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的戰略意圖及經過

雍熙三年正月，太宗發布《北伐諭幽州吏民詔》，第二次北伐戰爭正式拉開帷幕。北宋對這次戰爭經過較長時期的準備，又廣泛地調動起能調動的力量，單是承擔軍需供應和運輸的民工，就擴大到從七十個州府內徵調，物資調運數目之大可想而知（37）。參戰的禁軍將士二十萬，幾乎動員了本朝所有的精銳部隊，軍官無疑都是久經戰場，並通過慎重的遴選（38）。這些，都顯示了宋對幽燕期於必得的決心。而且，大量資料證明，整個戰略部署也不是太宗一人閉門造車構想所成，而是集體研究的產物。就在此月，已罷相為刑部尚書的宋琪，其接連所上的平燕之策，太宗也“頗採用之”。（39）

宋軍這次北伐的總體戰略部署是:任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為全軍主帥，統率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三十徐將，兵分三路進擊（40）。東路軍:曹彬親為主帥，崔彥進為副帥，率軍從雄州(今河北雄縣)出發，取道東北經固安(今河北固安)再折至涿州(今河北涿州
市)，然後向幽州挺進，又以米信為主帥，杜彥圭為副帥，率軍從雄州出發，向西北經新城(今河北新城)至涿州，與曹彬部隊會合。由於宋軍在東路是分兩路推進，所以，這次北伐實際上是四路進兵。東路軍的兵力有十萬多一點。（41）是進攻幽州的主力，其中，米信一軍又是作為曹彬軍的輔助部隊，起呼應配合作用。中路軍:以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即中路軍主帥，率部從定州(今河北定縣)出發，從西北方越過太行山，占領戰略要地飛狐(今河北淶源縣)，切斷並阻擊遼軍的西援，配合西路軍拿下代北諸州。西路軍:以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為副帥，出雁門關(今山西代縣北)，攻占代北雲、應、朔等州後，會合田重進部，向東遷回，最後與東路軍一起合圍並攻占幽州。中、西路軍共有作戰部隊近十萬，因中路軍又是作為西路軍的輔助配合部隊，估計在兵力分配上是西強中弱（42）。除三路陸軍之外，又任高瓊為樓船戰掉都指揮使，統率一千艘戰船趨赴雄州待命，似有在渤海灣登陸，從側後夾擊的意向。可能是宋朝廷對其水軍的戰鬥力缺乏信心，集結在雄州的水師後來並沒有獨立承擔某個方面的戰鬥任務，只擔負了運輸和加固修繕易州城池的工程。（43）

戰略意圖是:曹彬、米信率部“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或者乾脆“頓放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不要貪圖小勝而多主動向敵進攻，以此將遼的主力部隊吸引聚集於幽州地區，不敢大批抽調兵力向西增援。計劃在一至二月之內，潘美、田重進兩部攻占了太行山西北，即所謂山後的雲、武、應、朔、蔚、新、寰、儒、九州之後，三路兵馬會合，才直向幽州挺進，與遼軍主力作最後的決戰，實現奪取幽州的戰略目標。（44）

宋軍在一至二月間完成了戰略部署和戰前準備。三月初，三路宋軍同時向幽雲地區發動了全面攻擊。甲戌(六日)，遼廷就迅速獲悉宋三道進犯的奏報，緊急徵調各部族兵增援幽州地區，歸由耶律休哥統一指揮;又派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領大軍緊接着開進關內。蕭太后與聖宗也立即作出了親征決定，並馬上付諸行動，率師馳赴前線，駐於駝羅口(今河北涿縣東北)督促諸軍在南京即幽州的外圍涿州一帶，抗擊宋軍。為了保障幽州的安全，在曹彬攻占涿州的當天(三月十三日)，蕭太后與遼聖宗急調東征女真的兵馬回援。次日又詔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今河北盧龍縣)之海岸，防備宋水師從海道襲擊。直到丁亥(十九日)，才任命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分兵去挽救中、西方面遼城池接連失守、節節敗退的頹勢（45）。從以上遼採取的應變措施看，顯然不出宋的意料，遼始終將幽州作為防禦重點，從而在這個地區集結其主要兵力與宋決戰。

