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化管理——毛时代先进劳模制度内涵

田力为

《绿叶》2009年第2期

    摘要：毛时代的扁平化管理，既非西方市场科层化，又非苏联官僚专家科层化，特点是：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对小，在管理权力和物质福利方面上下均衡分配，否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两分。为何选择扁平化？一是对战争年代动员群众经验的继承，二是利用庞大剩余劳动力快速工业化战略的需要选择。先进工人，尤其是致力于合作化的农村带头人以及农村的集体化，是毛时代用扁平化整合国家的重要特点。

    中国的现实中存在着很多所谓的不符合普世价值的另类实践，对此人们没有共识。各方意见分歧的深刻程度，特别集中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实践这一问题上。最近两年，老田特意访问了一些基层另类实践的带头人，其中有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大连后石村的陈玉，湖北红岭村的叶昌保，长治张庄的王金红，从这些人身上仍然能够部分看到支持毛泽东毕生努力的那些认识。回来之后，又专门花了两个月时间集中阅读毛时代那些著名劳模的事迹和言论，包括大寨的陈永贵、西沟的李顺达、河北的吕玉兰、耿长锁、叶颖芬、河南七里营公社刘庄的史来贺、湖北浠水的饶兴礼等，最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毛泽东的知音大量地存在于农村和基层。毛泽东自己固然是既反帝又反修的，他本人的思想和实践也一样受到美帝和苏修的激烈反对，即便是在国内，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与实践也受到官僚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共同反对，但是，毛泽东在民间的那些支持者似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一个美国教授塞尔登甚至把河北饶阳县五公村合作化带头人耿长锁戏称为“迷你毛”。从毛泽东的这些民间知音身上，去回顾毛泽东思想的现实针对性和制度化实践，本文致力于这样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先进工人及其得以产生的“思想革命”条件

