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蘇聯軍事顧問團在中國 作者：周黎揚 　　近日整理家父張明遠的遺物時，發現了周黎揚先生的回憶文章。 　　周先生生前是江蘇省政協委員、南京農業大學基礎課系俄語教授。他曾是早期中共產黨員，1930年至1931年曾與家父一起在國民黨天津第三監獄坐牢，並參加中共秘密黨支部領導的絕食鬥爭，出獄後去蘇聯期間加入了聯共。1938年至1943年他曾擔任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蘇聯首席顧問翻譯、總翻譯官、顧問事務處譯員股股長等職。本文回憶了他在任職期間參加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匯報會，南嶽會議及陪同代總顧問到各戰區視察的有關情況。 　　新中國成立後，周黎揚經有關部門批准，恢復其中共組織關係。 　　——張曉霽 　　 　　七七事變後，日軍憑其陸空軍之優勢占領平津，迅速向華中推進。同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駐軍挑釁，經過兩個月余血戰，日軍占領上海。同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蔣介石政府退守武漢。此時侵華日軍共10個師團，人數達百萬，占日軍總數三分之二。 　　值此情況，如果蔣介石戰敗投降，則日本可能進占我國內地城市西安、成都、蘭州、酒泉，甚至烏魯木齊，威脅到蘇聯遠東國土。日本空軍則可襲擊蘇聯已經營了20年的烏拉爾——庫茲涅斯克重工業基地。這是蘇聯軍事工業基地。 　　蘇聯早就有意與中國政府訂立一個互不侵犯條約，並準備給中國政府以抗日的軍事援助，雙方曾為此進行了多次接觸。“七七事變”之後，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一步與南京政府王寵惠、孫科等人商談，聲稱軍事援助中國抗日戰爭。 　　在內政上，1937年1至9月，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在西安、廬山、杭州與國民黨蔣介石、宋子文、張沖、邵力子反覆會談，議定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議。 　　 　　蘇聯的軍事貸款與陸空軍人員陸續來華 　　 　　1937年8月21日，蘇聯政府與國民黨政府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內容是“雙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約定締約雙方“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國家集團對於彼此作任何侵略”。輿論方面，蘇聯的報紙，往日稱蔣介石政府為南京政府，以後則改稱為中國政府，並時常報道一些民主活動和有進步意義的政策。 　　1937年12月，第一批蘇聯軍事人員到達漢口。1938年3月1日，中蘇政府在莫斯科簽訂協議，蘇聯向中國貸款5000萬美元；7月1日又貸款5000萬美元。1939年6月13日再貸款15000萬美元。至1940年，除預定貸款內的軍事裝備外，加超額訂購的軍用物資總計約45000萬美元（世界市場上比值為1美元等於3.5墨西哥銀幣——即昔日中國通用的銀元）。購買蘇聯軍火的總量，第一期為24個甲種師的裝備，包括重炮、山炮、高射炮、戰車、戰車防禦炮和戰鬥機、轟炸機與機場地勤設備。第二次補充的數量是12個甲種師的裝備。