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嫌修好，良非易事

馬悲鳴

筆者因為在《中國之春》發表和藏族朋友阿沛.晉美先生的通信而招來漢族讀者的普遍不滿。其中倍受責難的是“贖罪”二字。筆者信中指的是59年解放軍炮轟圍護盧布林卡的藏民一事“真是罪過！藏人挨了炮轟還有個不反的？…不知何時我們漢人才能贖對你們藏人的罪孽。”

從我們漢人的角度來說，當然這是共產黨幹的事，與整個漢族無關。但從藏人角度看，則他們並分不清這些區別，只是清楚地看到這是漢人在西藏境內殺藏人。就如南京大屠殺分明是日本駐華派遣軍干的，我們中國人卻偏說是日本人幹的一樣。而那時日本共產黨的總書記野板參三還在延安呢。希特勒殺波蘭人當然是納粹幹的事。但波蘭就只認為是德國人幹的。

不久前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西德前總理勃蘭特當年訪問波蘭時，在死於納粹暴行的波蘭被難者紀念碑前當眾跪了下去。勃蘭特為什麼要替納粹的罪行下跪呢？他完全可以說∶“我也是反法西斯戰士，我憑什麼替我在國內的政敵謝罪？！”而其他國家並不這樣認為。他們只認為“這就是你們德國人幹的事。”正是勃蘭特這一跪，使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相信了德國人道歉的誠意，重新接納它回到國際社會中來，便是這個道理。

我與阿沛先生之間的通信只是表達一種友好情誼。晉美對我的回答是“你來信說的‘贖罪’，話可能說得有點過重。我們不應該要求整個漢民族對藏人贖罪。…畢竟，我們命中注定要世世代代比鄰而居。”他並引證拉薩大召寺前的“唐蕃會盟碑”上的碑文，表達兩族人民“棄除前嫌，重修舊好”的願望。

我們雙方的通信實際上就是一般朋友間“棄嫌修好”的習慣用語。本人信中所表達的情懷相當於英文中的“We're so sorry！”阿沛先生的回信就相當於“Not at all！”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修辭了，不想漢族儒生們竟然是如此的少見多怪。

這“贖罪”兩字也不是筆者首創。其實中共故主席毛澤東當年就曾對派赴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說過∶“你們要抱着贖罪的態度去工作。因為從歷史上看，還是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欺壓更多些。”毛澤東後來做的當然是另一回事。但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而且真有大民族領袖的恢宏氣魄。如今從鄧小平到徐明旭，再無人有這種氣魄。

毛澤東還對藏人說過∶“等到西藏繁榮以後，我們把漢族幹部都撤回來，西藏還是你們的。”*

賀龍對藏人說∶“你們藏人是紅軍、共產黨的大恩人。在紅軍長征最艱難的時刻，是藏人幫我們渡過了難關。因此共產黨、解放軍欠着藏人一筆債，現在我們是向藏人還債來了。藏人可以放心，共產黨、解放軍是來保護你們的，是為藏人謀福利的。”

周恩來和陳毅訪問越南時曾向抵抗中國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征側、征二廟獻花圈，並說∶“我們信仰的是馬克思，不是馬伏波。”

毛澤東、周恩來、陳毅、賀龍這些共產黨老一輩領袖人物講出話來確實非同凡響。可惜這些話都沒有被認真執行。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下邊執行者都抱着鄧小平式的態度辦事。鄧小平對藏人說∶“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擁護祖國，跟共產黨走；另一條是背叛祖國，反對共產黨。前一條路是光明大道，後一個是死路一條。何去何從，你們自己選擇。”正是這種蠻橫態度，弄得大家都不高興。

毛澤東當年說“一切反對支援越南人民的行為，都是對國際主義的背叛。”“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以及周恩來、陳毅向二征廟獻花圈的功夫，都被鄧小平的一陣懲罰炮火給轟平了。

北越不宣而戰“解放”南越確是沒理。它甫一得手立即用兵柬埔寨的幹事法子也是學的中共甫一得手立即用兵西藏。越軍抵抗中國懲罰的武器彈藥也儘是中共支援的。最後再由中共來懲罰越共。沒有比這種國際關係更其荒唐的了。

可笑的是逃避越共的越南難民和逃避中共的中國民運人士在美國的餐館裡打工時，竟然為了到底是中國侵略了越南，還是越南侵略了中國而吵得不可開交。雙方都極力捍衛自己祖國神聖領土的完整。而這領土已經從此不可能再有他們一寸了。

列寧曾在十月革命勝利的當初發表《對華政策宣言》，公開表示願意將沙皇侵占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這有一百幾十萬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資源豐厚。可是後來斯大林卻再也不認帳了。共產黨國家的第二代領導人，如斯大林和鄧小平，都變成了實用主義者。他們再也沒有第一代領導人，如列寧和毛澤東那樣的理想主義色彩了。

講民運也罷，講民族獨立也罷，講到底是要講道理。不講道理，任你講多麼漂亮的新名詞也不能解決問題。從海外人士對我和晉美通信的反應來看，“棄嫌修好”實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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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新聞自由導報》第115期，<兩個西藏人的故事.訪彭錯扎西>，199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