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邊防的代價”一節，已經從邊防角度涉及了穩定成本的問題。這一節再看除邊防以外其他方面的穩定成本，以及隨時代變化，穩定成本所發生的“通貨膨脹”。

毛澤東時代，西藏的穩定成本雖然高於中國內地，相對來講卻被壓到了最低。那時有一整套激勵機制及相應的社會氛圍，壓抑欲望和個人主義追求，提倡“艱苦奮鬥”與“無私奉獻”。到鄧小平時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們再不肯虧待自己。過去的人坐卡車進藏，還要打着紅旗唱革命歌曲；現在的進藏者不坐飛機是不會動身的；過去幹部下鄉靠騎馬，現在換成了汽車，其中絕大部分是日本進口車，動輒一輛幾十萬元。西藏官場車多車好是有名的。每到開大型會議的時候，官員們開來的車停在一起，就像高檔車薈萃的汽車博覽會。可以想象，僅此一項就會使中共在西藏的穩定成本提高多少。

貢嘎機場距拉薩九十多公里，過去路不好時汽車要跑三個小時，現在縮短為一個多小時。不知為什麼，多年來從拉薩飛往中國內地的飛機總是早晨起飛，而拉薩的航空公司只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機場的班車，因此旅客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車去機場，在機場旅館住一夜，要麼就是自己有專車第二天一早去機場。事實上，坐民航班車去機場旅館過夜的人從來不多，大部分只限於自費旅遊者。多年來，每天黎明時分從拉薩開往貢嘎機場的車流已經成了一道固定景觀。那車流猶如一條不見首尾的長龍，白色和紅色的車燈銜接在一起，在拉薩河谷黑暗的山腳下蜿蜒飛馳。我也曾置身過那車龍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屬下的一輛福特車送我。由於那車速度快，一路不停超過其他汽車，使我得以直觀地感受車龍的全貌。大多數的車都很好，價格昂貴，每輛車送一個或兩個去機場的乘客，像我一樣，有專門的司機給開車。但是幾乎沒有一輛車是私車，也基本不見出租車，全是公車。可想而知，那車龍載的乘客絕大多數都是“穩定集團”的成員或與“穩定集團”有關係的人。送我的車在那一路超過了很多車。到機場時，天剛亮，停車場上已經停了更多送人的車。過不多久，整條車龍就將調轉頭，從貢嘎機場再奔馳回拉薩。

這是一件每天發生的小事，但是不難想象每天需要為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車、油、駕駛員的人工（由於起早還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積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飛機的小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他事又該如何？

從小見大，我曾見過軍官們一次喝掉十幾瓶四川名酒“瀘州老窖”，每瓶76元，還有成箱瓶裝的“青島啤酒”，對深知西藏交通之難的人，那價錢已經不好算，僅運費一項該算多少？那些錢都是軍費，名義上都是被用於西藏的穩定。前線的邊防戰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費是12.85元，軍官們喝一頓酒，夠士兵吃多少天？不過從穩定“穩定集團”的角度，把軍官喝酒的錢打入穩定成本也應該。那的確是為穩定不能不付的代價。因為問題在於，在已經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憑什麼讓人在西藏堅持下去？比起內地的物慾橫流，紙醉金迷，喝點酒僅是最起碼的要求。

駐藏軍隊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軍官不在部隊，除了休假，就是以開會、看病、出差、學習等各種理由逗留內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軍官們需要去內地享受和放鬆。那已經形成默契，軍官們你來我走，輪流出山，費用自然都是在軍費中報銷。“穩定集團”的地方官員也是一樣。阿里地區1996年一個冬季，以治病名義回內地的幹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費至少在一萬元以上，都由公款報銷。其中不少人並沒有非回內地治的病，只不過是藉此理由而已。至於那些借公事出差名義下山的人數就更多了。不難估算，每年僅此一項，穩定成本又會增加多少。

毛澤東時代，進藏的漢人幹部職工皆是年輕人，距離退休和安置都很遙遠。他們在西藏一干幾十年，現在普遍進入養老階段，長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開始發作，而他們在內地已經沒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們回內地治病和養老。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筆錢在內地買地蓋房，建“幹部休養所”，安置他們，並擔負全部養老金和醫療費，直到送終。隨着退休人數不斷增加，對西藏財政而言，已經有不堪重負之感。

不過相對而言，上述花費都是小數，北京花費在西藏的穩定成本，最大的份額還是用於西藏的現代化表演和對“穩定集團”的整體供養。表面上，這一部分被體現為西藏的經濟，但是我認為，拋開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經濟不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在西藏所占的成分其實很小。雖然大量錢和物的活動都披着經濟的外衣，事實上卻不應該將其視為經濟，因為那些錢和物的活動之本質，不過是一個正在執行政治使命的集團所進行的消耗──一部分消耗用於其政治使命，如對社會的控制管理、邊防，以及出於政治目的進行的現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則是對那集團自身的供養。

那種錢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沒有產出的。投入者（北京）進行投入的目的並不在於獲得產出（而是在於穩定西藏），甚至不要求產出。試問，這與以獲得最大利潤為基本目標的經濟活動能是一回事嗎？所以，我認為按照一般經濟學的原理討論西藏的“經濟”，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對題。