輸送線路除廣州未失棄前（1938年10月前）由蘇聯船舶運到廣州上岸外，其餘均為由蘇聯土西鐵道的阿雅古斯經中國塔城、烏魯木齊、哈密、蘭州、西安，至四川的廣元。由烏魯木齊至蘭州須行車9天，行程艱苦，最高峰時所用十輪卡車達3000輛。車隊紀律森嚴，每到一站，必先檢修車輛，加水、加油，然後才准司機洗澡、進餐。早5時30分起身，6時準時開車起程，給西北軍民留下良好印象。沿途驛站多為修復或擴建的新綏公路舊站。蘭州以東經六盤山至西安則為中國旅行社早年所修建驛站的擴建。 　　 　　顧問事務處的建立——航空委員會亦同時組成 　　 　　基於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附件，蘇聯第一批來華空軍與毛邦初、張廷孟、王叔銘合作保衛過南昌，參加過馬當要塞對日本出雲艦的轟炸；保衛武漢時有著名的10月14日的空戰。此次空戰蘇機起飛五十餘架，予日機以沉重打擊。此後在保衛重慶、西安、蘭州、崑崙關戰鬥中，均戰功卓著。日本空軍中有著名的“四大天王”，除一人是被僑民子弟擊落外，其餘均被中蘇空軍人員擊落。 　　1946年，我在赴莫斯科至阿拉木圖火車上，遇見一位蘇聯將級空軍人員，他說幾乎各軍區的空軍指揮官、師團級軍官，都以戰士的身份到過中國。 　　蔣政府的航空委員會設在成都，蘇空軍首席顧問雷巴柯夫亦駐於此。前進機場在梁山。 　　顧問事務處是在南京政府退至武漢時組建的，是個純軍事機構，由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二處（蘇聯處）周明任處長。周雖為莫斯科陸軍大學畢業，但俄文已遺忘；雖秉性忠誠，但政治活動能力差，在武漢失守前即為張沖接替。 　　顧問事務處隸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辦公廳主任由賀耀組兼任。顧問事務處長張沖、副處長先梁子駿，後屈武。第一科科長卜道明，下分兩股，譯員股長周黎揚，外員股長常蔭集。譯員股管翻譯人員的考選和分配，外員股則根據總顧問的指示，分配各兵科顧問至蔣介石核定的戰區和兵團。第二科管理文書，主要是處理有關行政事務。第三科管供應、食宿、交通事項，主要是負責在重慶各兵科顧問的生活。第二科科長黨必剛，第三科科長高伯玉。這些人員中除常蔭集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外，皆為留蘇生。我充譯員股長是兼任，我的主要工作先是軍令部首席顧問翻譯，後充總翻譯官。除第二戰區外，到過所有的戰區。 　　重慶總顧問室的編制 　　 　　總顧問福爾根（武漢退入重慶前接替且爾班諾夫）。各顧問稱他為師長。他年約45歲，與蔣介石、徐永昌、周恩來、張治中、賀耀組、馮玉祥都有交情，是一位軍事政治家，參加每星期二、五上午的匯報。該匯報由蔣介石或何應欽主持，參加人有何應欽、總顧問或代總顧問（即軍令部首席顧問）、徐永昌、白崇禧、張治中、何成濬、陳紹寬等。報告敵情者劉斐（劉維章），鄭介民坐在旁席作記錄。劉維章報告後的發言人通常有徐永昌、何應欽、張治中和總顧問。總顧問有時在會議上不發言，在回上清寺總顧問室後，中飯前由我將意見送到曾家岩蔣介石官邸。 　　代總顧問——軍令部首席顧問（少將），先為波格柳包夫（兼陸軍大學教官），後為古巴列維赤（兼兵役署顧問）。 　　參謀長斯米爾洛夫（兼陸軍大學教官），上校。 　　炮兵首席顧問謝洛夫，上校。 　　工兵首席顧問洛巴欣，上校。 　　戰車首席顧問費爾柯，上校。 　　化學兵首席顧問，通訊兵首席顧問。 　　電台電務員2人。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洛陽。顧問室首席顧問，炮、工、通訊顧問各1人，有電台技工2人。 　　第二戰區：閻錫山、朱德，山西。