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柏林危機是冷戰開始後美蘇雙方以戰敗的德國為舞台，圍繞柏林問題而展開的以軍事對峙為背景的一次激烈的對抗。在柏林危機爆發前，蘇聯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已嚴重惡化，並且已朝着集團對立的方向發展。冷戰伊始，美蘇便首先在柏林迎頭相撞，乃是因為德國作為一個被分區占領的國家。在柏林危機中美國和蘇聯進行強硬的對抗，使人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冷戰的危險後果。

柏林危機是蘇聯的一次主動出擊，目的是為了通過切斷柏林的交通向西方國家施加強大的壓力，以迫使它們或者停止建立獨立的西德國家，或者甚至把它們趕出西柏林。由於對德國問題的錯誤判斷和對西方實力和決心的錯誤估計，蘇聯採取了封鎖柏林的極端措施，導致了柏林危機的爆發，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冷戰的局面。


一 蘇聯的錯誤判斷與危機的爆發


蘇聯對德國問題的錯誤判斷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冷戰後整個德國的發展和走向發生錯誤的判斷。其二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抵制封鎖的決心和能力發生錯誤的判斷。

戰後，按照雅爾塔會議的決定，戰敗的德國被劃分為四個占領區，由蘇、美、英、法四國分別占領和管理，德國的首都柏林亦由四國共同占領和管理。同時還成立了一個盟國盟國管制委員會，負責處理全德事務。按照這種分區占領制度，蘇聯在占領和管制德國中的地位是有利的和牢固的。因為，蘇占區的面積占全德的40%，人口占36%，生產資源占33%。大柏林的面積為889平方公里，蘇占區占409平方公里；大柏林的人口約為350萬，蘇占區擁有100萬；美、英、法三國算在一起的西占區的面積是480平方公里，人口250萬。而且整個大柏林又位於蘇占區之內。根據波茨坦會議的規定，蘇聯可以在蘇占區內自行其是已不必待說，就是在盟國管制委員會裡，它也擁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權力。因為委員會實行的是一致性原則，這就使蘇聯處於以一抵三(美、英、法))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蘇聯對德國問題政策的基本考慮，就是要在鞏固蘇占區的基礎上，加強對全德事務的影響，並藉以增強蘇聯在整個歐洲的地位。

從盟軍攻入德國並確定分區占領制度開始，德國已處於分裂狀態。因為在分區占領制度下，各占領國當局均按本國政府的旨意各行其是，已經使各占領區域成了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負責全德事務的盟國管制委員會已形同虛設。在盟國管制委員會存在的兩年多時間裡，通過的法令和命令多達一百餘項，均因難以實現面成為一堆廢紙。美國憂慮蘇聯“想用共產主義取代納粹主義”，蘇聯則擔心美國利用德國反對蘇聯。雙方都從戰略高度看待德國問題，都想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德國問題。

1946年5月，美國宣布停止從美國的德占區拆遷設備用於支付賠償。1947年1月，美英占領區合併為雙占區。同年3~4月，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圍繞着有關德國的經濟、政治、賠償以及和約問題美國等西方國家與蘇聯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正是在會議期間(3月12日)，美國宣布了遏制蘇聯的杜魯門主義。接下來馬歇爾計劃、莫洛托夫計劃和共產黨情報局相繼出現，美蘇冷戰爆發。歐洲的分裂包括被分區占領的德國的分裂已勢不可免。

冷戰開始後，德國作為四國共管的戰敗國，首當其衝地成為冷戰的戰場。分區占領制度進一步動搖。1947年7月討論實施馬歇爾計劃的歐洲16國經濟會議已經將德國的西占區納入了歐洲復興計劃之中。7月，在美國政府給美占區軍事長官克萊的新指令中，提出要讓德國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獨立和使德國的經濟更能自給自足。[1] 這表明，美英在西占區將會有更大的動作。這個動作就是要把西占區變為依附於西方的單獨國家。

