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文獻也作梁山濼，是《水滸》賴以展開的主要場景。小說描寫道：“濟州管下的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里”，“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須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裡”。 梁山泊因《水滸》而馳名中外，但這部名著拍攝電視劇時，因水泊已經乾涸，便不得不藉助無錫太湖的湖光水色。那麼，歷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風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據說因西漢梁孝王曾在這裡打獵，故而改稱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澤舊地，其北則與黃河下游平原相連。五代後晉開運元年（944），黃河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東）決口，河水東漫數百里，積水環繞着梁山成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黃河再次在滑州決口，水泊面積繼續擴大。慶曆七年（1047）韓琦出知鄆州，路過梁山泊，有詩寫水鄉澤國的浩淼，與小說的敘述已能相互印證： 巨澤渺無際，齊船度日撐。 漁人駭鐃吹，水鳥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遙勢如彭。 不知蓮芰里，白晝苦蚊虻。 熙寧十年（1077）黃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陽）再度決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積達到了最盛期。當時，梁山泊的生態環境十分和諧，荷花滿望，漁歌和唱。蘇轍令路過當地，恍然有置身江南的感覺，寫下了一組《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的絕句。後人一讀之下，也不難想見那時的風光： 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 飛蓋靚妝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其一） 菰蒲出沒風波際，雁鴨飛鳴霧雨中。 應為高人愛吳越，故於齊魯作南風。（其二） 然而，據《邵氏聞見後錄》說，其時恰逢王安石變法，急功近利，有個小人趨炎附勢，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農田，那獲利可就大了。”安石見他盡出餿主意，一笑之後，慢悠悠地說：“這個辦法好倒是好，不過，那放掉的水哪裡安頓呢？”在座的劉攽諷刺道：“在旁邊再鑿一個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為這是反變法派編造的政治笑話，但這一動議似乎不是空穴來風。蘇轍還寫了一首《梁山泊》詩，自注指出“時議者將干此泊以種菽麥”，詩中表達了他道聽途說後的擔憂： 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 粗免塵泥汙車腳，莫嫌菱蔓繞船頭。 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游。 愁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 可見，那個故事還是有相當的真實性，而梁山泊在熙寧河決以後方圓達八百里更是無可懷疑的，小說的記載並非齊東野語。 在山東平原上，有這麼大的湖泊，對國計民生的影響當然不小。蓮藕是這裡主要的出產。早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當地糧食歉收，“梁山泊生藕根蒲穗，民掘搗為麺，頗濟乏餒”，賴此渡過了災年。而據蘇頌說，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產大量蓮子，僅運達曹門外的就有百來車，“錘取蓮子，貨與蓮子行”。如果在平常年景，正如劉跂在《梁山泊分韻》詩里所說，“從今魚易得，居與水相通”，“飽有雕胡飯，香無錦帶羹”，梁山泊貢獻了豐美的穀米和魚鮮，濟州、鄆州的農民也都“賴其蒲魚之利”。而官府則“立租算船納直”，即按船隻交納租稅，若有違犯，就以盜賊論處。徽宗末年，李光在一個剳子裡指出，設立不久的西城所對梁山泊周圍的京東地區加強了搜括勒索：“蒲魚荷茨之利，皆日計月課，纖悉無遺，遂致濼傍之人無所衣食，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於溝壑”，一針見血地揭出了梁山泊“寇盜”不絕的深層原因。 北宋晚年，梁山泊一向被視為“盜賊”的淵藪。元祐元年（1086）前後，有個叫做黃麻胡的在這裡鬧事，蘆葦盪成了他的保護屏障，即便縣老爺派人豎起長梯以“窺蒲葦間”， 也久剿無效。蒲宗孟出知鄆州，禁止當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絕其糧食，這才迫使這些嘯聚者散夥。