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１９４６～１９５８）交流資料（一） 大學的命運，就是學人們的命運。 這段歷史的長卷，是以方鎮中教授1946～1958年間的命運沉浮為主線展開的。 夫國之強，強於學，一省亦然” 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公啟》： 《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資料交流稿 作者：方西峰（桑葉） 致讀者: 最近，在美國達拉斯參加一些中國人文學者舉辦的活動，和一些學者交流了筆者歷經多年收集資料編寫的《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這部歷史紀實的情況，一些學者認為國立河南大學曾經作為中原文化的載體，在文化的層面上研究這個教育的命題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剖析國立河南大學的興衰、1949年無端消亡之命運，追蹤一代河大學人的蹤跡，不外乎是為了尋覓中原文化之真諦。 民族文化是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是一條有生命力流動的“活”水。文化的生命力在於繼承、發展、創新、再發展；一個民族是不可能斬斷自己一路走過來的歷史與維繫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文化的。 一座大學也是如此。北京大學近年來為蔡元培校長塑像，是為了紀念以學術為本、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老北大精神；給李大釗塑像是弘揚為理想、信仰獻出生命的堅貞不屈的節操；給馬寅初塑像是讓世世代代北大人繼承馬寅初不畏權勢，而堅持真理的獨立人格。 此書立足於中原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在知識者的精神、節操、人格層面上，打撈、解剖了國立河南大學一段被掩蓋了六十年的歷史，目的是還歷史的真相、還歷史人物的真實身份；為國立河南大學正名，為大學教育正名，為中原文化正名。 筆者清楚，拙作距離這個目的，還有較長的路要走。但是筆者還是願拋磚引玉，將歷經十年查閱資料、尋訪當事人……而編寫的《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約四十萬字）其中的重要部分，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資料，和熱愛教育的朋友們交流。 雖然《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編寫人是筆者，但是在編寫的過程中滲透着諸多老河大校友的心血，以及專家、學者們友情的幫助，是筆者不能忘懷的。 全書共分五章，現將一、二、三章各個章節的主要內容和資料陸續奉獻給讀者。 文責自負，歡迎指正。 　　　　　　　　　　　　　 方西峰（桑葉）2009年3月1日於德州達拉斯 國立河南大學最後一屆校務維持委員會主任方鎮中教授（攝於1947年） 內封頁： 紀念《國立河南大學》北歸中原六十周年！ 此書獻給為《國立河南大學》的生存而奮鬥的老前輩們！獻給殉難者、犧牲者！獻給我的父親國立河南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主任方鎮中及全體委員們！ 1948年6月，在中原激戰中，奉命被遷往蘇州的河南大學全體在職、在校3200餘師生員工、近2000名眷屬，1949年拒絕再南遷，按照自己的意願99、5%留在大陸。1949年初，教授們收到陳毅司令員歡迎教授、工程師等知識分子留在大陸，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喜信”，河南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和學生自治會共同攜手團結全校師生員工，完成了信中的指示：“保護校產，迎接解放。” 1948年8月24日，鄧小平在《關於今後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中明確指出：“……第五，關 於社會政策：中央5月25日指示的原則，中原局6月6日指示規定的執行辦法，即以開封為範例的城市政策是合用的。只要我們不‘左’慢慢的來，就不會出大毛病……”（1）。當時，在戰火中離開開封到豫西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與留在蘇州的國立河南大學的師生員工同樣受到共產黨的歡迎和尊重。 1949年4月29日，河南大學接受了以陳毅司令員為代表的華東野戰軍的軍事接管，蘇州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韋國清，委派文教委員會主任徐步等進駐國立河南大學。在軍管會的熱誠尊重和全力幫助下，國立河南大學保持了六院十六個學系的完整。1949年5月～7月，河南大學傾其全力為第三野戰軍後勤部，解放軍第十兵團，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以及蘇州、蘇南等地區輸送了1700餘河南大學優秀青年學子。1949年7月，在劉伯承、陳毅、韋國清等軍政領導同志的關懷下，蘇州、南京、徐州當地革命政府調配車輛、渡船，組織人力物力保障供給，河南大學1200多名師生員工及其家眷乘坐“專列”（2），攜帶全部校產北歸中原！ 故土是河南學人的根！ 鄉戀是河南學人的魂！ 且看，國立河南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及其眷屬，在生死攸關的戰亂中，歷盡艱險，譜寫的一曲和學校生死相隨的歷史篇章；他們在中國歷史重大轉折的非常時期，遷徙江南，戰事過後北歸中原，而被塵封、掩蓋、顛倒了半個多世紀“完璧歸趙”的重大歷史文化事件。 如若像河大第一任文科主任馮友蘭先生書寫的西南聯大碑文中所云：“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指西南聯大）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那麼，河南大學六院十六個學系師生員工、家眷近5000人馬，在戰火中流徙江南名鎮____蘇州，在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的互補、對接中，且能於重重困境中，凸現了老河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3）的辦學精神。而且，竟能於一年間，收恢復之全功，應為第幾次南渡呢？ 他們堅守東吳、拒渡南海；知難而進、三個月複課；學術自由、人才廣攬；學生自治、民主治校；文化交流、播種江南；不圖魚米之鄉之豐裕，不嫌苦難中原之貧瘠；望斷宋里、北歸中原！ 1949～2009年，是國立河南大學北歸中原六十周年。為此，筆者將國立河南大學的學人們以血肉之軀譜寫的“北歸中原”的故事，奉獻讀者，傳給後人，以示紀念。 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原文化史將留下：中原第一高等學府的“士”子們，熱愛河南、忠誠於教育事業絢麗、輝煌的一頁！ …… （1）見《鄧小平文集》（第一卷）127頁 （2）見《中原大學校史》 （3）馮友蘭先生書寫的《西南聯大碑文》。 後封面： “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一個政黨執政的終極……一切歷史事件終將在這個歷史的天平上衡量清楚！ ＿＿國立河南大學政治系主任、法學院代理院長方鎮中教授言論 ………… 《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資料交流稿 全書共分四章（約40萬字） 第一章 1948年前的國立河南大學 第二章 河南大學在蘇州（1948年6月～1949年7月) 第三章 歷史的懸案（1949—1958年） 第四章 鐵塔校園 百年奇冤 (1952～1958年) 附錄 筆者將四章的精華連續刊登於網上，與網友和研究高等教育史的專家、學者交流。 ………… 第一章片斷節錄: 自序 “國之強，強於學”就是國立河南大學歷久彌新永難忘的“校訓”！ 曾幾何時？！為什麼國立河南大學及其學人的命運和中國的其他國立大學相比較，卻會如此不幸、不濟?! 然而…… 靈魂是永恆的 一顆深邃而飽滿的靈魂 會消亡嗎？！ 那沙漠上高高閃亮着的 一顆星劃破幽暗的夜空 墜落了！ 星的骸是隕石 沙粒卻永遠是沙粒 他們曾經聚集在黃河之濱，群英薈萃的知識搖籃＿＿河南大學。然而，這一代中原學人，絕對不是投機鑽營的政客、學閥……的對手。在政治舞台上，他們無所適從，最終隨着國立河南大學的消亡，大多落得個學術夭折、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受盡磨難，隨“風”逝去。 有人說河南大學在1949年結束了，甚至於“南逃”、跟國民黨跑到台灣了！河南大學究竟是如何從中國大學的版圖上消失的？這恰恰成了中國大學史上值得研究的一大懸案！ 是的，中原多“士”，他們赤條條的來、又赤條條的去。他們在政客面前曾經是弱者！然而在歷史坐標上，河大的學人們卻頑強地以他們的血肉之軀，留下永遠抹不掉的斑斑痕跡，竟令沾滿他們血淚的“強者”，半個多世紀來不敢面對他們的真誠作為、真實的存在。即使那些洋洋大觀，欲蓋彌彰的虛假包裝和說了一萬遍的謊言，都會在他們的面前原形畢露。唯有“真相”以入中流之砥柱，任憑驚濤駭浪，傲然屹立。 難以忘懷的是，1949年留在祖國、北歸中原的國立河南大學依舊是人才濟濟、文理兼備的一流綜合大學。即便是偶爾露崢嶸、在1949年不該倒下時倒下的法政學者方鎮中，夢想要將“法制”觀念根植在自己故土，而留下的這個歷史的缺憾，依然是中原真正崛起時不可缺少的一個籌碼。 鐵塔校園，春秋百年！ 往事如煙，多少個恍惚的背影，在“風”中飄零的背影，像一團朦朧黧黑的霧，瞬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寂靜的讓人心驚！ 忘卻吧！ 忘卻吧！！ 然而，卻常常夢見老父的孤魂魅影在荒野中遊蕩(1)；耳旁似隱似現的震顫着他悽厲的哀嘆： 葬我於村口兮，遊子還鄉。 剔骨還父兮，父影迷惘(2)。 葬我於村口兮，親情守望。 剜肉還母兮，寡母淚長。 生命何所求兮，蒼天在上。 公理何所在兮，百年滄桑。 人間正道在何方？！ 天蒼蒼，野茫茫。 中原大地，國有殤。 為河大、為父輩，半個多世紀以來，筆者的心從來沒有平靜過…… 實事求是，還歷史的真相，刻不容緩！ …… (1)筆者父親方鎮中，1968年秋最終拋屍荒野，孤身隻影倒斃在他的家鄉河南唐河縣井樓鎮方家寨村外菜地的一間廢棄的茅屋裡，葬於村口的荒地。 (2) 方鎮中5歲喪父。 …… 第一節 戰火中的河南大學（1948年） 1948年春天，解放戰爭如火如荼，5月淮海戰役打響了。粟裕將軍在《豫東之戰＿＿回憶開封、睢杞戰役》一文中指出：“這次戰役，是一次包括攻堅戰和運動戰在內的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大兵團作戰，也是我親身經歷的最複雜、最劇烈、最艱苦的戰役之一。” 在硝煙滾滾、腥風血雨的激戰里，在飛機轟炸、炮火連天，解放軍部隊兩進兩出開封城的白刃肉搏巷戰中，解放軍將國立河南大學列為交戰雙方的保護重地。在古城開封滿目瘡痍的重創中，河南大學的校園竟然毫髮未損，這是中華民族跨越生命、時空，熱愛文化教育最為真實的寫照。 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護河大令 在攻克河南省會開封的激烈戰鬥中，河南大學的安危不僅牽動着河大人和中原人的心，也牽動着解放軍將士的心。