對於西方國家組建單獨的西德國家的試圖，蘇聯方面也已經有所覺察。1947年10月3日，蘇聯外交部歐洲三司司長斯米爾諾夫在給莫洛托夫的一份報告中說，“分析我們手頭掌握的材料和美英在德國所採取的實際措施，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已經不是宣傳手段或政治訛詐，而是對德國進行政治和經濟肢解，把西德及其所擁有的資源併入到美國建立的西方集團中去的實際威脅。”[2] 但是蘇聯決心阻止西方國家的這一試圖。因為一個獨立的西德國家的建立，不僅會使蘇聯失去對整個德國問題的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扶植起來的西德將會加入並且增強西方集團的力量。所以，1947年11月2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給參加外長會議的蘇聯代表團的指示中，特別強調要把簽訂對德和約放在首位，使和約與“恢復統一的民主的德國”聯繫起來。

1947年11~12月，在冷戰氣氛中召開的美、英、法、蘇四國外長會議，在討論德國問題時，因雙方歧見太深而不歡而散。兩次外長會議失敗後，美國及其盟國已決意在德國問題上同蘇聯最後決裂，使西占區成為獨立的國家。以避免整個德國“被拖進東方軌道的真正危險”。[4] 正是在這次外長會議期間，法國同意把法占區與美英雙占區合併。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二月事變”。在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多黨聯合政府變成了共產黨的一黨政權。“二月事變”在西方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它不僅加快了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步伐，而且也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建立西德國家問題上的決心變得不可動搖。1948年2月23日至3月6日美、英、法三國與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一起在倫敦召開會議，討論成立未來西德國家的具體事宜。會議召開前夕，2月13日，蘇聯照會東道國英國政府，譴責三大國的“單獨行動”。倫敦會議召開時，蘇聯又發出了第二封抗議照會，指責西方國家奉行分裂德國的路線。[5]

在冷戰已經開始的背景下，美、英、法三國的西占區和蘇聯的蘇占區分別成為依附於各自占領國的單獨國家，已成難以扭轉的定勢。實際上，德國分為兩個國家乃是當時解決曠日持久的德國問題的可行選擇，雖然它是以德國人民的暫時分離的痛苦為代價的。試想，一個國家由不同社會制度的幾個國家共同占領並實施全權管理，它何以繼續保持統一呢？如果硬要把不同的占領區重新湊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那麼該如何確立它的政治屬性呢？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還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在戰敗的條件下，德國人民已無自由選擇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力。顯然，就美蘇而言，不論出現哪種情況，另一方都不會答應和接受。因此，與其維護一個徒具虛名的統一的德國，使其成為美蘇爭奪的對象，從而給世界和平與安全帶來巨大的危害，莫不如現實地承認和接受德國已經分裂的事實。總之，在冷戰已經開始的情況下，再來侈談德國的政治經濟統一，已是毫無意義的了。1947年討論德國問題的兩次外長會議的失敗，就是明證。

但是，蘇聯卻無法認識到在冷戰的條件下由四大國共同管制的德國從分區占領走向正式分裂的必然趨勢，仍一廂情願地試圖恢復德國形式上的統一。正是這種對冷戰後德國走向的第一個錯誤判斷，使蘇聯以為，只要憑藉蘇占區有利的地理位置，封鎖柏林的交通，就能造成西方國家難以呆在西柏林的條件，從而迫使它們在德國問題上作出讓步。

蘇聯既沒有估計到西方國家抵制封鎖的決心，也沒有認識到西方國家所擁有的抵制封鎖的實際能力和手段。換言之，在它看來，西方國家似乎不會為了柏林甘冒同蘇聯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同樣它也不認為，在封鎖的條件下，西方國家有能力滿足西柏林對生活和生產的各種需要。正是蘇聯對西方國家抵制封鎖的決心和能力的第二個錯誤判斷，使蘇聯邁出了封鎖柏林的第一步。

