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波 太宗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北宋又發動了一次更大規模的北伐戰役，企圖一舉奪取燕 雲十六州。戰爭的結果卻是以宋軍更大的慘敗告終，從而使在對遼關係上“終宋不振”。這段悲慘的歷史不知令當時及後世多少人扼腕嘆息!學術界有關探討這次戰役宋軍失敗原因的文章，較多地論述了宋軍戰略的失誤;其次是宋君臣們對遼方情況判斷的錯誤，因而貿然發動了這場毫無把握的戰爭;此外，還指出了“將從中御”、將無親兵、將系庸才等方面導致失敗的因素。已有的研究，還幾乎將失敗的主要責任歸結到太宗一人身上。這些觀點，對研究歷史上這場戰役，已具有了許多啟發意義。 梳理和總結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除值得肯定的，在一些主要的問題上，似仍有重新商榷和探討的必要。本文即試圖在總結學術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對這次戰役作一個較為全面的剖析。 宋高梁河戰役後的對遼政策 北宋朝廷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決策，據載緣於這樣一次對遼方情況判斷的錯誤：雍熙元年，宋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賀懷浦、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奏，內稱已即位二年的遼聖宗耶律隆緒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①這件事，被有關評論這場戰役的文章反覆引用，認為“宋太宗便是以這個無知作為根據，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戰略決策。”②或曰“這些人既是太宗的親信，又投合了太宗的心意，太宗閱後大喜，遂決意北征。”③等等。這些論述，在史籍里都能找到一定的根據，而且也與當時文臣的看法相合、如知制誥田錫在端拱二年(989)正月所上奏論中總結失敗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誤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而所歸結的經驗教訓就是“內則詢謀宰臣”，並且要“事事與宰臣商量”④。將戰爭失敗的責任首先歸咎於賀令圖這批武人。田錫的看法，實際上代表了當時文官集團的意見。除了宋太宗的因素，發動戰爭的責任是否應該主要由賀令圖等人承擔，揆諸當時的實際，情形並非如此。根據似是而非的情報得出錯誤的判斷，並不只是賀令圖等少數幾人，而所投合的，也不只是太宗一人的心意，而是當時士大夫們較為普遍的心理。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作這樣的思考，假使沒有賀令圖等人的出現，這場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回答是否定的。這個問題的討論要追溯到高梁河戰役結束之後。 太平興國四年(979)，宋軍從剛攻占的太原倉促北伐，七月在高梁河與遼軍決戰遭到大敗後，銳氣雖然受到嚴重的挫傷，但還沒有因此而改變宋遼雙方軍事力量的均衡態勢，在遼國為報復宋朝對幽燕發動的不宣而戰所實施的進攻中，儘管宋軍時有敗績，但有的主力部隊還能夠以積極防禦的姿態，在迎戰中斬將擎旗，擊退遼軍。總的說來，宋軍基本上遏制住了遼軍的攻勢，在防守戰中與遼打了個平手。其間較大的戰役有發生在是年九月的滿城。宋軍在滿城之西大破集結來犯的遼軍，又乘勝追奔至遂城，“斬首萬徐級”，俘獲甚眾⑤。又有次年三月的山西雁門，潘美與楊業以奇兵大敗入侵之敵⑥。遼軍未達到報復的意圖，雖經二次挫敗仍不罷手。這一年的十月，遼景宗親至幽州督戰，圍攻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舊南關)，在連續取得數次勝利之後，目的既已達到，在宋太宗再次親自督率的增援部隊尚未趕到之際，就主動班師撤回。此後宋遼在邊境地區雖多次發生戰鬥，但隨着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七年)遼景宗的駕崩，兩國繼續維持着原有疆界，軍事衝突則基本告一段落。 