（因避免與八路軍聯繫）未設顧問室。 　　第三戰區：顧祝同，上饒。顧問室首席顧問歐赤涅夫，上校。炮、工、通訊兵顧問各1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第四戰區：張發奎，韶關。顧問室首席顧問加當洛夫，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第五戰區：李宗仁，老河口。顧問室首席顧問斯科沃爾差夫，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第六戰區：陳誠，恩施。顧問室首席顧問，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電台，技術員2人。 　　第七戰區：余漢謀，柳州。顧問室首席顧問，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電台，技術員2人。 　　第八戰區：朱紹良，蘭州。顧問克里木丘克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有總電台，技術員2人。 　　八戰區傅（作義）副總部，陝壩。首席顧問，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電台，技術員2人。 　　八戰區胡（宗南）副總部，西安。顧問室首席顧問彼德諾夫中校。機械化部隊炮、工顧問各一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一戰區湯（恩伯）副總部，河南葉縣。步兵顧問1人。 　　第九戰區：薛岳，長沙。顧問室首席顧問聶斯傑羅夫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電台，技術員2人。 　五戰區孫（連仲）副總部，步、炮兵顧問各1人。 　　五戰區張（自忠）副總部，步兵顧問涅傑爾尼克中校。 　　九戰區王（贊緒）總部，桃園。步、炮兵顧問各1人。 　　桂林行營李濟琛設有顧問室，步、炮、工、通訊、化學顧問各1人，設總電台一座，技術員2人。 　　空軍首席顧問雷芭柯夫，駐成都，常駐有戰鬥、轟炸機隊。在重慶、蘭州和四川梁山機場，駐有戰鬥和驅逐機隊，崑崙關戰鬥時曾在柳州和昆明設空軍站和指揮所。各飛行隊均有電台、指揮官和政委。 　　 　　蘇軍顧問工作的作風和紀律 　　 　　只有總顧問福爾根兼做政治工作。他在蔣介石發動反共高潮後曾會見李濟琛、馮玉祥、賀耀組，談及各戰區的國共磨擦會給敵人以進攻之機會。派到陸軍大學講課的各兵種顧問到馮玉祥住處與其幕僚講課。會見李濟琛兩次，談及南北戰場狀況。談及胡宗南、湯恩伯擁兵50萬，但軍官貪污腐化，軍士缺少訓練。福爾根說：如此則我們不能完成使命。除總顧問外，軍區顧問不會見任何軍隊以外的官吏或民主人士，紀律很嚴。 　　蔣介石對蘇軍顧問的態度 　　 　　1．第一次南嶽會議——五、九、第三戰區會戰 　　在作戰、軍隊調動、軍隊編制、訓練、武器分配、倉庫儲存量這些方面，對蘇聯顧問並不保密。除總顧問和副總顧問參加每星期二、五匯報外，還有總顧問室的聯絡參謀。每周二至三次與國防部第一廳第一處處長蔡文治會見，以了解日軍動態。副總顧問則兼兵役署與兵工署顧問，經常到南北各戰區視察顧問工作和戰場情況，參加每次重大戰役或軍事會議，也檢查預備兵情況並參與後備訓練。 　　代總顧問常在正規軍事會議後，與徐永昌私人會談。下面，將我所參預的幾件大的事件記述如下： 　　1939年9月末10月初，蔣介石召集第一次南嶽會議（是在第一次長沙會戰後），參加人有桂林行營主任李濟琛、賀耀組、薛岳、陳誠、張發奎、余漢謀、顧祝同及師長以上人員。總顧問福爾根、副總顧問波格柳包夫，還有炮兵首席顧問謝洛夫、工兵首席顧問塔那索夫。