就在西方六國關於德國問題的倫敦會議結束後不久，1948年3月9日，蘇聯駐德軍事長官索科洛夫斯基奉召回國，商討對策。正是在這期間蘇聯制定了有關封鎖柏林的計劃。

3月12日，蘇聯外交部歐洲三司司長斯米爾諾夫給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題為《關於近期內我們對德國措施的報告》。報告說，美國和英國拒絕在雅爾塔和波茨坦協議的基礎上解決德國問題，“準備採取措施建立西德國家，並打算同它簽訂單獨的和約或和平規則”。關於德國問題的倫敦會議是“西方國家把德國變為自己的據點和把納入正在建立的針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軍事政治集團”的證明。斯米爾諾夫建議要更加堅決地對抗西方國家在德國問題上的政策。他認為，“在現在的情況下，我們對西方國家單方面採取的行動不能再局限於提出抗議，這些單方面的行動實質上觸及了我們在德國和歐洲的利益。因此我們必須採取不僅能制約美英法在德國的單方面行動而且能有力地挫敗他們組建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集團計劃的措施。”[6]

斯米爾諾夫還建議：1)，召開蘇聯、波蘭、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外長會議，邀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和德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為觀察員。會議將通過評估西方國家在德國活動的宣言；2)，會後蘇聯應提議召開新的外長會議來討論德國問題。“如果美國、英國和法國接受這一建議，那時組建西方集團並將德國納入其中的行動基礎就將被瓦解。如果我們的建議被他們否定，那就很清楚，這些大國將最終拒絕在波茨坦協議的基礎上解決德國問題。” 在這之後，蘇聯將發表聲明，西方大國以自己的行動破壞了盟國管制委員會和外長會議，從而使有關盟國管制機構和占領區的決議失去了效力。因此，蘇聯政府將不得不完全關閉自己的占領區，保障實施相應的財政措施，組織邊界保衛等。[7]

斯米爾諾夫在報告中所提出的對付西方國家的行動計劃和措施很快就被付諸實施。

3月20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上發表聲明，稱倫敦會議是一次“秘密勾結”，並宣布盟國管制委員會作為德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已不復存在，蘇聯將退出這一機構。[8]

3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頒布了《關於加強保護和控制德國蘇占區分界線的命令》。蘇聯駐德國軍事當局的交通局局長特別受命把客運和美英法三國軍隊的交通運輸減少到最低程度。[9]

3月27日，索科洛夫斯基又頌布了《關於加強保護和控制柏林外部邊界的命令》，強化了對通過大柏林外部邊界的人員和貨物往來的控制。

3月30日，蘇聯駐柏林軍事長官德拉特溫致函美占區軍事長官克萊，通知他，從4月1日起，蘇聯將對美占區和蘇占區之間的交通實行新的規則。據此，將檢查通過蘇占區的美方人員的證件、貨運及除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10]

從4月1日起，蘇聯開始實施其封鎖柏林的最初步驟。先是美國繼而是英國的客車在蘇占區邊界被攔截。當它們拒絕接受蘇方檢查時，蘇方便不讓其通行。4月3日，蘇聯封鎖了從西占區的漢堡和巴伐利亞至柏林的交通，要求列車須經赫爾姆斯泰特駛往柏林。[11] 這樣柏林危機的帷幕便被拉開了。柏林地區出現了對抗性的緊張形勢。

4月17日，德拉特溫和謝苗諾夫在給莫洛托夫和軍事部長布爾加寧的報告中談到了實施限制柏林和蘇占區與西歐交通措施的情況。報告說，“我們的管制措施嚴重地打擊了美國人和英國人在德國的威信。德國居民認為，‘英國人和美國人在俄國人面前退卻了’這證明了俄國的力量。”報告指出，“克萊建立柏林與西占區之間‘空中橋梁’的試圖失敗了。美國人承認，這是一件代價昂貴的事情。” 報告還建議要加強對西方國家的壓力：從柏林運往西占區的貨物要有蘇聯駐德軍事當局的貨物運輸許可證，對運往西占區的郵件實行新的規定。接下去，以保障飛行安全為藉口準備限制柏林與西占區之間的航空。[12]

蘇聯這時採取的局部封鎖行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迫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停止建立西德，恢復德國問題的原狀。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則將把西方國家的包括軍隊在內的一切人員從柏林趕出去，使整個柏林併入蘇占區。3月26日，斯大林同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人皮克的談話證明了這一點。皮克說，擬定於同年10月在柏林舉行的選舉結果對統一社會黨來說，未必會比1946年更好。皮克又說，“如果盟國撤出柏林的話，他將會很高興。”斯大林表示，“讓我們一起努力試試看，也許能趕走(他們)。”[13]