    毛时代工业战线的典型，多数与个人的努力和成就相关，这些人的典型意义接近于泰勒制意义上的“头等工人”，郝建秀就是其中比较早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1951年，郝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经过反复思考和实践，创造出一套新的作业法，主要特点是：工作主动有规律；工作有计划，分清轻重缓急；工作交叉结合进行；抓住主要环节清洁工作。这种操作方法成效非常显著，每台车每班出皮辊花由十六七两降到二两以下1。郝建秀工作法经过纺织工业部和纺织工会在全国推广之后，降低原料消耗约5%，“到一九五二年，部属企业每件纱平均用棉量降到200公斤以内，比一九四九年降低了10公斤左右。”2在整个纺织工业中间，很多工种和作业环节，都曾经总结过先进经验进行推广：“解放后仅二三年就根据先进工人的操作经验，总结出一些主要工种的工作法，如《郝建秀细纱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一九五三机器保全工作法》，还有《陈树兰细纱落纱工作法》等。各行业的主要工种，都先后总结和制订了工作法。这些在平凡劳动岗位上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推动了全国纺织工业操作技术的发展，保证了纺织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3
    建国初期“好工人”大量涌现，同时也得到政府部门的系统总结和推广，决非偶然。泰勒本人1911年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把科学管理称为“伟大的思想革命”而不是工时研究法。这一思想革命的基础和实质，是要求劳资双方有更高程度的信任，实现更高程度的利益共享，而不是通过工时研究创造头等工人，然后提高工作定额，借以实现一方压倒另一方并攫取更多的经济剩余。正是出于对资本家和资方管理人员的不信任，在工人群体中间往往发展出“非正式组织”，这个非正式组织往往控制单班产量和质量的上限，作为一种雇员利益的集体防御措施。这是1920年代“霍桑试验”的著名发现，梅奥总结这个发现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工厂管理中间的技术理性妨碍了工人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工人为此结成非正式组织，追求在正式组织中间无法满足的社会性需要，应对措施是资方管理人员需要改变工作方法去“主动满足工人的社会性需要”4。
    郝建秀出生于一个贫苦的搬运工人家庭，在旧中国连吃饱穿暖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人和农民的处境有很大的改善：一是获得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经济上有很大的进步；一是工厂管理普遍采取群众路线的管理方法，干部对待工人的态度和方式比旧时代有很大的改进。一代老工人普遍有经济翻身和政治翻身的明确感受，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这样的政治符号，是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提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年仅15岁的郝建秀才主动开始琢磨纺织厂里的一个大的难题，据她自己回忆：“建国初期，纺纱出皮辊花是生产的大敌，不仅造成产量低、消耗高，也严重影响着产品质量，并危及操作工人的身体健康。”5经过向老工人学习和自己的摸索，她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那种真切的“翻身”感受，大概就不会有如此积极主动的努力探索，很难想象旧中国的包身工也会像郝建秀一样“多事”。
    在与反面的例子进行对比之后，郝建秀积极探索这一思想革命的背景条件就更为清晰了。一位从北京远东仪表厂退休的大姐告诉别人：“我们厂90年代的时候已经实行了董事长、总经理制度了，权力绝对集中了。我曾经给厂子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在我们的班车、一些大型货车上打上一些宣传口号或者介绍信息什么的，让大家知道我们远东仪表厂的主要经营什么的。……在后来一个座谈会上，我就说‘我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是为厂子出谋划策，为了厂子的利益去写的。后来我就想抽自己的大嘴巴。我干吗写呢？厂子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挣钱挣到老板的腰包里去了，给你个人解决了什么问题了呢？