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憑古——中華海洋文明興衰的省思 ● 林東 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編者註：本文作者林東，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在日本學習和交流，除夕期間我來到沖繩群島，考察古琉球國，這裡曾經是明清的屬國，近代為日本所據，二戰結束時被美軍攻克，後復為日本管轄。這裡一草一木銘記着中世紀以來東亞軍事史的變遷，稱得上是歷史的活化石。佇立在面西而坐的琉球王宮，面對康熙大帝御筆“東南第一江山”碑，不禁感慨萬千。我們偉大民族的輝煌海洋發展史，不僅僅是用來引以為傲的，而且是深藏着那些可以穿透歷史成功的因子，它們是中華海洋文明延續不斷的偉大基因，衝破歷史迷霧的阻擾，重新挖掘並發揚光大，當是打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門的鑰匙。 1925年，中國現代詩人聞一多在其著名的《七子之歌》中寫到，“我們是東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灣。”雖然文中提到的琉球國已經不復存在了，然而它的興亡卻與中華帝國海洋文明的命運纏綿不斷，一同波瀾起伏又一道魂歸滄海，留給後人的不只是神話般的大海傳說，更有史詩般的壯志情懷與沉積600年的海洋戰略遺產。 明朝扶興琉球的壯舉 在日本，要想看盛唐的雄偉可以去古都奈良和京都，若是要品味明朝的繁華則當去沖繩，曾經的古琉球國。歷史上的琉球國，位於台灣島的東北方、九州島西南方，與釣魚島舉首相望，其範圍包括大隅群島、吐噶喇群島、奄美群島、沖繩群島、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等，面積4000多平方公里。 自漢朝以來琉球便是中國、日本和東南亞諸國的海上貿易中轉站，但當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楊載前來冊封時，卻發現“東瀛之島，暹羅，蘇門答臘，滿剌加，高句麗，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國，凡十數而琉球最貧。” 楊載調查後認為：琉球船小不經風浪致使船運業不發達，明太祖乃於1392年下令將福建36姓善於造船航海者移居琉球，為琉球政府打造大型船隻。 今天，在沖繩首府那霸市的海濱有一個名曰久米村的鎮子，鎮口有一福州會館，會館的門廊里刻寫着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援外工程。其實，在入籍琉球的閩人36姓中，不僅有造船工匠和水手，還有文化教育工作者，這些來自中國的技術移民很快幫助琉球結束三山時代，建立起統一繁榮的琉球國，留下了“先有久米村，後有琉球國”的一段佳話。 琉球建國採納明朝體制，從吏制、禮儀到教育制度與中國大陸並無二致，這樣的好處是迅速將蒙昧時期的琉球一步帶進發達的封建時代。而大明王朝也不遺餘力地扶持琉球，據《明實錄》記載：從洪武五年（1372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的100年間，琉球遣使入明朝貢就達到248次。由於明朝採取薄進厚出的賞賜政策優待琉球，甚至對因海上翻覆而遺失的貢品也納入實收之列，使得琉球通過頻繁的朝貢貿易獲得經濟的騰飛。而這也符合明朝經略海洋的總體方略。很快，琉球在建國後幾十年間便成為貫通大明與東南亞、日本、朝鮮的海上轉運港，帶動了沿海經濟的發展。琉球也由此建立起與中國的深厚友誼，其王宮的坐向朝西，以示遙望大明。 21世紀的沖繩文化，還保留着濃郁的閩南風情。媽祖廟和孔廟依然是顯眼的建築。