清楚了這一點，也就沒有對中共到底給了西藏多少錢和物進行爭論的必要了，因為不管它拿了多少錢和物，主要都是它自己花，養它自己的人，達到它自己的目的，對西藏的經濟並沒有多少實際作用，西藏老百姓從中得到的實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錢物，按真正的用途來作帳，都應該打入中共對西藏的穩定成本。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筆穩定成本（不算軍費）總共有多少。在北京對西藏投入的資金中，分為財政補貼、基建（即工程項目）投資和專項投資等幾大類。基建投資又分為給西藏地方的投資和用於興建國家項目的國家直接投資（如修築國家公路等），專項投資則包括“大慶工程”一類的投資。由於不同類別的投資往往分頭計算，在不同場合對外公布的數字也有很大差異，這裡不做覆核，對本書的內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

八十年代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視察西藏時，在自治區幹部大會這樣說：

同志們，我報告你們一個數目字，二十九年來，國家給了你們多少錢哪？不算國家直接投資的，不算軍費，給了你們四十五億三千多萬塊錢。記住這個數字，四十五億三千多萬。你們自己收入工商業稅、農業稅一共多少錢呢？二十九年來，你們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萬。你看嘛，給了你們四十五億，你們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萬，我何必要那個五千七百萬呢？！

胡耀邦的口氣像個大家長，而且一言九鼎，從此後全西藏免除了農牧業稅，並且北京還大幅度增加了對西藏的財政撥款。到1984年，按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視察西藏時的講話，北京給西藏的財政補貼總數已經猛長到七十二億。也就是說，1980-1984四年中的撥款達到了二十七億。胡、田二人的講話紀要中還有下列數字：

解放以來，國家給西藏的財政補貼達七十二個億。財政補貼占自治區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為30.6%，六十年代為45.5%，七十年代為80.5%，八十年代為97.1%。1983年，國家給西藏的財政補貼為六億八千八百萬元，人均357元，全自治區生產總值七億零三百萬元，人均364元；補貼與產值幾乎相等。去年，從內地調入西藏的生產、生活資料商品總額三億七千八百萬元，占全區商品銷售總額的84.3%。這說明西藏的經濟基本上變成了一種供給式的經濟，中央的財政補貼和物資調入實際上成了西藏的經濟命脈。

這些講話都不是對外宣傳性的講話，而且帶有某種檢討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數字的真實性。這些數字尚不包括對西藏的基建投資和專項投資。另外，出於中共的意識形態特色和自上而下的動員機制，中國其他省份，包括軍隊，都經常以搞運動或響應號召的方式向西藏提供無償支援，那究竟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就很難計算了。

1995年8月，在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慶典的一次會議上，西藏的中共第一書記陳奎元宣布，西藏自治區成立的三十年間（1965-1995），北京給西藏的錢物總數共計為300億元人民幣 。另有一個數字是從中共進入西藏的1951年算起，到1995年的44年之中，北京給西藏的錢物總值共計350億元人民幣。

對此，有的漢人憤憤不平地計算，這44年平均下來，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從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說，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頭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過中國內地大多數老百姓一年辛苦幹到頭的收入，因此有人說出“漢人的血汗養活了藏人”那樣的話。

但是這樣計算顯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沒有直接得到那些錢 。如果說那是對西藏經濟的投資，因此間接地使藏人百姓得到了好處，那麼就必須解釋那三百五十億人民幣是怎麼花的，為西藏創造出了多少價值。事實卻是，西藏自治區成立的三十年，所創造的工農業產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億多一點。而在北京給西藏的三百五十億當中，分給西藏農牧業的頂多是個零頭，因此農牧業產值與那三百五十億元關係不大，如果不算農牧業產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業產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億元（1965年到1993年28年的工業產值之和為50.33億 ）。這樣一種三百多億投資對六十億產值的關係，怎麼能被視為是對經濟的投資呢？哪裡有經濟的意義呢？只能被視為消耗。所以我說，北京投入西藏的錢物，大部分都應該打進它為穩定西藏所支付的成本。

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錢的事，只要去追蹤錢從哪來，源頭幾乎全在北京。如果離開北京的供養，西藏現有的社會體系（至少是城市）連幾天都難維持下去 。
隨着穩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1993年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 ），北京也越來越感到不堪承擔。為了減輕自己的重負，北京近年開始採取一種名為“援藏”的辦法，即指定中國內地一些比較富裕發達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對西藏進行“對口支援”。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確定的“對口”關係是：中央各部委負責西藏自治區的相應廳局；北京包拉薩；上海、山東包日喀則；廣東、福建包林芝；浙江、遼寧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對口關係暫定十年，對口支援的內容包括資金、技術、工程建設、幹部、科技人員等各方面。總之就是把原來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個無底洞，分出一部分讓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實也是一種利用權力進行的政治性攤派，跟風行全中國的各種攤派沒有本質區別。