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感觉企业效益好坏跟工人没有什么关系。原来80年代的时候，工人涨工资都是车间公开讨论的，都给你公示，让你参与，让你提意见。但是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董事长的天下了，他们自己说了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用谁就是谁。中层干部也都要仰他的鼻息生活，你要想当个中层干部必须跟他们趋炎附势，连党委委员也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不要说工会，党委也变味了。原来党委都是从基层选拔出来的优秀党员组成的，现在都是跟他意见一致就用你。董事长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6
    泰勒制中间的技术理性内容，往往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技术理性的成就要以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作为基础，这个更为关键的内容却往往受人忽视，而思想革命的关键是工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性需要都得到满足和尊重。或者换句话说，头等工人的产生与“异化程度”7最小化的“翻身”过程相关。我引用这两个例子，也许不是百分之百具有代表意义，但是这个鲜明的对比，恰好能够说明管理中间技术理性背后的思想革命要求。而异化的产生，一个方面是不稳定的雇佣地位以及劳动力市场相对低下均衡工资率，还有一点就是管理者对生产场合支配权力的垄断。剩余价值在资本家手上集中带来经济异化，而管理权力向管理层手上集中（或者排斥劳动者参与）会导致政治异化，两种异化的后果是一样的：劳动者无法继续认为工厂是自己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老劳模的产生，都有着“异化程度下降”那样一个足以支持“思想革命”的共同背景。
    毛时代工人先进典型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而资本严重不足，投资和专用设备短缺是经常会遇到的现象。1960年代新一代先进典型如王进喜等人，就是在遭遇到专用设备短缺的情况下，以人力替代机器，通过个人主动承担极度繁重乃至不合理的劳动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他的著名事迹中间，就有带领同伴以惊人的毅力把沉重的钻探设备运到工地，提早投入生产；严冬季节井喷事故发生时，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搅拌器使用。这些先进事迹，这些超出常规要求的超额投入，如果不联系那个思想革命的特定条件，也是不可理解的。还有一些工业战线的英雄，例如救火的英雄向秀丽、文革前夕的32111钻井队，都是以个人生命为代价去抢救国家财产，假如工作现场配备了足够的专业灭火设备，抢救行为就肯定会下降为一种惯常职责，而无需在个人生命与公共财产之间做出此种艰难的选择，这种精神之所以需要弘扬，对应的就是投资不足、专用设备的严重缺口，这个缺口最终需要人们的牺牲精神去弥补。
    在工业中间的现代技术面前，个人需要更多地服从分工需要，在人与机器的生产率的对比中间，人不能不处在一个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所以，工人劳模中间，例如郝建秀这种通过主动提升自己的操作技术和熟练程度，来降低消耗或者增加单班产出的质量数量，在思想革命基础上提升技术水平的劳模是绝大多数。而且，在工业生产中间，全局性的分工协作这个环节，往往不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而是受一个独立于生产过程的专职管理层操控，体现生产关系核心内容的制度部分，往往处在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视野之外。工业战线上超越个人努力的制度创新，多数都是管理层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当然是鞍钢宪法和学大庆，前者是鞍钢的厂长马宾总结出来的，大庆的“两论起家”与“创造条件上”与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有关。也许可以说，在城市和工业中间，普通工人受到机器和管理层的统治更为系统和全面，因此在创造新的制度和生产关系中间，工人往往处在相对被动和消极的地位，工人与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关系更为疏远。

