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其人其事 作者：苗體君　竇春芳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包惠僧的名字是很具特色的，一看到就會讓人聯想起出家的僧人。其實，他的原名並不叫包惠僧，據《包氏宗譜》載，他原名德芬，號梅生。據說他剛與董必武認識不久，董必武在寫給他的信中把“梅生”寫成了“惠僧”，後來他就將錯就錯，把名字真的改成了“惠僧”。包惠僧本來是共產黨武漢支部的成員，1921年1月到上海準備赴莫斯科學習，但沒有去成，就留在上海，5月，他赴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中共一大召開前，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向全國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發出邀請，要求他們各推薦兩名代表到上海參加會議。武漢支部派董必武和陳潭秋參會，所以包惠僧不能算是武漢的代表。而廣州早期黨組織也派了兩名代表出席，一個是包惠僧，一個是陳公博。但是，包惠僧根本就不是廣州早期黨組織的成員，怎麼能代表廣州早期黨組織呢？雖然，按要求每個黨組織應派兩名代表參會，實際上，旅日小組也只來了一名，廣州早期黨組織只來一名有何不可呢？事實上，包惠僧是陳獨秀提名參會的，他只能是以陳獨秀個人委託的觀察員身份參會。有一種意見則認為包惠僧出席了一大，並享有和其他代表同樣的權利，應該是一大的代表。說到這裡，你一定對包惠僧很感興趣了，想更詳細地了解他的人生經歷了吧！ 　　 　　一 　　 　　1895年1月15日深夜，湖北黃岡縣東方包家畈社廟灣的一個產婦，一胎生下了一男一女，這個男孩就是包惠僧。包惠僧的祖輩都是農民，只有他的父親包存嘉是個讀書人，做過幾天候補巡政司這樣的九品小官。包惠僧的母親楊春俠則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讀書習禮。 　　包惠僧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老三。包惠僧出生時，他的父親在仕途上屢遭坎坷，已棄官回鄉務農，還常遭別人欺凌，便把這一切不幸歸根到讀書上，從此，便反對、阻止自己的孩子讀書。1900年，包惠僧已6歲，母親便與父親商量包惠僧讀書的事。誰知父親一聽讓孩子讀書，立即火冒三丈，要對母親動拳腳。包惠僧與哥哥復霖見狀，怕母親吃虧，就一齊上前抱住父親的雙腿。父親的火氣更大了，動手打了母親。包惠僧便在父親的大腿上狠狠地咬了兩口，結果被父親重重地摔在地上，從此父子便成了“仇人”。 　　通過與父親的鬥爭，包惠僧入私塾讀書，3年後他又轉到另一家私塾讀書。初夏的一天，包惠僧在上學的路上正碰上父親在河裡捕魚，父子見面，如遇路人，包惠僧把臉掉過去假裝沒有看見。這下子可激怒了父親，父親衝上去抓住包惠僧就往水裡按。剛好包惠僧的五叔包存樂經過這裡，才把包惠僧救了下來。從此，父親就不讓包惠僧讀書了。為此，母親請來與父親交往甚厚、頗有聲望的陳汝田進行勸說，但包惠僧的父親就是不同意讓兒子再讀書。這讓陳汝田十分生氣，後來包惠僧讀書的費用都是由他資助的。 　　14歲那年，包惠僧參加黃岡縣高等小學堂的入學考試，因考試成績突出，獲得了“欽獎稟貢生”的殊榮，在校讀書的費用完全由官方負擔，他讀的是乙種實業科。這是他第一次進城市，受新思想的薰陶，他整個人全變了。春節回家，他在自家的大門上自撰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包家畈中才子國”，下聯是“玉帶河邊雅人鄉”（玉帶河是他村中的一條小河），橫批是“後來居上”。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湖北的時局動盪不安，包惠僧也因此第二次輟學。返鄉後恰逢重陽節，包氏族人聚集在祠堂里祭祖，豪紳們就座狂飲，窮的族人卻站立在兩邊。包惠僧見狀，十分氣憤地走向正在飲酒的包家房長包澤夢，大聲質問道：“都是包氏後人，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入席呢？”誰知包澤夢對包惠僧破口大罵道：“你是個什麼東西……” 　　罵聲激怒了包惠僧，他順手拿起一根木棍，對着包澤夢猛打，神龕上祖宗牌位也被打落在地。