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封前線司令部、政治部命令： 查河南大學為開封最高學府，其一切圖書儀器建築設備均應妥加保護，降令城防部隊嚴加保護外特許該校師生組織臨時糾察隊負責看管，以免招致損失及破壞，凡我軍民不得擅自入內，不得有任何破壞偷竊行為，違者定予嚴懲不貸。 此令 司令員陳士榘 政治委員唐亮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日 1948年6月，在開封第一次解放的決戰前夕，發布了這道保護河南大學的緊急命令。筆者在《開封文史資料》總第八輯看到了該布告影印件，由於年代久遠，日期已經不清楚了。然而，這種熱愛教育、保護這座中原大地上第一高等學府的使命感令人震撼、發人深思！當年，張貼在河南大學校門口和市中心相國寺的保護河大的命令，飽含着當年中國共產黨尊重教育和熱愛文化的深情厚誼。 1948年6月26日《東北日報》刊登的中共中央《電賀開封大捷》中有一段評論：“新華社開封前線二十四日電：開封為河南省省會，與西安、洛陽、北平、南京同為中國五大古都之一，古稱汴京。戰國的魏，五代的梁、晉、漢、周，和五代以後的北宋都曾建都於此。該城位於河南東北部的大平原上，北倚黃河，南臨隴海鐵路，公路暢通、商業繁盛，人口達四十萬，為中州第一大城。城內有河南唯一的大學‘河南大學’，中小學校之多為全省第一……” 寥寥數語，突顯了開封作為當年中州第一大城、文化名城在中原的地位，以及河南大學作為河南省唯一的一座大學的價值。 半個世紀過去了。驚回首，再見這張氣定神凝，如同行雲流水般的“保護河大令”，不禁感慨萬千。人活着，就要有一種精神。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護河大令》的情懷直面歷史！說真話、講實話，這是一種道義、一種責任。 第二節 逐鹿中原 《史記、淮陰侯列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在開封第一次解放後，1948年6月24日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電賀開封大捷》中特別提到：“城內有河南唯一的大學[河南大學]，中小學校之多為全省第一”。毫無疑問，國立河南大學是中原文明的一個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載體，即便在激烈的戰爭中，河南大學依然矚目。為爭奪中原第一高等學府＿＿河南大學，而演繹出的多方逐鹿的歷史事件，在中原7000年文明史中，似乎還未見先例。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____蔡元培 二、中原人才的寶庫 河南大學在當時教育版圖中的“份量”之重，還要從中國大學史的起點上說起。 1912～1922年，自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簡稱：預校）成立到改制為中州大學的10餘年間，自該校畢業而赴歐美留學有成者逾二百人（１）。首先，這在上個世紀之初，打開中國清政府閉關鎖國的禁錮，延攬名師、培養人才，使河南省大批優秀學子走出國門、引進西學、開闊視野，奠定了河南省教育在中國開放源頭中的先進地位。 何以說預校和當時的清華學堂（即清華大學前身）、南洋公學（上海交大的前身），在中國教育開放的源頭上三掛馬車並駕齊驅。由於預校治學嚴謹、名師薈萃，培養了一批學識卓越的河南英才，從該校走出的一大批河南省自己培養的中西合璧的留學生中，像著名建築師楊廷寶，中山陵、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等宏偉建築，都留下了他的名字；著名氣象學家、中國衛星科學的先驅趙九章；1949年10月，在香港率領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民航公司震驚中外“兩航”起義的航空機械專家劉敬宜；先後在河大學任教的著名教授有哲學家馮友蘭、水利工程專家閻振興，還有地質學家馮景蘭和張伯聲、生物學家武兆發、基因學先驅郝象吾、神經內科專家張靜吾、眼科專家孫祥正以及閻仲彝、魯章甫、郭鑫齋、李瑜如等醫學專家；還有蕭一山、楊亮功、杜元載李漢珍、張純明、萬康民、魯循然、韓儒林、楊乃俊、郭麟閣、曲仲湘、塗心園、趙雲章、梁之彥、郭楷悌等一批學有專長的英才；以及1942年被汪偽政府殺害於南京雨花台的黃埔軍校六期的尚芳；黃埔軍校一期侯鏡如等；著名共產黨員有武劍西、高濟宇、袁寶華、范文瀾、鄧拓、郭曉棠、於秀民、趙毅敏、楊樂羊、王實味等不勝枚舉。 1949年後聚集在台灣的前河南大學多位校長，以及著名教授和農學院一批師生等為台灣教育、農業等項事業的貢獻也有口皆碑。 1912年開始，僅預校培養的這批散落在海外以及兩岸的200多名的中西合璧一流專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究竟在中國的二十世紀初開啟民智、興辦新學中的作用和地位，筆者相信會有研究中國教育史的專家考證評說的。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出自河南的精英“喝水不忘掘井人”，他們大多數一批又一批地作為海歸派，從大洋的彼岸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回到了家鄉河南，成為那時河南文化教育處於先進水平的基石。 在1925年後，為了保持預校的開放性、學術獨立性……所進行的幾波紛爭中，從中山大學到河南大學（1927～1949年），先後有18任15位校長：張鴻烈、凌冰、查良釗、鄧萃英、黃際遇、張仲魯、趙新吾（代）、李敬齋（兼）、許心武、杜俊（代）、楊震文、劉季洪、王廣慶、田培林和姚從吾全部為留學生，之中不乏留學兩國或在世界著名大學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等取得博士、碩士學位的人才。河南大學門坎之高，可略見一斑（附錄：18任（1927～1948年）15位校長學歷）。 從1912年河南大學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的建立，歷經幾代校長努力的積澱，直至抗日戰爭時期，在原校長劉季洪（3）和時任校長王廣慶（下節有述）的努力下，1942年3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了將省立河南大學改為國立河南大學的決定。“河南大學抓住歷史機遇積極延攬名師，想方設法留住現有人才，克服種種困難，使教學工作持之以恆，科學研究力求創新。其間教育部考績，河南大學名列第二，上課總時數為全國之冠。1944年，經國民政府教育部綜合評估，河南大學以教學、科研、以及學生學籍管理的優異成績被評為全國國立大學第六名，在中國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值得自豪的一頁。”（4） 還有更難能可貴的是河南人崇尚教育、耕讀傳家、吃苦耐勞的精神。據蘇州時期的文史系助教李光一（6）1979年在《開封文史資料》發表的《抗日戰爭時期河南教育的片斷回憶》記載：“1939年到1944年，河大在潭頭五個年頭，在這五年內可以說是河大的安定時期，廣大師生，雖然艱苦然而努力刻苦，讀書之風濃厚，圖書資料儀器豐富而且開箱使用，從全國而論除中央大學（即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外，河大居全國第三位，醫學院的儀器圖書居全國第一位。校風樸實務實，進步力量日占上風……當時毛主席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還有不少有關馬列主義的書籍，都曾在同學中暗流閱讀。每逢節日，多種刊物公開張貼，發表自己的見解與多種不同的意見。星期日各教授的講演是引起同學們最有興趣的項目……所以當時學術空氣濃厚，同學們見面都以‘近幾天讀那些書’相交談。當時河大不僅圖書豐富，如二十四史、十三經圖書集成、四部備要等等古典書籍而且報紙，雜誌相當齊全，如大公報，東方雜誌等從頭到尾一一俱全，因此不少同學在荊紫關藉此資料寫出不少有價值的論文……抗戰勝利後於1945年底返回開封，由以上簡要說明河南大學在八年抗戰中雖屢次遷移並遭重大損失，但始終堅持到抗戰勝利，這與有些省的大學在抗戰時期已不存在，抗戰勝利後複課是不同的。” 李光一先生對老河大在抗戰時期的惡劣條件下，在王廣慶長校時期堅持辦學的精神；以及以學術為本、兼容並包的學風是肯定的。 1945年後教育家田培林、姚從吾，一舉結束了河南大學在接連不斷的紛爭中的混沌局面，繼承、重申了河南大學的辦學方向，奠定了河南大學作為綜合大學的通才教育的國內先進大學模式的基礎。這期間河南大學一反近親繁殖的桎梏，人才交流的盛況有據可查。 直至1949年7月河南大學回歸校園時，以教務長郝象吾（留美）為首的一批院系負責人80%以上是留學生，其中博士、碩士不乏其人，還不失為一流綜合大學的編制。 河南大學曾經像磁鐵一樣吸引着全國各地的人才，尤其是河南籍的人才；河南大學又像一條淙淙流動的泉水，源源不斷地流向大河、留向海洋。前後來到河南大學的著名教授以及留學生數量可觀（5），而且，學術領軍人物門坎之高、質量之精，自不在話下了。 同時，河南大學作為中原文化的載體，建立了和國內著名大學的各個學科的交流和聯繫。僅國學一項，可以說在中國國學譜系上就有中原人文一個支系（下章有述）；1947年河南大學恢復法學院、增建工學院，無疑在中國大學中仍不失為領先舉措。 顯然，二十世紀上半葉，河南省高等教育描繪的是一條步步向上發展的軌跡。 基於這些情況，1948年南京教育部在“中原大戰”的特定歷史情況下，決定將河南大學遷徙蘇州、後要再遷廣州，最後還要動員一批河大學人到台灣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 （1）參考：《國立河南大學在台校友事略》 （2）同上 （3）劉季洪（1903～1989年），江蘇豐縣人。1935～1938年任河南大學校長，1944年任西北大學校長。1949年赴台任政大校長近二十年，後任考試院院長。 （4）《河南大學校史》2002年版第173頁 （5）筆者對河大著名教授資料掌握不足，尤其是理工農醫等科更缺乏了解，其中可能漏掉不少著名教授，對此表示歉意。 （6）李光一（1925～2005年），河南夏邑人。1944年畢業於河大文史系，留校執教於歷史系 …… 附錄：18任（1927～1948年）、15位校長學歷： 1、張鴻烈：1914年留美獲於伊利諾大學政治教育碩士；2、凌冰：1916年留學美國獲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3、查良釗：1918年留美格林奈爾學院三年、芝加哥大學四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4、鄧萃英：日本東京高等師範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深造；5、黃際遇：1902年就讀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大學）、1920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6、張仲魯：1921年美國密蘇里礦業大學學士、192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7、趙新吾（代）：1925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生院機械工程學碩士；8、李敬齋（兼）：1915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學士；9、許心武：留學美國，學習建築(具體情況查不到資料)；10、杜俊（代）：曾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科碩士；11、楊震文：1915年獲柏林大學文學碩士；12、劉季洪：1920年赴美獲華盛頓大學碩士、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教育哲學、牛津大學研究英國教育；13、王廣慶：1916年畢業於日本私立政法學校；14、田培林：1934年留德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15、姚從吾：1923年留德柏林大學，任德國波恩大學漢文講師、柏林大學漢文研究所講師。 …… 編後語：我和父親 也許我的胎教、兒童啟蒙、少年人格，直至決定我一生的教育都來自那個最愛我、也是我最愛的人____我的父親。 筆者記不清何年何月曾經做了一個夢，一個無面的黑影告訴我：“你知道嗎、嗎……你上輩子罪孽深重，閻王爺要讓你進煉獄，這煉獄就是做你父親的女兒。”噩夢驚醒，頗感蹊蹺，多年難忘。的確，鄙人在抗日戰爭最為艱難困苦的歲月，十冬臘月生在西嶽華山腳下何家村有三間小磚屋的農家小院裡。那年父親整整四十歲，才見着我這個頭生女，大概是喜歡昏了頭，竟以西嶽華山第一峰_____西峰給我命名。此名起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好像渾身上下都是硬邦邦的石頭。長大後在我追問下，父親告訴我，西峰之名在於當年翠華山懸崖上，赫然入目的十六個大字：生於憂患，長於戰鬥，成於艱苦，終於道義！ 奴家原本只給這位父親做女兒已經下煉獄了；誰知這廝得一寶貝女兒後，不知痛惜，還要讓奴家干不是女兒家應干的“驢”活，說什麼：憂患、戰鬥、艱苦、道義！這四座大山壓頂，活活要我一輩子驢不卸磨。記得三、四歲時，父親教我唱“滿江紅”、“蘇武牧羊”我吱吱呀呀鸚鵡學舌，唱的正開心，興沖沖地四爪落地、腚朝天，給他表演了個朝天“蹶”（朝天闕的諧音），誰知氣的他哭笑不得，硬是罵我是頭小“蠢驢”。我想：正好！你不是老“蠢驢”，怎麼會生出我這頭小“蠢驢”。一直到上中學，似乎我自認為的一切種種卓越表現，在他面前幾乎都成了“黔驢之技”，傳到同學耳朵里，成了笑柄。而父親在幽默之中追求完美的苛刻也就暴露無遺了。 從小父親就說我是個傻妮兒，一根筋。從娘胎一落地，天靈蓋上就長着一撮倔毛（即一束不服貼立着長的頭髮，有人稱“穴”），父親便撫摸着這束壓不彎的頭髮給他初次見面的長女起乳名叫“小毛”。這還不夠，父親還常提起時當年我家在西安小南門外何家村居住時，一歲不到丁點兒的我曾經高燒不退，全身抽搐得了驚風，是一位老中醫用十根幾寸長的銀針，扎進十指尖的指甲縫裡才得救。父親說那次高燒燒平了我腦子裡的溝溝豁豁，只剩下一條彎兒，從此我又缺了心眼。還好，心眼少壓不住個頭，大約十歲我就開始“抽條”（父親形容我長個子的詞），一下子就比同齡的孩子高出多半頭，父親笑我傻大個兒！ 一根筋、認死理、犟、傻，無非是缺少世故圓滑的心機。父親對我的揶揄、理解，也許正是他的遺傳，好像是一種父女骨肉血脈滲透的相知。父親的為人“好”的程度，我是再清楚不過了。母親是一個漂亮的四川辣妹子，聰明、善良，性格火爆，能幹、麻利，燒得一手川菜，就是因為承受不了她心目中的“好”人如此下場的奇辱大冤，便“一載赴黃泉”了。 遺憾的是，我們母女一場只有16年緣分。1958年，全家6口被趕到8平面的雜物間，鐵塔校園的“他們”還要逼迫我們全家掃地出門時，父親說：“我無房無地又無錢……我們往哪裡搬 ，你媽天天哭……我們全家就死在這裡吧！”（筆 者從8、9歲開始，在父親不斷挨整和母親的哭聲中 就知道斷人生路的“他們”是目無法紀的白臉奸臣 我不想死，就不辭而別“逃”跑了，投奔了共產黨 （1）如果真如西方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說：“一個人的性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 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那麼遺傳給我這些基因的 父親，為什麼卻註定了他一生的悲劇命運？！ 從我懂事起就帶着這個死結，掙扎在“混沌”和 “真知”之間的漩渦里。 這個死結、這個夢魘，成為我生命中揮之不掉的陰 影。一想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位曾經有理想、 有抱負的奮鬥者，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踩到爛泥中， ，我的心就像撕成碎片似的痛。 不過，對我最大的安慰是，我用幾乎是一生的奮鬥園了父母的一個夢。記得1952年前後，那次某話劇團要我參加工作做兒童演員的機會，被母親一句：“俺方西峰將來要上大學、留洋……”泡了湯。但是母親對我的希冀使我刻骨銘心，1998年我從工作崗位上退休，便義無反顧踏上了自費留洋新加坡“社會大學”的生涯。當然，這個機會是女兒、女婿、小外孫女給創造的。 這次留“洋”，雖然不像當年“闖”南洋的勞工乘坐“大鴨家”號的木船飄洋過海，但是也終究使我跨越了毗鄰太平洋的中國南海，來到赤道北的東南亞，這一去就是八個年頭。而冥冥之中和新加坡的緣分，竟在於我終於看到了父親夢寐以求的“法制社會”。目睹了執法的“極致”到了事無大小違法必究的境界，而且還要追加帶着東方文化色彩的“鞭刑”（即青年男子犯法量刑時，除了伏法判刑，還要另挨一定數量的鞭打）的奇特。法制，使這個國家井井有序；法制，使這個國家因認真而美麗。這是一個精緻的出“精品”的社會。深謀遠慮、精細入微的城市規劃；扶弱濟貧的社會風氣……給坡人帶來的公正、祥和、潔淨、優美的生存空間，給筆者留下難忘的印象。而筆者在這座異鄉“社會大學”的學習中，參加了《聯合早報》等文化團體舉辦的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從新加坡多元文化中得到感悟和啟發，並完成作品三十餘萬字，努力的交出了一份考卷（2）。 也許出生在內陸西北的黃土高坡、長在內地的心臟中原地帶的我（小時候，父親告訴我中國位於世界的中央，中原就是中國的中心，像人的心臟），雖然偶爾地匆匆去過海邊，卻從來沒有面對過遼闊的大海。在這個熱的永遠可以讓靈魂燃燒的小島上，我常常獨自在夕陽沉淪、星斗漫天的夜，靜靜地吸吮着潮濕的海風，品嘗着海的風味。在三寶太監下西洋旌旗蔽日、浩浩蕩蕩的船隊途經的馬六甲海峽，眺望大海。朦朧中似乎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好像回到童年、回到遙遠的過去，在時光隧道的盡頭尋找父親……它不是那種悻悻懷舊的哀嘆，猶如在襁褓中掙扎、如同一顆茁壯的種子在濕潤肥沃的土壤里，盼望破土而出生命的賁張。是的，美麗獅城的寧靜、平和使我着迷，我大概喜歡這種沒有任何煩擾的清淡，孤寂使人的靈魂放逐，得到了升華的空間。 我和小外孫女全家都愛上了新加坡的自然公園____聖淘沙。公園的制高點上，一座巨大的魚尾獅，是一個獅身魚尾的神秘而奇特組合，我以為從意義上來說，決不亞於埃及金字塔旁的獅身人面巨塑。我總覺得這些讓人不可捉摸的事物，使世界變得深邃、久遠、美妙。 那是在2003年春的一個月夜，我躲開了紛紜世界上一切的一切，痴痴地坐在聖淘沙海邊的老椰子樹下，極目遠望。在萬賴無聲的迷離中，身後的新加坡島像一葉扁舟，在大海中搖來搖去地漂蕩，海水中閃爍着無數墜落的小星星。我像一個孤獨的航海者，離開了原來的人生坐標，駛進了另一個恢宏的大自然的世界，熔入了一個只有天空、海洋和斑駁陸離分不清是在天上還是在海里的星宿境界。 看啊！一顆璀璨的星斗，劃破蒼穹，拖着一條銀光閃閃的尾巴消失在天際。莫非真的是“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它，來自哪個星群，又消失在何方？ 生命是短暫的，精神是永存的。在撲朔迷離的宇宙中，我相信存在着一股天地萬物賴以生存的“正氣”。尋覓它，也許是人類生存目的的終極。 我的心在大海里萌動着，一種像大海發怒，掀起巨浪的震撼、要傾瀉似的海嘯。定睛看時，海還是那麼博大無垠，平靜的海面上，只有月亮和星星歡樂的在海水中沐浴時濺起的一朵朵銀白色的小浪花。萬般情愫油然而生…… 父親，今夜我在聖淘沙， 這是一座美麗的熱帶度假村。 父親，今夜我不去聆聽美伊戰爭的轟炸聲， 不為SARS而驚恐。 父親，今夜我只想着你！ 像你和我童年時那樣仰望着星空， 仰望着屬於全人類的星空。 父親，我在尋找！尋找！ 尋找那顆屬於你的星。 父親，我還記得你教我的那首童謠，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 父親，你的星在何方？！ 我，在尋找！尋找！ …… 剎那間，新加坡執法如山的威懾力，不論大小事一律細緻入微地追求社會的公正的風範，叩擊着我的靈魂！何況那一顆星、一條生命…… 那是一個悲劇的時代……始作俑者懺悔了嗎？他們能讓方鎮中平等的浮出水面？而致死都沒有低頭的父親能接受“他們”的這種“憐憫”、這個“恩惠”？ 我從來不相信人性中的善與惡，和黨派、政治運動有什麼必然絕對的關聯。政治中孕育着道德，不同的道德又產生出不同的社會效果。無論什麼政策法規，只要承認其中的正義性、平等性、權威性，就存在着“原告”與“被告”的雙向法律、社會責任問題。同時，隨着社會的進步，不論多大的人物也逃不過“正義”的制裁。 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政治時指出：“政治學上的善就是‘正義’，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按照一般認識，正義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觀念”。不論採取什麼手段，終難掩蓋違背政治學、社會學科學規律的卑劣行為。誰？！是更為可憐的失敗者；誰？！是悲壯的勝利者，歷史終究會做出“正義”的仲裁！ 人間正道是滄桑。人類難以泯滅的是父母養育之恩、舔犢之情的“人”性。2002年秋，我終於下決心拿起了如椽之筆，踏上了艱難的征程，一部女婿送我的筆記本電腦載着我的重負、伴我浪跡天涯。 2006年，我又隨兒女們離開了地球的小紅點____新加坡，來到大洋的彼岸，緊靠墨西哥灣的美國著名的西部牛仔的故鄉____德克薩斯州的重鎮達拉斯。這裡和美麗袖珍國家新加坡的明顯對照，就是一個“大”字。大草原、大馬路、大汽車、大房子、大超市……藍天白雲下，達拉斯四郊大牧場中，大草垛邊零零星星遊蕩着碩壯的牛群。 就在剛到這裡時的一個晴朗的夜晚，晚飯後去散步，驀然抬頭，讓我目瞪口呆的是，達拉斯的月亮又大又圓！眺望着另一半星球的天空，遇到了這個難以迴避的問題，低首思忖，猛然感受到的是：“月是故鄉明”！這才體會到父親兩次出洋、兩次海歸，離開了歐洲古老著名的巴黎大學，放棄了在海外、香港發展的個人前途，一心戀着家國，難捨年邁的母親和故土的深切情愫。二十世紀初生長在內憂外患中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父親就是活在梁啓超痛徹心肺憂患意識中的一個“苦果”。即便身在法蘭西最具魅力的巴黎，他怎麼也不會有徜徉在香榭麗大道上、遊走於羅浮宮殿堂中的逸致。就像劉鶚在他的《老殘遊記》序言中的切膚之痛：“吾人生今之日，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他們大多除了憂國憂民之痛哭之外，又有救亡興國之奮起。 抗日戰爭父親與祖國生死與共；解放戰爭他與河南大學生死相隨……這一代真正知識者的命運啊！使我不得不想起十九世紀那位“早產兒”尼采懾人魂魄的詩句：“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有的人死後方生。” 