4月23日，謝苗諾夫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談到了西方國家正在把他們的人員從柏林遷往西占區的跡象。但他認為，由於他們大概想要為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以抵抗我們的壓力，因此，逼迫西方國家撤出這座城市未必會是輕而易舉的。[14]

在蘇聯對柏林交通實施限制的同時，蘇聯與西方國家在德國貨幣改革問題上的爭端又使局勢進一步加劇了。[15] 1948年5月18日，蘇聯政府通過了《關於在德國蘇占區實行貨幣改革的決定》。決定責成蘇聯駐德軍事當局在西占區單獨進行貨幣改革時立即在蘇占區實行貨幣改革。要求“蘇聯軍事當局爭取在整個大柏林地區發行蘇占區新貨幣”。[16]

6月7日，西方國家公布了籌建西德的倫敦議定書。6月11日和12日，蘇聯切斷柏林與西占區的鐵路交通兩天。12日，蘇聯又以“維修”為由，關閉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公路橋。16日，蘇聯代表退出盟國柏林管制總部。[17] 18日，美英法三國宣布將從6月20日起在西占區實施貨幣改革。第二天，19日，蘇聯宣布，“德國西占區發行的貨幣將不容許在德國蘇占區和位於德國蘇占區之內的在經濟上是蘇占區一部分的‘大柏林 ’地區流通。”[18] 6月22日，蘇、美、英、法四國財政專家就貨幣問題進行談判，未果。此時蘇聯代表發出警告，將實行經濟和行政制裁，以“使在柏林只有一種貨幣，即，蘇占區貨幣”。[19] 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通知西方三國駐德軍事長官，蘇聯已在蘇占區和大柏林地區進行貨幣改革。6月23日，美英法三國決定把西占區的貨幣改革擴大到柏林西區。6月24日，蘇聯當局以“技術原因”為理由，完全切斷了西占區與柏林的地面交通聯繫，使柏林危機進入高潮。[20] 在陸地交通被封鎖的情況下，從6月25日起，美國等西方國家架起了“空中橋梁”，向西柏林居民大規模空運糧食、煤炭等急需物品。與此同時，美國等還對蘇占區和東柏林實行反封鎖，阻止向蘇占區運送煤炭和鋼鐵等。

二 危機的結束及其後果

從柏林危機爆發的過程來看，蘇聯強硬地封鎖柏林的交通無疑是引爆危機的直接的催發劑。令人驚訝的是，蘇聯採取封鎖柏林這種重要行動時，它開始時提出的理由竟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技術原因”。這種幼稚的手法似乎註定了蘇聯在以後同西方國家的較量中必然要處於下風。7月3日，美英法三國軍事長官會見了索科洛夫斯基，向他建議由西方提供技術幫助恢復柏林交通。索科洛夫斯基當然拒絕了這種幫助，因為本來就不存在這種所謂的技術困難。同時他道出了封鎖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六國倫敦會議和造成蘇占區經濟混亂的西占區貨幣改革。他還明確表示，他“不能保證當現在的技術障礙排除時，不會出現新的這方面的障礙”。[21]

雖然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危機中尖銳地對抗着，但雙方都沒有也不敢下決心走向武裝衝突。7月6日，美英法三國各自照會蘇聯。7月14日蘇聯復照三國。雙方除了相互提出指責外，都表示願意進行談判。美國等表示可以就柏林管理的分歧問題進行談判。但強調談判只能在封鎖解除後進行。[22] 但是蘇聯認為談判不能僅僅限於柏林管制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不能與四大國管制德國的總問題分開的。[23] 7月31日，莫洛托夫在與美英法三國大使會談時明確表示，“蘇聯政府認為，把討論柏林問題與四方共同管制德國問題分割開來是不可能的。” [24] 8月2日，斯大林在會見三國大使時非常清楚地闡明了蘇聯在柏林危機中的立場和觀點。斯大林認為，是西方國家在柏林發行的B記馬克和倫敦會議的決定引起了蘇聯所採取的封鎖柏林交通的措施。因此如要蘇聯取消封鎖，西方國家就必須：第一，廢除B記馬克，代之以蘇占區通用的德國馬克；第二，西方國家應當作出保證，執行倫敦會議的決定將推遲到四國代表會晤並就所有涉及德國的基本問題達成協議的時候。[25] 由於西方國家大使不願意就停止執行倫敦會議決定作出保證，斯大林不再要求將這一點作為取消封鎖的條件，但是他要求把蘇聯政府關於推遲解決西德政府問題的要求記錄下來。西方代表同意蘇占區德國馬克在柏林流通和收回柏林西區的B記馬克。條件是，在採取這一措施的同時，取消對柏林和西占區之間的交通限制。[26]

