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領袖？

拉巴平措說，“３·１４”事件以來，外國記者向他提起最多的問題就是“達賴喇嘛到底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領袖”？

拉巴平措說，首先，西藏宗教在藏傳佛教以外還有別的宗教，如苯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在藏傳佛教內部也有許多教派。佛教正式傳入西藏是在公元七世紀松贊干布時期。到１１世紀中葉以後，西藏佛教進入各個教派形成時期，相繼出現寧瑪、噶當、薩迦、噶舉、格魯五大教派及其一些支派，另外有一些小的教派，還有佛教和西藏原始宗教相結合而成的苯教。這些教派各有自己的主寺、祖寺、創始人、傳承體系和教派領袖人物。

“如果在西藏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以及信教群眾中進行調查，問你們所供奉和崇敬的宗教領袖是誰？不同教派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答案。這就是說，達賴喇嘛並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領袖。”拉巴平措說。

拉巴平措說，即使從達賴所屬的格魯教派來說，達賴也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唯一的最高領袖。格魯派的創始人是宗喀巴，而宗喀巴採取佛祖釋迦牟尼的傳承方式把衣缽傳授給自己的大弟子，由此形成了甘丹赤巴傳承體系。甘丹赤巴成為格魯派中宗教地位最高的人物，地位高於達賴和班禪。拉薩舉行每年一度的祈禱大法會時，只有甘丹赤巴才能坐在大法會的法座上。

拉巴平措指出，現在達賴系統的所謂政教地位，實際上是自五世達賴以來，因為得到了蒙古貴族軍事力量的支持，特別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冊封、支持，擁有了更大的管轄範圍，才逐漸成為西藏地方政治上最有影響的實力集團，達賴成為西藏地方權力機關即噶廈政府的總代表。在日喀則地區則還有班禪的轄區，同樣得到清朝中央的直接授封和管理。

達賴集團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

“我們不僅要知道達賴集團表面上說放棄了什麼，還要知道他們實際上想要什麼。”朱曉明表示。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來，達賴集團一直鼓吹所謂“中間道路”，其核心內容有兩條，一是“大藏區”，一是“高度自治”。

朱曉明指出，“其中，‘大藏區’是達賴集團的領土要求，‘高度自治’是達賴集團的政治制度要求。‘大藏區’和‘高度自治’是達賴集團政治主張的兩塊基石。”

達賴在其達蘭薩拉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廳正中，懸掛着一幅所謂“西藏版圖”，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面積達２４０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這就是達賴集團鼓吹的所謂“大藏區”。

朱曉明指出，“大藏區”的說法，從行政區劃上、宗教上、民族上都是沒有歷史依據的。

從行政區劃上看，從來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所謂“大藏區”。１９５９年以前，以達賴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沒有管到西藏以外的地方。從宗教上看，更不存在由達賴喇嘛管轄的“大西藏”。達賴喇嘛是西藏黃教格魯派兩大活佛之一，不僅其他教派如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噶當派和苯波教等不歸其節制，就是班禪管轄的地區也不容他插手。從民族上看，青藏高原地區是一個以藏族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區。除了藏族之外，還有漢、回、蒙古、土、門巴、珞巴等十多個其他世居民族。

朱曉明說，達賴集團鼓吹“大藏區”的目的主要有三點：第一，流亡藏人來自不同地區，存在不同利益的教派、群體，他們之間也有分歧乃至紛爭。打出“大藏區” 的旗號可以達到籠絡來自其他地區各種勢力的目的。第二，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為分裂活動造勢。國際上很多人並不知道青藏高原還世世代代居住着漢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第三，表面上不講“獨立”，只說“大藏區”，實際上是以退為進，要把分裂活動從國外轉向國內，恢復他們對西藏的政教統治權力。

朱曉明說，所謂“高度自治”，就是要否定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任何國家的執政者都不會贊成任何流亡者以否定國家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為條件進行談判。

拉巴平措指出，達賴想復辟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制度。在那個社會裡，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即９０％以上的農田、牧場、牲畜和生產工具被官府、貴族、寺院上層所控制，而大部分人民一無所有，當時有一句話叫做農奴“能帶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腳印。”而且９０％以上的人口世世代代都屬於自己的領主，農奴特別是家奴，被稱為“會說話的工具”，生殺大權掌握在主人的手裡，可以被主人任意宰割、買賣、抵債。

朱曉明指出：“以達賴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權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權所代替，西藏的命運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達賴集團來決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