告慰父親亡靈的是，他在屈辱和誤解中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復民權，崇公理”振興中華的理想，經過二十世紀多少仁人志士的存亡絕續、繼往開來的奮鬥，終於成為今日改革開放以法制國、以人為本的興幫之策；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洶湧澎拜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他所崇拜梁啓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即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不正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此刻所面對的現代化，以至於全球化的基本原則嗎？！ 對於“人”，是應當慎重的。這是所有社會和一切政治都要遵循的原則。中華文化中有沒有缺憾？為什麼揚善抑惡不能同步。為什麼當一切善良和寬容，都被無知和粗暴毀滅後，人們才會重新認它的價值。 我忘記是哪位哲人說過：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這是一個警示！悲劇不也是會發生在大人物身上。 為了逝去和活着的人，我將以血和淚凝練的“文字”來祭奠生我、養我，把一切人間最偉大的愛都灌注在我心田，我最尊敬、崇拜、摯愛的父親、母親，以及和與父親一起受迫害的河大前輩們；為了給我的親人、後人，留下先輩缺憾的人生；為了給研究世界上至高無上“人”的學者們，留一點人世間“真實”的歷史。我，無怨無悔。 我永遠放不下的依然是唐河縣井樓鎮方家寨村口的那個“三星堆”；割捨不了的還有那個美麗、善良的夫人對我的撫育之恩。魂牽夢縈的那片古老的土地啊……只為那“悲劇”不再重演！只要活着，我就必須在這條荊棘路上前行。人說“自古華山一條道！”攀登這條西嶽華山道，就是父親、母親給予我與生俱來的命！ 如果有來生，我願與父親方鎮中、母親羅永芬再續前緣！ …… （1）1958年，筆者到鄭州找工作不果，投奔焦作煤礦王封礦被收留後，1959年憑個人的特長和能力調往北京的境遇。 （1）指1998～2005年筆者旅居新加坡的八個年頭中，以桑葉的筆名，留下的二十多萬字的作品。 …… 《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１９４６～１９５８）交流資料（二） “夫國之強，強於學，一省亦然” 沙漠玫瑰 _____書寫《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的初衷 朋友，你見過沙漠玫瑰嗎？ “有位朋友從以色列來，給我帶來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裡沒有玫瑰，但是這個植物的名字叫沙漠玫瑰。拿在手裡，是一篷乾草，真正的枯萎，干的，死掉的草，這樣一把，很難看。但是他要我看說明書；說明書告訴我，這個沙漠玫瑰其實是一種地衣，針葉型，有點像松枝的形狀。你把它整個泡在水裡，第八天它會完全復活；把水拿掉的話，它又會漸漸幹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個一年兩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裡，它又復活。這就是沙漠玫瑰。” 這是多年前我在龍應台撰寫的《百年思索》中，聽龍大小姐說的“沙漠玫瑰”。從此這種能“復活”之神奇沙漠玫瑰，就永遠駐入筆者的心版。 果然，日有所思，夜有其夢。筆者竟“夢”到三毛“觀浴記”的撒哈拉大沙漠。那一望無際的沙漠啊飛沙走石、日月無光，筆者跌倒在地掙扎着、無論如何都爬不起來……這時才發現身下全是一篷連一蓬成片的乾巴巴、硬幫幫的亂草，“扎”的渾身刺痛。這是什麼哇！突然筆者想起來，一聲驚呼：“哇噻！沙漠玫瑰！沙漠玫瑰！！”筆者如獲至寶，兩手拼命地抓住身邊乾草似的蓬蓬玫瑰…… 夢醒時分，筆者才驚見採集成堆、成包的沙漠玫瑰無影無蹤了。在惋惜之餘，筆者更加愛上了這種“謙卑”到永遠匍匐在地，緊緊抓住那隨時被風捲走的沙粒；頑強地靠哪怕一點點雨水、地下水的蒸汽都能維繫着它小小生命的沙漠玫瑰。這個不起眼的小東西，卻是宇宙偉大生命的奇蹟！是萬物生命力頑強的啟示！ 難怪小女子龍應台對沙漠玫瑰摯愛至深，她說：“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價值判斷里，它的美是驚天動地的，它的復活過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驚駭演出。”而把沙漠玫瑰比喻為“史學”。 “史學”這個絕妙的比喻，的確讓筆者“思索”不已。 於是乎，為了乾枯形如死亡的沙漠玫瑰在水中開出一篷濃綠蔥蘢的神奇之“花”，筆者像駱駝將自己的胃袋裡儲存了草和水，義無反顧地跋涉在尋覓沙漠玫瑰的沙漠之中…… 致讀者： 寫作的目的除了自己的精神需求外，還要申張正義，公開、透明、平等的與讀者交流。“醜媳婦早晚要見公婆”的，是騾子、是馬也只能拉出來遛遛了。 對於百年河南高等教育的“暗”流，如果說八十年前，1920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受聘為河南法政專門學校，隨法專併入國立第五中山大學後續聘為法律系講師的田培林（號：伯蒼），在1922年當選為河南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之後，不久便被把持河南教育的地方團伙勢力貶為“蒼蠅”逐出了河南教育界的“地盤”；那麼，八十年後，原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現鄭州大學副校長、全國政協委員張倩紅博士，在近年來的政協會議上，被報導為語出驚人：“‘國際一流、國際領先、填補空白’等誇大之辭在人才評價中被濫用，對浮誇、剽竊、抄襲、造假和拚湊數據等行為缺乏監督與鑑別能力。 如果對這些問題置之不理，將會造成嚴重的人才流失與浪費。” 八十年前，田培林當選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是河南教育界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要求公正、公開的對教職員進行評議的呼聲；而八十年後，在中國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張倩紅博士一語道破了百年河南教育封閉、落後的弊端。這就難以再“置之不理”了。 筆者難忘1912年前後，河南省真正的教育家們在創辦“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時的《公啟》中提出：“夫國之強，強於學，一省亦然”的高瞻遠矚。 教育為國之根本，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可不能再造“假”誤導青年一代了。原河南大學副教授趙儷生前輩送給筆者“求實求是”的墨寶，對趙老生前的教誨，讓筆者和您們一起共勉吧！ 筆者忘記了那位哲學家曾說過：“歷史總是在它的原點上，指示着未來的方向！” 為此，筆者公布以下歷史資料： 在中國歷史轉折的1949年的重要時刻，國立河南大學的抉擇和即刻被“結束”的命運究竟蘊含着什麼前因後果？ 第三節 三十六春秋風與雨 1948年，是多災多難的河大建校的第三十六個年頭。 歷經三十六春秋風與雨，根植在風雨變幻的千年文脈之上，校歌中高唱“書海珍藏，大師不倦”（1）的那座大學，在中國歷史轉折的1949年的重要時刻，她的抉擇和即刻被“結束”的命運究竟蘊含着什麼前因後果？ 究竟為什麼命運總是在作弄着這座風雨飄搖的學校，如果河南大學沒有遷往蘇州，命運就會不一樣嗎？！ 細究起來，這些反差的背後，其深處是否有既往歷史的糾葛和暗示，筆者不得不轉首回望！ …… （1）河南大學的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校歌第一段。歌詞原為英文，轉摘的中文由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寶童先生翻譯。 …… 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 一、三波紛爭的淵源 俗話說：溫故知新。 河南大學三十六年來走過怎樣的路程，在反覆查閱一些當事人留下的歷史資料中，一直困擾筆者的問題是，曾經有多少可算得上中國一流的校長、學者，為什麼成為這座校園的匆匆過客？是什麼吸引了他們？而又為什麼最終選擇離去？離去者的命運如何？留下者的命運又如何！這個看似不經意的問題、或有人要強行迴避的問題，卻是決定這座大學命運的大問題。 教育是一個地區的內涵、素質，如同一個人氣質、修養、品德和形象。中原文化或稱河洛文化就是中華文化一個古老、重要的支系；黃河文明又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一個重要見證。國立河南大學是中原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對其命運的探究，其意義就不僅只是過往的，而牽動着當今的、未來的…… 筆者查尋歷史檔案、挖掘被掩蓋的歷史蹤跡時，對不同的當事人留下的資料認真進行核對、分析，經再三斟酌後，將1949年前河南大學辦學方向、校長人選之爭分為三個階段，暫且稱為三波紛爭。而三波紛爭的複雜性在於地方政治勢力的介入，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折騰的河南高等教育界永無寧日，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第一波：1919一1925年，張鴻烈（1）執掌中州大學時期，文科主任馮友蘭為“辦一個很好的大學”的願望沒有在河南實現，辭職離校。而隨着張鴻烈從校園走上政壇，成為河南省教育廳長（後成為韓復渠的幕僚以及河南省的政客），以張鴻烈為核心的河南地方政治勢力參與，偏離了以學術為本的辦學方向，以學校為山頭，調集人馬，逐步拉開了河南省教育界的利益團伙借辦學方而爭名奪多利挑起波波紛爭的帷幕。 1925年，馮友蘭任教授的中州大學教務主任李敬齋離職，馮友蘭毛遂自薦，通過朋友向張鴻烈校長坦率地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我的前途。有兩個前途可供我選擇：一個是事功，一個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並不大，我只想辦一個很好的大學。中州大學是我們一起辦起來的，我很願意把辦好中州大學作為我的事業。但是我要有一種能夠指揮全局的權力，明確地說，就是我想當校務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學術研究那一條路，我需要到一個學術文化中心去，我就要求離開開封了。”(2) 馮友蘭究竟要辦一個什麼樣“很好的大學”，1984年4月29日，在清華大學78周年校慶日舉辦的梅貽琦先生銅像揭幕典禮上，馮先生發表了一篇書面講話。這篇講話中心意思是對梅貽琦繼承和發揚了清華“學術第一、講學自由、兼容並包”的新文化運動精神給予充分的肯定。他深情的說：“清華從史前期到現在的清華大學，經歷了一個一步一步提高的歷程。這個歷程，就是中國學術，在向西方學習之中，實現獨立自主的歷程，這是中華民族中興的頭等大事。清華是一個典範。作為清華長期的領導人，梅貽琦先生，將與清華共存不朽！這座銅像就是一個象徵。” 馮友蘭和河南大學擦肩而過、失之交臂，不僅是河南大學的遺憾，而且是河南高等教育在近現代史上的一大損失，使河南高等教育失去了一個堅持以學術為本辦學的大師。 第二波：如果從1927年張鴻烈離任，凌冰（3）接任校長算起，到1944年王廣慶校長離任，17年間換了14任校長（包括代理校長共有12位人選）（4）。毫無疑問這波紛爭的焦點，看似以爭奪校長之大位貫穿始終，實質上是1927年後以張鴻烈為代表的地方政治勢力，繼續插手教育園地，波及河南省教育界多年的激烈鬥爭，其實質仍是堅持還是改變“預校”立足開放、中西合璧、學術為本、廣攬人才的辦學方向。