朝对此犹自茫然无知，帝国不堪重负的车轮，只是靠着“慵懒”的惯性缓慢地往前推动着。

　　宣誓七大恨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八旗军拉开了进攻的序幕，迅速攻占了抚顺和东州等地，斩杀明总兵张承胤，收降明游击李永芳，掳掠人畜三十万之巨，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后金也厉兵秣马，严阵以待。辽东地区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即将爆发。

　　萨尔浒战役是明中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动用的作战总兵力近二十万，因而此役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万历朝鲜之役中明朝前后用兵十数万，各次战役的规模也很大，但就单次战役而言，没有一次超过萨尔浒战役。此战后金大获全胜，明军惨败。此战虽未宣告明朝的衰亡，但明末一系列军事失败肇始于此，同时此战一举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地位，其历史重要性勿庸置疑。
　　　　
　　2
　　辽东丧师失地，明朝建立了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明朝决定在辽东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彻底消灭后金军事实力。此时明朝驻守辽东的各地守军，总计约有两万余人。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因而明朝主要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试图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这次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
　　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
　　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
　　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
　　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
　　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
　　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次明军的构成简直就是万历朝鲜之役中明军的翻版。

　　明末时卫所制名存实亡，明军采用募兵制，军队调自四面八方，但作战主力中一般来自九边重镇、四川和浙江。来自九边重镇的军队，主要以骑兵为主。其中有一定数量的“跳荡铁骑”，一手持刀或矛，一手持火统。九边中除了辽东、延绥、宁夏等镇，其他边镇久无战事，军队战斗力不强。四川是第二重要的兵源。自播州之役起，西南大小战事不断，因而川军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川军步兵尤其善于山地和攻坚作战。浙军实际上是一支由名将戚继光缔造的军队，嘉靖年间和天启年间在抗倭战事中立下大功。戚继光非常重视军事训练，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因而浙军有良好的战术素养。万历朝鲜之役中浙军曾在攻克平壤的战斗中留下大名。

　　后金的兵源不如明朝那么充足，兵力略低于明军。后金的兵制是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其作战主力是历史上著名的八旗军。此次针对明朝的大举进攻，努尔哈赤做了全民总动员，女真族所有青壮男丁统统编入八旗军。此次参战八旗军的具体构成如下：
　　正黄、镶黄二旗，约一万五千人，由努尔哈赤统领；
　　正红、镶红二旗，约一万五千人，由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统领；
　　正白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八子皇太极统领；
　　正蓝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五子莽古尔泰统领；
　　镶蓝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侄儿阿敏统领；
　　镶白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长孙杜度统领；

　　萨尔浒战役中八旗军总计约为六万人。整个八旗军都由努尔哈赤与他的子侄们统领，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看起来更象是努尔哈赤家族的亲兵，因而有超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八旗军是一支由努尔哈赤一手创建的军队。后金建国后，一个旗完整建制为七千五百人左右，八旗共六万人。八旗军战术组织严密，每一旗可以在旗主的率领下独立完成较大的作战任务。八旗中全部参战时，可以完成会战规模的战役。八旗军无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集团作战能力都很强，在努尔哈赤长达三十余年统一女真的征程中，八旗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类似八旗军这种规模的大骑兵兵团，我们常常可以在关于秦汉帝国军队、蒙古帝国军队的史料中看到。明末清初的八旗军可以称的上是世界冷兵器时代最后一支强大的军队。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明军共八万多人，再加上盟军两万多人，共十一万之众，但善战者不过两三万人而已。八旗军在人数上并没有太大劣势，而且六万八旗军基本上个个都作战勇猛。

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武器装备的对比。武器装备方面，明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明军配有大量的火器。明军的车营由炮兵部队和骑兵部队构成。炮兵部队配有大将军炮、虎蹲炮、佛郎机炮等多种威力巨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程远，威力大。以大将军炮为例，“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隶属车营的骑兵部队备有火统。明军由于采取车骑合营的编制，并无独立的骑兵部队，因而其机动性远不如后金的骑兵部队。