二、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及其合作努力方向

    农村是不一样的，延安时代个人努力式的劳动英雄，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抗战期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主要以合作生产的带头人为主了，山西的李顺达、河北的耿长锁等人，都是组织合作社而创造出优异成绩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农业和农村生产上的困难，往往不是一家一户所能够解决的，在克服自然灾害和参军支前这些需要时，合作是惟一的出路。建国后一些最著名的劳模，也都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间产生的，最著名的有合作化时期穷棒子社的王国藩，后来的陈永贵等人。这些农业战线的模范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创造性地处理好合作社内部的管理问题，安排好土地和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实现单位土地面积上的高产。
    在农村，每个农民对于生产和生活的知识是相对全面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成为“总经理”的潜在条件。如果外界的环境条件合适，他们将有能力创造新的制度和生产关系，特别是在一些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人地关系格外紧张、个人努力成就有限的小环境里头，合作的需要就格外殷切并很容易成为小社区成员的共识，合作生产和共同救荒的效益也格外明显，由此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农民有恰当的全面知识、小社区里头较容易形成合作精神、环境压力大的情况下个人努力的成就有限而且合作的效益特别明显，这些几乎是农村劳模的典型环境。
    有一位山西大学的教授，他虽然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但他也看到“山西出劳模”的现象与山西农业条件特别恶劣有关系，是农民在环境和生存压力下更加积极地寻求合作努力的结果。有一首山西民谣是这样说的：“凑凑合合太行山，欢欢笑笑汾河湾；哭哭啼啼吕梁山，打死不出雁门关。”这是指代山西几种不同的农业地理条件，太行山迎风坡雨水较多，农民勉强可以过活，背风坡就很糟糕了——两个全国著名劳模陈永贵（昔阳县大寨）和李顺达（平顺县西沟），都出在太行山背风坡。
    如果说，农村的先进典型是在紧张的人地关系中间去寻求合作生产的潜在利益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发生的典型环境及其主题，也是对应着人地关系紧张的农村——特别是那些处于底层的贫下中农在旧制度下没有出路这个重大历史事实。在马克思看来，是工人阶级最后受不了资本家的压榨，起来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并创建新制度和新生产关系，因此，工人阶级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他们将埋葬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但是在中国，贫下中农才是没有出路从而具有最积极行动意愿的社会群体。1927年1月，毛泽东在韶山的祠堂里对农会会员讲话时说：“贫农之所以首先起来组织农会、参加农会，这不是件偶然的事，因为贫农最关心改变现状。尽管他们比某些富人文化水平低，但却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的需要和目前斗争的意义。……别再听那班所谓‘长者’的话了，因为你们比他们更有智慧。”8中国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积极地寻求变革旧制度的强烈意愿，与个人主义在人地关系紧张的中国农村“过早死亡”紧密相关。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冷战时代毛泽东的坚定对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我们能口若悬河地谈论解放和自由、人权和基本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但我们的大多数词藻来源于我们社会尚处于个人主义时期。因此，它对于那些生活在个人主义过早死亡的环境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9 
    这个制度变革的内在逻辑并不复杂，可以借用物理学的“势能”概念来进行类比：落差越大，势能积累就越多，越容易促成加速运动。在旧中国，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对于多数人的生存境况损害特别大，因此积累的势能就格外高，这是革命发生和必然胜利的客观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统治阶级要能够设法解决多数人的不满，把势能最小化，否则，革命随时可能发生。在马克思看来，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看待。而在中国的现实中间，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多数人的生存条件受破坏的现象特别严重，革命的势能在农业时代就已经积累起来并提前成熟了。毛泽东思想的发生和成熟，就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湖南农民运动中间表现出来的高昂反抗精神以及江西根据地建设中间农民对红军真心实意的拥护。多数农业人口——贫下中农——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没有未来，为了改变现实，他们有着很强的斗争精神，愿意为新制度诞生而付出革命代价，在这种政治反抗的势能很高的情况下，留给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实现管理学上的创新——有效地按照农村和农民的条件创造性地提出适当的管理学规则，把反抗势能有序地组织起来去埋葬旧世界，这就成为革命力量顺利集结的关键。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针对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任务的，即它不能不是一种面对农村穷苦农民自觉反抗意志的组织和管理思想，也就是毛泽东自己所称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笔者则根据此种管理模式中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利益分配相对均衡的特点，称之为“扁平化管理”。