但是由於南京、重慶教育部堅持外派多位人選到河大長校，使得河大內部封閉、落後的封建派系妄圖依靠地方政治勢力，把持校園的目的難以如願。 這波紛爭集中體現在，不擇手段逐趕校長王廣慶。 第三波：始於1944年王廣慶辭職後，地方利益團伙勢力故伎重演，仍然為爭奪國立河南大學校長的位置拉開序幕。1945年，來自清華的張仲魯（5）校長，在河南大學難以立足…… 接着來自北大的田培林、姚從吾校長為河南大學和全國接軌辦成一流通才教育的綜合大學，便和依靠地方政治勢力把持河大的利益團伙水火不相容，使多年來的紛爭進入白熱化。 關於河南教育的派系，《河南文史資料》、《開封文史資料》等曾經發表了一批上個世紀前葉河南教育界由於不同的辦學理念，形成激烈的派系鬥爭的文章。留下的蛛絲馬跡，眾多的校長几乎都是這場內鬥的主角，他們或逃避、掙扎、被逐……留下過多少無奈！ 這三波紛爭之所以激烈，其核心矛盾就是以“利益”為核心形成的團伙，視北大辦學精神為動搖他們既得利益的洪水猛獸。 不論是這場博弈的親歷者、旁觀者，都立場明確，各自表述。不論是真情的流露、正義的吶喊，還是矯飾偽行、深文巧詆……經歷了世紀的風雨，歷史的春秋，終將回歸了它原有的真實面目。 不過令筆者一直疑惑的是，老北大精神不正是與河南大學的前身“預校”的辦學精神同出一轍。上個世紀之初河南的“士”子們，就以中原文化的厚積薄發、高瞻遠矚地概括了“夫國之強，強於學，一省亦然”為辦好河大的前身預校的“校訓”。精闢的闡明了“強國”與“強學”不可分割關係，使中原文化發展到一個較高的境界。 如果以史為鏡，深刻反思，為了探明河南大學命運跌宕起伏之根由，我們就必須回首！ ……… （1）張鴻烈：（1887～1962年）祖籍河南省固始縣。1919年任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校長，1922～1927年任中州大學、中山大學校長，1925年曾兼任河南省教育廳長、河南省參議會副議長 （2）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3）凌冰：（1892～1986年）河南固始人。1919年為南開大學第一任學部主任（後改稱教務長），1927年12月～1928年4月任河南中山大學校長 （4）1927～1944年校長輪換人選：張鴻烈、凌冰、查良釗、鄧萃英、黃際遇、張仲魯、趙新吾（代）、李敬齋（兼）、許心武、杜俊（代）、楊震文、劉季洪、王廣慶 （5）張仲魯：（1895～1968年）祖籍河南省鞏縣。歷任焦作福中礦務大學校長、清華大學秘書長、廣州中山大學總務長等職務；1949年後，任國家燃料工業部計劃司副司長、全國煤礦管理總局副局長、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回到河南，任河南省交通廳廳長時，劃為右派。1930年6月～1930年10月；1933年8月～1934年8月；1944年10月～1945年6月，曾三任河南大學校長 …… 剖析一宗歷史事件背後隱藏的前因，從中可以看到必然的後果！ 王廣慶校長（由王廣慶校長的兒子王勵前提供） 二、第二波紛爭的芥蒂 ____王廣慶校長的“毅然引退” 第二波紛爭的17年間（1927～1944年），在14任校長之中，因王廣慶校長（1）任期最長（1938年10月～1944年10月），而扮演了河南大學歷史重要之角色。 抗日戰爭時期身負特殊使命的王廣慶校長，正如《河南大學憶往》一書署名張治國《張鈁、王廣慶與河大》一文記載：“1938年10月，國難當頭，萬事艱難，經張鈁提議，委任王廣慶為河大校長，使其擔負重任，支撐局面，保證學校不停辦不中斷上課。” 但遺憾的是，河南大學的利益團伙不顧在抗戰中遷徙的艱難歲月，無視王廣慶的辦學成績，採取極不光彩的手段在校園中大量散布貶低王廣慶的不實之詞，煽動學生要罷逐王廣慶，覬覦“校長”之大位！ 1941年8月25日，重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收到河南大學三位學生措辭極端的上告信，節錄如下： “事由：呈為河南大學校長王廣慶剋扣麥款，買賣仇貨，招生作偽，濫發戰區學生貸金及畢業證明書，隨便解聘教授開除學生由…… （一）居心不良任意解聘教授＿＿王廣慶本系落伍官僚，因與張鈁同鄉，因之而為河大校長，校中師生聞訊之後，知學校前途悲觀，不願與之為伍，紛紛他往，如范文瀾、高亨等是也……其他同學見校長黑暗專制……王廣慶野心勃勃領袖之欲大發擬割據一地而為政，辦有七七嵩岳等中學，將來該校學生直接升河大，即政府發覺其用心另換他人，然山險槍多，交通困難，接校長之職者，生命不保。故王廣慶高枕無憂，倘長此以往，非但誤人子弟，耗費國帑，亦將遺禍地方，懇請飭令將圖書儀器遷出後，或改國立，或合併他校，或暫時停辦，將王廣慶及其爪牙趙冠吾、鮑虛若等撤職查辦，以整綱紀。 （二）剋扣麥款…… （三）走私…… （四）招生作偽，濫發戰區學生貸金……”（2） 如此危言聳聽，甚至於在該信中大罵王廣慶將河大“改姨太太訓練班，闊少爺養老院”，震動了遠在重慶的教育部，於是即刻派前校長劉季洪（時任教育部主任秘書）到潭頭巡視一探究竟。在劉季洪的有關資料中留下視查意見：“奉教育部命，到陝豫視察教育，目睹河南大學困難情形，乃返重慶向教育部陳情，將河大改為國立”（3）。 劉季洪視察後，仍由王校長繼續主持校政，為王廣慶洗刷了冤情。並由王廣慶提交申請，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決定，於1942年年3月10日，將省立河南大學改為國立河南大學。 其二，信中要求將王廣慶及其趙冠吾、鮑虛若等撤職查辦之辱罵，竟出自不明真相的學生之口，不知幾個青年學生，為何對學校院長會議議定的貸金、糧價、煤油、人事等了如指，這些學生被什麼幕後勢力煽動、利用也就昭然若揭了。 對於趙冠吾誣衊之詞幸虧有資料顯示：“二十七年（即1938年），應河南大學校長王廣慶之聘，為專任教授，並先後兼任教務長、總務長達七年之久。時在抗戰期間，學校遷至嵩縣南部山區，交通閉塞，物質缺乏，教育部考績河南大學名列第二，其上課總時數，亦為全國之冠，此皆王（王廣慶）、趙（趙冠吾）精誠合作所致。”（4） 經筆者查尋：“趙振洲即趙冠吾（1899～1979年），河南省封邱人，先後畢業於省立開封中學、國立北京大學預科。1924年考取公費留學法國，1929年取得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後任監察院科長、秘書。1938年應聘到河大”。（5） 必須說明的是，就是在王廣慶和趙冠吾合作的六、七年後的1944年，經國民政府教育部綜合評估，河南大學以教學、科研以及學生學籍管理的優異成績，被評為全國國立大學第6名。（6） 以上河大兩項歷史性事件，均在王廣慶校長任期中完成的。在抗日戰爭嚴酷的歲月里，王廣慶校長努力辦學，創造了學術自由的寬鬆環境，使河南大學的學術研究、讀書氣氛都有很大長進。譬如：1943年，河大中文系品學兼優的學生宋景昌，代表學校參加國民政府教育部主辦，命題為“全民皆兵論”的全國大學生論文競賽。在540篇論文中，宋景昌榮獲一等獎（第一名）為河南大學爭了光。 對於王廣慶在河大期間的工作情況，可從當年刊登在《河南政治》（第一卷、第二期）王廣慶的一篇文章“兩年以來之河南大學”中，略見一斑。雖然該雜誌因年代已久字跡模糊不清，但文中提綱挈領羅列的十多個工作事項（經費、校址、院系課程、圖書編目、儀器標本、軍事訓練、學術研究、社會教育、教職員學生生活、輔助地方文化產業等）的工作報告裡，反映出王廣慶踏實、勤政的工作作風，和不同凡響的實幹能力。 又據河大檔案館提供王廣慶1943年12月向教育部的一份工作報告中寫道：“近向本省教款項下借到五十萬元，復經各院長會議表決由鈞部近匯到之百四十餘萬元中，暫挪百萬元派總務長趙振洲一併攜往西安購麥存儲以備今春之需，購到後即撥交本省軍糧局，由該局指定嵩盧兩縣所存軍麥就近撥運本校……期間障礙頗多也，年來本校總務處人員全付精力盡用於糧食採辦”。 報告中披露“復經各院長會議表決”的校務內幕，說明了各院院長是學校各項事物的參與者、決策者；也說明了王廣慶一貫尊重河大教授、多方聽取意見的民主作風。 王廣慶校長在八年抗戰時期，長校六年不僅完成了支撐局面，保護人才，保障了學校不停課、不停辦的歷史使命，而且河南大學從省立走向國立，和同類大學比較，在抗日戰爭中河南大學得到長足的長進。 其三，不能不提的是，1941年10月嵇文甫被叛徒（原洛陽八路軍辦事處袁曉軒）出賣，遭軍統特務頭子戴笠逮捕、關押在洛陽北邙山監獄5個月之久（下篇有述），1942年3月是在王廣慶任期中被保釋出獄的（究竟是什麼勢力、以什麼條件保釋嵇文甫從戴笠手中出獄，筆者沒有能力調查），但留下了河大校長一貫參與營救被捕師生的又一鮮活實例。 人心都是肉長的，事情到此，對王廣慶的誣陷打擊應當結束了。然而，讓人大為不解的是，對王廣慶的誣陷打擊遠沒有結束，學生出面不成，再換教授出面。一封更加危言聳聽，公開要求“對於王廣慶校長，似應立予撤換以申公道而慰人心”的給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彈劾校長信又出籠了。由於此信太長，筆者摘錄有關重點如下： “《國立河南大學之現狀及其危機》教授王子豫（蓋章）繕呈，三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即1944年9月18日）（7） ………… 立夫（即陳立夫）先生部長座右：申虞電敬悉。茲尊囑以書面將河大蒙難經過與目前危機各實在情形奉陳於左： ………… 三、河南大學之現狀與危機 河南大學問題之癥結所在：一為校長問題，一為校址問題………… 1、關於校長問題 對於王廣慶校長，似應立予撤換以申公道而慰人心……馮友蘭、徐炳昶兩位先生蓋彼二人最為河南人輿論所歸也…… 設若彼二人皆不欲就，又將奈何？竊以為其他諸先生是否均如馮、徐之受人歡迎，毫無窒礙難行之處，此非子豫所能盡知。即知之亦不便盡行公開的加以評論。惟就子豫所稔知，又不忍不一言之者，則為現任河南大學教授（前文學院院長）嵇文甫先生。嵇先生學識卓越、思想湛深，性情恬退，品節清高，著作宏富，修養至深，在河大有大師之目，在學術界亦有良好地位（為馮友蘭、鄭振宇、馬非百之友，為馬承風、羅夢冊之師，陶希聖、顧頡剛、錢穆等之文字交）洵可謂現代之標準學者，社會之模範人物。河南人知之者固無論矣。而僅聞其名者，亦無不表贊同。河大同人中能為師生全體所欽敬，社會一般人士所景仰（嵇先生常被各黨政機關，各學術團體請去講學）者，惟嵇先生一人而已。其所研究之對象：如中國社會史、經濟史、哲學史以及先秦諸子、晚明思想之類。皆有獨到之見解，向為國人所推重，若能畀以校長之位置，不但河大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且在將來中國各大學行列中，國立河大亦能望其大放異彩也。” 其中，措詞咄咄逼人。意在嵇文甫若不能“畀以校長之位置”，河大的問題就不能“迎刃而解”了！ 這封王子豫對《國立河南大學之現狀及其危機》繕呈中：“言非出自個人之偏見，是代表大多數同人（乃至學生）之公意，惟彼等因種種關係不敢言”。當然，既然是“公意”，這封呈陳立夫的長信，就不會是出自王子豫一人之手。不過此文雖然言辭過激，但是在此信的“附錄（二）王校長之昏庸自私”中，王子豫倒沒有刻意栽贓陷害之詞，拿到桌面上的又說不出“王校長之昏庸自私”的任何實例。 王子豫何許人也，據筆者查證即王毅齋。使筆者不解的是《河南大學校史》公布的資料：“1935年暑假，省政府又脅迫河南大學以‘王毅齋思想左傾’為藉口，將他解聘……1940年，王毅齋應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嵇文甫之聘，再次回母校任教授，並被聘為經濟系主任”（8），莫非嵇文甫可以越過校長自行聘任教授，而且省政府解聘的王毅齋再經嵇文甫聘任後，不但重回母校竟還能出任經濟系主任，不知當時的河南大學的領導人是校長還是嵇文甫？王毅齋代表的是否是“公意”且不論，如此吹捧一個有權有勢聘任自己的人，還要拍胸脯為其打包票……慎思不足也。