與日本本島的民居喜歡雕上魚形裝飾不同，沖繩民居門前都蹲着一對“風獅爺”（當地人稱嘻莎），這是久米村人從福建帶來的華夏遺韻。擊鼓、舞獅一直是琉球人的酷愛，琉球人至今還留有過春節的氣息，在沒有正月慶典的日本算是獨樹一幟，這個年三十晚上琉球電視台的迎春節目是武俠片《臥虎藏龍》。 走在沖繩的大街小巷，不時能聽見悠揚哀傷的“琉球三味線”，這是15世紀傳自中國大陸的三弦，經琉球再流入日本列島。可見琉球文化與閩南文化之間的鄉情並未因滄海桑田而磨滅。上個世紀80年代，沖繩首府那霸市與福建省省會福州市締結了友好城市，故宮裡琉球與明清兩朝交往的“貢品”也在那霸展出，讓沖繩居民飽覽了其歷史的輝煌。 永樂大帝的兩洋時代 在閩人入籍琉球振興東南亞海上貿易的同時，在軍事上琉球儼然成為明朝東海方向的安全屏障，為大明海洋帝國的建立打下了安全的基柱。1404年，明成祖派鄭和率戰艦千艘、水師十萬出使日本，與之簽訂了《勘合貿易條約》，日本以屬國的名義對明朝進行朝貢貿易，這是明朝建立海洋朝貢體系的開端。藉此，永樂大帝大膽地集中東南沿海海防各衛的主力交由鄭和及其副手王景弘統帥，於1405年開始了下西洋的壯舉。 今天，當中國人一提起歷史上的中國海軍時，多數人首先想到的還是北洋水師。對於鄭和，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偉大的航海家，最多再加上一個外交家的頭銜。這大概是受梁啓超先生的影響，因為梁先生於1905年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主要肯定的是鄭和對世界航海事業的貢獻。但是我們用梁先生的證據，同樣也可證明鄭和是偉大的海軍統帥，鄭和艦隊是世界級的遠洋艦隊。雖然今天的海軍武器遠非鄭和時代所比，但鄭和艦隊所創造的輝煌，仍然是今天擁有眾多航空母艦的大國海軍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如今，當我佇立在面西而座的琉球王宮前，遙望它所面向的大明王朝時，仿佛看見這支龐大的木帆船艦隊，歷經太平洋的驚濤駭浪駛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開創海上絲綢之路的“維和行動”，包括：在馬六甲海峽進行大規模的打擊海盜陳祖義的作戰行動；在斯里蘭卡對陽奉陰違的國王採取智擒行動；在印度尼西亞開展積極的軍事外交調解紛爭，並為當地居民打井取水；在馬來西亞幫助發展伊斯蘭文化；在越南、柬埔寨、泰國提供農業技術支援和振興佛教；在非洲東海岸和阿拉伯國家，傳播四大發明和中國的醫術，最終為意大利文藝復興和後來的工業革命提供了科學與自由的土壤。從這些實際結果上理解鄭和艦隊的使命與任務，也許要比煞費苦心地搜尋明成祖朱棣是想查訪舊帝、或是聯合印度攻打帖木兒王朝等各種猜想有意義得多。 “萬國津梁”鍾，靜靜地沉睡在沖繩縣立博物館裡，它鑄於1458年，曾懸掛在琉球國都城首里（守禮的諧音）的正殿門前，它是永樂大帝建立起橫跨兩洋的華夷秩序的象徵。在由30多國構成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共和時代，中華文明、印度文明與阿拉伯文明交相輝映，琉球是這條海洋絲綢之路的一個交通樞紐。雖然鄭和沒有親臨琉球，但琉球實是鄭和艦隊建立和保衛兩洋海上航線的一大受益者。萬國津梁、守禮之邦的意思，就是要相敬如賓地做世界的橋梁。 1609年，位於日本九州島南部的薩摩藩，貪圖琉球的富庶而侵占之，當時的《喜安日記》記載：“有如家家日記，代代文書，七珍萬寶，盡失無遺”，據悉劫掠走的財物運了十多天，足見當時琉球的繁華。雖然如此，日本德川幕府仍懾於明朝海軍的餘威，又准許琉球復國，算是兩家共享宗主權，明朝亦不做計較。 近代軍事革命的先機 在琉球國故都遺址公園裡，有一封舟（明朝冊封船）的實體模型。據明嘉慶年間陳侃所著《使琉球錄》的記載：當時封舟“過海防船器械用佛郎機銃十門、鳥銃六十門、碗口銃四門、袖銃三十門、藤牌一百面、長槍六十枝”，這說明明朝海戰火器已經相當發達。