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騰蛟老人談“新開嶺事件”zt （根據口述整理） 註：“新開嶺事件”，是新四軍四支隊歷史上的一個相當重要的事件，不僅直接影響到高敬亭同志的命運，對該部的整個發展的影響也極大。此事在《新四軍四支隊簡史》有所介紹，但相對比較簡單。為此，我們於2007年10月拜訪了此事件的一位重要當事人江騰蛟老人，請他對此事件進行回憶。現將老人的談話整理於此，以對事件做一個重要補白，供研究者參考。 新開嶺事件，我是當事人。後來人們說得比較簡單，其實沒有那麼簡單。但當時的整個背景情況可能比較複雜，我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只能就自己所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做一個介紹，僅供參考。 當了譯電員 我們紅二十八軍，是1937年8月到七里坪集中改編的。當時我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部隊的很多人都集中到一個祠堂，由中央來的幹部，傳達中央反對“左”傾路線後的大政方針。其中有一條，就是把過去打成什麼“AB團”，什麼“反革命”時所扣的帽子，統統撤銷。其中還講到，凡是黨員、團員被開除的，黨籍、團籍都恢復。這一條，把大家思想頓時都解放了，再也不怕“肅反”了。因為我們被“肅反”搞怕了，不知自己哪一天會被抓起來，特別是營以上的幹部心裡就更畏懼。 集中一個月後，我原來所在的鄂東北道委特務隊解散了，我被分到支隊政治部總務科當科員。我在“肅反”時被開除的團籍，也在那時被恢復，並且轉了黨。這還是張體學同志當支隊政治部組織科長時給我辦的。11月份，上級要四支隊派兩個人去長江局學譯電員，一個派了我，另一個叫吳文先，是“老主任”（經理部主任，即後勤部長）吳先元的侄兒。我倆一快兒到了武漢長江局。我那時也不識幾個字，不過當時的密電碼很簡單，像字典那種，用阿拉伯數字，一弄亂，就成了密碼。我就拿個字典，一個個地去對，去查，慢慢地掌握了密碼翻譯工作。 我們在長江局機要科學習，科長是後來周總理的秘書童小鵬同志，我們就在他手下學譯電員。過了兩個月，大約在春節時候，我們四支隊的鄭位三同志要回七里坪，帶了聶鶴亭等幾個幹部。鄭當時住在武漢市長江局住所的樓上，那裡原來是日本人的一個領事館。鄭位三還教我們怎麼開電燈，怎麼坐抽水馬桶。大別山沒有電，看到這些“洋玩意兒”，我們那時真是“土包子開了洋葷”。我們搭坐鄭位三的車，一起回到支隊的。 心中的疑惑 回到部隊後遇到的第一件事，就使我心中感到疑惑。照道理講，譯電員應該與支隊首長住在一塊，但我們回來以後，支隊領導卻不讓我和吳文先與他們住在一塊，而是把我們安排與電台住在一起，我們在莊子南頭住，首長在北頭住，似乎不想讓我們靠近他們。我們的電台是長江局派來的，當時的報務員也都是從長江局派來的。於是我們心裡就有點懷疑：部隊的領導是不是認為從延安、從長江局來的那些人“不可靠”。不過，心裡雖然那樣想，嘴上還是不敢說的。 後來東進抗日，我們還是與電台一起，不與首長住在一塊兒。到了六安一個叫雙河大廟的地方，司令部就住在雙河大廟附近一個祠堂裡面（好象叫陳氏宗祠什麼的，記不清了）。到了大廟後，有一天，我和吳文先沒事幹，就把譯電本翻過來，在背面上畫了個當地老百姓喜歡玩的“龍棋”的棋盤，下起棋來了。這時候，司令員拿了個電報進來，他一看我們在下棋，很生氣，扭頭就走，也不發電報了。並馬上通知參謀長林維先同志，要把我們兩個譯電員和電台都回到武漢去，說是電台我不要了，我寧可拿一個營來跑交通。林維先怎麼勸也不行，手搖發電機班長（這是支隊首長比較信任的一個同志）對林參謀長解釋了好幾次，林說我不好說，司令員正在氣頭上。這事大概僵持了個把禮拜，後來林參謀長反覆解釋了好多次，說他們倆只是在那裡下棋，最後勉強把我們留下了，沒有走。這大概是1938年三、四月的事。 四月繼續東進，到了麻埠，住六合莊，就是邸銀國（即陳祥同志）的家鄉。到了這個地方，周駿鳴同志的八團就來了。住了一個多禮拜，繼續東進，支隊首長身體不好，請假留後方休養。部隊就由戴季英、林維先等其他領導同志帶着繼續東進。