王毅齋如果被周圍環境所左右，不能全面看問題，不能客觀公正的對待一個人，鑄成的惡果，有朝一日明白時已經悔之晚矣。但是，嵇文甫如此受“各黨政機關，各學術團體”所青睞，以及作為“現代之標準學者，社會之模範人物”的政治身份，在當時社會上高高在上、紅得發紫、權力之大卻躍然紙上了。 王子豫的“公意”絕對不是孤立的，和幾位學生上告信似曾相識的文字，竟然在二十三年後，出自當年王廣慶任期時提拔的文學院院長張邃青之口。1964年，張邃青兼任開封市副市長後，在“河南大學的片斷回憶”（《河南文史資料》第一輯）中寫道：“於是劉季洪辭職而王廣慶（宏先清拔貢，留日）繼任。其王宏先是一個老官僚，原在張鈁、於佑任部下，能寫幾筆字，對辦大學毫無經驗。他的惟一條件是豫西人，和豫西地方出身的‘綠林’的軍官多有關係……”。在張邃青筆下王廣慶只是個“能寫幾筆字”、“老官僚”且與“綠林”有勾結，在張邃青念念不忘的《回憶》裡，竟然和幾位河大學生誣告王廣慶校長的信，同出一轍。 據河南大學學人傳《薪火集》“王廣慶”篇（署名伊秀芬）文中記載：“王廣慶校長在河大六年間著有《河洛方言》、《洛陽近年石刻出土記》、《語文法微》各一卷，《複音詞聲義闡微》一書”。同時，台灣版《國立河南大學在台校友事略》對王校長喜愛讀書、手不釋卷、潛心著述，治學嚴謹，對學術上的創見等也有記錄。 對於張邃青文中涉及的王廣慶校長是否是“被撤交代”，《國立河南大學在台校友事略》“王廣慶校長”一節中另有記載：“民國三十三年（即1944年）日人發動進攻，引起中原大戰，嵩洛軍情緊張，我軍以保全實力，轉入伏牛山中，日寇分道深追，潭頭乃於三十三年四月淪陷，河大師生南渡伊水，避入山中。先生初囑學校準備應變，事急倉促以走，鳴鑼促學校師生先行，行離辦公處時，痛哭失聲，聞者感之！會伊水暴漲，敵人不敢前進，始得爬山越嶺，南遷至豫、鄂、陝交界處之紫荊關。時變起倉促，公私損失甚鉅，醫學院長夫人及助教吳鵬、商銘湯，同學劉祖望等均遇難。一度被俘逃歸者，亦不下數十人。先生遭此鉅變，心情凝重，經詳細考慮後，毅然引退，每談及必自責，其負責公忠之心有如是者。” “引退”畢竟不是“被撤”。而且，竟有資料反映：“由於河大遭空前災難，校長王廣慶逃匿無蹤不敢回校”（9），他們如此散布王廣慶的謠言，玷污、欺辱一位校長，真是令人口瞪目呆！可更使人不解的是，當時河大事無巨細的決策是王廣慶一人所為嗎？上節王校長工作報告中有關學校經費使用不是“復經各院長會議表決”，學校外聘教授，不是留有“王毅齋應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嵇文甫之聘”，諸如此類例子，筆者在查閱資料時屢見不鮮。 如果說青年學生涉世不深，道聽途說或受人蠱惑、被人利用，像上告信中所言“不願與之為伍，紛紛他往，如范文瀾、高亨等是也”，這分明是胡說八道，因所有資料均記載范文瀾先生於“1938年6月，他辭去河南大學教授職務，毅然‘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游擊隊”。范文瀾離校的時間是在劉季洪校長任期內（1935年6月～1938年10月），怎麼能和四個月之後到任的王廣慶扯上什麼願不願“為伍”的關係呢？ 何況，嚴酷的抗日戰爭、四萬萬同胞正在生死存亡線上掙扎。這期間像真正有心向學的老校友馮友蘭在“多難興邦”的感悟下，隨校南渡時完成了他的“貞元六書”：《新理學》、《新史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構建了馮友蘭作為名副其實的哲學家的哲學理論體系。 抗戰期間，王廣慶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單槍匹馬於1938年到任河南大學校長。為了服從“國民黨政府規定高等學校院長以上行政負責人都必須加入國民黨”的指令（10），王廣慶於1939年5月在嵩縣潭頭，和河大院長以上的行政負責人一起登記了以教育部長陳立夫為介紹人的特別國民黨員（下篇有述），而結束了他無黨派人士的身份。 王廣慶長校的六年裡為逃難在後方的數千名河南大學師生員工、家眷竭盡全力，四處奔波，籌糧索款，做到沒有餓着、凍着大家。更何況，遊學七年，搬遷八處，沒有停課、沒有解散。可為什麼有人不是認真做學問，而為爭權奪利到處信口雌黃，就人性來說不啻忘恩負義了。 王校長是“人”不是“神”，日寇何時到潭頭是不會通知王廣慶的。屠殺河大人的罪行明明系日寇所為，但是，對造成的損失主動承擔責任的一校之長，不文過飾非，毅然引退者，不愧為人師表。 就在不惜造謠中傷，煽動、挑撥不明真相的師生打擊王廣慶校長，暗地裡上告挑起內鬥正酣時，正是抗日戰爭最為激烈，有良知的國民以各種形式奮起抗日之時。 1944年，面對着日寇喋血故土、家園，遠在邊陲的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河南同鄉會，怒髮衝冠、義憤填膺，10月16日代電中央，對日寇入豫，中原大戰，詳陳駐守河南之湯恩伯瀆職，要求“將湯恩伯立正典刑”(附錄：擁護河南省參議會電請中央法辦湯恩伯代電)。 寫到這裡，不禁使人萬分感慨的是，在山河破碎、抗日前方流血犧牲、百姓流離失所的危難時刻，可這些在抗日後方吃着、喝着，長期拿着河南人民最高待遇、把持河南大學的幫派勢力中，卻有人應邀到葉縣、魯山給湯恩伯辦的“邊區學院”獻媚捧場，大講其“厚黑學”。當時在葉縣、魯山聽過講《厚黑學》的人士流傳道：“抗戰時期，河大該教授還自編《厚黑學》油印‘講義’，魯山（抗日戰爭期間河南省會遷於此）有報紙刊登‘春風化雨滿山城’對此教授大加恭維，出風頭的很……”國難當頭，不講抗日而跑到湯恩伯那裡去講旁門左道的《厚黑學》，領取講課費，真是大煞風景！ 他們應當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己究竟為抗日戰爭做出什麼貢獻？！在學術上有什麼成就？！然而，“他們”的拿手好戲即在校園裡顛倒是非、散布流言蜚語；利用學生尋釁鬧事……抓着潭頭淪陷，血濺河大的變故，同仇敵愾的不是侵略者＿＿日寇，而是河大地盤上的一校之長，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這些靠地方政治勢力長期把持河大的利益團伙，一朝投機得勢，延續使用這種“迫害王廣慶模式”，譁眾取寵破壞大學精神，其後果就不可想象了。 從第二波紛爭的芥蒂＿＿王廣慶“毅然引退”中，可看清楚那麼多校長、教授難以在河南大學存身的根由了。 ……… （1））王廣慶：（1889～1974年）祖籍河南新安磁澗鎮。早年遊學日本，入同盟會。畢業於日本私立政法學校。北伐成功後，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1938～1944年出任河南大學校長。1974年，在台北逝世前為立法委員。王廣慶嗜金石文字研究，著《河洛方言》、《洛陽近年石刻出土記》、《語文發微》、《複音詞聲義闡微》 （2）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5、目錄號2、案卷號718，《教育部核辦河南大學校長王廣慶等被控鯨吞公款摧殘青年各節有關文件》 （3）參考《薪火集_____河南大學學人傳》劉季洪篇，署名陳寧寧 （4）台灣版《學府紀聞》“國立河南大學”，署名周恆 （5）國立河南大學旅台校友會，2001年出版《國立河南大學在台校友事略》中的“趙振洲（即趙冠吾）教授”篇 （6）見 2002年版《河南大學校史》 第2頁。 （7））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5、案卷號5537，《王子豫教授繕呈“國立河南大學之現狀及其危機一文……” （8）1992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群星燦爛____河南大學名人傳（一）》“王毅齋”篇 （9）《開封文史資料》第十二輯“憶我三進河大任校長”，署名張仲魯，42頁 （10）2006年北大出版社《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曲士培著，359頁 …… 附錄： 擁護河南省參議會電請中央法辦湯恩伯代電 各機關各法團各學校各報館公鑒：本年四月十七日敵軍發動河南攻勢駐守河南之湯恩伯率軍六十萬聞風潰散時僅一月連失四十二縣沃野千里同胞三千萬盡陷敵手。同人等遠處邊陲以為中央早已如張德能陳牧農之例將湯恩伯立正典刑乃為時數月湯恩伯仍官居原職不惟國法無存且已廉恥道喪現河南省參議會已代表河南同胞連電中央請依法懲辦湯恩伯同人等本愛國家與領袖之熱誠擁護河南省參議會之呼籲務請一致主張以彰國法而利抗戰 附河南省參議會原電（從略）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河南同鄉會啟 十月十六日 說明：此代電具體的年份資料未顯示。 ……… 王廣慶“毅然引退”後，接任校長職位的張仲魯也難以在河大立足，又成了來去匆匆的過客！ 三、紛爭的派系與核心 　　　　　　　　　＿＿張仲魯校長的離任 不學無術、依靠政治勢力的利益團伙要的是“權”和“利”；而學人們要做學問、辦學。為此，這種紛爭便體現在“校長”職位的爭奪上。 在無休止地更換校長中，最為落寞的是三進三出河大的張仲魯校長，那就聽聽他在人生最後日子裡，是如何揭開當年河南教育界派系爭權奪利的蓋子。他寫於1964年，發表在1979年《河南文史資料》第一輯“回憶我在河南大學時期的派系鬥爭”文章中述說：“我任河南大學校長前後共三次：第一次1930年7月至10月不過三個月；第二次是在1933年夏至1934年夏，整整一年；第三次是在1944年末至1945年夏，表面為期半年，實際在校僅一個月（在紫荊關和西安各半個月）。為什麼我三次作校長，為時僅僅一年零四個月，這裡邊有他錯綜複雜的原因。為了尋根究底，就不能不追溯……” 雖然，背後的內幕張仲魯不可能全知道，但是文章中字裡行間深惡痛絕的是其拉幫結夥之派系的淵源，他指出：“張鴻烈是大學前身留美學校（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簡稱）的校長。留美學校改組成中州大學，也是由他一手包辦，他又是改組後的中州大學校長。後改名河南中山大學，他仍以教育廳長兼任校長。他的周圍有他的一些舊日高等學堂同學，和一些南五處（光、潢、固、息、商）的同鄉及他培養起來的一些人。那時河南的幾個早期學派，高等（高等學堂派以張鴻烈、李敬齋為首）、優師（優級師範派以趙琴堂、韓席卿為首）、北大（北京大學派以王芸青、陳泮嶺、張儐生、田培林為首）、師大（北京師大派以徐侍峰、鄭震宇、張邃青、王公度為首）、武高（武昌高師派以張子岱、張亦魯、簡貫三為首），均已次第形成，鬥爭亦日趨激烈。我是清華出身，不在這些派別之列，且曾留學美國，當過三年礦大（福中礦務大學即焦作工學院前身）校長…… 張鴻烈這時已是高等派首領，優師派漸趨衰老，不肯多事，師大、武高兩派一向與他接近，無大衝突，北大派與他素有矛盾，但在他身兼兩長、紅極一時的時候，北大派亦得退避三舍，表示無他。張鴻烈此時真成了躊躇滿志、睥睨一切的河南風雲人物。” 對派系形成的重要人物張鴻烈，張仲魯對他有評價：“政客意味十足，封建意識濃厚，過分信任同鄉、同學，沒有學術氣息，不能兼容並包……張鴻烈掌握河南教育大權，不僅在政治上大肆活動，而且還想插手國民黨黨務。” 所以這階段紛爭的核心“北大派與他素有矛盾”，以致激烈到“北大派亦得退避三舍，表示無他……”到了有你無我的程度。這種惡鬥的結果，又促使原本的學派紛紛投靠政治勢力。張仲魯直至垂暮之年，還不能對河南教育界長期內鬥、內耗的痛恨釋懷，以及自己在鬥爭漩渦中盲目依附政治勢力的悔恨，他沉痛的道出：“……CC頭子陳某某與我原有交往，遂親勸我加入CC，借CC之力保持河大……我內心雖不願參加任何派系，但在重重壓迫之下，心既有所不甘，便思利用一切力量（不計較正當與否）來保持河大地盤。這就是所謂‘利令智昏’為了眼前利益（實則並未得到什麼利益），投入反動集團，無形中在河南為CC壯大了聲勢。並且不僅我個人陷入萬丈深淵而擁護我的一些青年亦都跳上了賊船，但是CC作為一個派系，它在河南是與劉峙（時任省長）對立的。他在劉峙跟前說不上話，怎能幫我保持河大？這豈不是等於在茫茫大海中遇着風暴而抓住一根海草嗎？