    巨大的压力会产生制度创新的巨大动力。1942年华北大旱，1943年日寇大规模扫荡解放区，基层农民为了度荒和支持前线，不得不联合起来。根据西沟村志记载，“（1942年）秋后粮食减半，军需民食发生严重困难。”“西沟的年轻人为了支援抗日大反攻，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一批又一批赴前线参军，留在村子里的民兵一批又一批上前线送枪弹、抬伤员，生产上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两不误”，1943年正月初二，李顺达组织了由五户农民组成的互助组，一个多月之后就发展到了16户，第二年，全村20户中间就有19户人家参加了这个互助组。西沟民兵在抗战期间曾经19次出动配合部队打汤阴、伏牛山，解放战争期间打长治、太原和潞城时，村里青壮年劳动力抽调一空，由于互助合作有着强有力的领导，把妇女和儿童动员起来生产，生产上还取得惊人的成绩，1943年全村粮食产量220石，1944年350石，1945年400石，1946年557石。中共太行区委曾经竭力赞扬农民的创造，1948年在西沟村召开庆功大会，赠送了“平顺农民的方向”“组织起来顶机器”等锦旗10。
    农业集体化受欢迎更为基本的国情是，人地关系紧张，人均产出水平很低，导致人们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特别脆弱，极其容易受到意外风险的损害。耿长锁所在的五公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五一大扫荡’到一九四四年春天，仅有三百三十四户的五公村，就有一○一户卖地，十三户卖房基，二一三户卖家具、衣服，二十九户卖儿卖女，五十五户打发了闺女，一十三户外出逃荒，十二人串村讨饭，另外还有十五人饿死，五十七人饿病，四人饿疯。耿长锁卖光了家产，全家只剩下一床破棉花套，还是没饭吃，一次刚刚下炕就饿昏了过去；为了生活，他三斗高粱打发了大闺女；老伴徐树宽带了儿子，抱着不满周岁的闺女到北乡里要饭、拾柴，小女儿饿昏在地里；贫农卢墨林的老伴带着小女儿到滹沱河北拾麦子，连饿带昏倒在半道，刚刚抬回家就断了气。中农乔万象也只能靠低价卖檩条和衣服勉强渡日。”11
    大体而言，在人们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穷困经济体中间，对保险的需要具有优先地位，这构成一种明确的制度选择标准。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农民行为时，发现中农以下的家庭都表现出：“为了避免过度风险的古典技术，而常常以减少平均回报为代价。”因为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人群中间，风险损失带来的后果格外严重：“糟糕的收成不仅意味着食物短缺；而且，为了吃饭而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严重依赖他人的羞辱感，或者是变卖土地耕畜而减少来年收获足够食物的机会。”12保险需要先于预期收益增加，这种利益排列次序，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制度需要，农业集体化即便是不能提高人均收入，仅仅是增加了中农以下家庭生产条件的稳定性，就是十分可取的，在最低限度上合作社“有希望成为雅克·吉勒马兹所说的一种由政府保障的‘互相负责的保险单’”13。
    只有收入水平稳定地超过安全需要和生存需要之后，风险才不再成为个人的优先考虑事项，个人奋斗和最大化利润的市场理性行为才是合理的。斯科特精辟地指出：“国家本身承担起了通过逆向财政政策、失业补偿、福利计划、社会医疗和负所得税等机制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责任。顺便指出，这些保障措施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得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更为合理了。”14
    毛泽东时代的先进农村典型的带头人，多数都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点：一是解放前出身穷苦，有非常悲惨的记忆，不仅仅经济上毫无出路，而且还有着很强烈的尊严受到践踏的深刻记忆，从这样的历史记忆出发，往往有着朴素的合作愿望，有着反对市场化和避免“不确定性”的保险意识；二是能够克己奉公，深入群众和带领群众，不脱离劳动过程，能够营造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作用下，内部管理和利益计算可以高度简化；三是对于最大化收入的市场行为有着朴素的抵制，因为他们都受过土地私有制和市场价格机制的极大损害，能够不利用他人的弱势谈判地位牟利，例如耿长锁坚持烟绳在供不应求时仍然不涨价，陈永贵不在困难时期高价倒卖余粮和草料，等等。这些先进典型人物，大体上代表了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穷困人群，优先要求实现保险利益制度化的方向，由于人多地少，这样的人口在中国农村占据着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
    中国集体农业经过30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叠加了初级工业化之后化肥和良种的帮助，单产大幅度提高，逆转了晚明以来粮食总量不能满足温饱需要的长期困境，在1978-1980年前后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开始稳定超过生存线需要。因此，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出现解放前那种极端糟糕的严重分化趋势（当然这还部分得益于土地公有制没有废除）。但是，生产条件改善和农民福利条件改善的空间，却相反变得狭窄了。毛时代晚期就已经很有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事业，大幅度发生逆转，导致农业生产条件恶化；而农民福利方面的退步，更带有根本性，当初很多农村地区就已经实现了的“看病不要钱”，在经济远为富裕的今天反而找不到解决方案。这两方面的退步与曾经十分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内在逻辑，都是科层化管理的高成本和市场交易高成本的体现。虽然今天中国农民不再把保险利益作为优先选择，但是，由于没有了低成本的扁平化管理，农村基层政权就逐步完成了向科层化方向演变，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福利生产都自动向市场化方向演变，最后演变成为两种“高成本壁垒”，共同阻止了合作所能实现的巨大潜在利益。

