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把中共統治下的西藏稱為“西藏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段時期” 。這話既對也不對，或者說一半對，一半不對。從他1959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共統治下已有近40年時間。這40年分為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個時代從時間上大概各占一半。客觀地評價，把毛澤東時代稱為“西藏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期”是有理由的，但是對鄧小平時代卻不能一概而論，那雖然也是中共統治，卻應該被視為藏人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所說這“最好的時期”，既是相對毛澤東時代而言，也是相對達賴時代而言。相對毛澤東時代而言，一般不會有人反對這樣的結論，相對達賴時代而言，也許就會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儘管達賴時代與現在存在社會制度上的差別，但是並非就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時是“野蠻黑暗的農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區別（政治制度也屬於廣義上的文化），而文化無“好”“壞”，也就不能用“進步”、“落後”、“野蠻”等概念進行衡量和比較。

在後現代性的語境裡，社會的“好”“壞”的確不容易進行比較。即使以鄧小平時代藏人不再賦稅當差去比較達賴時代繁重的烏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對主義觀點爭辯達賴時代的藏人並不以烏拉差為苦（雖然在事實上值得懷疑）；或者以過去對領主有人身依附關係的農奴比較其今天獲得了人身自由，從文化角度也可以說他們寧願做本民族上層社會的家奴，也不願意做中國人統治下的“自由人”（雖然也難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個社會的狀況，並非全部取決於相對的感覺，還有一些指標是絕對的，對哪個社會都是適用的——如人口增長幅度，平均壽命，兒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說鄧小平時代藏人狀況好過達賴時代，我們不談文化，僅從這類絕對指標進行衡量。

以西藏的人口增長幅度為例 ，中共進藏以後，西藏人口增長幅度遠超過達賴時代，可見下表 ：

年 代 人口增長數（萬人） 增長幅度% 平均年遞增率%
13世紀80年代至18世紀30年代（計450年） 38
18世紀80年代至中共進藏（計210年） 11 10.6% 0.05
中共進藏至達賴出走1952年-1959年 7.8 6.8% 0.73
1959-1980 62.48 50.9% 2.00
1980-1994 46.70 25.2% 1.64

把中共從1959年接管西藏政權到1994年的35年合在一起計算，西藏自治區的人口總數增長了109.18萬，增幅為88.9%，平均年遞增率為1.83%。這個人口遞增率是中共進藏以前人口遞增率的36.6倍。如果說中共進藏以前西藏缺乏統計體系，數字不足為憑，那麼1959年以後中共掌權時期與1959年以前十四世達賴喇嘛掌權期間相比，人口遞增率也是後者的2.5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數年以前就已經開始討論西藏的“人口爆炸”問題 。

雖然政府已經在藏人幹部職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進行“計劃生育”，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漢人一對夫婦只許生一個），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農牧區，僅僅是進行“宣傳”和“鼓勵”，並沒有像西方輿論傳言的那樣採取“強迫藏族婦女流產和絕育”以及“在西藏實行種族滅絕”的措施。事實上政府控制人口願望也幾乎沒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見的藏族農牧民，每家都是四五個、五六個乃至七八個孩子。

從人口研究的統計數字上看，1989年西藏自治區藏族育齡婦女“出生孩次率”為：一孩23.73%；二孩20.42%；三孩14.78%；四孩11.81%；五孩以上29.26% 。可見生育五個孩子以上的藏人婦女占最大比例。

美國人類學家和藏學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區長達十六個月的實地觀察也支持這種看法，他發表在1991年3月號美國《亞洲概覽》的文章《中國在西藏自治區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謊言還是事實》上這樣寫：

我們沒有發現任何限制游牧和農墾地區的婦女所生孩子的數目的證據，儘管對於計劃生育和小家庭的宣傳、讚譽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門所在的周圍地區。
在帕拉，到1988年，有些牧民已聽說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絕對沒有強迫履行計劃生育和限制家庭規模的任何壓力。事實上，一個有許多孩子的婦女來問我們能否幫她獲得避孕藥。當我們調查這些的時候，我們發現在離此地騎馬三天路程遠的地方有能進行避孕注射的醫療所，在更遠的縣總醫院，能進行人流和絕育術。當1986-1988年我們在那裡進行調查的時候，還沒有發現稱讚小家庭的宣傳。1990年，兩種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藥丸）被小規模地分發給鄉級官員，他們被教導要問一問處於再生（孩子）年齡的婦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沒有壓力或強制施之於她們了。令人吃驚的不僅是牧民，連他們的官員，都有一個大家庭。帕拉的四名當地共產黨員（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牧民）的多產經歷即反映了這一點。對於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黨委書記的妻子己有了7個孩子（6個活着）；第二個官員的兩個妻子（一個是繼妻）共有8個活着的孩子；第三個的妻子已有了7個孩子（6個活着）。這些高生育的總的觀察可以對該游牧社會的所有女性的統計信息為證明。