既然北京管着各級地方官的升遷罷免，它讓誰出血誰敢不聽，甚至還得表現積極。如山東省在自己擔負的“大慶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則地區63個項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區五千萬元資金；上海投錢物總值四百多萬元在日喀則建傳染病醫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區近二千萬元；陝西為阿里獅泉河鎮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資三百萬元……僅為了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的大慶工程，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億元人民幣。

在這種被稱為“大規模、成體系”的對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個內容是向西藏派遣漢人黨政幹部。那是鑑於兩個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漢人進藏的機制失效，必須解決無人進藏的問題；二是派遣漢人進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轉嫁給地方。

“幹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經存在，當時是為了應付大批漢人返回中國內地造成人才緊缺採用的一種應急措施，從內地臨時調遣一些漢人官員或技術人員，不遷戶口，不帶家屬，不轉隸屬關係，工資由原單位發，只是短時間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為限，結束後仍回原單位。那時這種體制還是輔助性的，長期在西藏工作的漢人一直保持主體地位。但是隨着無人進藏的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漢人隊伍不斷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幹部”逐步開始成為北京更加倚重的對象。1994年確立“對口援藏”體制後，援藏幹部也實行了對口，由對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對口地區（或對口部委向西藏的對口廳局）派遣，援藏幹部的選派、組織、管理、工資和物質鼓勵，以及援藏結束後的安置，都由對口省市負責。

這種“援藏”方式在機制上是一種混雜的變通，“建設邊疆”、“民族團結”一類意識形態口號仍然掛在嘴上，宣傳、動員、表彰等活動也搞得轟轟烈烈，但是誰都明白已經沒人真信這些。實際起作用的機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權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

行政手段現在對動員援藏者個人已經不起決定作用，主要是針對各級黨政領導。北京壓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務層層壓給下級 ，中央分派的“援藏幹部”名額是“政治任務”（“政治任務”在中共術語中意味着最高任務），必須完成。那種壓力之所以還有效，在於對各級官員來講，完成任務是政績，完不成則會影響升遷。

領受了任務的各級官員急於交差，另一方面卻是無人進藏的現實，過去的意識形態、組織動員和行政手段現在對個人都已失效，於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來的老辦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動員幹部進藏在形式上尚未脫離“搞運動”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級的行政命令為原動力，但是最終能把人派進西藏的決定因素，已經轉變為利益上的交換。

“重賞”的內容花樣繁多，根據各地區各單位的條件和財力不同而有變化。不過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級已是共同標準。這一條就對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這條路，也許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級，相比之下，去西藏忍個三年兩載，豈不就成了仕途捷徑 。

分房子是另一種誘人的重賞。中國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單位分配（近年雖出現了一些私人房地產，工薪階層基本無力購買），根據年齡資歷等眾多條件排隊，年輕人要等待的時間往往遙遙無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來也是一件合適的事。還有解決配偶的工作、戶口、“農轉非”或者子女上學、就業等等各種中國特色的問題，都被用來“懸賞”。有些單位除了上述各種條件外，還給援藏者家裡安裝一部公費電話，其使其可以經常與家屬通話，電話費由單位報銷。

我對一位正在西藏工作的陝西援藏幹部所做的了解，他進藏得到具體交換條件有：

⒈ 從沒有實權的衛生站站長（正科級）提為副區長（副處級），不僅是級別提拔，連具體的實權職務都事先落實，使其援藏一結束就能立刻走馬上任，而且因為有實職，在藏工作期間，單位的各項待遇和福利都有，單位和同事對其家庭也能關心照顧；
⒉ 其原在農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給予辦理“農轉非”；
⒊ 妻子進工廠當了工人，並允許在丈夫援藏期間不上班，在家照顧孩子；
⒋ 其工資在副處級工資之上再上調二級；
⒌ 在工資之外每月給援藏補助費500元；
⒍ 每年給缺氧補助1500元；
⒎ 家裡裝公費電話。

陝西是對口援藏各省市中最窮的一個，其他省市的待遇一般高於陝西。那位援藏幹部不無羨慕地告訴我，南方省的某些單位簡化了“懸賞”內容，例如一次性給每個援藏者三十萬元人民幣。那筆錢相當於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資。

對北京來講，這種攤派方式減輕了它在財政上的負擔，但是花費總額沒有因此減少，只不過是被分散了。如果對那些分散花費的總量進行計算，只會比集中花費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進西藏一個漢人官員，成本要高於過去數倍甚至數十倍。除了用於“懸賞”方面的支付，進藏後各省援藏官員之間還有橫向攀比 ，互動式地拉動待遇上漲。那些官員在藏期間依然在原單位掛着實職，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原單位會對其及其家屬給予多方照顧，也會給以後進藏的幹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礎。

目前這種對口援藏的漢人官員總數還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他們皆被分到黨政系統掌握實權，擔任的職務上至自治區一級的高層官員、各廳局的要害職位，下至各地區與各縣的專員、書記、副縣長等，影響大，波及面廣。從趨勢判斷，面對無人進藏難題的北京，今後很可能越來越以這種方式保證漢人對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數將不斷增加，為此支付的成本總額也肯定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