所以儘管得到CC保證，而到暑假仍免不了拋棄河大的厄運。” 對此，至今有還有老校友對張仲魯受騙而“跳上了賊船”後，和一位河大元老派張姓所謂的朋友（有人說是拜把兄弟）決裂的事端多有傳聞。 是的，張仲魯只知道為“保持河大地盤”就必須要像其他樹大根深的派系人物找政治靠山，但是更為可悲的是他明目張胆投靠政治勢力、吊死在一棵樹上；卻沒有看清楚那些暗地裡腳踏多隻船、不挑明自己政治身份，見風使舵，人稱“元老派”的真正面目。他們用盡卑鄙無恥手段，逼走王廣慶而製造出的“殘局”，是不會讓張仲魯插手“收拾”的。用了幾乎六年的時間才逐走了王廣慶，有人迫不及待的要“大放異彩”時，這校長之大位是張仲魯能“坐”得住嗎？張仲魯第三次到任河南大學校長，不過是河南省地方政治勢力和南京教育部對校長人選有分歧時，一個過渡性的籌碼。南京教育部從學識和能力上是堅決不認“大放異彩”者，而最終不得不把教育部次長人選的田培林派往河大，就很說明問題了。 就這樣，王廣慶“毅然引退”後，接任校長職位的張仲魯也難以在河大立足，又成了來去匆匆的過客！這位曾任焦作福中礦務大學校長、清華大學秘書長、廣州中山大學總務長的人選難道沒有資格、能力執掌河南大學？張仲魯在回憶文章中，談到他三任校長的辦學思路和具體措施，譬如，1933年8月他第二次出任時，“向全校公布：《河南大學組織規程》，精簡行政機構，緊縮行政開支”，但是為什麼事與願違，總是留下無法實現的遺憾。 事實也證明張仲魯這個單槍匹馬的清華牌，儘管竭盡全力，想立足河南大學有所作為，但是最終下場，正如他自己的哀嘆：“我三去河南大學，時間雖都很短，然當時的內外矛盾和鬥爭都是相當複雜和激烈的，現在把他如實記錄下來，亦可觀到舊社會教育界的骯髒腐敗之一斑，對後代亦有一定教育意義。” 細究這些利益團伙為什麼不能容清華、北大精神落戶呢？河南大學流傳過這樣的版本：“像那田培林、姚從吾到處廣攬名師……把錢穆、郭紹虞等都請來了，還要請馮沅君、陸侃如……這個學照這樣辦下去，別說有人在河南龍頭老大的地位難保，更是有人難以在大學‘混’下去了”，這種人學生曾送綽號為“字紙簍”。當然，學識不足又不努力，學術上拿不出成果又不願安分守己者，這“捷徑”唯有狐假虎威依附、投靠當權的政治勢力了。 再如，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闡明了這個問題：“學校的任務，基本上是傳授知識，大學尤其是如此。一個大學應該是各種學術權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學問，不管它什麼科，一個大學裡面都應該有些權威學者，能夠解答這種學科的問題。大學應該是國家的知識庫，民族的智囊團。學校是一個‘尚賢’的地方，誰有知識，誰就在某一範圍內有發言權，他就應該受到尊重。《禮記•學記》說：‘師嚴然後道尊’，所尊的是他講的那門學問，並不是那某一個人。 張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辦教育的這個基本原則，他們接受了校長職務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學生選擇名師。他們也知道，當時的學術界中，誰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這些人物請來，他們會把別的人物都召集來。張百熙選中了吳汝綸。蔡元培選中了陳獨秀。吳汝綸死得早了，沒有表現出來他可能有的成績。而陳獨秀則是充分表現了的。” 當然，和河南省、河南高等教育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馮友蘭先生，雖在幾次三番邀請下因種種原因沒有再回河大，但是馮友蘭提出“學校是一個‘尚賢’的地方”，是反對搞派系鬥爭的。如果筆者沒有估計錯的話，馮友蘭看似不經意的在《三松堂自序》中，卻留下了為其教育思想“正名”的伏筆。 其實，在上個世紀初創辦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源頭上，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辦學宗旨“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未有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就和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立足培養留學海外人才、引進西學、強邦強省的圖騰一脈相承。而河南教育界從1919年張鴻烈持掌教育大權後，卻背離了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的辦學方向，在拉杆子、搞派系中逐步遠離了大學精神，以至使河南教育界淡忘了二十世紀初河南教育觀念領先的地位。曾幾何時，就要藉助北大辦學精神為河南教育進補健體了，這本身就是河南教育的一大悲哀！ 張仲魯文中所指派系“均已次第形成”，毫無疑問指的是在張鴻烈身邊的師大派、武高派基礎上招兵買馬長期把持校園的“元老派”。文中一句“北大派與他素有矛盾”道破了第一波鬥爭的歷史根源，第二波鬥爭的起因與焦點，也註定了貫穿第三波鬥爭的核心。 …… 第三波紛爭拉開序幕時，迎接田培林、姚從吾校長的是，1946年春醞釀的借河大教授會名義、部分教授的“罷教”。 四、山雨欲來風滿樓 　　　　　　　　　＿＿教授“罷教”事件 “四大蒼蠅”（1）之一的田培林（2）又“飛”回來了！ 王廣慶走了！張仲魯不過是蜻蜓點水、瞬間即逝。可王子豫的“公意”並沒有被南京教育部所接受，嵇文甫並沒有能“畀以國立河南大學之校長位置”。河南大學的問題就不能“迎刃而解”了。 第一波紛爭前後，被貶為“蒼蠅”的北大派田培林在1927年“退避三舍，表示無他”飛走後，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獲該校博士學位，羽毛已豐又飛回來了，出任了河南大學校長。在田培林調任南京教育部次長，1946年12月接任校長的是北大一手培養，先後擔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史學系主任的著名史學家的姚從吾教授。 雖然河大問題並未按王子豫代表的“公意”委任校長。如果這“公意”是為辦學，河大應該風平浪靜了；如果這“公意”的背後，隱藏的是為爭權奪利的圖謀，那便是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奏了！ 1992年版《河南大學校史》410頁記載：“1947年5月4日：由於物價飛漲，生活難以維持，河大教授會開會，決定從即日起全體罷教，並電告教育部。24日，教授代錶王毅齋、馬輯五赴京，要求提高代遇。”真是笑死人了！紅得發紫的河大教授會高薪階層、房產主“生活難以維持”了！不知那些“忍飢無奈薪金薄，受氣都緣職位輕”的講師、助教、職員、工警、甚至於部分一般教授們為何不跟着“鬧”！ 筆者只聽說過青年學生“罷課”，從未聽說過老教授們還要“罷教”！ 所謂的“教授會”煽動“罷教”者，“電告教育部”不給學生上課了！不知這“罷教”的矛頭對準的是南京教育部1945年7月給河大委派的校長田培林、還是對學生不滿？ 方鎮中生前曾告訴筆者：“1947年前後，不論河大國民黨勢力鎮壓學生運動；還是以教授會名義大搞反對校長的活動，我全部拒絕參加。”這就說明借教授會“鬧”事者，是不能代表全體河南大學教授的。 在田培林要將河大建成綜合大學時，在重建工學院、組建水利系問題上，1946年田、姚二位校長實施了“將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以下簡稱：黃專）合併予國立河南大學的舉措。原本兩個直屬教育部的國立學校的布局和合併，是屬於教育部考慮的業務範圍，田、姚校長要集中河南省的水利人才，聘請一批留學海外的水利專家，配備一批世界先進的水工器材，起碼是提升河南省治理黃河的科技水平，造福黃河兩岸人民。 黃專從專科升大本，原本對學生的學業和畢業後的就業，均為大好事。誰能想到，為此卻釀成了一個反對田培林、姚從吾的“事件”，掀起了一場風暴。而青年學生又重蹈覆轍，輕信挑動者的謠言。筆者曾經採訪當年黃專的學生，據他們回憶，當時黃專學生堅決反對合併的原因是聽說了“河大是搞政治的即‘黨棍’掌權，到河大學不到知識，耽誤前程”，所以學生十分氣憤，罷課、上街遊行，喊口號“打倒姚從吾！”不僅罷課半年，還派代表到南京請願。又據有關資料記載：“1946年夏季，教育部下令將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併入河南大學。河南地方著名人士和學校的師生反對並校，未成。但一部分師生仍留原校，全部校產均未移交給河南大學。”(3)。據筆者查證，有些幫派勢力的嘍羅簽名寫信向南京教育部上告田、姚二位並校舉措，“攪”黃了黃專學生的好事時，參與鬧事者有人自己卻不捨得放棄“天上掉的餡餅”，自己卻跑到河大當二流教授了。 真如青年學生所說罷課、遊行、請願完全是為了自己前途而自發的行動？誰能想到歷史卻留下了這個事件背後操縱的內幕。筆者在查找資料時，不經意地發現了幾封給國民政府、南京教育部的電報與洋洋數千字的信，均是反對合校的上告信。而且由河南省國民黨、政、軍、三青團等新老政治勢力的頭子頃巢而出，一封封電報、信件飛向南京國民政府，抵制南京教育部將黃專合併於國立河南大學的決定。揭開了這起並校為導火線，掀起反對田、姚校長的幕後操縱者的真相。 現將有關資料片斷公布如下： 其一、《國民政府代電》（府交京字第7016號）（4） “教育部朱部長勛鑒，三十五年九月呈關於黃河水利工程專科學校歸併河南大學案核辦情形悉中正申號府交京（附件從略）”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即1946年9月20日）發（蓋章） “騮先先生部長勛鑒：頃聞 大部有意將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合併於國立河南大學，鄙人等竊以為不可僅為 先生臚陳之：（千餘字五項不合併理由從略）。 簽名蓋章者：張鴻烈、郭仲隗、王廣慶、楊一峰、黃醒洲、張善與、時君謀、郜子舉” 其二、《國民政府代電》（府交京字第7678號） “教育部朱部長勛鑒：據河南省黨部主任委員陳泮嶺、省政府主席劉茂恩、參議會議長劉積學、副議長張鴻烈等酉文電略，稱該省位居中原，黃河經境，旱澇頻仍，水利人才需要迫切。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實有存在必要，請准予保留，繼續辦理等情，希核辦具復為要，中正酉有府交京。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946年10月25日）發（蓋章） 騮先部長勛鑒：關於黃河水專併入河南大學辦理一案，同人等前曾一再陳述意見請予維持該校勿須合併，未蒙採納……水專教職員因要求獨立未邀允准全體拒絕接受河大之聘約並已紛紛就業堅決表示非水專獨立決不返校……水專經費又為貴部停發陷於停頓狀態各界人士一致焦慮故河南省政府黨部省參議會曾有酉文電到京作該校有存在必要之表示現早屆開學之期長此懸案不決究應如何善後為此函請……” 簽名者：郭仲隗、陳泮嶺、李敬齋、郜子舉、王幼僑、楊一峰、張華祖、張孔嘉、郭須宗、徐志仲、劉知愷、趙振洲、李國瑗、時君謀、李雅仙、張其彭、黃醒洲、郭安宇、何佛情、劉錫五、米文曉、劉雅均、王廣慶、周祜光、杜俊、王力仁、劉峰一、王隱三、李名章、白光仁、周南、杜秀升、張善與、劉景健、崔承勛、張森楨（即張邃青）、李善棠、李佩青共四十人（其中有二位姓名看不清楚，有待查證）。 《國民政府代電》的復電的毛筆批字“查案詳報”朱（十月、二十六日）。 這封由河南省黨部主任委員陳泮嶺、省政府主席劉茂恩、參議會議長劉積學、副議長張鴻烈等聽信他們安插在教育界耳目的讒言，參與尋釁“鬧”事。即不讓他們出錢、又不讓他們出力，卻要干擾教育部對兩個“國立”學校教育業務調整，實屬罕見。簽名者中，竟然還有河大文學院院長張森禎（即張邃青）。