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西藏騷亂的消息， 不由地讓我想起我生活了十六年的新疆。 藏獨，疆獨問題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出現， 也就是我的父母耗時七年到處聯繫，離開新疆的那段時間。 為什麼邊疆的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民族問題卻愈演愈烈？

作為一名曾經的新疆漢人， 我深深的感覺到中國在邊疆的民族優待政策， 實質上就是國際上臭名昭著的種族配額制度。 我們正處在一個持久的民族融合時期， 各民族逐漸告別傳統生活， 進入現代化， 或者說統一了生活方式。 可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或者說自從胡耀邦讓新疆參照西藏辦法執行的批示以來， 邊疆人民的升學， 就業， 評職稱， 總之一切民生問題， 都要和民族掛鈎，向少數民族傾斜。 每個人都必須明確自己的民族成分（這一點新疆可能比馬來西亞還嚴重）， 人為的加劇民族的鴻溝。分配住房要同一民族住在一起，人為的製造互相隔絕的生活環境（現在不分房子了，不知道現在是否還有其它類似問題）。 取消新維吾兒文的推廣，大大抬高了漢族人學習維吾爾語的難度。烏魯木齊明明是一座漢人占絕大多數的城市， 市長卻必須是維族。 新疆的漢族人抱怨“我為祖國獻青春， 獻了青春獻子孫”。維吾爾人是本來是聰明， 善於經商的民族，這種政策讓他們一味的等靠要，不思進取，“我是維族我怕誰”。內地那麼多新疆小偷， 還不是因為他們幕後的人吃准了內地的公安不敢把他們怎麼樣。以後新疆再有問題， 倡導如此政策的胡耀邦可說是國家民族的千古罪人！！

反過來看看我住了十一年，並且要繼續住下去的新加坡，不得不佩服李光耀的遠見卓識。很多人知道新加坡商業發達，風景秀麗, 卻不了解這裡的民族關係。新加坡大致和烏魯木齊的人口結構類似，一個主體民族（華人）， 兩三個中等民族，和十幾到幾十個人數幾萬以下的小民族，在獨立時，李光耀力排眾議， 讓新加坡人在一代人之內轉換成使用英語，不僅奠定了國際貿易中心的基本條件， 還讓各民族可以自由的交換思想， 了解對方。 新加坡唯一的種族配額制，就是必須維持同一棟組屋的民族比例，大家比鄰而居， 互相認識了解， 才不會形成互相隔絕的社區。更重要的是， 無論民族，機會均等， 人人更注重自己本身能力的提高， 而不是時刻關注自己是哪一個民族，是不是另一個民族占了更多的優惠。

曾經經歷過對比，才知道這些政策的可貴。偉人和政治的過客就是不一樣。我常常想，如果新加坡的民族政策能在新疆，西藏執行，是不是會加速中國的民族融合， 以後還會不會有現在的新疆，西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