三、扁平化管理——先进典型的制度内涵

    毛泽东时代的努力，很难进行理论提炼，因为存在着非常强大的认识障碍。毛时代的管理制度化方向，既与西方先行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认识不同，又与苏联那种由官员和技术专家垄断管理权力的“理性化”制度实践相反。毛时代的“反帝”“反修”口号，除了国家利益冲突之外，还有着管理制度化方面的相互否定。
    法国记者卡罗尔曾经在苏联呆过7年，自称还保有社会主义信念，他在1966年花了4个月参观了中国18个省区，并访问了周总理和其他数十位高级官员，最后认定：中国是个否定一切的国家。在把中国与苏美比较之后，他形成的认识是：“中国人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或反对西方资本家时才淋漓尽致地勾勒出自己的画像，这不是个偶然现象。”“更为神奇的是中国被迫在与外界严重隔绝的情况下，竟建立了一套与制约工业化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系统。这样，中国社会便是对其他社会价值观念的否定，并且打算证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更有效更优越。”“美国人信奉自由奋斗、个人发财致富的原则，和中国人信奉集体主义、艰苦朴素原则一样热烈。……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确实因为它是根据自由奋斗的原则行事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重新统一并开始工业化，也是因为集体主义在起作用。中国人认为它自己的经验已经表明，只有集体主义才能解放全人类，保证人类的真正自由。”这位记者还注意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本身就加强了影响力：“中国占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能把它视为一个小小的超然界外的社会实验室，很难对它采取闭眼不看的态度或者拉上一根新的封锁线将它封闭起来。因此，中国的‘否定社会’使今天的大国感到惶恐，其原因倒不是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15
    费正清就像是给卡罗尔作注脚似地说到：“占人类1/4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16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大小相等的，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和另类实践的说服力相对应，也引致了对中国这种实践更为激烈的反对意见。
    毛泽东时代的“否定社会”建设和扁平式管理制度创新，首先与战争年代的群众动员经验有明确的继承关系，其次与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相关。
    中国的毛时代是承接长期的战争年代而来的，从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就逐步成熟起来的扁平化管理方式，可以同时突破市场和科层化管理两个方面的障碍。扁平化管理的三大特点是：“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对小，在管理权力和物质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间进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两分”17。毛时代延续了井冈山的传统，农村基层干部和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以“非专业”的身份开展工作，其报酬大体上相当于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也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以信息和地位优势为自己捞大钱。毛时代普遍任用的以农代干、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等，都服务于取消科层化管理的高成本壁垒以及市场交易中因地位不对称而带来高价格排斥机制，最后是把管理和分工协作的潜在利益提高到资源约束的上限。作为扁平化管理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极大地压缩了官僚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毛时代在全社会应用扁平化管理规则，就导致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中间相对均衡地分配权力和利益，结果形成一个分化相对小的扁平化社会，在降低了精英阶层权力利益的同时，提升了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这当然会影响到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对于扁平化管理的态度。
    毛时代的国家管理过程中间，主要的经验积累似乎集中于基层那种“面对面”的管理中间，以扁平化管理而言，农村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政权是扁平化的，而县以上政权则是以科层化管理为主要特色的。在城市的工厂中间，车间、工段和班组是扁平化的，工厂一级则是按政府归口管理要求设置了各种职能部门，科层化特色较为明显。而且在政府的中上层组织管理中间，管理制度和社会关系定位过程似乎尚未最后明确下来，不同意见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分歧，管理和制度实践出现较大幅度的摇摆。大体而言，在官僚精英阶层中间，上层反对扁平化管理从而也不同意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政见，占据相当大一个比例，而基层政权中的小官们，支持毛泽东倒还不在少数。这个区别在进行非毛化决策时成为一个重要依据，邓小平政治眼光最为敏锐，看得很清楚：“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18 