……我們認為，不斷存在的有關西藏生育控制領域的普遍的對人權的侵犯的訴說，並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統的和強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觀表現，而是圍繞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漢鬥爭的高度情緒化的氣氛的表現。那些報道體現出了政治感情是多麼容易誤傳客觀事實。

達賴時期，西藏的嬰兒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剛進藏時，嬰兒死亡率高達430‰ ，到1990年下降了四倍，為97.40‰（其中城鎮嬰兒死亡率為38.70‰） 。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從28‰下降到1990年的9.20‰ 。而西藏人的平均壽命從達賴時期的36歲提高到61.4歲（1990年） 。

在生產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為了排除北京供養的因素，我們不看以比較撥款為基礎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也不看以“穩定集團”成員及家屬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農業生產和農牧民的生活：

──1994年同1952年相比，西藏（自治區）的糧食總產量增加了四倍多，從3.1億 斤增加到13.3億斤 ；
──1992年西藏（自治區）農業總產值比1978年增長69.8%，比1952年增長4.6倍 ；
──按農業人口平均，1978年每人生產肉類33.23公斤，油料5.15公斤，奶類61.66公斤，到1994年，三個數字分別上升到51.96公斤，14.68公斤，80.79公斤 ，增加幅度分別為56.4%，185%，31%；
──西藏農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為147元，1990年為484元 ，1994年為903.29元 。

再看西藏的教育。達賴時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幾乎完全由寺院承擔，只有從小被送進寺院，才有可能通過念經學習識字。本世紀以來西藏開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進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辦學校26所，私塾96個，在校學生3200人左右，占當時西藏人口的0.26% 。還有一些貴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學。普通百姓則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國民黨政府曾在拉薩辦了一所正規學校，十年只有12名學生高小畢業 。中共進藏後，從1952年創辦第一所小學，1956年創辦第一所中學，1965年創辦第一所高等學校，到1994年，西藏自治區已經有小學3477所，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93所，高等學校4所，共有27萬名學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區）人口總數的11.72%，其中小學兒童入學率達到66.59%。 文盲從達賴時期的90%以上下降到1990年的44.43%

為了鼓勵兒童入學，中共政權在西藏採取了特殊的鼓勵政策：對所有入學學生實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學費，全部免費。由於西藏地廣人稀的環境、流動的生活方式和對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傳統生產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內驅力相對較弱且難度很大 。西藏教育發展到今天這種水平，是靠政府長期不懈地推動、扶持和注入資金才能實現的。

當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說成是對藏人進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學校教育中也的確有大量“愛黨愛國”的意識形態教育，但是從加強統治的角度出發，最有利的不是推廣教育，反而是實行愚民政策。教育開啟人的心智，使人眼界開闊，思想活躍，產生獨立意識，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腦”，也是做不到的。當前凡具有較強西藏分離主義觀點與情緒的人，大多都是從中共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不無嘲諷地證實了這一點。

僅僅靠以上數字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人活着不僅是為了增長人口、延長壽命或是簡單地獲得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活得自由和愉快，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毛澤東時代西藏的人口增長甚至比鄧小平時代還高（1969-1979年西藏自治區人口遞增率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2.12%，鄧小平時代的1979-1990年為1.62% ），但是不能因此說毛澤東時代藏人的狀況是最好的。的確，鄧小平時代藏人狀況的改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當程度上解除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壓迫。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講，當年那種政治迫害已經不存在。運動沒有了，階級不提了，隨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經濟獨立，財產變為私有，連行政管制也都隨中共基層組織的癱瘓而鬆弛到極點，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區，幾乎不再起作用。

戈德斯坦對這一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談到的一個例子是：

1987年12月的一個下午，幾個牧民拿着新買的收音機到我們的帳篷里收聽印度台的藏語節目，這一事實比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帶來的影響。他們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得很大，而我們的帳篷離一個中共幹部的帳篷只有幾米遠，我們就問他們是否在乎那個幹部聽見沒有，牧民們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聽。”

儘管現在還會有中共官員欺壓百姓的事情，但達賴時代有農奴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嚴的等級制度，政治上也一樣會嚴厲懲罰任何敢於反對（哪怕是在言論上）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

在藏人的生活中，擺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鄧小平時代基本恢復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評價是：