會議中期，福爾根提出舉行五、九戰區為主，第三戰區為助攻的冬季作戰。 　　軍情：日軍主力分散，兵員不足，是鬆散防禦。由漢口以北到岳陽僅有日軍兩個師，杭州到漢口的江防只有日軍第十五、十七兩個師團，防線兩千餘公里。 　　作戰總方略：以五戰區的兵力向漢口以北和宜昌地區進擊，九戰區向岳陽以北、漢口以南地方出擊。第三戰區則在五、九戰區發動主攻之前，切斷日軍主要交通線——長江水運。作戰目的以消滅日軍有生力量，相機收復部分失地為目的。 　　預定戰期：自1939年12月中旬始戰，至1940年一二月結束。估計日軍無力自華北、廣東或本土調動新的兵力到華中來。 　　這一建議為蔣介石所接受，決定命五、九戰區做主攻準備。第三戰區地域遼闊，兵力不足，調五十四軍馮聖發、新編第十軍梁華盛（兩個師）及重炮二團，炮兵五十七團開赴上饒。由代總顧問波格柳包夫率領炮、工、通訊首席顧問加第三戰區原有顧問共27人參加此次作戰計劃，是蘇軍在華出動人數最多的一次。 　　出發前的準備：波格柳包夫少將軍銜，其他軍事人員稱他為師長，曾充莫斯科陸軍大學教官，在顧問中有甚高的威信。出發之前，他偕工兵人員親自檢視車輛、司機、衛兵，召集中蘇兩方負責人做出分工，做下列安排：指定軍需顧問，集中所有顧問人員的出差費，作全隊官兵沿途食宿的支出。我提出意見：中國官兵都有已定的職級和出差費，故不能用顧問團的經費開支。他回答說：“我們是出發作戰，完成此行使命。顧問的工資高，出勤費亦高。請不要以為是對中國官兵的侮辱。”中國官兵由我負責，併兼負沿途通知前站及接待軍政首長的責任。另選一名能幹的人充後勤經理，做住宿安排。沿途不得飲酒、遲到。因有嚴明紀律，食宿統籌，衛兵、司機各負其責，互助。每到宿營點，先檢視車輛、加油、加水，然後洗澡、吃飯，每晨准6時開車，絕無違紀人員。 　　到達上饒，拜會顧祝同、鄒文華參謀長，王敬久及各駐軍頭領。參加顧祝同召集之軍事會議後，即分令各兵科顧問會見炮兵、工兵指揮官，做出發前方準備。我偕代總顧問視察由屯溪經徽州、太平到青陽的公路修復狀況。到達青陽，會見川軍集團軍司令唐世遵，及其所轄二十一軍陳萬刃、五十軍郭勛祺軍長。聽取了敵情報告，然後步行視察此兩軍之前沿。發現中日兩軍陣地之間有奇異的中間地帶，且有集市。工、炮兵顧問分頭視察行將進攻的前沿。參與了唐世遵主持的軍事會議。有一日清晨出發，中午到一川軍團部，詢問其團長前線狀況。團長說：營長知道。此團長身着便衣，動作遲鈍，沒有軍人形象。代總顧問未吃中飯即步行上山，到山半腰昏倒於地。我們沒帶任何救急藥物，只以萬金油塗於鼻中，然後活動其臂與腿。約二十分鐘甦醒過來，繼續上山。進入山前交通壕，視察了機槍掩體。槍體老化，標尺已不能用，兵亦超齡。山谷對面乃陳家大山，高約五百米，上有日軍陣地。據觀察，是兩個班據點。透過山谷可見村鎮茅壇，向前約十五華里可見大通與貴池兩座長江南岸城市，是這次作戰的中心目標。遠見長江如帶，以重炮可以切斷日軍通武漢之惟一交通、補給通道。兩邊沿江山脈，日軍占其北脈，我軍占南山，其間相距有千公尺的谷地。青陽城完全破壞，城中無一民房，早晚在城邊河旁，農民運來魚肉蔬菜。我國農民勤勞樸實，為蘇聯軍人所稱道。 　　在青陽以南舉行了軍事會議，主持人唐世遵、王敬久，參加人有代總顧問、五十軍軍長郭勛祺、二十一軍軍長陳萬刃。決定由青陽以西的五溪橋進入山區，編成控制大通、貴池之間火網，切斷長江交通的作戰計劃。舉行了炮兵訓練班和步炮協同演習。代總顧問偕炮兵顧問，步行全部陣地前沿。兩個月後完成作戰計劃，製成輕重武器火網圖。經上饒由顧祝同主持軍事會議批准。代總顧問建議由五十四軍馮聖發擔任青陽前的正面主攻，川軍作左右翼之助攻。新編第十軍（兩個師）則開貴池以東以牽制安慶的日本駐軍。 　　1939年12月12日拂曉開始攻擊。當天占領陳家大山高地，次日攻下茅壇，再向前則為一片平原直至江邊。