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毛泽东的宠臣柯庆施 twen 柯庆施是上世纪中叶中国政坛上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在官场扶摇直上，连毛泽东都称他“柯老”（虽然他比毛年轻九岁）。在当年中共众多官僚中能享此殊荣被毛称为某“老”者，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为数极少的佼佼者之一。 我对柯庆施的最初印象是从他穿一双布鞋引起的。那是全国学雷锋的年月，我有一次在图书馆翻《人民画报》，突然看到柯接见什么代表时穿着非常朴素，特别是那双很显眼的敞口布鞋，是胡同里坐在街沿下象棋的老头儿们穿的那种。我没想到地位那么高的领导人竟如此朴素，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起来。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读了不少书籍资料，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这位柯老的看法才渐渐改变，最后认定他原来是毛时代推行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对他穿敞口布鞋也有了不同的解读—那不过是在作秀而已。 还是回到正题。是什么使柯庆施深得毛泽东如此恩宠呢？说穿了也就是个五字要诀：紧跟毛泽东。这看似平常的五个字真要做到家，里边的学问可海去了。要知道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体制下，即使是忠臣良将，也保不准会有“今是座上宾，明为阶下囚”的命运。彭德怀、陶铸、贺龙、刘少奇、林彪等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么。然而柯庆施却把这五字要诀做活了，做得炉火纯青，终成毛泽东倍加青睐的宠臣。他是如何做到的？还是先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柯庆施是192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老党员，而且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干。在很讲究论资排辈的共党文化氛围中，这两条无疑会为他加分不少。然而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柯在中共党内一直仕途沉浮，遭际坎坷。历史上柯庆施从事过军事活动，也干过“白区”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但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中，柯庆施却成为康生和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负责的重点“抢救”对象，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饱受捆绑、批斗之苦，其妻子也因不堪迫害而跳井身亡。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深深体验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柯庆施被整，主要是由于他在历史上与王明的渊源，以及在中共北方局任职时与当时的书记刘少奇有矛盾。此后，柯庆施虽得到平反，但仍未受重用，只担任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等职务。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柯庆施只官拜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这职位跟他的“党内老资格”显然不相称。眼瞅着资历比他嫩的人，一个个在新朝都已官居高位；中央的不说了，就说当时中共六个分局的书记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薄一波等，哪一个在党内的资格有他老？因此他不免有些失落感。而那时柯已快到“知天命”之年，又不免有种紧迫感：如果再不迎头赶上，一生的抱负就会付诸东流。柯庆施毕竟念过大学，脑子也转的快，他纵向横向一对比，很快便悟到了自己升迁不快的根本原因是过去书生气太足，跟毛不紧。看看人家刘少奇，入党不过早一年，原先也在白区工作，由于紧跟毛泽东，在七大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把它写入党章，一下子就升到第二把手，那是啥速度呵。毛主席早就说了，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啥叫“正确路线”？紧跟毛主席就是最正确的路线。 悟到这一层后，柯庆施就开始紧跟了。果然，他的仕途焕发出了青春，从此一帆风顺。1952年10月，柯升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兼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柯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路下来，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1957年反右初，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曾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不久，柯庆施在另一会上对毛讲的话进行了发挥，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反右运动中上海至少划了1万五千多名右派。 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夫妇双双被逼自杀身亡。著名军队作家白桦被打成“右派”并发配到绍兴农村去劳动改造。这两起案子都是柯庆施亲自定的 柯庆施最风光的时候是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阶段。1957 年10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就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多、快、好、省 ”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这年11月毛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同年12月，柯庆施就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他还在报告中鼓吹“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等等狂热的胡话。柯的这篇报告备受毛泽东青睐，毛下令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又下令《人民日报》转载柯的报告，说是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又对柯的这个报告大加表扬，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柯庆施就是这样揣摩毛泽东的心机，为毛的“大跃进”狂想在全国的推行当吹鼓手和开路先锋。 就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1956年力主的“反冒进”，警告他们“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周恩来和陈云只有被迫在会上检讨认错的份。会上，毛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对柯多次赞誉有加。毛的这种“赏罚分明 ”的动作，使与会者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纷纷表示要当“建设事业的促进派”。陶铸等地方诸侯纷纷表决心说要“学习柯老，赶上柯老”。毛泽东利用南宁会议狠狠打压了一度与他“顶牛”的干部，为“大跃进”的展开扫平了障碍，而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最风光的人物。 为了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趁热打铁，接着于1958年3月召开了成都会议。会议形成了所谓“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核心是一个“快” 字。毛在讲话中提出要“破除迷信”，又在插话中画龙点睛地说要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好一个“正确的个人崇拜”！柯庆施对毛的言外之意心领神会，马上在会上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为了讨主欢心，作为知识分子的柯氏，这样肉麻的话居然也能说得出口。打那以后，在中共党内正式确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地位，这比林彪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造神运动还要早几年。于是，柯庆施又为毛泽东立了一大新功。 1958年5月，在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重申了大跃进的“豪言壮语”。他说：“在十五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大为改观”。