部隊經過舒城到了廬江申家橋，司令部就駐在那裡，新四軍對日本人第一仗蔣家河口戰鬥，就是在那裡打的。 兩份“問題電報”使我被抓 這時候出了一件事：七團的團長曹玉福、政委楊克志，給首長發一個電報，說是中央來的人在下面搞“活動”。首長當即回了一個電報，大意是：這些情況我知道了，怎麼解決，等部隊回來以後再說，你們暫時不要管他們，只要掌握好連以上幹部就行了。 這一來一去的兩份電報，也就是曹、楊給司令員的電報，及司令員給他們的回電，底稿我都抄給了戴季英同志。因為他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我應該抄給他，不抄給他，我就不對，按照我的譯電員紀律，我是必須抄報的。而且，當時戴是帶着部隊的最高負責人。戴季英看了這兩個電報後，也沒有毀掉，就夾在一本《聯共產黨史》中。那時《聯共產黨史》是很新鮮的，有一天，曹玉福和楊克志去戴季英那裡匯報工作，中間戴有事出去了一下，他們倆看到《聯共產黨史》挺新鮮，就翻開來看，結果就看到了電報，禍事就從這裡起來了。 這事報告到支隊首長那裡，就把我抓起來了。對我進行刑訊拷問。翻來覆去地問了我兩件事情：第一件事，問“戴季英給你多少錢？”我說什麼也沒有給。我一個月給五塊錢，辦公費，加上零花費，都是支隊給我發的。第二件事，問“戴季英請你吃了幾次飯？”我說一次也沒有，我不能亂講啊。翻來覆去就問這兩條，其他也沒問，並打我（當時是夏天，穿的白衣服都被血染紅了）。參謀長在旁邊坐着，也不敢說話。 我當時與戴季英接觸較多，其實這很正常，因為按照制度，每次電報我都必須送給戴。打完我後，就讓人把我押着，到支隊的各直屬隊，像通信連、衛生隊等等，讓我到每個單位去“示眾”。 “新開嶺事件”的另兩個版本 為了便於與江騰蛟老人的回憶做對比，下面再介紹關於“新開嶺事件”的另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由林維先、萬海峰、李世安、汪少川、蕭選進等同志編寫的《新四軍第四支隊簡史》中的有關介紹： “七月，支隊領導成員會合後不到十天時間，高敬亭發現與上級往來電報有些問題，懷疑政治部發報向長江局發告他的狀，經追查譯電員承認有此事，高敬亭便將譯電員交戴季英處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就自行通知延安來的幹部，包括八團政委、政治處主任和七團參謀長等到8團駐地西湯池“避難”。這就是所謂的“新開嶺事件”。 高敬亭鑒此情況，只好暫時將九團撤銷（對外保留九團稱號）。將九團一營改為支隊特務營；九團二營調到七團，為該團二營；九團團長顧士多任七團副團長，參謀長唐少田調支隊任參謀；九團後勤處歸支隊供給部。不久，戴季英又從八團駐地回到支隊政治部工作。” 第二個版本，是近年來一些關注高敬亭同志問題的文章中的介紹，其基本上大同小異，這裡只擇其全面而介紹一個——“網易/新聞中心/歷史”2005年8月25日刊載的《高敬亭功高引來殺身禍　新四軍“肅反”仇者快》一文中，有如下片段： “那麼，新開嶺事件又是怎麼回事呢？這裡，有必要重溫一下戴季英的有關情況。戴季英是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級，1934年隨紅25軍長征後任中共陝甘晉省委常委。他熱衷於肅反，就是他把陝北紅軍領導人劉志丹關押起來，幸虧毛澤東及時趕到才得釋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審查，反省自己的問題，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邊來，才使他及早解脫。戴季英到七里坪，擔任4支隊政治部主任，他沒有按毛澤東的指示去團結、引導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發生了不愉快，還經常向長江局、軍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實情況。 