我們見到日船被擊沉。16至17日起，日軍左右兩翼反攻，一周內奪去其所失陣地。第三戰區動員8個師，日本反攻兵力估計不過兩個團。會戰失敗的原因是顧祝同保全實力，當反擊時不反擊。另一主要原因是在擬定作戰計劃時預定軍區後勤有運輸卡車75輛，但作戰開始後，只有卡車15輛運載炮彈和槍彈。 　　戰役失敗的原因：一是顧祝同沒有作戰決心。二是士兵多為強征抓來，訓練不足，士氣低沉。三是補給不足，彈藥不能及時運到戰地。 　　這次戰役以十倍於日軍的軍力，優勢的炮兵（重炮9門，加上山炮共27門），兩個月以上的準備，戰鬥不到兩周即結束。據一般估計，第三戰區損失兵員約三千人，日軍不足千人。 　　在戰爭緊急之時，有一連日軍到達代總顧問所在的師指揮所山前，相距百米。我們以全指揮所官兵出動合擊，始得脫險。日軍死傷四十餘名，內有排長1名，班長2名。在我們奉顧祝同命令撤返途中，遇見輸送軍火卡車因汽油不足，停在無隱蔽的公路上。我們於1940年2月中旬返重慶。 　　2．到遵義陸軍大學講學 　　1940年初，奉蔣介石命，代總顧問到遵義陸軍大學講學。由重慶出發，夜晚到遵義。時間不過10點，校門緊閉。門房說：請到招待所休息。我問是否有值日官？答稱“沒有”。“我們是奉委員長命令來的，事前有電報來，請打電話給你們的教務長郗恩綏。”門房說：“教務長從來不准人向他家打電話。”招待所如一小客棧。次晨8時，教務長來，面帶鴉片青色。副總顧問稱奉命來陸軍大學作學術講話，並想作一次師的攻防兵棋作業。教務長說：師兵棋演習已經作過。學術演講可以。次日下午向全校學員作了一次戰術講話。返重慶，向蔣介石報告，副總顧問說：該陸軍大學不像一軍事教育機構。教務長即被撤職。 　3．1940年四五月的重慶、成都、內江、貴州各補訓處軍事演習。 　　這次預備兵演習是總顧問福爾根提議，蔣介石批准進行的。各後方補訓處作全部動員，作由單兵訓練到連、營、團的對抗演習，包括步炮協同、工兵架橋、強渡等演習。調歌樂山陸軍大學全部學員參預各補訓處的教練和演習指揮。在重慶的顧問全部出動。因翻譯人員不足，我問顧問事務處長張沖如何處理？張沖稱：凡是各方推薦來的俄文翻譯人員全部出動，通知各員到會宣布。我即將凡掛名領薪人員調來，宣布這項工作的要求。會後由賀衷寒介紹來的上校譯員張廷黻講，他是做政治工作的，不能任翻譯。如果要作反共報告，能講三天不停。我旋即去問張沖：“顧問事務處是不是反共機關？”張說：“不是。”我傳達了張廷黻的回答，張沖即令：凡不服從工作安排者一律停職。我即將凡掛譯員而不工作者一律解職。 　　這次演習繼續了一個月，檢閱了四川、貴州的後備兵訓機構。 　　4．宜昌失守，襄樊戰役 　　1940年，日軍在五戰區攻勢凌厲，張自忠陣亡，宜昌失守，日軍一度進入襄陽、樊城。我曾偕波格柳包夫到宜昌郊區、老河口、河南南陽。 　　蔣介石的軍隊已很腐敗，軍政之中，“上下交征利”日益盛行，軍官吃空額、剋扣軍糧。軍士僅以鹽粒伴食粗糙軍糧，病員多，戰鬥力日減。但雜牌軍隊如孫連仲、李宗仁的部隊反而較好。 　　日軍攻勢為疏散型，在河南、襄樊、湖北日軍的進攻線中有諸多空隙。波格柳包夫建議採用加強營的小部隊進攻日軍攻擊線的間隙。所指加強營即以步兵三連加一山炮連或迫擊炮連、工兵排等，先作短時間的聯合訓練，在宜昌以東的丘陵地，隨時進入日軍陣線的間隙。在宜昌、襄樊這一戰術起過良好作用。 　　1940年襄樊戰役後，波格柳包夫回國，福爾根亦奉命返蘇，張沖派我送福爾根到蘭州。 　　茲後，由重慶蘇武官崔可夫中將繼任總顧問，古巴列維赤任國防部首席顧問兼兵役署、兵工署顧問。 　　我曾偕古巴列維赤去蘭州，經六盤山到西安，視察了胡宗南部隊，主要的視察第二十九軍劉戡的機械化部隊。該軍有機械化顧問彼德洛夫中校協助訓練。古巴列維赤在西安游擊訓練班講過課，與胡宗南司令部人員交往甚好。視察了部隊和西安郊區的軍火庫，對炮彈儲藏不妥、規章不嚴提出批評。