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清華大學委託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對“清華簡”無字殘片樣品做了AMS碳14年代測定，最終確定“清華簡”的年代為公元前305±30年，即戰國中期偏晚。文字風格主要是楚國的。簡的數量,連同少數殘斷的在內,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發現的戰國竹簡中為數較多。 清華大學分析中心對多片竹簡樣本進行檢測，竹簡絕對含水率約為400%。受清華大學委託，中國林業科學院對清華簡無字殘片和漆繪木笥殘部做了樹種鑑定，竹簡殘片鑑定結果為“鋼竹”，木笥殘部鑑定結果為“楓楊”。各項相關數值從科技層面充分證實了清華簡的考古價值。 目前可閱讀的僅占三分之一 《保訓》選段 “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 新解： “最初的時候的舜，也是個按舊習俗勞作的普通人。雖然他的出身是歷丘種地的農民，但是他與一般的農民不一樣的地方是熱愛思想追求真理之智，頻繁的社會和自然災難讓他產生了揭示社會自然運動的規律性的強大願望，所以他勇於探索真理真知以期保障自己的實踐成功。 如果我們從他的人生信念的角度來看他的志向和願望，那麼舜的願望是和平民大眾的願望沒有不同的，他也和萬民一樣渴望着無災無難人生幸福；如果我們從認識方法和實踐方法的角度來看舜的理性和智慧，那麼舜和其他的所有人就都有了區別不同，他的真見和德行就象大旗一樣顯明於四面八方。 舜能因事物運動而索其理，能見現象而明本質，因此他的自然實踐和社會實踐，才會順利成功。 舜的德首先表現在他對道智的承傳方面，對於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都有功勞；舜的德其次表現在他對道智的實踐方面，他用自己的人生實踐證明自己的認識和言論的真實性和利益性。他的一生是鞠躬盡瘁的一生，他對社會的貢獻是全面的偉大的。 所以他才因此得到帝堯的至高的賞識，被選擇而為成天下的治權的繼承者。” =========== 李學勤先生說“《保訓》全篇一共有11支簡,每支22-24個字,其中第2支簡上半殘失,還沒有找到”下面是目前透露出來的簡文，看看還差多少。 李文：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歷),恐墜寶訓。 戊子,自靧。己丑,昧爽…… 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 昔微假中於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迺歸中於河。 趙文： 昔前夗傳寶,必受之以詷 舜親耕於鬲茅……救(求)中……得中…… 微……托中於河……追中於河　　 ===================== 周文王遺言 　　李學勤　 　　編者按:為海內外學界矚目的“清華簡”整理工作，自去年7月份以來，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有序開展，目前已初見成果。由於“清華簡”“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故本刊自今日起，開闢“解讀清華簡”專欄，給予關注。歡迎廣大讀者閱讀，同時也期待學者們發表意見。 　　清華大學在2008年7月,經校友捐贈,收藏了一批極為珍貴的戰國竹簡。有關情況,我在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報》刊出的《初識清華簡》小文中已經敘述過了。事實上,從7月15日竹簡到校時起,清華就組建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對這批文物進行清理保護。已經知道,這批竹簡的年代是戰國中晚期之際,這一點已經碳14測定證實。文字風格主要是楚國的。簡的數量,連同少數殘斷的在內,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發現的戰國竹簡中為數較多。 　　由於數量龐大,文字難釋,簡又經過流散,需要綴合、排比、釋讀,整理任務無疑是沉重和長期的,何況技術性的保護工作還正在繼續進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華簡的內容,還是不可能的。不過,從開始清洗竹簡時起,在觀察間總是不斷有所發現,有些還確實是驚人的。這裡想介紹給大家的,是我們最早編排起來的一篇簡書,原來沒有篇題,現據篇文試題為《保訓》。 　　《保訓》全篇一共有11支簡,每支22-24個字,其中第2支簡上半殘失,還沒有找到,不過篇文大體已經齊全了。這些簡有一個特點,是簡的長度只有28.5厘米,字體也有點特別,所以容易引起我們的注意。 　　這篇簡書完全是《尚書》那種體裁,開頭說:“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歷),恐墜寶訓。”大家知道,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剛好是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書》裡的《無逸》記載周公的話說:“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因此,我們看到這第1支簡,便猜測是指文王。