新政策帶來的變化在宗教方面表現尤甚。我們在帕拉考察期間，牧民們能自由地從事他們傳統的宗教儀式。許多牧民家裡設有香爐或是插有經幡。牧民們不再擔心宗教性擺設會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達賴的徽章或公開擺有達賴的照片。搖轉經筒，數佛珠、磕長頭等都是很常見的。甚至在官方舉辦的一些活動，像夏季賽馬會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動，僧人們可在一個權當寺院的帳篷里祈禱……

牧民們自由地到寺院或聖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薩旅行。許多人積極支持一些佛教活動的回歸，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幫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裡死人時雇僧人超度亡靈等……牧民中巫師的出現也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變化。這種宗教活動不但中共，甚至連西藏流亡政府都認為是不必要的。

如果說鄧小平時代的西藏還存在着對宗教的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針對寺廟組織和僧侶，一般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已經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對寺廟和僧侶的限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也只停留在口頭，實際難以執行。對此，中共研究人員的文章有如下總結：

一是未經有關部門批准而自行開放寺廟和宗教活動點過多。三中全會以後……經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需維修開放的寺廟有235座，經各地行署（市）和縣批準的宗教活動點97座處。但是，近幾年來，我區開放寺廟有些地方己超過所批準的數量，現在不少寺廟是群眾自行開放的。有些地方寺廟數目超過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區到今年為止，全地區已修復寺廟86座，拉康86個，宗教活動點121個，日措37處，共計330處。其中自治區批准寺廟49座，各縣批准寺廟、宗教活動點281處。與“文革”前的全地區56座保留寺廟相比較就有較大的增加。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這種自行開放的寺廟數量還在增加。他們不經有關部門批准，就大興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誤認為現在落實宗教政策就是發展宗教。一些寺廟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華，精雕細刻，富麗堂皇，一個比一個規模大，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員過多……全那曲地區僧尼已占全地區總人口的1.5%，還不包括家庭僧尼。索縣西昌鄉1900多人中，就有180個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區經自治區批准開放寺廟49座，有住寺定員僧尼1774人，各縣批準的寺廟、宗教活動點281處，有僧尼6877人。而群眾自發修復宗教活動點116處，就有僧尼3740人。這些僧尼大多數都是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比如縣白嘎鄉有74個喇嘛，而該鄉的小學也只有74個學生……

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動搞得有些過頭。這裡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個別地方鄉黨支部組織群眾開展正常的學習和生產活動時，有的群眾不聽、不參加，甚至還罵鄉幹部，使這些基層幹部受孤立、受打擊。而活佛、喇嘛說的的話，不管是否正確，百分之百地聽，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另一種是一些黨員公開參加宗教活動。

不過無論如何，鄧小平時代的西藏宗教肯定無法與達賴時代相比，那時的西藏以宗教為本，政教合一，僧侶地位至高無上，寺廟數量和占有的財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當今任何一個由世俗政權管理的社會，宗教都已經不可能再恢復到那種地步。

不可否認的是，儘管鄧小平時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寬鬆，中共政權的確依然對某些藏人實行政治迫害，把他們關進監獄，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後期西藏發生抗議活動之後，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對西藏實行強硬政治路線，堅決鎮壓對它統治西藏構成挑戰的任何勢力。事實上，中共在這方面從未有過寬容，並且一直神經過敏，反應過度。如果說八十年代初期它還對國際社會有所顧忌，現在則強硬得完全赤裸裸了。對它的這種轉變，下一章將進一步談及。

不過，北京的這種鎮壓目前只針對危及其對西藏統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問題，別的它基本不管，都給予自由。然而對那些爭取民族獨立的藏人而言，別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這形成了一個互動的循環：爭取西藏獨立的活動招致中共的鎮壓迫害，反過來中共的鎮壓迫害又成為西藏應該獨立的理由，更加刺激爭取西藏獨立的鬥爭。

西方人大都認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樣，也是全民集體投身於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因此中共迫害參與西藏獨立活動者就是在迫害全體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會，會知道並非如此。西藏的地廣人稀使藏人難以產生商業衝動，也同樣難以產生政治熱情。也許在理論上，他們作為信徒會贊成達賴喇嘛的任何主張，然而這種贊成僅是停留在表態。他們的生活處於有史以來的最好狀態，西藏獨立與否，主要與民族精英的利益相關，百姓並不會因此得到什麼。說到底，在一個教育還不普及，信息化和組織化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大多數人民最關心的只是現實生活，只要生活好，統治者是誰或獨立與否都並不那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