一日晚與胡部參謀人員會餐並會談。古巴列維赤說：軍人職責即在軍人氣節，就是“有我的存在，敵人絕不能越境”。中條山會戰正酣之時，我們到了潼關，北風襲人於千里之外，雪堆斷路，我們須下車鏟雪，推車前進，顎骨凍僵，使人失去講話能力。然見運送過黃河的傷兵有毛驢騎者，赤腿呈青烏色，擔架上的傷兵被褥單薄。我們到一傷兵所，見傷兵病臥草上，並聽說傷兵站有活埋傷兵事。古巴列維赤說：如此對待傷兵會傷害士氣，失去民心。返西安時，向西安坐陣的後勤西北兵站監盧佐作了詳細口頭報告。後知槍決兵站站長二十餘人。彼等活埋1名傷兵，則吞食其殯葬費20元。視察胡宗南部隊後，古巴列維赤說：是個檢閱的部隊，沒有真實的戰鬥力。其原因在：1.部隊官兵生活懸殊。官為南方人，兵為河南、陝西人，語言不通。2. 軍官內部腐化，大官吃空額，小官剋扣軍糧，貪污成風。胡宗南的炮兵有自開戰以來未向日軍發一炮彈者。胡對古巴列維赤說：所部炮兵多為重炮，不能攜重炮進入太行山區，向古巴列維赤提出要求增加山炮部隊，一團也好。此行到洛陽，知衛立煌在抗戰期間與共產黨合作較好。在蔣介石停止對八路軍軍火供應時，衛立煌仍有械彈供應八路軍。南下到河南葉縣會見湯恩伯，此時湯的部隊尚未腐化。他的口號是：“準備出發，準備作戰”。湯部有常駐蘇聯中校顧問1人。再南下至河南南陽。此處駐孫連仲部第二集團軍。孫部系馮玉祥舊部，抗日態度較好，軍紀亦強於蔣系軍隊。經鄧縣到老河口，此處是李宗仁所統率的第五戰區司令部，有首席顧問斯科沃爾差夫，工、炮、通訊兵顧問各1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李宗仁與蘇聯顧問關係良好。返重慶時，曾由總顧問向蔣介石報告視察各部隊狀況。凡到上述各部隊，我們都視察過營房，檢閱過演習，與軍、師、團長舉行過談話。 　　中條山戰役 　　 　　1941年秋，據大量情報，日軍向晉南中條山區作大軍結集，有渡黃河、攻潼關、攻西安的態勢。崔可夫向蔣介石提議集結兵力會同十八集團軍，布置進攻，以阻止日軍渡河。 　　1940年底，崔可夫來華前，蘇聯對華軍援是24個甲種兵裝備師的武器。包括戰車、110mm重炮、75mm山炮、37mm戰防炮，此外為步兵輕重武器、飛機200架，由蘇聯負責運輸，車輛為十輪重型卡車。崔可夫於1940年末到達時，又隨攜12個甲種師裝備，包括戰鬥機150架，快速轟炸機100架，各種炮300門，汽車500輛。這個數量在當時日軍侵入華中、威脅華南情況下極為可貴。斯大林的用意是，如果日軍順利進占西安、蘭州，威脅重慶，則蔣介石可能投降。如果日軍在中國獲勝，則蘇聯將有面臨東西兩面作戰的危險。故崔可夫告訴蔣介石，斯大林已決定增加軍援12個甲種師的裝備。1940年末，蔣介石在軍委會大禮堂宴請崔可夫及全體蘇軍顧問，由軍事委員會上校以上全體將領出席。 　　 　　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1年秋，日軍由岳陽南下，意圖占領長沙。崔可夫派古巴列維赤前往，我充翻譯，視察了長沙以北的瀏陽河、撈刀河陣地。低地工事內多積水，泥濘不堪。如果戰起，士兵不能進入，全部築城和掩體、炮兵陣地都失去效用。軍隊布置於開闊之丘陵地，攻守都在敵人空軍偵察、掃射之下進行。我們晚上返嶽麓山薛岳司令部，有數次看見薛岳兩臂交叉前胸，向參謀長和作戰科長口授命令。日軍占領了長沙，我們退居衡陽。日軍後方交通受到威脅而潰退。我們再返長沙時是深夜，湘江燈火全熄，城區空無一人，路旁腐屍累累，皆以薄土掩蓋，惡臭熏人，成群野狗扒食人肉。本欲再至前線以研究此次戰役之過程，忽接衡陽電話命總顧問立時返衡陽，委員長召見。 　　我們回到衡陽，方知蔣介石已到，將領雲集，將召開第三次南嶽會議。接到電話稱：委員長將於次日晨7時召見，我請古巴列維赤做了準備。