柯还把毛泽东的乌托邦设想加以具体化，他说：“那时中国人人都是大学生；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有害的小东西都将断子绝孙；全国的体育运动员将以万万人计，在世界运动会上项项名列前茅；农村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昏话胡话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当时毛泽东却听得心花怒放，他对柯庆施如此机灵敏捷和富有“创造性”更加欣赏。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前年的“反冒进”再次在大会当众检讨。 功夫不负有心人，柯庆施紧跟毛泽东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在紧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议，柯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正式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不仅如此，毛出于对“反冒进”的周恩来的不满，甚至一度想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柯最终虽然未能如愿取代周当上总理，但明白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这位封疆大吏更加认准了一条铁律：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他干的更欢了。 事实说明，柯庆施对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起了全力支持、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大跃进” 的疯狂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在1959年就已然显现。全国浮夸成风，“共产风”横行，尤其是农村粮食减收，但“公粮”的高征收却愈演愈烈，许多地方出现了饿饭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党内外对此怨声载道。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召开庐山会议。毛的本意是“纠左”，“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不料性格直率的彭大将军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进行了批评；7月21日张闻天又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从理论上阐述了“大跃进”的极左的危害性。这一下使毛泽东急眼了，认为这是对他的挑战，于是龙颜大怒。7月23日毛在大会上作了一席针对彭、张等人的上纲上线的严厉批判，使庐山会议由本来就不坚决的“纠左”突然变成“反右”。柯庆施知道毛开这次会的初衷，所以上山时带来的材料都是“纠左”的。但毛讲话后，他立马派人星夜赶回上海去取来“ 反右”的材料。会议的后几天，柯庆施猛烈攻击彭、张等“右倾反党分子”，言语尖刻，还暗藏玄机。 柯的这场表演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变色龙和马前卒的形象，为正义之士所不齿。但他个人却心有荣焉，因为他又为毛立了一大功。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掀起的“大跃进”狂飙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愈加猛烈，最终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年大饥荒。对这场大灾难，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但柯庆施和毛手下的一批极左干将如李井泉、吴芝圃等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跃进前后，柯在工农业政策和公共食堂等问题上都非常激进，对毛泽东的决策起了误导的作用。例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柯鼓吹“敞开肚皮吃饭”；在工业方面，他夸口中国东部五省在1958年就能生产800万吨钢，使当年全国钢产目标提高至1070万吨。由于他领导的华东区首先刮起钢产量计划指标的浮夸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灾难性的“ 大炼钢铁”运动。 大灾难发生后，柯庆施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对“大跃进”的错误不但不反省，反而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把困难、错误说透”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难，竭力为毛辩护，不遗余力地坚持 “大跃进”的“正确性”，打击对“大跃进”持批评态度的人。 大跃进的失败，加上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中苏交恶，使毛泽东把注意力从经济领域转向所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还表达了对文艺部门的不满，认为 “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文艺舞台。于是柯庆施又闻风而动，向毛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这为以后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大批《海瑞罢官》，进而掀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埋下了伏笔。1963年1月，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为毛的极左文艺路线推波助澜，而且为江青染指文艺领域和以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造势。 以上事实表明：柯庆施在五、六十年代之所以大受毛泽东赏识提拔，在官场扶摇直上，最根本的是因为紧跟毛泽东，对毛的指示不但心领神会、坚决照办，而且善于揣摩圣意，时不时搞出一些新名堂，令毛高兴赏识；对毛的“乌托邦”空想亦步亦趋、推波助澜，委实成了毛泽东手里一个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 当然，在毛泽东时代，献媚邀宠者不独柯庆施为然。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官场沁淫着“柯庆施现象”，而封建主义式的独裁专制制度是滋生大小“柯庆施”的沃土温床。 1965年1月柯庆施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副总理之尊兼掌上海和华东局，堪称名副其实的“华东王”。然而，正当柯庆施春风得意大展宏图时，没想到老天不遂人愿。1964年春他发现肺癌，经手术切除后，不得不休假疗养，到1965年4月9日竟去世了。根据有些资料分析，柯这么快去世是由于一个偶然事件引起的。那是4月5日晚上，“西南王”李井泉在金牛坝招待所摆下盛宴，热情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再加柯庆施（柯是3月到成都疗养的）。几个人推杯换盏，边吃边聊。柯虽是南方人，但酒量却不让北方大汉，这顿酒席他放开肚子从晚6点一直吃到9点。宴罢回到自己住的套房，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不成想他的身体经不住这番折腾，当晚就引起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北京、上海和四川最有名的专家积极救治，但还是回天乏术，终于在4月9日下午不治去世，时年63岁。毛泽东对这个得力宠臣的“英年早逝”自然十分惋惜，在悼词里给了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至评。 我确实相信柯庆施这么快去世是一个偶然事件。柯作为党国要人，有顶尖的专家治疗组加上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健康已有很大起色，如果不是偶然事件，再活二十年是完全可能的。 问题在于，如果柯庆施再活二十年，会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何种后果？下面给出一些粗线条的设想。 －文革初，中央的权力布局将会是毛、林、周、柯。陶铸进入最高核心没戏。 －中央文革的首领非柯庆施莫属。 －9.13事件后，柯庆施会迅速取代林彪成为毛的接班人。 －邓小平根本没有复出的可能（邓很可能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 －周恩来在9.13后的政治压力会减轻，但他会多一个婆婆。 －华国锋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南海。 －先帝驾崩后柯继大位，“柯主席”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掌控大权。毛远新很可能会成为下代接班人。 －中国呢？中国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若果如此，则中国的现状即使不比北韩差，也决然不会好到哪里去。 于是可以这样说：柯的早逝虽然是他本人和家属的不幸，但对中国人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柯庆施的“英年早逝”让中国有机会走向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 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