宋東路軍攻占涿州後，後方的糧食補給線經常被遼軍截斷，與耶律休哥諸軍於涿水之北相持十多天后，部隊給養接濟不上，以至於“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46）至此，宋軍後勤補給這一缺陷已經暴露出來。而且，遼還偵知到宋水師沒有從海道進攻的跡象，只是作為宋東路軍的後勤運輸工具而已，於是便立刻將防守平州的軍隊調回。儘管如此，戰事到曹彬軍退至雄州期間內，總的說來還是有利於宋方。東路軍雖然退守雄州，在撤退中被遼兵追躡也遭到不小損失。但一月之內同遼軍的戰鬥，還是勝多敗少，從戰略上看，至少是打了個平手。中、西兩路宋軍卻創造了十分驕人的戰績。潘美和楊業的西路軍在三至四月內，相繼攻占寰、朔、雲、應等州，進展順利。田重進的中路軍迭經苦戰，與遼軍鬥智鬥勇，取飛狐、靈邱、蔚州，生擒遼來援勇將大鵬翼。兩路大軍已“多得山後要害之地”（47），雖然耶律斜軫在蔚州的反攻得手，重創了宋賀令圖等部，但宋軍仍然占據着上風。這是宋遼會戰第一階段的大致情況。

曹彬軍從涿州撤退大約在三月下旬，估計在四月初到達雄州。為了避免撤退使西鄰米信的部隊成為孤軍從而遭到遼追兵的圍殲，曹彬還派遣一支軍隊去接應尚在新城一線運動的米信部隊。由於趕到及時，在四月壬寅(四日)，致使米信軍於垂敗中僥倖取勝，然後安全地撤回雄州（48）。

東路軍經過長距離來回的運動戰，撤回雄州後應得到較好的休整，使已勞弊的部隊重新煥發出充沛的戰鬥力，然而，中、西兩路軍累獲勝利的消息卻引起了東路軍眾多將領的躁動不安，他們恥於無所攻取，亦意欲爭功，於是“謀議蜂起”，作為主帥的曹彬面對這一局面左右為
難，無法控制，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懷着一種矛盾的心情，“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49）。

耶律休哥聞說宋軍主力再攻涿州，便先採取了一種疲勞宋軍的戰術，用裝備輕便的騎兵部隊與宋軍接戰，且戰且退，使宋軍在進軍中始終處於交火狀態，又選擇在宋軍進餐等休息時實施騷擾襲擊。加之氣候炎熱，宋“軍渴乏井，漉淖而飲”（50）。經過四天艱難的戰鬥和跋涉，好不容易才重新奪回涿州，而聚集在駝羅口以逸待勞的遼軍在遼聖宗與太后的親自率領下，直向宋軍撲來。此時，宋士卒睏乏，糧又將盡，聽說遼援兵將至，又只得無可奈何地放棄涿州 ，冒雨倉皇逃退，其部伍之混亂，猶如狼奔豸突。耶律休哥則乘亂帶兵追殺。五月庚午(三日)，已有了增援精兵的耶律休哥追至岐溝關(今河北涿縣西南)，與宋曹彬、米信兩軍發生了一場激戰，宋軍慘敗，被“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眾奔高陽，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沙河為之不流”（51）。田重進中路軍面對東路軍的潰敗，就不得不率師撤退至定州防守。潘美、楊業的西路軍此時已是孤掌難鳴，太宗只得詔令其護送雲、應、寰、朔四州吏民內遷。七月，由於監軍王銑和潘美拒絕了楊業的正確建議，逼令其正面迎敵，結果朔州一戰，宋軍又遭潰敗，連勇將楊業也被擒殉國。宋軍從高梁河戰敗後準備了八年之久的雍熙北伐，至此又以失敗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