但是，蘇聯的立場實質上仍然沒有發生變化。1948年8月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蘇聯方面關於蘇美英法四國會談的聯合公報草案。蘇聯的草案規定，將於8月15日廢除在西占區宣布貨幣改革後對德國西占區和柏林之間的客運和貨物運輸實行的雙向限制。與此同時，蘇占區的德國馬克應成為柏林的唯一貨幣，由蘇占區的德國發行銀行調節整個柏林的貨幣流通。草案還規定，近期內召開四國外長會議或四國代表的單獨會談“以討論涉及柏林的未決問題和涉及與整個德國的其它未決問題”。最讓西方國家所不能接受的是草案中的下面一段內容：“在四國代表的談判中討論了蘇聯政府希望推遲實施倫敦會議關於建立西德政府的決定直到上述四國代表會議產生結果時的問題。為此，西方三國代表表示，三國政府暫不處理建立西德政府的問題。”[27] 1948年9月1日，在西占區召開的制定西德憲法的議會清楚地反映了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對立場。

但是西方國家在貨幣問題上還是作出了讓步和妥協。根據在莫斯科制定的四國政府協議，建立了由四國駐德軍事長官組成的財政委員會以監督實行有關在柏林發行統一貨幣的措施。9月1日~7日，在柏林召開的四國軍事長官會議討論了財政委員會的職能和權限問題。莫洛托夫在給本國代表的指示中說，不能從在莫斯科達成的決定特別是關於擴大財政委員會權力的決定上退讓。美國駐蘇聯大使史密斯表示，“在除了有關柏林的其它問題上，法國、英國和美國代表沒有任何擴大財政委員會對德國發行銀行實行監督的意圖。”他還說，“三國代表始終承認，對財政委員會的監控不應當破壞蘇聯當局對蘇占區貨幣流通的責任。”[28]

但是蘇聯在談判中沒有抓住這一機會與西方國家達成妥協，而是拖延談判，坐等“空中橋梁”行動失敗後西方國家最終屈服和讓步。有關“空中橋梁”遇到困難和即將失敗的情報顯然誤導了蘇聯政府。如，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蘇聯代表團成員拉季阿尼的報告就很有代表性。他敘述了他於1948年11月20日同聯合國新聞署副署長奧登(法國人)的談話。他說，一位奧登非常熟悉的美國代表團成員告訴奧登，“柏林的‘空中橋梁’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美國軍方認為，目前正值冬季，飛行條件極為複雜，全體人員都已疲憊不堪，以至於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讓飛行員繼續飛行。物質方面的損耗非常快。這位美國代表團成員說，美國軍事指揮部和國務院擔心近期內‘空中橋梁’的作用將很快喪失。”[29]

但是，蘇聯對柏林的封鎖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隨着時間的推移，形勢逐漸朝着不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第一，柏林危機爆發後，柏林作為四國共管的的單一城市的地位已經維以維持。1948年12月，柏林終於分裂各自為政的東西柏林兩部分，各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貨幣體系。這種情況的出現似乎更有利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因為在去除了四國共管柏林的空殼後，西方國家警告了在西柏林不受蘇聯束縛的自由行事的機會。第二，最重要的是，美英的“空中橋梁”產生了顯著的效果。到1949年春天，美國向西柏林空運的物品達到了平均每天8000噸的水平，這與封鎖前美英通過水陸交通運送給西柏林的物品基本上持平了。第三，美英的反封鎖對蘇占區和東柏林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由於反封鎖，蘇占區和東柏林無法從西占區和西柏林等到其所需要的商品，尤其是煤和鋼等重工業原料。而蘇占區的經濟體制基本上就是以重工業為主的蘇聯經濟模式的翻版。這就使 蘇占區受到了反封鎖的嚴重打擊。蘇占區和東柏林的許多企業甚至被迫關閉。由此而引起的失業加劇了社會局勢的動盪和緊張，東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事件頻頻發生。美占區軍事長官克萊說，“可以肯定，我們的反封鎖對東德所造成的損害要大於西德。”[30] 這確實並非誇大之詞。