應該看到，宋軍在防禦戰中取得的勝利，除了其軍事實力尚足與遼抗衡之外，主要還是由 於依託堅城，以逸待勞，發揮了以步兵為主的短距離集團作戰優勢。雖然不斷有捷報被及時地呈送到朝廷，並由史官記錄下這些令人震奮的戰果，但有的戰績極有可能被有意無意的誇大。這正如後來端拱二年田錫在檢討中所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⑦宋軍在防禦戰中的這些局部性勝利，在一定程度沖淡了高梁河戰敗後的悲觀情緒，對重新鼓舞起宋軍將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卻又使太宗及文官們對本朝的軍事實力產生了過高的估計，認為還足以去收復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將收復幽燕提上議事日程，就在太平興國五年遼軍主動撤師之後，親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進攻幽州提出與臣下商議，李昉等大臣鑑於“河朔之區，連歲飛挽，近經蹂踐，尤其蕭然”以及“屬茲寒冽，益復罷勞”的實際，娓婉勸阻，才作罷退兵⑧。李昉等所述情況，事必躬親、勵精政務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儘管他缺乏對雙方綜合實力的正確比較，但對緊接着又一次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是沒有顧慮，軍隊疊經戰役，急需休；各種與進行大戰役有關的條件都明顯地不具備。因此，太宗此時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種精神上和輿論上的需要。 如果說，雍熙四年的北伐是太宗過分從鞏固自己的皇位出發⑨，因此才不顧“饋餉且盡，軍士罷乏”，“諸將皆不願行”的實際，也聽不進呼延贊“此餅難翻”的勸諫，頭腦發熱，執意進兵，慘遭失敗。但太宗一回京就貶斥了認為不可靠的將領，又逼死太祖長子德昭⑩，同時注意選拔忠於自己的將領。潛在的政治威脅已逐漸消除。那麼，太宗此時仍然堅持把北伐掛在嘴上，則主要是從自己的名聲和威望考慮。原想用戰爭的勝利來穩固皇位，不料卻是失敗，不得已藉助並不十分情願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極大的損傷，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顏面對群臣?但要付諸實施，則絕非兒戲。不能不說太宗已相當謹慎，所以，當垂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異議，他立刻‘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⑩為了更體面地班師回朝，太宗還以不無遺憾的口吻寫詩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頗富戲劇意味。 今之論者，多將此後雍熙三年決定北伐的失誤主要歸咎於太宗，此非持平之論。按照傳統的觀念，皇帝具有無上的權力，擁有對國事的最後決定權。但應當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許多情況下亦不過作為一種最高權力的象徵，如果他不能俯順輿情，一意孤行，長期違背群臣特別是文官集團的意志行事，則政治就會出現某種危機。以英主賢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願看到這樣的情形出現。何況，本朝自太祖皇帝開始，就以不殺士大夫的誓言詔告子孫後世。此無異激勵士大夫們以及全國的讀書人更好地以天下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諫、無所顧忌的濃厚風氣是前朝後代無與倫比。在北伐問題上，相比之下，群臣們的情緒遠較太宗熱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議論看，也僅僅是從技術問題上着眼，並非是反對北伐本身，只是說要再作些準備後，“期歲之間，用師未晚。”其思想根源，正如顧全芳在《評宋初的對遼政策》一文中所指出:“宋朝的士大夫們，從中原王朝中心觀和漢族統治論出發。”（14）但顧文所引，皆是太宗以後宋人的議論，其實在太宗時群臣的言詞裡，這樣的觀點已是俯拾即是。