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人民早在公元七世紀就建立了強大的獨立國家，其文明歷史早於朝鮮，與日本不相上下，軍事上更曾力壓唐朝，威震西域。然而時至今日，土地被分割，淪為中國的一個民族自治區，這個過程不得不令人深思。究其根本原因，不在於中國太貪婪，共黨太殘暴，而在於藏傳佛教對民族精神千年來的腐蝕弱化。各國歷史已經證明了獻身於宗教的人是不稱職的民族領袖，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宗教的傳播發展遠重要於民族的獨立發展。然而藏傳佛教及喇嘛們是如何一步步成為一個民族的根本思想和事實領袖的呢？

藏傳佛教的開山祖師是來自印度的蓮花生大師，其人是佛教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幾位高僧之一。當年以一己之力，駁倒天下高僧，使藏王皈依，遂奠定了藏傳佛教的根基。藏王並因此下令，取締境內所有其他宗教或其他佛教流派，使藏傳佛教成為全民族的宗教。同時藏族也逐漸失去了開拓疆土，和發展世俗文化技術的動力。

第二位名揚天下的喇嘛是十三世紀的八思巴。他把藏傳佛教推上了更廣闊的舞台，成為了忽必烈的國師，為元朝皇帝灌頂授戒，喇嘛們成了元朝統治下全中國最受尊敬的人。幸運的是元朝皇帝們沒有狂熱到在全中國境內取締其他宗教的地步。但是世俗的藏族人民的到了什麼呢？一個蒙古血統的國王，領土被蠶食，主權逐漸削弱。

兩百年後喇嘛教的弱點逐漸暴露了出來。許多喇嘛耽於享樂道德敗壞，使得藏傳佛教的正確性受到了質疑。從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些弱點的根本原因是喇嘛過多導至良莠不齊，同時喇嘛的權力過大無人制約。這時出現了一位宗教改革家，黃教祖師宗喀巴。值得指出的是他的宗教改革早於歐洲，而且相對沒有留什麼血。可惜的是這場改革從一開始就走岔了路：他既沒有限制喇嘛的數量也沒有限制喇嘛的權力，而依賴於嚴格的戒律和森嚴的組織結構來防止喇嘛們的腐化。更糟的是由於新舊喇嘛的鬥爭和妥協，喇嘛越來越多，菩薩轉世的理論更賦予了喇嘛先天的道德權威，雖然喇嘛腐化現象得到了暫時的改善，兩個根本弱點卻更加深化。這場改革是不是有點象當前伊斯蘭世界的原教旨運動呢？黃教誕生之後，宗教領袖更注重外部力量：宗喀巴本人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蒙古各部傳教，四世達賴喇嘛是一個蒙古人，達賴這個詞就是蒙古詞。後來黃教紅教之爭，達賴冊立之爭，達賴班禪之爭，次次都請來蒙古或滿清的軍隊，有時侯外部軍隊更是不請自來。主權進一步喪失，更多的土地被蠶食。

到了二十世紀初，喇嘛教在西藏的統治地位達到了至高點：國王已被廢除了百多年，達賴直接行使行政權力，一成以上的人口是喇嘛。清朝亡了，駐藏大臣也走了，西藏終於又獨立自主了麼？可惜短暫的獨立只是鏡花水月，喇嘛們不懂得治國，獨立的外部條件也不存在。當共軍來到的時侯，藏軍首戰失利，十八歲的新達賴和他的指導喇嘛們就簽署了十七條協議，徹底斷送了西藏的主權。當年輕的達賴走在到北京接受新封號的路上，心裡恐怕還指望重現八思巴的榮光，使毛澤東受戒吧。結果可想而知。到五九年叛亂起的時侯，達賴半推半就地加入了，第一件事就是逃亡印度，遠程遙控，都沒有哪怕在西藏一個山溝停留幾個月等共軍主力大軍壓境再逃。

藏族人民若要重新崛起，在中國內部也罷或獨立也罷，一場真正的宗教改革必不可少，同時要樹立世俗的精英階層。喇嘛們，不管有多高的智慧，是領導不了一個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