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的战略意图及经过

雍熙三年正月，太宗发布《北伐谕幽州吏民诏》，第二次北伐战争正式拉开帷幕。北宋对这次战争经过较长时期的准备，又广泛地调动起能调动的力量，单是承担军需供应和运输的民工，就扩大到从七十个州府内征调，物资调运数目之大可想而知（37）。参战的禁军将士二十万，几乎动员了本朝所有的精锐部队，军官无疑都是久经战场，并通过慎重的遴选（38）。这些，都显示了宋对幽燕期于必得的决心。而且，大量资料证明，整个战略部署也不是太宗一人闭门造车构想所成，而是集体研究的产物。就在此月，已罢相为刑部尚书的宋琪，其接连所上的平燕之策，太宗也“颇采用之”。（39）

宋军这次北伐的总体战略部署是:任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为全军主帅，统率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三十徐将，兵分三路进击（40）。东路军:曹彬亲为主帅，崔彦进为副帅，率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取道东北经固安(今河北固安)再折至涿州(今河北涿州
市)，然后向幽州挺进，又以米信为主帅，杜彦圭为副帅，率军从雄州出发，向西北经新城(今河北新城)至涿州，与曹彬部队会合。由于宋军在东路是分两路推进，所以，这次北伐实际上是四路进兵。东路军的兵力有十万多一点。（41）是进攻幽州的主力，其中，米信一军又是作为曹彬军的辅助部队，起呼应配合作用。中路军: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即中路军主帅，率部从定州(今河北定县)出发，从西北方越过太行山，占领战略要地飞狐(今河北涞源县)，切断并阻击辽军的西援，配合西路军拿下代北诸州。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帅，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占代北云、应、朔等州后，会合田重进部，向东迁回，最后与东路军一起合围并攻占幽州。中、西路军共有作战部队近十万，因中路军又是作为西路军的辅助配合部队，估计在兵力分配上是西强中弱（42）。除三路陆军之外，又任高琼为楼船战掉都指挥使，统率一千艘战船趋赴雄州待命，似有在渤海湾登陆，从侧后夹击的意向。可能是宋朝廷对其水军的战斗力缺乏信心，集结在雄州的水师后来并没有独立承担某个方面的战斗任务，只担负了运输和加固修缮易州城池的工程。（43）

战略意图是:曹彬、米信率部“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或者干脆“顿放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不要贪图小胜而多主动向敌进攻，以此将辽的主力部队吸引聚集于幽州地区，不敢大批抽调兵力向西增援。计划在一至二月之内，潘美、田重进两部攻占了太行山西北，即所谓山后的云、武、应、朔、蔚、新、寰、儒、九州之后，三路兵马会合，才直向幽州挺进，与辽军主力作最后的决战，实现夺取幽州的战略目标。（44）

宋军在一至二月间完成了战略部署和战前准备。三月初，三路宋军同时向幽云地区发动了全面攻击。甲戌(六日)，辽廷就迅速获悉宋三道进犯的奏报，紧急征调各部族兵增援幽州地区，归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又派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领大军紧接着开进关内。萧太后与圣宗也立即作出了亲征决定，并马上付诸行动，率师驰赴前线，驻于驼罗口(今河北涿县东北)督促诸军在南京即幽州的外围涿州一带，抗击宋军。为了保障幽州的安全，在曹彬攻占涿州的当天(三月十三日)，萧太后与辽圣宗急调东征女真的兵马回援。次日又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今河北卢龙县)之海岸，防备宋水师从海道袭击。直到丁亥(十九日)，才任命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分兵去挽救中、西方面辽城池接连失守、节节败退的颓势（45）。从以上辽采取的应变措施看，显然不出宋的意料，辽始终将幽州作为防御重点，从而在这个地区集结其主要兵力与宋决战。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后方的粮食补给线经常被辽军截断，与耶律休哥诸军于涿水之北相持十多天后，部队给养接济不上，以至于“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46）至此，宋军后勤补给这一缺陷已经暴露出来。而且，辽还侦知到宋水师没有从海道进攻的迹象，只是作为宋东路军的后勤运输工具而已，于是便立刻将防守平州的军队调回。尽管如此，战事到曹彬军退至雄州期间内，总的说来还是有利于宋方。东路军虽然退守雄州，在撤退中被辽兵追蹑也遭到不小损失。但一月之内同辽军的战斗，还是胜多败少，从战略上看，至少是打了个平手。中、西两路宋军却创造了十分骄人的战绩。潘美和杨业的西路军在三至四月内，相继攻占寰、朔、云、应等州，进展顺利。田重进的中路军迭经苦战，与辽军斗智斗勇，取飞狐、灵邱、蔚州，生擒辽来援勇将大鹏翼。两路大军已“多得山后要害之地”（47），虽然耶律斜轸在蔚州的反攻得手，重创了宋贺令图等部，但宋军仍然占据着上风。这是宋辽会战第一阶段的大致情况。

曹彬军从涿州撤退大约在三月下旬，估计在四月初到达雄州。为了避免撤退使西邻米信的部队成为孤军从而遭到辽追兵的围歼，曹彬还派遣一支军队去接应尚在新城一线运动的米信部队。由于赶到及时，在四月壬寅(四日)，致使米信军于垂败中侥幸取胜，然后安全地撤回雄州（48）。

东路军经过长距离来回的运动战，撤回雄州后应得到较好的休整，使已劳弊的部队重新焕发出充沛的战斗力，然而，中、西两路军累获胜利的消息却引起了东路军众多将领的躁动不安，他们耻于无所攻取，亦意欲争功，于是“谋议蜂起”，作为主帅的曹彬面对这一局面左右为
难，无法控制，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乃裹粮与米信复趋涿州”（49）。

耶律休哥闻说宋军主力再攻涿州，便先采取了一种疲劳宋军的战术，用装备轻便的骑兵部队与宋军接战，且战且退，使宋军在进军中始终处于交火状态，又选择在宋军进餐等休息时实施骚扰袭击。加之气候炎热，宋“军渴乏井，漉淖而饮”（50）。经过四天艰难的战斗和跋涉，好不容易才重新夺回涿州，而聚集在驼罗口以逸待劳的辽军在辽圣宗与太后的亲自率领下，直向宋军扑来。此时，宋士卒困乏，粮又将尽，听说辽援兵将至，又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涿州 ，冒雨仓皇逃退，其部伍之混乱，犹如狼奔豸突。耶律休哥则乘乱带兵追杀。五月庚午(三日)，已有了增援精兵的耶律休哥追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与宋曹彬、米信两军发生了一场激战，宋军惨败，被“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余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沙河为之不流”（51）。田重进中路军面对东路军的溃败，就不得不率师撤退至定州防守。潘美、杨业的西路军此时已是孤掌难鸣，太宗只得诏令其护送云、应、寰、朔四州吏民内迁。七月，由于监军王铣和潘美拒绝了杨业的正确建议，逼令其正面迎敌，结果朔州一战，宋军又遭溃败，连勇将杨业也被擒殉国。宋军从高梁河战败后准备了八年之久的雍熙北伐，至此又以失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