次晨6時出發，過湘江，車抵山麓，我以為應是警衛森嚴，實則上山時直至蔣的住所空無一人。入室亦空空蕩蕩。經過觀察，步入右側小客廳，有一長桌，白台布，普通茶具，數張靠背椅。顯然是我們的腳步聲引來了一個着灰色制服、滿面消瘦的侍從，倒了茶，請我們稍候。約兩分鐘蔣介石出見，軍服整齊，但未戴帽。他說：顧問辛苦了。古巴列維赤答稱：半月之前到達長沙前緣，視察過瀏陽河、撈刀河陣地，多數炮兵、機槍掩體，步兵塹壕，均因管理不善，內部積水，致使敵人攻擊時，我方部隊不能進入掩體。步炮兵臨時陣地暴露於敵人空軍偵察、掃射之下，已組成的火網失效，防守構築失靈。再者我軍進入陣地時間拖延，一個師零碎用兵，一團被擊潰，則第二團接替，然後第三團。形式似為節約兵力，實則敵方一團消滅我三團有餘。蔣介石對古巴列維赤的報告表示感謝。 　　大會開始，蔣介石一人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左側是阮肇昌、李濟琛、賀耀組，右側是古巴列維赤、炮兵、工兵顧問、九戰區顧問聶斯傑爾諾夫，翻譯是我與孫亞明。報告人薛岳，其人身材矮小，面目白淨，似有很強的記憶力。立正站於主席台下，將一月戰況：日軍前進日期，我軍退卻與反擊，各軍師進入戰鬥的人數、時間，不看表冊，立正姿態不動，約80分鐘報告完畢。最後承認自己違反軍紀，委員長曾命令薛岳不要離開長沙。此次日軍攻城，薛岳由左右扶持退出了城市，人民遭受屠殺，請求嚴懲。會議第三日，蔣介石宣布某師長臨陣脫逃，着予槍決，並說這樣大的戰爭，將領沒有傷亡，對不起百姓。他每月為張自忠祈禱。長沙以北陣地築城失修浸水，為外國人所知。 　古巴列維赤向大會提交了書面發言，印發給與會全體軍佐（據悉各員認為是一重要文獻）。內容為：中國軍隊的作戰命令由部隊首長口授，而參謀長則遠在後方（九戰區吳參謀長在衡陽），作戰處長亦似部隊長之司書，記錄部隊長之命令。此種方式是拿破崙時代的幕僚作風。今日的作戰命令，應由參謀處第一（作戰）、第二（情報）課長協同參謀長，步行本部的作戰前沿，確估地形、敵軍部署、組成火網等寫成作戰命令；經參謀長核定，由部隊長核准下令執行。故作戰時期的參謀業務是晝夜不停。同時也批評了駐軍對諸種掩體築城保管不善，致使臨戰忙亂，火網不靈，兵員因之損失。 　　蔣介石親臨的各種會議，生活儉樸，早飯每人半個鹹鴨蛋、花生米、醬菜、稀飯、饅頭。他與李濟琛、賀耀組、阮肇昌4人一桌，其他軍佐均6人一桌。中晚飯4菜1湯，顧問與我們同席。 　　蘇軍顧問團撤退 　　 　　1943年8月，斯大林格勒戰役後的第二年，奧勒爾——庫爾斯克戰役之後，蘇軍已轉向全面反攻之時，美援已局部到達，蔣介石已命陳誠為駐緬甸遠征軍總司令。蘇聯通過駐華大使通知蔣介石稱：蘇聯對華抗日軍援的歷史使命已告完成，蘇聯國內以戰爭的需要，極須調回在華的軍事人員。在此通知到達之前，崔可夫中將已返國，總顧問由古巴列維赤代理，蘇聯駐重慶武官里巴爾柯亦已返國。是年8月，因須辦理全國蘇軍撤退事宜，我受命充駐蘭州軍委會外辦主任。各戰區顧問相繼到達，分批予以薪金核算，以軍用飛機送至烏魯木齊，再由蘇方軍用飛機運送返國。最後到達的一批是代總顧問古巴列維赤與參謀長斯米爾諾夫。 　　蘇聯軍援賬目的總結，是由財政部與軍事委員會合同辦理的，陸空軍貸款總數4億5千萬美元，均用之於購買軍需物資，包括飛機、重炮、彈藥、通訊器材、汽車、汽油。顧問人員的伙食、工資用當時的紙幣支付。在1943年，國民黨地區已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上校顧問月工資約兩千五百元（中國軍官上校約五百元）。 　　軍火的償付，採用其回空汽車帶茶磚（以紅茶製成），銻、鎢礦砂，西北的羊毛作價歸還。全部軍火等於半價。至顧問團撤返時，賬已結清。其軍用品的質量——包括飛機、戰車、各種大炮，在當時是第一流的。