1938年7月，4支隊領導成員會合不久，高敬亭發現與上級往來電報有問題，懷疑是政治部向長江局發報告他的狀，經追查譯電員承認有此事，高敬亭便將譯電員交戴季英處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來的幹部，包括9團政委、政治處主任和7團參謀等到8團駐地西湯池“避難”，這就是所謂的“ 新開嶺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講的那樣“心胸狹隘”，那麼，至少戴季英的歷史要重寫了。由於東進戰事緊急，高敬亭讓戴季英及政治部機關從新開嶺移駐東港沖，自己率4支隊機關駐到西港沖，很快拉開對日作戰序幕。1953年2月，毛澤東視察安慶，談及高敬亭被冤殺時，他懷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說：高敬亭不應該殺，是戴季英搞宗派搗的鬼，後來中央識破了，發電報指示不要槍斃高敬亭，但是電報晚了。” 戴季英的決定 “示眾”完了以後，經過政治部時，首長寫了個條子給戴季英，說“江騰蛟是托派，送你處審問處理。”正好戴與八團政委談工作，老主任（吳先元）也在那裡。戴季英一看，就說：“這實際上是要把中央派來的幹部趕出這個部隊。”他們研究過來研究過去，得出的就是這個看法。 於是，戴季英就與他們商量好，決定當天晚上把中央派的幹部都撤離。戴立刻派戰地服務團的程啟文同志到七團和九團，通知林英堅、高志榮、文明地這些從延安來的同志，當晚就離開部隊，到東塘八團周駿鳴那裡，暫時避開一下。戴季英他們商量時，我也在場，“老主任”也在場。戴後來又告訴我說：“你今天晚上也想辦法離開這裡。”陳祥同志當時是政治部的警衛班長，他帶着幾個人跟着戴走了，班裡其餘的人繼續看守着我。天黑以後，我對警衛班的人說我要上廁所，藉機翻牆跑了。他們就派組織科長戴克明同志來找我。我聽到他們叫，就趕快跑。可是我不認識路，敲老百姓的家門，他們也不開門，怎麼敲也不開。結果跑了一晚上，我還在司令部附近的白河鎮。天亮了，我感到餓，就在鎮上路邊一個飯館裡，買了個獅子頭(油炸花卷)吃。這時候遇到了漆德慶同志，他原來是特務營政委，當時是政治部黨委書記，一個很老的同志，他把我帶了回來。 過了幾天，司令員派漆德慶去找戴季英，戴當時沒有跟漆回去，他是後來才回來的。以後，這些延安來的幹部陸續離開了原部隊，當時地方上的安徽省委書記是郭述申同志，他安排了其中一些人到地方工作。 後來這事鬧到中央去了，說我是“托派”，是“小特務”，告到長江局去。後來董必武到安徽工作時，周總理告訴董必武，說你如果到四支隊的話，把江騰蛟的事說一說，就說江沒有問題，不是“托派”，事情已經清楚了。 尾聲：離開“是非之地” 戴季英回來後，我就不當譯電員了。不知怎麼回事，支隊電台的報務員聽說了一個可能對我不利的消息，他聽到後中午也不睡覺，就跑來告訴我說：“你趕快走，趕快離開這裡！”這個人自己先跑了，他是長江局派來的，就回到武漢去了。他一跑，我就更緊張了，我問戴季英：“我怎麼辦？”戴說：“你也走，離開這裡。”我說：“那個報務員可以去長江局，而我去哪裡呢？”戴說有幾個地方可以去：一個是你也回長江局。但是日本人現在打得很厲害，你可能回不去。第二，你到安徽省委郭述申那裡去。郭是老領導了，我在紅安縣兒童局工作時，是中共縣委書記，那時郭就認識我，所以戴讓我去那裡找點什麼事做。但後來他又考慮說不行，說你一個人走，萬一出了事怎麼辦？國民黨把你抓起來（當時國民黨與我們的關係已經開始緊張了）就麻煩了。戴後來又想了想，說：“這樣吧，你去程啟文的戰地服務團，到那裡去當參謀吧。”我在政治部工作時，程啟文當總務科長，我是科員，他是管着我們的，很熟悉。戴給了我一支槍，50發子彈，給了我5塊錢。我就到了程啟文那裡當了參謀。 戰地服務團搞宣傳，常演出。政委汪道涵這個人，又能編戲，也能導演，還可以演出，當演員。團長程啟文也演，你別看他“土包子”，也演戲呢，我們那裡演《放下你的鞭子》，就是程啟文最早扮演的。他兒子程志唱歌也唱得好。從這以後，我就離開支隊司令部了。以後發生的事，我當然就都不清楚了。 到了山西後，我女兒看到《法制報》有篇文章，說當時中央來電不讓槍斃高敬亭同志，電報被江騰蛟壓了。我要我姑娘找那個報紙，結果沒有找到。真要有這種文章，說明這個編輯沒有歷史常識。我出事後，關於我的謠言很多，我根本就不去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