今天關於鄭和艦隊的科考，仍聚焦於寶船的尺寸和桅高，但與寶船一樣有價值的當是對這支艦隊的整體研究，包括編航序列、作戰指揮、兵力兵器和後勤保障，畢竟它七下西洋均是2.7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海陸聯合特遣艦隊，平均每次航程10萬里，如何補給和開展艦船的維修，以及對航線上的海流、暗礁以及沿岸地理測繪的掌握又從何而來？ 據現有的資料說明：鄭和艦隊已經是寶船、馬船、炮船、座船、糧船、水船等組成的護航、登陸、運輸、海上補給等多種編隊；由快船、旗語和燈籠、銅鑼構成的通信系統簡單可靠，結合海道針經的指南針導航和“過洋牽星術”的天文導航，使用水浮羅盤觀測定位，再配以較為精準的海圖，這支海上大軍穿過從台灣海峽至琉球水域最危險的颱風和最湍急的海流，很少出現沉船和迷航的記錄。這些數據表明：明初鄭和艦隊的成功遠航已超出了農耕時代的想象，明朝海軍不只是一兩件武器的進步，而是一次海軍技術與裝備的整體創新，或許應當說鄭和艦隊的大船和火炮驚醒了歐洲文明，而400年後出現的鐵甲巨炮，從形式上仍然繼承了鄭和艦隊的風格。 如果說琉球的興國受益於鄭和艦隊先後下東洋和西洋開創的兩洋時代，而琉球維持數百年平安則得益於抗倭戰爭的勝利。繼鄭和主導海軍變革的數十年後，明朝陸軍的變革，則在公元16世紀聲勢浩大的抗倭戰爭中吹響了號角，這次它的主持人換成了戚繼光將軍。自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各種軍閥勢力助長海盜竄擾高麗和明朝東南沿海、琉球及東南亞，以牟取戰爭資本。戚繼光從衛所軍制的腐敗中發起重建明軍的運動，從當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義烏礦工中招募兵士組建新軍，並大力發展火器。戚家軍建立了軍事史上第一支炮兵營，改進了葡萄牙的佛朗機和從倭寇那裡繳獲的鳥銃，實現了火器與冷兵器並存的多兵種協同作戰，為抗倭戰爭的勝利以及其後在朝鮮戰場上擊潰豐臣秀吉的入侵，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琉球軍隊抗倭的火器也是來自明軍，除此之外還有它的海防工程。沖繩觀光一大看點就是琉球式城堡，像首里城、座喜味城、勝連城、中城城和今歸仁城，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其原因是它們既與日本本土的古城堡不同，也不同於薩拉丁式的阿拉伯城堡，這些由蜿蜒的石牆圍成的城堡，是具有防禦功能的城鎮、村落或者倉庫，並將“御嶽”（祠堂）置於其中，其中大部分完善於抗倭戰爭時期。其實，仔細一看很像閩南風格的明朝海防城堡，不過小一號而已，當年高築牆可是明朝全國性的國防工程，如今在泉州、定海等地還能見到軍隊建的海防城和民間建的海防堡。 據《使琉球錄》的記載，明軍與琉球軍隊協同滅倭是有協定的：雙方以琉球海槽為界，釣魚島至定海、釣魚島至雞籠山（現在的基隆）為明朝防線，琉球兵少則負責傳遞情報，以及捉拿流入境內的那些被擊潰的倭兵。《明史》有例，嘉靖三十六年“倭寇自浙江敗還，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擊，大殲之，獲中國被掠者六人，至是送還。”《明實錄》說：“琉球國王中山尚寧遣蔡廛來言，邇間倭寇各島造戰船五百餘只，欲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危害閩海，故特移諮奏報”。這些都得到了明朝皇帝的嘉獎。由此說明，抗倭戰爭中從琉球到明朝東南沿海一線海防城堡的戰備建設是相當壯觀的，也是明朝軍事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洋復興的歷史基因 當清朝取代明朝成為中華正朔之後，軍事技術革命步伐放慢但仍在前行。