局勢的這種演變，是蘇聯始料未及的。蘇聯發現，在封鎖與反封鎖的較量中，它已明顯處於下風。這就迫使蘇聯在柏林危機的談判中作出最後的讓步。1949年1月底，斯大林終於表態了。他在答記者問中說，如果美英法國同意把建立西德國家推遲到研究整個德國問題的外長會議召開的時候，蘇聯不認為取消交通限制有什麼障礙。[31] 這是蘇聯方面在談到解除柏林封鎖時第一次沒有把它同糾纏不清的柏林貨幣問題聯繫起來。實際上已接近無條件解除封鎖，因為推遲而不是取消建立西德，對西方國家來說，已經無關宏指。從2月中旬開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傑賽普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就柏林問題進行談判。在這期間，蘇聯採取了一系列走向解除封鎖的措施。蘇聯恢復了對西柏林的電力供應，放回了扣押在蘇占區的4000節車廂。4月，蘇占區甚至已編制了包括西占區列車運行在內的火車時刻表。尤其耐人尋味的是，3月29日，蘇聯駐德軍事長官索科洛夫斯基調任國防部副部長，其原職由崔可夫將軍取代。索科洛夫斯基在柏林危機期間，一貫採取強硬立場，他的離職表明了蘇聯立場的變化。

1949年5月5日，蘇、美、英、法四國終於達成了協議。協議宣布自5月12日起，取消從1948年4月1日起實施的封鎖和反封鎖。根據協議的規定，四國於5月23日在巴黎召開了外長會議。但除了肯定解除封鎖外，沒有任何具體成果。而一場柏林危機的最終結果是形成了兩個德國的分裂局面。

從協議的內容來看，蘇聯和西方國家雖然同時取消封鎖和反封鎖，但是西方國家的反封鎖本來就是蘇聯封鎖的副產品。因此，較量的結果並不是打個平手，而是率先採取封鎖的一方——蘇聯的失敗。封鎖了一年多，蘇聯既沒有阻止西德國家的建立，亦未能把西方國家趕出柏林，倒使自己嘗到一些苦果。

柏林危機雖然結束了，但是它卻強化了冷戰的局面，加快了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形成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其一，危機加強了美國同歐洲國家的政治軍事聯繫和合作，促進季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和影響。正是在危機期間，美國以對付蘇聯的挑戰為名，於7月中旬使英國同意美國在其領土上部署60架B—29戰略轟炸機。其二，危機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過程。早在封鎖前，美國根據它的對外戰略，就明確表示支持建立西方聯盟。1948年3月，英、法、荷、比、盧五國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之後，美國便開始同布魯塞爾條約成員國討論建立大西洋安全體系問題。美國提議要把北歐的挪威、丹麥、瑞典和冰島作為“墊腳石”國家也納入大西洋安全體系中。但要實現這一設想並非易事。因為北歐國家長期奉行和平主義和中立主義的政策。1948年1月，當英國呼籲建立西方聯盟時，北歐國賓的反應極為冷淡，甚至“公開宣稱它們不會參加一個為俄國所譴責的計劃”。[32]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已使它們對蘇聯的恐懼增加了。而蘇聯封鎖柏林，更使它們感受到了蘇聯的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最後除了瑞典繼續保持中立外，挪威、丹麥和冰島均加入了北約組織。

由於柏林封鎖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帶來的危機感，促使它們加快了籌建北約的步伐。在達成解除封鎖協議的一個月之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脫胎問世了。後來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道，“俄國在柏林問題上所表現的粗暴和野蠻……導致最後討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33] 北約組織的建立當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外戰略的產物，但是蘇聯挑起危機的不當行為，起碼也是加快北約組織產生進程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