眾人馬上圍上來，把包惠僧團團圍住。包惠僧揮動木棍沖了出來，可是在大門口又被人擋住了去路。就在這時，包惠僧的族兄包復炲用力推倒眾人，拉起包惠僧向外飛奔。包復炲把包惠僧交給了弟媳熊氏，熊氏把包惠僧藏起來，又到娘家搬來大批救兵，包氏族人本來要向熊氏要人，見此情景只得作罷。 　　等包氏族人走後，熊氏給了包惠僧一些路費，讓他趁着黑夜趕快遠走高飛。就這樣，包惠僧跑到了漢口。在漢口，他舉目無親，很為生計發愁。一天，他在茶館裡結識了來喝茶的省教育司司長姚晉圻。通過攀談，姚晉圻得知包惠僧的處境，便讓包惠僧報考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並給校長劉文清寫了一封推薦信。 　　1912年，包惠僧以優異成績被湖北一師錄取。一師的膳食、書籍、校服均系官方供給，包惠僧在這裡度過了5年安定的讀書生涯。1914年新年剛過完，包惠僧的五叔包存樂來到了包惠僧的宿舍，他給包惠僧帶來了一喜一悲兩件消息。一悲是包惠僧的長兄包慶霖病逝，一喜是父母已為包惠僧在家訂了一門婚事，催促他回家完婚。就這樣，包惠僧請假回到了闊別兩年的故鄉，先忙着給兄長辦喪事，接下來又忙着辦自己的婚事。新娘名叫丁雪姣。婚後一個月，包惠僧又回到一師繼續自己的學業。 　　1917年夏，包惠僧從一師畢業。當時是“畢業就意味着失業”，找工作四處碰壁。包惠僧又找到一師的劉校長，勉強留在一師附小擔任書記，每月只拿半薪，每周兼4小時的課。幹了一個學期後，包惠僧回到家鄉托人進了附近上巴河小學擔任教員。上巴河小學的校務完全由當地豪紳把持，他們個個劣跡斑斑。在一次校務會議上，包惠僧竟點着他們的鼻子大罵，這下可氣壞了眾豪紳們，他們誣告包惠僧造反，包惠僧迫使離開這所他只幹了50天的學校。 　　暫時在家閒居的包惠僧，在包氏宗族修改家譜的大會上，又因看不慣包氏豪紳的一些做法，當眾罵了他們，觸怒了這些豪紳。他們決定用家法給包惠僧治罪，包惠僧只得第二次逃到武昌。 　　二 　　 　　在武昌，包惠僧住進了價格十分低廉的客棧，日日為求職奔走。在走投無路、幾乎絕望的情況下，他甚至想自殺。後來，他試探着給《大漢報》、《漢口新聞報》撰稿，不想卻得到了這兩家報社特派外勤記者證。有了點稿費後，他又籌划去報考省立法政專門學校。 　　1919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旁聽生，直接感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潮。回到武漢後，他結識了黃岡同鄉陳譚秋，當時兩人都是《大漢報》、《漢口新聞報》的外勤記者，私交越來越深。靠稿費謀生的包惠僧為了能得到外地的新聞，於1920年初去了北京。1月29日，他到了天津，並採訪了天津學生運動的領袖周恩來，從此開始了兩人之間的友誼。2月5日回到武漢後，他又趕上陳獨秀在文華大學做學術報告。包惠僧以記者的身份對陳獨秀進行了長時間的採訪，兩個人都相見恨晚。 　　報社的日子越來越艱難，為了能得到更有價值的新聞，靠稿費謀生的包惠僧去採訪位於武昌的利群書社。利群書社是由惲代英、林育南、廖煥星、李書渠等人創辦的，是一個工讀互助的團體，書社經銷包括馬克思主義菱在內的各種新思潮書刊。惲代英是中華大學附中部的主任，從此兩人建立了聯繫。 　　不久，湖北鄂城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劉伯垂帶着陳獨秀的一封信找到了包惠僧，希望他聯繫一些人在武漢創建共產黨組織。與此同時，湖北潛江人、上海發起組成員李漢俊也從上海寄給董必武一封信函，希望董必武在武漢建立共產黨。1920年8月的一天，董必武、陳譚秋、包惠僧、劉伯垂等人聚集在撫院街97號舉行會議。會議由劉伯垂主持，成立武漢共產黨支部，決定每周開一次會，並選舉包惠僧為書記。這時的包惠僧年僅25歲。不久，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來信，要他們吸收惲代英領導的利群書社的成員加入。通過包惠僧的聯絡，最後，惲代英、林育南等人也加入了共產黨武漢支部。 　　中共一大後，包惠僧留在上海創辦《勞動周刊》雜誌，中央局書記陳獨秀仍留在廣州，周佛海暫時在上海代行陳獨秀的職務。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此十分不滿，強烈要求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工作。