從未聽過中國軍官對蘇聯軍火的運用有何怨言。軍事人員都有很強的責任心，努力完成任務。除總顧問外一律不與非軍事人員來往。成員傷亡：空軍方面死傷約二百人，亦有飛機傷而墜落於日戰區者。1938年10月14日保衛武漢空戰的空軍大隊（營），飛機五十餘架全部傷亡。此戰役後，所余飛行人員21人在四川梁山，至同年12月由一架運輸機飛至六盤山撞山墜毀。陸軍人員只有第四戰區首席顧問加當諾夫病死，駐重慶通訊兵首席顧問因烤中國炭火，夜窒息死亡。 　　 　　顧問事務處長張沖之死 　　 　　張沖，字淮南，浙江溫州人。幼年曾就讀於哈爾濱政法學院，略通俄文。因在東北生活，對日軍侵華野心識之較早，曾參與五四運動。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舉應有各省名額，東北長期受張作霖統治，革命運動多被鎮壓，活動人員較少。他以吉林省黨代表資格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兼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國民黨中央調查局副局長，屬於CC派，是陳果夫、陳立夫的屬員。然其為人性格直爽，有愛國熱誠，性喜接近一些有志的愛國者，不深追究各人的內在政治傾向。他在1937年7月充歐洲工業考察團副團長，到莫斯科。七七事變後曾與蘇聯外交人員有所接觸，接洽過蘇聯軍援。在此之前，他曾充任蔣介石與共產黨的談判代表。抗戰發生之後，他任軍事委員會大本營中將秘書，是軍內的文人。在國民黨政府撤離武漢時接任顧問事務處處長職，與蘇聯駐華大使和福爾根總顧問關係良好。1940年秋，日軍攻下桂林，經河池進入貴州境，國民黨的要人、權貴謀向國外逃跑，或向上海、南京找關係。有一天在總顧問室他與我遇見，我說：“處長，向美國逃需有大宗現金，以充白華。向南京、上海找關係需要有一身軟骨頭，當漢奸。均為我所不能。如重慶有失，我只有上山打游擊，與國土共存。”張沖面紅至耳，他說：“黎揚，好的，我們將共赴國難。”1941年春夏之交，他得了傷寒，一病不起，年僅37歲。去世之時正值重慶夏天，由我們主辦喪事。在追悼會之日，先後來了馮玉祥、邵力子、周恩來、董必武、蔣介石。蔣在行禮之後即退出。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講了話，大意是：淮南先生深具愛國熱誠，雖為調統中人，但無調統習氣，與人共事公正誠摯，雖有黨格、人格之異，但愛國一心，人格共同（有一專文登在重慶《新華日報》）。並贈其妻萬元為撫恤金。其輓聯曰：“安危與誰共，風雨憶同舟。”毛澤東的輓聯曰：“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心情如一日；斯人獨憔悴，始病熱，繼病虐，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可見毛澤東對他的活動業績是估價很高的。 　　張沖遺體淺葬於重慶歌樂山，斯日周恩來與董必武參加執紼。 　　 　　在華顧問返蘇後情況 　　 　　1. 福爾根，其人作戰勇敢，不考慮個人安危。在重慶、柳林均曾遇重大危險而步伐不亂。返國後任軍團司令，陣亡。 　　2. 崔可夫，充守衛斯大林格勒六十二軍軍長，後任蘇聯元帥，駐柏林軍事長官。 　　3. 駐華少將武官里巴爾柯，任戰車元帥，駐匈奧軍事長官。 　　4. 波格柳波夫，任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後任烏克蘭第三戰線參謀長。1947年7月《紅星報》刊登照片——四星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