李昉等人奏議中所謂:“幽薊之壤，久陷敵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15）王禹催所謂“本是漢疆”（16），等等言詞，都體現了宋士大夫們這種鬱結不化的情結。 此時，也不是完全沒人對現實具有清醒的認識因而提出正確主張。當太宗在太平興國五年回到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時，左拾遺張齊賢則上疏反對。通觀其全文，其中心觀點是主張恢復太祖時代對遼積極防禦的策略，選擇象古之李牧那樣的良將，“峻壘深溝，蓄力養銳”，避免戰事，減少對邊鄙地區的後勤供應，使河北人民獲得休息，從而增加河北地區的農業生產，以實邊用，等待自己的力量強大以後，再議收復不晚。當前，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17）太宗“嘉納”了他的建議。 張齊賢的遠見卓識，沒有資料證明受到了其他臣僚的響應，而倒是遭到後來人似揚反抑式的批評。如南宋人呂中說:“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枉，二則中國之險移齡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18）呂中的這段議論被不止一種史籍所引用。本文無意對宋人的這種情結進行過多的糾纏，只是想說明，建言速取幽薊的眾多議者，並非多數都是在迎合太宗;而我們對太宗力排眾議，接受張齊賢的建議也不能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更不能斷言太宗絲毫沒有接受高梁河失敗的教訓。如果以這種簡單的方式看待歷史，則不符合歷史本身的實際。 當然，這並不意味宋太宗放棄了攻取幽燕的念頭。輕率用兵招致敗北之恥這一點既已是明擺的教訓，那下一次的北征就必須謹慎從事，但攻占幽燕的目標仍然不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邊境地區在加緊修築城防，屯兵聚糧，又開疏河道以通槽運。這些措施，既增強了邊防，又在為再次大舉暗作準備。因此，積蓄力量，加緊備戰，尋機而動，再事北伐，是這一期間北宋對遼政策的基調。這些行動，自然也引起遼國高度的重視並採取了相應的對策。（19）太宗本人也辛勤於再次北伐的準備:每天一早在崇德殿接受百官的朝請議事後，中午就在講武殿討論軍事;“或揀閱軍人”，“或親觀戰馬”（20）。因為，在太宗和臣僚們看來，不收復幽燕，不僅是不能解除北邊的威脅，而且更重要的，是難以避免歷史的指責，無疑將在青史上留下污點（21）。 太平興國六年，易州宋軍在遼國試探性的進攻中獲取小勝，太宗又謀大舉伐遼，分別與遼接壤的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和定安國聯絡，希望兩國能出兵協助，以“張椅角之勢，”但兩國都因懼怕遼國，無一響應，太宗才取消了這次計劃（22）。 次年，遼景宗帶兵分三路南進，戰皆不利而回。九月，景宗駕崩，其子耶律隆緒繼位，是為聖宗。太宗在三路獲勝之徐，於十月頒布保疆詔書，除了聲明太平興國四年的北伐曲在遼方外，“亦罪己良多。”同時申令軍民不得“入北界剿略及竊盜”。（23）十二月，宋朝又向遼遣使獻犀帶請和。（24）金戈鐵馬之聲戛然而止，是不是宋廷突然改變了主意?應該說，這不過是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年年兵連不解，幾乎使整個北方地區的人民不逞起居，不堪重負。因此“議者多請息民。’（25）而遼國的情形是景宗新喪，“母寡子弱”，短期內似無主動進犯的可能。太宗採用田錫上年希望尋求與遼重新和好可能性的建議，主動採取以上行動。不論是息民以利恢復生產，還是從輿論，以及對遼朝新主作某種外交上的試探等諸方面考慮，都是非常明智的。遼國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宋在邊境地區的備戰狀況並沒有緩解的跡象，講和僅僅是一種口頭上的表示，因而斷定宋朝沒有講和的誠意，也採用試探性的方式，“詔以無書卻之。”（26）假使宋廷的求和出自真誠，出於維護體面的考慮，不便正式照會遼廷，也不妨接着採用開寶七年遼國主動向宋求和的方式（27），由宋邊臣致書遼國邊臣，逐步展開和平外交。宋廷就此止步，說明上述對遼政策基調並未改變。有文稱“由於求和未得，在羞忿之下，太宗轉而積極備戰。”（28）恐非歷史真相。 據載，太宗“始有意北伐”是在雍熙元年。在此前一年，北宋君臣在一再對遼國的情況作出與事實相反的判斷後，北伐的意圖就躍躍欲現了。