由於包惠僧與陳獨秀有特殊的關係，馬林就派包惠僧前去廣州說服陳獨秀。經過包惠僧的努力，1921年9月9日，陳獨秀登上了返滬的海船。包惠僧一路相伴，途中向陳獨秀請教了許多問題。 　　到上海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陳獨秀當面交談，僅談了一會兒，兩個人就大吵起來。馬林主張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完全聽從共產國際的指揮，並要陳獨秀定期向他匯報工作。陳獨秀對此十分不滿，主張不要共產國際的經濟援助，在經濟上自力更生，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包惠僧認為陳獨秀的主張得有道理。 　　1921年10月4日剛吃過午飯，包惠僧、楊明齋到陳獨秀家串門，恰巧柯慶施也在陳獨秀家，於是陳獨秀的妻子就約他們打牌，陳獨秀在樓上午睡。就在他們打牌之際，忽然有人在前門叫門，大家一下子警惕起來，因為按規定，自己人一般都走後門，可見叫門的肯定不是自己人。 　　包惠僧打開前門，只見門口站着三個人，他們說要找陳獨秀，購買《新青年》雜誌，包惠僧忙說：“他不在家，買《新青年》可以到雜誌社去購買。”三人不由分說就沖了進來，陳獨秀聽到外面的吵鬧聲，連忙下樓向後門走去，誰知後門早已有人把守。就這樣，陳獨秀、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及陳獨秀的夫人高君曼被押上汽車，關進了法國巡捕房。在審訊中，他們都報了假名，陳獨秀報名王坦甫、包惠僧報名楊一如。 　　誰知，不久又有兩個人被帶了進來，一個是《民國日報》總編、共產黨員邵力子，一個是同盟會元老褚輔成。他們兩人是去拜訪陳獨秀，被埋伏在那裡的巡警抓獲的。陳獨秀一見褚輔成就連忙給他使眼色，但褚不解陳獨秀的意思，開口就大呼道：“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這來了？”這樣，陳獨秀的身份就暴露了。 　　後來，經馬林全力營救，陳獨秀被關押兩天、包惠僧等人被關押5天后全部被釋放，這5天是包惠僧一生僅有的坐牢日子。 　　出獄後，包惠僧被黨組織派往武漢，出任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並組建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他首先找到著名律師施洋，向施洋借了一棟空置的小樓，着力創辦了粵漢線上第一個工人補習學校。過了一段時間，包惠僧發現粵漢線工人的人數較少，就開始在平漢線上建立工人組織。此時，漢口租界6000多名人力車夫進行罷工，包惠僧趁機與車夫工人密切接觸，發動工人，並聯繫施洋的律師事務所，與當局進行法律交涉，最終車夫工人取得了罷工的勝利。 　　在平漢、隴海鐵路上，包惠僧活動頻繁，在工人中發展黨員。項英就是此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此期間，包惠僧還同當時擔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沙分部主任的毛澤東在武昌會晤，這是兩人的第二次會面。 　　當包惠僧在武漢積極開展工作之際，中央通知包惠僧到北京找李大釗接受新的任務。在北京，在鄧中夏的陪同下，包惠僧第一次見到李大釗，兩人長談到深夜，李大釗說：“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人運動，我們通過多種途徑和努力，準備把我們5個同志安排到北洋政府的交通部工作，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要使用化名，工作時要小心從事。” 　　就這樣，包惠僧化名包一宇，被分配在京漢鐵路工作。工作安定下來後，包惠僧舉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婚禮。新娘叫夏松雲，江蘇高郵人，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教員。始後夏松雲辭掉教員工作，來到北京。 　　1923年2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大罷工。罷工被鎮壓下去後，有人舉報包惠僧等5人鼓動工潮。