清朝軍械大家戴梓，在明代趙士楨的基礎上發明了連珠銃和子母炮，並在康熙征準噶爾之戰中“以三炮墮其營，遂大捷”。然而不幸的是，康熙大帝在一統河山之後，便墜入了弓馬為本的固步自封之中。如今，康熙賜予琉球國王的“中山世土”金匾，依舊懸掛在琉球王宮的正堂，而誰又能想象得到，當這幅匾額抵達琉球之時，也正是戴梓發配鐵嶺之際，“中山世土”高懸之日也正是中世紀以來中國軍事變革的大門徹底關上之時。當清朝左宗棠新疆平叛發現明代開花彈時，面對明長城發出“三百年前中華已有此物，到如今卻失傳” 的千古浩嘆。毋庸置疑，我們錯失了近代軍事革命的先發優勢。 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的興亡，都有其歷史的基因。明軍是在軍事革命的進程中失敗的，清軍是在軍事保守主義中滅亡的，中國軍隊從前近代獨領風騷到近代擁抱失敗當是基因蛻變的結果，其間存在着一個歷史的斷層，這就更顯出挖掘明朝前期軍事革命成功經驗的必要性。從對比的角度看，明朝前期軍事革命的成功有兩個重要基因——這就是軍隊的探索精神和軍事統帥的文韜武略。 明朝是中國從農耕民族走向海洋的偉大探索時代。據記載，鄭和艦隊的遠航是極為艱苦的，每船出航300人回來僅百餘。由於多次航行均在2年以上，由此養成了“將不離船，以海為家”的海軍傳統。明朝海軍敢為天下先的進取意志，仍然是今天世界第一大海軍——美國海軍所欽佩的。可惜的是，鄭和艦隊的航海日誌在明朝禁海之後便從中國的土地上消失了，隨之而去的是優秀的海軍傳承，而當大清帝國在琉球亡國後匆匆建立起近代海軍——北洋水師時，雖然有亞洲第一艦隊的美稱，卻沒有了海軍的靈魂，歷史註定了它的覆亡。 正如歐洲近代軍事革命的火炬由拿破崙點燃一樣，明朝前期軍事革命的成就也離不開偉大的軍事統帥。海軍革命的舵手鄭和與陸軍革命的旗手戚繼光，都是文武兼備、知識淵博的軍事奇才，在多年征戰中歷練出領導軍事革命的科學素質，從而把握了軍事革命的科學方向。鄭和成為海軍統帥時，不僅自學了航海和造船知識，還在造船地長樂舉辦了為期2年的海軍軍官培訓班，科學、系統地建立起海軍隊伍和海戰體制；他還熟悉西洋各國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和宗教習俗，精通阿拉伯語，創造了軍事大外交時代。鄭和是提出海洋安全觀的世界第一人，在他發出“財富來於海上，危險亦來自海上”的科學論斷並堅持走和平外交路線時，比馬漢帶有明顯霸權思想的《海權論》早了近400年。 除了是戰將，戚繼光還是火器發明家和軍事理論家。他是預見火器取代冷兵器的歷史第一人，他具有深厚的數學功底，按照火器和冷兵器的最佳配置在軍制、訓練、戰術和武器上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改革。單就《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蒞戎要略》《武備新書》這些論著來說，其實它們就是上述4大改革領域的指導綱領、作戰條令和操作規程。戚家軍的最小戰鬥單位以12人為一隊，編成隊、哨、營3級基本戰術單位，這很接近300年後德國近代大陸軍的編成，足見戚繼光軍制改革的先進性。據記載，戚繼光推動火器革命進入繁榮時期，他自己發明的武器就達十多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犯鋼輪火”就是早期的地雷，當時大威力的虎蹲炮也是他親手設計的。他還主持發明了多級火箭和火箭發射箱，並用於實戰。 600年過去了，彈指一揮間，鄭和60歲逝世於遠航的寶船中，戚繼光61歲病逝前仍博覽群書修訂其軍事巨著，以致徒有書籍數千卷卻無錢醫病，可見明朝前期軍事革命的統帥們，以其科學的智慧和人格的魅力帶動了軍隊的偉大探索精神，他們的光芒穿透了歷史的迷霧，給後世以深刻的啟迪。（編輯：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