那麼張邃青在國民黨省黨部、省參議會的地位與真實身份？！張邃青，一不懂水利、二不懂工程，可河南大學的什麼事端都有他的蹤跡，而且能躋身於河南省國民黨上層黨、政、軍反動頭子之中，不能不令人深思！ ……… （1）《河南文史資料》第一輯《解放前河南教育界的派系鬥爭》署名王馨齋，文章寫道：“陳（陳峻峰）是北大四大蒼蠅之一，其他三個蒼蠅是王芸青、張儐生、田伯蒼（即田培林）” （2）田培林:（1893～1975年）河南襄城人。1920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受聘為河南法政專門學校講師，隨法專併入國立第五中山大學後續聘為法律系講師，1922年當選為河南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他呼籲以各縣契稅作為教育專款，經多方爭取，終於使河南教育經費獨立。他曾參與創辦《少年河南》刊物，寫了許多時評，反映知識青年的心聲，倡議成立河南大學。1928年後，田培林任教於北平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俄文法政專門學校。1935年到德國柏林大學專攻教育，193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到西南聯大任教，兼任公民訓育系主任。1945～1946年出任河南大學校長兼西北農學院院長。1946年11月，田培林升任教育部次長。1949年秋去台，從事教育行政和高校教學工作。 （3）摘自《開封文史資料》第十二輯，《河南省立水利工程專科學校》署名張開先。 （4）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5 、案卷號2200 …… 第三波的慘烈在於：誰要想建立一個對教職員學識、學力相對公正的評議平台，把持河南大學的學霸以及利益團伙就視其為“蒼蠅”，必欲除之。 五、逆流而上 　 ＿＿田、姚校長的作為 莫非，田、姚二位也沒有“辦大學的經驗”？田、姚二校長在河大隻不過是廣攬了一批人才；恢復法學院、增設工學院，將河南大學辦成六院十六學系（僅教育系沒有選出系主任的合適人選），也不過是要將河南大學辦成通才教育的綜合大學，名副其實的一流國立級大學。不知以上作為對河南省高等教育是“功”是“過”？！ 然而，不能忘記的是曾在1922年當選為“河南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的田培林，是被要在評議學識、學力地基礎上，靠真才實學吃飯時，就是被地位、飯碗難保的利益團伙深惡痛絕貶為“蒼蠅”的。第三波的慘烈在於：誰要想建立一個對教職員相對公正的評議平台，把持河南大學的學霸以及利益團伙就視其為“蒼蠅”，必欲除之。 是的，挾權力而至的田培林，1945年似乎以勝者的姿態從上而降，駕臨在紛擾的河南大學地域。一時間作為河南籍、又在河南工作有年，不僅具備人脈關係、活動能力，而且對河南教育界派系鬥爭瞭如指掌。所以，以國民黨中央以及南京教育部作後台的田培林權傾一時、叱咤風雲。 有人私下評論：“那田培林後台硬，根本不怕河南大學反對他的勢力，硬是大刀闊斧、逆流而上。”也許人都離不開生活的環境，不得不總是拿着放大鏡去觀察什麼後台、黨派、團伙；去揣測什麼風聲、謠言，以期求生存。所以，放大鏡翻過來是大、復過去又是小。以筆者愚見，在歷史的長河中，大歷史、小歷史中螳臂擋車之事司空見慣，小小蚍蜉能成氣候？ 但是，田培林究竟是勝者、敗者？筆者幾多俳徊、幾多思考終得啟蒙，評價一個人的方法必須“去掉水分看乾貨”，即脫掉一切包裝，去掉一切政治的、經濟的附加值後的原形才是真實的。筆者也不認為有後台者一律都會幹“打家劫舍”的勾當。如果剝開“虎皮”，田培林不過是一位曾經的校長，赤裸裸的田、姚校長究竟給河南大學、河南教育留下什麼才是真格的。 1992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群星燦爛＿＿河南大學名人傳》在“田培林”篇（署名郭戈）中就有對他的貼切描寫：“1935年，田培林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研讀教育。他之所以選擇教育，是因為在北大就學時，受蔡元培的影響，此外由於歷年擔任教學工作，確定了對教育的興趣和研究的熱誠。在學術上，他因原具有哲學基礎，對於哲學家的教育主張，有深刻的認識和評價，而對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學尤有透徹的了解。他常常直接訪問教育行政人員，到各地參觀教育實況。同時無形中，便有了一個大學校長的思想與作為的想法和意向。1939年得到了該校哲學博士學位。 …… 1945年6月，田培林出任河南大學校長……為做好從寶雞返回開封複課的準備，他在張伯英的幫助下從河南善後救濟分署爭取到了一筆經費，另又派遣精幹人員先行返汴做準備工作。10月底，學校從寶雞返回開封，八年的流亡生活從此結束。復校之後，田校長一方面擴充校舍，一方面將黃河水利工程學校併入河大組建水利系，並與土木工程系和機械工程系合為工學院，又將醫學專科學校併入河大，增強了醫學院，期望河大成為國內一所完備的大學。至此，河大有文、理、法、農、醫、工六個學院，十五個學系，正副教授達126人之多，講師助教110人，學生達2150餘人，成為華北地區院系最多、校園最大的學校之一，為新中國建立之前河南大學歷史上最盛時期”。 1946年11月，田培林升為教育部次長。1946年冬姚從吾接任河大校長。據《群星燦爛一一河南大學名人傳》在“姚從吾”篇（署名郝文勉）記載：“他延聘名學者專家來校任教，並親授《史學方法論》，領導師生埋頭讀書，努力研究學問……他常對學生說：‘學生的學問最後應該超過老師才對，不然國家的學術界怎能一代比一代進步呢？’這是他自謙也是勉勵學生努力讀書的話”。 筆者對田、姚二校長在河南大學的作為，要延伸、補充的還有兩點： 第一點，健全了河南大學民主治校的機制。1946年後，完善了教職工參與管理學校，監督、制衡校長及其領導層的11個專門委員會，譬如其中經費稽核委員會增聘馬非百、嵇文甫、藍灼三為委員，姚從吾為主任委員；聘任委員會由姚從吾、郝象吾、馬非百、黨玉峰、張邃青、嵇文甫等為委員（11個專門委員會名稱及人員下篇有述）。 另教工中還有教授會、講師會、助教會、工友會群眾團體。這些團體在河南大學危難時期都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第二點，建立了文理兼備綜合大學的通才教育框架。使河南大學成為名副其實的綜合大學，應該是為河南大學保持一流大學水平鋪平了道路。 田、姚二位校長增設工學院三個系中以水利工程係為例，在人才上集中了中國多位第一流水利工程專家。第一任院長閻振興畢業於清華大學、留美獲依阿華大學工學博士，回國後相繼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執教，抗日戰爭勝利後，出任南京政府水力部簡任技正，兼河南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工務處處長，參加了花園口堵口復堤工作；1947年9月請來了畢業於清華大學、留美的依阿華大學碩士、康乃爾大學博士，當時在水利部任工程師的郭暄教授繼任工學院院長。後又請來了畢業於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荷蘭德爾夫特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獲海岸工程系工程師學銜（相當副博士）的嚴愷兼任工學院土木工程系主任、水利工程系主任。嚴愷先後任黃河水利委員會設計組主任、研究室主任和工程總隊隊長，參加黃河堵口設計、施工，一時間工學院人才濟濟。 這不僅是增設工學院、開辦水利系而已，其中還包含着多少黃河情、故鄉意。 在筆者記憶中，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方鎮中多次曾提到田培林為河大成立的工學院爭取來的一大批進口器材。聽方鎮中的口氣，這批器材是聯合國顧及到抗日戰爭時期，為阻攔日寇的長驅直入，在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給河南人民帶來莫大災難的一種補嘗。這幾十大箱的儀器、水工機械是工學院郭暄院長親力親為組織人力，在盛夏的江南，一箱箱地搬、一車車地運，從上海運到蘇州，是校務維持委員會1949年7月從蘇州負責運回開封后，連同清單一起交給河南人民政府的。 而使方鎮中耿耿於懷的是，大約在工學院撤銷前後，這批器材就不知所蹤了。所以他在家裡發牢騷：“千難、萬難弄回了河南……有啥用？一轉眼‘他們’就全‘獻’出去了”！河南是個多災多難的窮省，筆者沒有多少水利知識，也不知從蘇州運回來的是什麼器材，但是當聽到河南“板橋水庫”跨壩發大水，一夜就淹死成千上萬的百姓時，眼前就浮現父親那種無奈、無助的嘆息。 為此，多年前在開始醞釀這本書時，筆者就開始調查這批器材了。因為這不僅是器材，而是老河大人熱愛家鄉，一心造福河南人民的一片丹心啊！直至2006年11月，筆者到南京檔案館，連當年的教育部會計科目表之類的原始檔案資料都查遍而一無所獲時，沒有想到回到北京後，竟收到郭暄的女兒郭瑜的一封信，信中有一篇郭暄生前的墨寶，揭開了追尋五年的這批器材的蹤跡，留下了歷史珍貴的一頁：“八月我隨學校坐汽車到商邱，再坐火車到南京轉蘇州，後來全家老小坐火車離開封去蘇州，九月在蘇州蕭家巷住家，工學院學生住在北旁某祠堂大些房屋……我到上海交通大學請熟識的教授來蘇州河大工學院教課，聽說二次世界大戰已和平後，中國的總救署美國分給救濟，原計劃給河大工學院儀器、機械等約幾十大箱，留在交通大學某處不能撥到開封河大處，我經過交涉請求撥到蘇州河大工學院，我很高興，為河大添上許多教學設備。學生們也很喜歡。秋天開學……” 這些資料充分體現了一代河大人對河南人民的一片赤誠。700餘公里黃河縱貫全省，這裡黃河故道漫漫、有“懸河”之奇觀；筆者在開封上學時，每年學校組織春遊多到城南的“禹王台”，大禹治水的故事耳熟能詳。河南需要研究黃河，需要水利高科技；更需要有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禹王”情操。 鐵塔校園糾葛的核心仍是辦學問題。何謂通才教育，按筆者理解，綜合大學的文理兼備無非是要讓學子拓寬學路，在通曉古今中西文化的基礎上，具備獨立思考能力，有思想、責任、識見……具備為科學真知獻身的精神。這樣才能出大師、科學家，才能出有創新精神的學術領軍人物，才能出為堅持科學真理的而犧牲的曠世英才。而絕對不會是要培養技術工匠，甚至政治工具。 看起來，水利大師黃萬里出自清華大學水利系就不足為奇了。黃萬里打成右派、從二級教授降為四級教授後，1962年還能在他寫的詩詞《念黃河》中留下“腸斷秦川隴水咽，艷陽遺照此精誠”堅持科學真理的情懷。 田、姚二位校長有沒有占山為王拉杆子、結夥，瓜分河大之“羹”，將“鍋”底刮漏！總之，河大歷史上校長多多，總會有人研究、比較，細細評說。 畢竟田、姚二位校長不是“敗家子”，筆者難以貶低、抹掉他們曾經給河南大學留下過的這一頁，河大的出身歷履中還有過“通才教育”的短暫輝煌。 在曠世淵源的歷史版圖上，“勝者王侯，敗者賊”不過是一時半會兒的過眼雲煙而已。歷史的反覆無常、河東河西、百年質疑、千年鍛煉……筆者的肉眼凡胎是無濟於事的。 ……… 由於此文是“交流資料”，難免有遺漏和不當之處。本節對於王廣慶、張仲魯、田培林、姚從吾校長的資料，筆者只查閱了一部分，不過是拋磚引玉。歡迎對國立河南大學校長們有更多研究的讀者指正。 另：回復上海網友，筆者同意將“紀念《國立河南大學》北歸中原六十周年！”一文中的“臥薪嘗膽”改為“知難而進”。謝謝！敬請讀者指導。 請讀者耐心等待，再看下次拙文分解： 《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１９４６～１９５８）交流資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