關鍵時刻，包惠僧的好友黃統出面，經多方斡旋，證明5人在罷工期間天天上班，他們才倖免於難，但最終還是被解職。失去工作後，家庭生活就沒有經濟來源，包惠僧只能重操舊業，為北京的《憲報》撰稿，但因得知《憲報》是已背叛孫中山的陳炯明辦的，便離開《憲報》。好在夏松雲已在唐山扶輪學校找了個教員的職位，總算有一些收入。 　　這時，包惠僧與張國燾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了公開衝突的程度。在包惠僧看來，當時中共產黨內能領導他的只有陳獨秀一人，而張國燾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公私不分，只會坐在上海的租界裡指揮別人。但張國燾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是包惠僧的頂頭上司。當時張國燾向中央告包惠僧的狀，要求開除包的黨籍，只因陳獨秀不同意，這事才算不了了之。在與張國燾的衝突中，包惠僧始終認為存在一個“張國燾小組織”，甚至把矛頭指向別的同志，傷害了不少人. 　　三 　　 　　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國共兩黨實現第一次合作，實行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政策。包惠僧經李大釗介紹加入國民黨，南下廣州臨時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 　　中山艦事件後，包惠僧的二十師黨代表的職務被解除。不久，周恩來辦了一個訓練班，專門訓練從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撤出的共產黨人，包惠僧任政治教官。訓練班結束後，中共中央派包惠僧去莫斯科學習，但包惠僧卻向中央要求讓妻子夏松雲同去，中央沒有答應他的要求，莫斯科也就沒去成。包惠僧認為是“張國燾小組織”害了他，使他連同陳獨秀見面的機會都沒有。 　　北伐軍占領武漢後，包惠僧也來到了武漢，將周恩來寫的介紹信交給當時主持武漢工作的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鄧演達就派他籌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工作。但在工作中，包惠僧又與中共中央駐武漢的代表張國燾發生了衝突。1927年1月，包惠僧受鄧演達的指派，離開武漢黃埔軍校，出任獨立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十四師師長是夏斗寅，湖北麻城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舊部。不久，鄧演達率部進入河南繼續北伐，夏斗寅的部隊被調到宜昌，以防川軍趁機沿江殺出。為此，包惠僧還盡力為夏斗寅的部隊爭取了許多補助，發放了一大批槍支彈藥，夏斗寅對包惠僧十分感激，但他暗中卻同蔣介石進行了電報聯絡，這件事讓中共、包括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非常氣憤。 　　不久，負責武漢地區的中共負責人張國燾找包惠僧談話，向包惠僧提出三個問題：一是夏斗寅為什麼與蔣介石聯繫；二是你去宜昌工作那麼久為什麼不向黨寫報告？三是你在宜昌為何花天酒地，行為不檢。包惠僧當時只承認了前兩點錯誤，至於第三點“花天酒地、行為不檢”，他認為是不實之詞。他一氣之下向鄧演達寫了辭呈，決定離開夏斗寅的部隊。 　　蔣介石在南京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夏斗寅擅自將部隊移防沙市，川軍楊森部馬上占領了宜昌，嚴重威脅武漢的安全。遠在河南前線的北伐軍正忙於戰事，鄧演達對此十分焦急，就派包惠僧去做夏斗寅的工作。誰知夏斗寅不但不聽勸阻，反而圍攻武漢，後來乾脆投靠了蔣介石。為此，包惠僧險些被開除黨籍，最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他從此變得悲觀消沉起來。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製造針對中共的大屠殺，包惠僧奉中央軍委周恩來之命，到達南昌。南昌起義發生後，部隊南下廣東，包惠僧奉命暫時在南昌潛伏下來。