如十一月，高陽關捕得遼軍俘虜，“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臨近塞築城為備。”說明遼朝對宋已在加強防禦，處轉戒備警惕狀態，卻對俘虜之言信以為真。又據情報認為“自朝廷增修邊備.北人甚懼。”太宗與宰相宋琪就已經討論到收復幽燕後的計劃，設想到那時只需要在古北口、松亭關、野狐門三、五處要害置戍，就可以止絕遼軍的南侵。（29）這種美好的設想，自然不止為太宗和宋琪二人所抱有，也是北宋士大夫們夢寐以求的藍圖，並被形諸筆墨。賀令圖等人在這一年的相繼上言，不過是更堅定了北伐決心。 賀令圖等人所依據的事實，證之以遼景宗剛死後的遼國內情形，似也不無吻合。“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30）這是蕭太后對其國內國外形勢的憂慮。且不談其西南邊的党項十五部趁機復叛侵邊，雖被擊破，但潛在的威脅依然存在，而東邊的女真族也伺機欲動。遼廷又在統和元年(宋太平興國八年)二月一日頒布禁令，禁止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眾私語及冒禁夜行。從這些跡象看，都說明遼國內的政治危機確實存在。令圖等人同時還看到:專政的蕭太后“有機略，其下皆察服焉。”也非虛假。此外，他們在報告中還詳細提供了蕭太后與韓德讓特殊關係這一情報，在分析中顯然增加了若干想象的成分，錯誤地從漢文化心態來臆測已造成了遼國內強烈的不滿情緒。這是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無知，顯然不足為據。但遼國內這種主幼國疑的局面，也確是北宋伐遼的機會。而且，歷史上亦屢見在這種局面下發生劇變的先例。問題的關鍵卻在於:時過境遷，遼國內的形勢已逐漸發生了若干變化，因此，上述情報實際業已過時。宋廷中並沒有人看到這一點而對此提出準確的看法，應該說，太宗和群臣對令圖等人的分析深信不疑。 遼國在聖宗即位後，稱制的蕭太后明達治道，習知軍政，她所信任並與參決國事的大臣，如室防、耶律斜較、耶律休哥、韓德讓等人，都是識大體、有能力有威望的卓越人才。在他們的輔佐下，同心同德，“整析蠢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31）蕭太后還及時實行改革，調整民族關係。統和元年七月，就從法律上規定不論遼人或漢人，都完全按照漢法判決，因而使“燕民皆服。”（32）耶律休哥全面負責幽燕事務，“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不僅如此，他為了改變連年戰爭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狀況，在省賦役，恤孤寡的同時，還一改主動向宋進犯的態勢，“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對前來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動遣送交還。（33）可惜，這些積極備戰的行為，都被北宋君臣錯誤地認為是對宋“甚俱”。休哥“戰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遼間不可避免要再次發生大戰，為了進一步地引誘迷惑對方，“還多設間諜，佯言國內空虛，邊帥無謀。”其用意十分明顯: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則以逸待勞，引誘宋軍遠離堅城，在平原曠野與之決戰，自然是有利於以騎兵為主的遼軍。可惜宋方對這些假情報“皆信之”。（34）沒有進行認真的分析，對遼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錯。戰爭還未開始，宋在間諜戰上已先暗輸了一着。 然而，賀令圖等人的建議，還沒有使太宗立刻下達北伐的命令，他似乎還要慎重地再作觀察，還要作更充分的準備。又過了近兩年，直到雍熙三年正月，儘管有個別臣僚仍對某些技術問題表示擔憂，如糧食是否接濟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難，飛炮是否能派上用場等。但朝廷上下，對北伐的前景無一不持樂觀態度（35）。連曾經反對北伐、時任樞密副使的張齊賢，也完全轉變了原先的態度（36）。太宗這才在群臣不斷的鼓勵下，正式下達了大舉北伐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