　　明军的步营则配备大量鸟统和多管火枪。明军的鸟统仿制自西番和日式火绳枪，射程可达百余米。笔者无法查到萨尔浒战役中的明军火器配备的准确资料，但根据明军后来损失两万余件火器的情况推算，明军火器配备比例有可能高达50％。明军火器的配备比例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毫无疑问，火器的杀伤力、摧毁力、破坏力是冷兵器无可比拟的。战场上士兵中弹后，由于当时没有外科手术，随军郎中只能用刀把铅弹挑出来，或者用灌水银的办法治疗。

　　除了火器外，明军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冷兵器，如弓箭、刀枪等。由于过于依赖火器的中远距离打击，明军不够重视贴身近战及盔甲防护。万历朝鲜之役中朝鲜军曾很惊讶不少明军不着盔甲依然战斗力很强，叹为“天兵”。世人有种误解，以为明末时明朝无力配备士兵的防护盔甲。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过于依赖火器的战术指导思想使然。

　　八旗军以弓矢刀剑为主要武器，长于骑射，利于突袭决胜。后金八旗军绝大部分为骑兵，主要武器为典型的冷兵器，如长刀、矛、槊、弓箭等，防护器具以铁甲、皮甲为主。与明军相比，后金的武器装备明显落后。

　　八旗军后来一直拒绝从屡屡败给自己的明军那里学习先进的武器技术。他们对冷兵器的执着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种“以骑射为本”、“强干弱枝”的冷兵器思维，后来长期统治了清朝的军事指导思想。两百多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终于为这种守旧落后的军事指导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清朝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隔绝于世界之外，从未遇到过真正强大的敌人。在这一阶段以内战为主的战事中，清军比较轻松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却被金庸等人称为“十七、十八世纪世界无敌”，其实不过是侥天之幸而已。

　　然而在当时，由于明军并未采用良好的战术来强化自己的武器优势，这就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机会。明军装备了大量枪炮，利远攻，不便于近战、野战。而近战、野战，偏偏是机动性超强的八旗军的优势。

　　《世界全史》中写道：“在冷热兵器并存的时代，人们只得面对现实，交替使用各有所长的冷热兵器。16 世纪，一支军队倘若没有火枪装备的士兵，那么它决不与装备火枪的军队交火。这说明，无论如何，火枪已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兵器了，火枪兵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主角，已是历史发展之必然。”[4] 萨尔浒战役却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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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谈起萨尔浒战役中明军失败的原因，往往会首先想到经略杨镐的指挥无能。对萨尔浒战役的失利，杨镐应该承担第一位的责任。从萨尔浒战役前的主帅选择问题上，可以看出出明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制中的重大缺陷。

　　明洪武初年，明军设有元帅，朱元璋自己就曾担任过大元帅一职。明朝建立后，元帅府改为大都督府。大都督成为军队最高指挥首脑。由于大都督府的军权过于集中，胡惟庸案之后，大都督府被取消，被改制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与兵部职责不同，相互制约，兵部掌管军事行政事务，五军府掌管统兵作战。兵部受皇帝之命，可以发令调兵，但统兵权在五军府，统兵将官如各路总兵由皇帝亲自指派。战事结束后，总兵交还兵印，总兵一职临时取消。因而有人称总兵一职为虚衔，总兵一职在明廷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到了明朝后期，五军府的统兵权已经名存实亡。如果发生大的战事，往往由兵部发出命令，指派各地的总兵率兵从数千到一两万不等，各军集结后组成征讨大军。也就是说，每路总兵率领的本辖区军队一般不会超过一万人。各军在战术配合和军纪方面各不相同，而且各地的总兵大都为平行级别，往往互不服膺，一方总兵无法调御所有兵力，于是大军统帅一职就由兵部官员担任。明末的经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经略的出现是明后期军队指挥系统的一个重大变化。