周恩來在南下前給包惠僧寫了封介紹信，讓他去武昌找黨組織。當時，到處都是血雨腥風，包惠僧先後在黃岡、高郵躲了一陣，不久去了上海，從此脫離了中共組織。為了養家糊口，他在上海以賣文為生，還辦了《現代中國》雜誌。 　　1931年，他憑藉在黃埔軍校時與蔣介石的交往，擔任國民黨軍委秘書兼任國民黨中央軍校政治教官。此時的包惠僧家庭發生了變故，他與第二位妻子夏松雲的隔閡越來越深，最後兩人分居。這時，在包惠僧家做家庭教師的謝縉雲走進了他的生活，並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從1936年至1947年，包惠僧在國民政府里先後擔任過內政部參謀、內政部戶政司司長、內政部人口局局長等職務。後隨國民政府由南京遷至廣州。當國民黨逃往台灣時，包惠僧卻去了澳門。 　　 　　四 　　 　　在澳門，包惠僧一家人就靠發放的那點遣散費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這時，他想到了當年的那幾位中共朋友，就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寫了封信，又分別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各發一份電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 　　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之後，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復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到了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請包惠僧吃飯。席間，董老對包惠僧埋怨道：“那時你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朋友了？”12月2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請包惠僧吃飯，包惠僧為抗戰時期在重慶的行為深感愧疚。原來當年，周恩來去國民政府內務部見部長張厲生，在張厲生的辦公室里，周恩來見到了包惠僧，周恩來熱情地與他打招呼，包惠僧卻遠遠走開了，生怕被別人看見。 　　1950年，按周恩來的指示，包惠僧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此後，他寫文章常用“棲梧老人”這個筆名，他的夫人謝縉雲是這樣解釋這個筆名的：包惠僧把中華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樹，而把自己比作其間的一隻小鳥。“文化大革命”時，包惠僧受到較大的衝擊，他所在的國務院參事室里有人貼他的大字報，他還被打斷了右腿。破“四舊”時，包惠僧讓子女把陳獨秀寫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害怕被定為“右傾投降主義”的陳獨秀牽連到他。 　　包惠僧在1950年被查出有心臟病，並且時常發作。1971年，大夫又在他的肚臍附近發現了一個瘤，考慮他年事已高，沒敢對他實施手術。 　　1979年7月2日早晨，85歲高齡的包惠僧起床後說自己腰痛。晚飯後，他先看了一會兒電視，覺得心裡煩躁，就邀了三個老鄰居在客廳里打撲克，玩到晚上9點多，他放下手中的撲克，說自己腹痛，就朝臥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這樣去世了，時間是晚上10點40分。醫生的診斷是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而死。 　　1979年9月22日下午4時，包惠僧的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3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包惠僧回憶錄》一書，全書有32.8萬字，是珍貴的黨史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