    扁平化管理更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现实需要。通常，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很容易发生的问题是：“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19不能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不仅带来经济发展方面的损失，而且会引发政治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但是，这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解决这一严重问题。毛泽东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20工业化早期的剩余劳动力，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短缺的资本雇佣，同时，在人均经济剩余很少的小农中间，以“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为特征的科层化管理方式，因其运作成本又太高又无法顺利应用，因此，让剩余劳动力参与工业化进程就必须在市场和科层化管理之外设计制度。
    有了扁平化的农村基层政权，剩余很少的农民也可以顺利组织起来了，合作化事业的进展就相当顺利。等到1956年之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一种扁平化的、低成本的基层政权都组织起来之后，为工业化战略提供了新的选择：一方面是活劳动密集投入对于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效果，这就最小化了资本需求，可以节约相当数量的资本投入重工业；另一方面，以活劳动密集投入结合较少的资本这种低技术的工业化——以“小土群”“小洋群”为特点的地方工业和小企业——得到了大发展。刘少奇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把这个称为“两条腿走路”，并冠名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1。
    在中苏两党历史经验的差距之外，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还看到中苏两国资源禀赋的不同，这导致中国刻意选择了一种与苏联迥然有异的工业化战略：“毛认为，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有可能使生产力‘跃进’。而且，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需要很多投资，基本上只涉及在生产上和思想意识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苏联的发展模式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建立工业基础，中国缺乏资金，但人力资源丰富……。”“大跃进是通过另一条道路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不能过分依靠发展大型工业企业的苏联模式，而要比较均衡地利用中小企业。这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比较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因为企业可以分散设置在劳动力丰富的地区；二是可以培养广大工人，使他们掌握现代工业的技术；三是通过下放工业企业可以更好地调动起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四是建立中小企业比建立大型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少。”“尽量利用低级或中级企业，而不是强调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高技术。中国还没有在一切生产领域都利用高技术的经济实力。所以必须采用低技术和高劳力投入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使经济获得迅速发展。”22与中国资源禀赋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在少数，但是，真能像毛时代那样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以加快工业化速度的国家，却一个也没有，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在战争年代积累了扁平化管理经验的执政党，而没有扁平化管理，就不可能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充分使用。
    作为资源禀赋不同的一种重要表现，人地关系紧张还导致可分配资源不足，这在贫困经济体中决定了管理层所能灵活支配的经济剩余也是有限的，这当然就意味着物质刺激的方式在运用上受到了很大限制。费正清看到了中共在选择管理手段上“虚”与“实”之间的对比关系：“中共是要努力实现毛泽东主义这样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励能获得经济成果，新的精神无需利用物质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从而可以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和过剩人力。”23不过，费正清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先在信念的体现，恰好颠倒了因果关系，这是作为管理激励手段不足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物质诱因不足才为管理模式设定了硬性制约。结合霍桑试验的结论，如果不能降低“异化程度”去满足被管理者的社会性需要，那么，就得提高物质刺激的水平以抵消人们在正式组织中间的不快，反过来，如果只能对劳动者支付较少的物质诱因，那么，就需要采取更好地满足劳动者社会性需要那样一种诱导式的管理，毛时代格外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并批判“物质刺激”，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意的。