　　有明一代，经略一职始自万历援朝之役，经略一职一般是由兵部侍郎出外担任。在万历援朝之役第一阶段里，担任经略的宋应昌只是起到了总理各种军中大小事务的作用，在军事指挥方面并没有多大决定权。军事方面的总指挥实际上由备倭总兵李如松担任。李如松有很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第一阶段的军事胜利与李如松的出色表现是分不开的。万历朝鲜之役第二阶段中，从各地抽调的大部明军集结于朝鲜半岛，军中先后出现了三位备倭总兵――麻贵，李如梅和刘綎。这种多头指挥显然不利于展开统一的军事行动，因而明军指挥大权就完全落到了文人出身的经略杨镐身上。后来由于杨镐的指挥失误，导致明军在蔚山战役中惨败。但因为援朝之役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明朝并未及时改革这种军事领导机制，反而使得文官领导武将、外行指挥内行的现象成了循例。

根据明朝当时的体制，此次征剿后金的主帅必须由兵部大员出任方能压得住各个山头的总兵。而明朝的兵部尚书、兵部侍郎大都为文官出身，少有真正知悉兵事的。明朝的体制又不可能允许总兵这样的武将出任主帅。这样一来，明军主帅的选择范围就很有限了。当时可以担任主帅的人选大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抗倭经略的杨镐，一个是曾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杨镐经历的战事在当时要比熊廷弼多，朝廷又能“容忍”他在蔚山之役中的错误，因而权衡再三，将其任命为经略。诺大的一个帝国，在选帅时捉襟见肘，仅有两三人可用，令人可叹。这不能不说帝国的军事体制此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由文官来指挥大规模作战，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针对当时这种奇怪的军事体制，《剑桥中国明代史》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文官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1619 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5]

　　明代文人极重声名，那些有机会率军打仗的文官，略有寸功，便以“边材自诩”。杨镐也一向很自负自己“知兵善战”。杨镐之自负不是没有原因。萨尔浒战役之前，杨镐大约有三次胜绩、一次大败。三次胜绩中的第一次是早年偕大帅董一元率领明军雪夜翻越墨山，夜袭蒙古酋长炒花大帐，大获全胜。第二次是朝鲜之役第二阶段的前期战役中，杨镐率领明军击退日军，获得若干次小胜，并把日军赶到蔚山等沿海要塞。第三次是万历三十八年，率明军偷袭蒙古酋长炒花于辽东镇安，大破敌军。杨镐的此前一次败仗是在朝鲜的蔚山战役中，退军中指挥失度，导致全军大败，此役明军损失高达两万人左右。杨镐的几次胜绩不是很突出，但那次惊人的败绩却没有引起朝廷足够的警觉。

　　另外杨镐在辽东巡抚任上曾有过一些政绩，他曾主导兵民垦荒田一百三十余顷，仅此一项，治下每年粮食增收一万八千余石。就这样，由于杨镐获得过数次不大不小的战功，且一度经营辽事政绩不凡，于是他被认为是朝廷中最熟谙辽事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萨尔浒战役前，杨镐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并被命为辽东经略，执尚方宝剑，全权负责进剿后金事宜。

　　如果说，杨镐是一个不合格的主帅，是晚明文官统领兵事、外行领导内行中最失败的例子。那么他的对手努尔哈赤则是一个军事奇才。努尔哈赤25岁起兵，三十多年统一全部女真部落，历经大小百余战，少有败绩。特别是古勒山一役，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以少胜多，大败叶赫等九部联军，成为军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之一。遇到努尔哈赤这样的主帅，是杨镐此生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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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朝廷到辽东前线，明朝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种大战前的乐观情绪，当时没有几人会认为明军会败给后金。君臣皆以为明军“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6]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数路大军的夹击下，十天左右就能结束战事。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这么高的赏格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明朝不仅要打败后金，而且要灭掉努尔哈赤整个家族。如此一来，反而使努尔哈赤家族上上下下产生了同生同死的决心。

　　各地的军队会师辽阳后，明军很快成立了“前敌领导小组”，由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四人组成。总兵杜松、刘綎、马林、李如柏等人有列席议事资格，却对军事方略无决策权，只有执行权。经过商议，明军决定四路进兵，最后围攻努尔哈赤盘踞的老巢――赫图阿拉城。这四路分别如下：