然後，他嚴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斷其足筋。這樣，“盜賊”雖然消聲匿跡，“而所殺不可勝計”。不久，這裡又成漁者盜窟，崇寧四年（1105），許幾任知州，命漁民十人為一保，結隊晨出夕歸，否則一經告發，就窮治嚴懲。任諒任京東提刑，當地漁民“習為盜”，他先採取保伍之法，在編入名籍的漁船上刻以記號，否則不准入水泊；再劃分瀕湖各縣的治安區域，案發，督吏搜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 據《夷堅志?蔡侍郎》說，蔡居厚知鄆州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鄆州卸任的，殺降還要早於這年，有人認為他殺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據似乎不足，因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元年。包括殺降在內的這些措施，治標不治本。只要社會基本矛盾不解決，梁山泊的“盜賊”問題也只會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約在蔡居厚殺降的一二年後，宋江便在這裡演出了威武雄壯的活劇。 宋江離開水泊數年以後，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漁民張榮在當地聚舟數百，不時出擊金軍。據《金史》記載，金將斜卯阿里先破“船萬餘於梁山泊”，赤盞輝又“於梁山泊獲舟數千”，金人所說的破獲戰船數或有誇大，但這裡曾是擁有可觀戰船的抗金山水寨，則是事實。其後，金朝控制了水泊，一度還將其作為打造南侵戰船的基地。但因其地蘆葦叢生，水域浩闊，易於逃匿，難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隨撲隨起的根據地。 後來黃河回復故道，梁山泊逐漸萎縮。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顏亮攻宋的戰船經過這裡，便因水涸而進退維谷。據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記載，這裡多已涸為陸地，當地農民“恣意種之”，官府也忙着把開墾地都籍沒為官田，準備安置屯田。當地農民“懼征其租，逃者甚眾”，官府只得下令“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 梁山泊乾涸進程在元武宗以後中斷。由於黃河堤防失修，河水經常潰決，水往低處流，便再度匯聚梁山泊。貢奎生活在元仁宗時代，所見梁山泊風光已是“積水平蕪渺沒間，夕陽漁市網如山”，漁業重新成為當地百姓謀生的主要手段。至治三年（1323）前後，袁桷有詩寫梁山泊，其煙波浩渺似乎與韓琦所見不下上下： 大野瀦東原，狂瀾陋左里。 交流千尋峰，會合百穀水。 量深恣包藏，神靜莫比擬。 碧瀾渺無津，綠樹失其涘。 揚帆鳥東西，擊楫鷗沒起。 袁桷還有一首《梁山濼》詩說： 千頃芙蕖送我船，碧香紅影弄娟娟。 梁山風景能消得，不到西湖卻十年。 一望無際的梁山泊荷花，幾乎與蘇轍所見毫無二致，令他回想起西湖荷花別樣紅。十年以後，著名詞人薩都剌因公北上，舟至梁山泊，風雨大至，不能開航，只得暫泊蘆葦中，他“折蘆一葉，題詩其上”，有句雲“滿濼荷花開欲遍，客程五月過梁山”。可見，荷花、蘆葦已經成為梁山泊的標誌性景物。 梁山泊的這種規模，在元末依舊不改。胡翰北游，所見仍是“浩蕩無端倪，飄風向帆集”的景象。元雜劇有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其中說到“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文秀是東平府人，梁山泊即在東平境內，八百里之說，在他應是舊聞和親見兼而有之的。施耐庵生活在元明之際，或許也目睹過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故而能把水泊梁山摹繪得那麼有聲有色。 入明以後，梁山泊陸地化趨勢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後，方圓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代對黃河沙灣決口進行了較徹底的整治，遂使餘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為平陸。清修地方志時，僅餘十里上下，以至頗有人以為《水滸》所敘八百里水泊在張大其辭。 自從《水滸傳》傳世，梁山泊簡直成了造反民眾的一方聖地。據《明史》記載，直到崇禎十四年（1641），還有“大盜李青山眾數萬，據梁山濼”，派部控扼漕運通道，“截漕舟，大焚掠”。無獨有偶，這次反叛也發生在王朝末世，李青也自稱“非亂也”。聯繫上一年山東大饑荒，李青手下那數萬民眾應該是又一次逼上梁山的。這不禁讓人想起元代陸友在《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中的詩句： 我嘗舟過梁山濼，春水方生何渺漠。 或雲此是石碣村，至今聞之猶褫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