四、扁平化管理何以被忽视

    毛时代的管理和制度化试验，不仅在海外遭遇到强烈的反对意见，在国内也是反对意见多多。反对意见特别集中于社会上层的官僚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中间。毛泽东的支持者集中于社会下层而反对者集中于社会上层，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与社会上层圈子“责权利”的特点相区别，农村社区的人际关系有着“熟亲信”（人们彼此熟悉、亲近和信任）的特点，这是社会学中间网络分析的一般结论。在“熟亲信”的圈子，人们的社会联系中间有着经常性的互动和交流机会，交往的规则和惯例耗用的有形资源较少，接近于扁平化管理的一般要求。而财富和权力分布密度较高的社会上层，较少的直接交流机会和较多的利害纠葛，要求一种明晰的契约关系或者明确的权利责任约定，这种责权利网络要耗用较多的有形资源，耗费较高的运行和维护成本，甚至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或者科层化的管理机构来主导就不能正常运行。无论与人交往的经验，还是扁平化管理方式最小化了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都导致社会上层人士与扁平化管理是格格不入的。
    毛时代的扁平化管理方法本身，往往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的合理定位，均衡地分配权力和利益，以期最小化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而把管理目标的实现看作是由被管理者的自觉努力和管理者的合理引导的结果，被管理者的自觉努力被视为主要的方面，管理者的合理引导则视为次要的方面；经常强调的是被管理者的自觉和主动性，反对由管理者垄断权力，反对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生存利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批判“物质刺激”），不承认与管理专业化要求相适应的“由受训练的专家垄断管理权”要求，要求无条件开放管理过程，吸纳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群众参与管理过程并监督干部，这些主张都与正规化的科层化管理要求相区别。党内高层的意见分歧，从井冈山时期一直争论到建国后，例如政治领导军事还是军事领导政治，要不要士兵委员会，1950年关于批判“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争论，1960年代又转换成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的争论，这些争论都集中体现了扁平化管理与科层化管理的不同特点。共产党人关于革命和建设的不同看法，毛泽东思想的生产和发展背景，都奠基于一个“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组织与管理环境，甚至，还可以从毛泽东特别执着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他本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应的科层化管理就可以称为精英路线的）这个关键线索，去再现他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核心区别，这当然需要换一个题目去展开。
    其实，要理解毛时代的管理方向和制度化实践，也许这样来提出一个问题比较合适：在相对贫困的经济中间，管理手段（物质诱因）严重不足，而剩余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是经济上的必要，更有着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必要，但由于正规的科层化管理成本太高，而市场化条件下的价格排斥机制又很严重，为此，就必须引入低成本的扁平化管理。换言之，如果市场化方式和科层化管理就足以解决问题，毛时代的试验和扁平化管理也许就可以被超越。而根据温铁军教授的分析，这一超越的条件很难具备：“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当这些外来制度面对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小农经济时，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24如果没有扁平化管理，实际上就不可能有农村社区的高度协调一致的努力，历朝历代“皇权不下县”就是尊重科层化管理“高成本壁垒”的结果——这个过高的管治成本会自动地演变成加诸民众头上的沉重负担并激起“民变”。
    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寻求社会稳定，人类的工具箱里头仍然只有区区三件工具——经济整合（按照资本积累逻辑运作的市场化方式，这也是先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政治整合（通常是以科层化管理方式来实施的）和文化整合。由于选择的有限性，各种制度化实践之间有着客观上的“竞争性”——一个工具的有效性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另外一种工具的有效性。以经济整合为主的市场经济方式（美国模式）与以政治整合为主的方式（苏联政府科层化管理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之间，争论和竞争十分激烈——“冷战”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也许可以标示彼此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持久分歧。而毛时代的扁平化管理这样一种制度化方向，当然不是美国模式，同时也与苏联的专家治国路线尖锐有别，这属于一种政治整合的改进模式，由此受到美苏两方经验的共同反对和否定。
    还有一个因素也显然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扁平化管理：虽然扁平化管理适应了农村地区的低成本要求，也能够实现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标，但同时也具有广泛的“不正规”特点（也许低成本本身就无法支持正规化）——这使得对管理层监督和改进方式缺乏制度化手段，至少毛时代没有找到，而是以周期性的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为主要手段，去防范干部蜕变和提升农村基层扁平化政权的执政能力，此种非专业的监督和间歇性的事后从严查处，在过去的实践中间往往演化为一种强硬的政治压力（往往伴随着某种公开的群众性批评甚至批斗），而且这个不太规则的压力，也容易诱发干部选择一种胆小谨为和丧失必要灵活性的僵化处世态度，这又在其他方面带来了不小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在今天则被人们看作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支持了一种极其尖锐的否定性看法和态度，当然，这种否定态度不是单方面的，也可以从扁平化管理支持者那种不妥协的“反帝反修”态度中间得到“反证”。看起来，对立和区别都是客观的和相互的，彼此都持有一种简单的否定姿态，这可能意味着双方都还没有找到可以理性地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毛泽东对于未来中国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非得要那种既反帝又反修的扁平化管理呢？也许通过提出这样一个新问题来寻求答案：假定在第三世界国家人均剩余很少的经济体中间，市场化和科层化能够实现大部分生产潜力，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那么，毛时代那种得罪精英阶层的扁平化管理就成为多余的了。反之，如果达不到满足多数人基本需要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低目标，则毛时代的实践和他本人所坚持的努力方向就仍然是不可超越的，仍然需要我们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去总结提炼并加以完善和提高。

● 田力为，笔名“老田”，工作单位南京师大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

1  郝建秀：《难忘成长岁月》（邱爱萍整理），载《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钱之光主编：《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2章第1节。

3  钱之光主编：《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19章第1节。

4 （美）雷恩著、孔令济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章。

5  郝建秀：《难忘成长岁月》（邱爱萍整理），载《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  郭伟和：《身份政治：回归社区后的北京市下岗职工的生计策略》，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93页。

7  本文是在管理学场景上应用“异化感受”这个词汇，意指一个被管理者丧失控制自身命运努力的那种无力感和挫折感（与马克思使用的异化劳动概念不完全一致），这种感受通常与管理层垄断权力有关，也与被管理者（工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利益相关，是主人翁精神、主动性积极性的反面。

8 （法）K·S·卡罗尔著、刘立仁等译：《毛泽东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页。

9 （美）杜勒斯：《战争或和平》，转引自（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0页。

10 张松斌、周建红主编：《西沟村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43页。

11 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公大队村史编写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0-31页。

12（美）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3（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14（美）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5（法）K·S·卡罗尔著、刘立仁等译：《毛泽东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4、326页。

16（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17 田力为：《从“根据地经验”看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18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

2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9页。

21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2（澳）尼克·奈特：《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主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23（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24 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载《读书》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