　　西路军，即抚顺一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鳞、都司刘遇节、参将龚念遂等以下宣、大、山、陕官兵三万余人，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为监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南路军，既清河一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辽阳副参将贺世贤，都司张应昌，义州副总兵李怀忠，游击尤世功等以下辽东和京营官兵二万余人，以分守兵备参议阎明泰为监军，推官郑之范为赞理，由靖河出鸦鹃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北路军，即开原一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开原游击麻岩、都司郑国良、游击丁碧、游击葛世凤等以下真定、保定、河北、山东等官兵二万余人，暨叶赫部盟军一万余人，以开原兵备道金事潘宗颜为监军，岫岩通判董尔利为赞理。开原一路由清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东路军，即宽甸一路，以总兵官刘綎为主将，率宽甸游击祖天定、南京六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浙兵劳备御周翼明等川、湖、浙、福等南方官兵一万余人，暨朝鲜盟军一万三千人，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军，同知黄宗周为赞理。宽甸路由涼马佃出，会合朝鲜军，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明军企图以东路的刘綎部吸引努尔哈赤的主力，而以西路的杜松部担任主攻任务，再以南路军和北路军完成合围之势。明军这个方案，采用的是声东击西、分进合击的策略。这种分进合击的策略曾经在播州之役和万历援朝之役中使用过，其中在播州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在援朝之役中直接导致了蔚山战役的惨败。

　　这个方案犯了分兵大忌。前面已经说过，就总体兵力来说，明军相对于六万八旗兵并不占多大优势。明军战术、战斗经验、士气等方面都弱于后金军，只是武器装备领先于对手。这么一分兵，明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明军计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各路大军从辽阳演武场出发，三月初二在二道关会合，然而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已往战绩不显的马林说了句大实话，“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7]。经验丰富刘綎提出“地形未谙”，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组成的联合军的战力提出了疑问：“给俺两三万川军，俺可以独挡奴酋。”但川军当时只有不到五千兵力，刘綎只能象其他总兵一样，率领各地临时调集的军队匆匆上阵。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众将的质疑，均被杨镐置之不理。

　　却说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经略杨镐宣布军纪、军令如下： 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者论斩；官军有临战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 不许临阵争割首级； 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 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无论官兵，立即处斩；等等。 共申明军令、军纪一十四项，官兵有违令者，立即斩首。

　　此次四方调兵十万，辽东军饷骤增三百万两，皇家虽有内帑积储数百万两，但神宗不肯拨发，于是循万历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8] 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督促杨镐尽快出兵。

　　明军指挥部在兵部的催促下，将发兵日期提前了半个月，即二月底。十分兴奋的杨镐，为表现“天兵讨逆”之军威，竟派遣使臣去后金下战书。战书中宣称明朝出动大军四十七万，将于三月十五日，分四路挺进后金都城，以迅雷之势剿灭后金政权。虽然日期是假的，但杨镐公然将进军方案通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智计多端，不似杨镐那般有“君子”之风，他并没有象演义小说里常见的那样，批复一个“来日决战”的答书。

　　面对明朝大军的多点进攻，努尔哈赤采取了“重点御敌”的应对措施。关于如何对敌，后金内部曾经有过争论。不少人认为，明军四路进攻，兵力强大，后金应在各处据险而守，坚壁清野，时间一久，明军后勤补给必然会出问题，那时明军自然会退军。这时，前明朝游击、降将李永芳力排众议，提出了“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9]的建议，即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努尔哈赤最终采纳了李永芳的建议。

　　努尔哈赤还进一步判断出明军的主力来自北线明军，即西路明军和北路明军。“明兵由南来者，诱我南也。其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10] 由于准确地判断出明军的主攻方向，努尔哈赤只分兵五百人阻击东路明军刘綎部。然后命次子代善为前敌总指挥，率八旗大军主力，开赴北线迎击西路明军杜松部。自己亲率精锐巴牙喇（近卫军）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