後來找出後面的簡文有“王若曰:發(武王名)”,設想就證實了。 　　篇文沒有記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臉)。己丑,昧爽……”。這是文王發布遺言的準備儀式,和《尚書·顧命》所記周成王死前的儀式相似,只是簡單一些。 　　文王對太子發講了兩件上古的史事傳說,用這兩種史事說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個思想觀念——“中”,也就是後來說的中道。 　　第一件史事是關於舜的,文王說:“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 　　這段話講的是舜怎樣求取中道。由於舜出身民間,能夠自我省察,不與百姓的願求違背,他在朝廷內外施政,總是設身處地,從正反兩面考慮,將事情做好。這使我們想到子思所作《中庸》所載孔子的話:“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近期首都師範大學黃天樹教授有《說甲骨文中的“陰”和“陽”》論文,論證“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陰陽,有了陰陽的觀念”(見《黃天樹古文字論集》),所以文王提到“陰陽”並不奇怪。如果考慮到文王與《周易》的關係,更使我們產生不少聯想。 　　第二件史事是關於微的。微即上甲,是商湯的六世祖。文王說:“昔微假中於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迺歸中於河。”這裡講的是上甲微為其父王亥復仇。王亥與上甲都見於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發現後,王國維等學者從《周易》、《山海經》、《紀年》等文獻中鈎稽出這段久已湮沒的史跡:商人的首領王亥曾率牛車到有易地方貿易,有易之君綿臣設下陰謀,將王亥殺害,奪取了牛車。後來王亥之子上甲與河伯聯合,戰勝有易,誅殺了綿臣。 　　周文王所說微的“假中”,是什麼意思還需推敲,但按《保訓》,微由此把“中”“傳貽子孫,至於成湯”,於是湯得有天下。和上面講的舜一樣,“中”的觀念起了重要作用,這是《保訓》篇反覆強調的。 　　大家都熟悉,《論語·堯曰》載堯命舜:“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並雲:“舜亦以命禹。”這與《保訓》周文王所說有所不同,不過孔子確實重視中道,其孫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關的話,然後做了專門的發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來闡述,同時與“和”的觀念溝通結合,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如何,《保訓》的思想與儒學有共通之處,很值得探索研究。 　　談到這裡,自然難免牽涉到宋儒的“道統”論。朱子撰《中庸章句》,序的開首即講“道統”,他說:“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朱子說的舜授禹之言,見於東晉以下流傳的《尚書·大禹謨》,號稱“十六字心傳”,閻若璩等已經明辨其偽。現在看《保訓》篇文,似乎堯舜以來確有“中”的傳授,相信會引起各方面的興趣。《保訓》簡的圖片和釋文,不久也會公布,供大家研究。 ======================= 《保訓》的性質和結構 趙平安 《保訓》的體式與古文《尚書·伊訓》相似。先時間,次緣由,然後是訓教之言。訓教之言採用直接引語,《保訓》用“若曰”,《伊訓》用“曰”。兩種方式均見於今古文《尚書》。我們知道,《伊訓》是伊尹教導太甲的訓辭,屬於偽古文。它與《保訓》如此相像,不會完全沒有依據。若參照《伊訓》,《保訓》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訓》 。它極可能是《尚書》的佚篇。今天所能見到的《周書》,最早的莫過於周武王,這篇《文王之訓》,無疑應踞於《周書》首篇的地位。如此,寥若晨星的文王史料,將因此而獲得新的增長。《尚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各類文體,標題為“訓”的僅存一篇,是偽古文。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義上的“訓”的樣本。特別是訓教本身關涉上古帝王所認同的核心價值,某種程度上有中國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無論如何評介都不過分。這樣的東西,《史記·周本紀》何以沒有訊息?想來應是漢代已經亡佚,連太史公都不曾見過的緣故。地不愛寶,今日得見,何其有幸! 　　體會周文王的訓辭,能強烈地感受到一個病重的父王對太子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那正反訓教的模式,反覆叮嚀的語氣,那種惟恐不及訓教的急切心情,反映了文王對太子的憂心和期許。那引經據典的訓教方式,特別是對於典故的精心安排,又分明反映出他帝王的胸懷和高超的智慧。整個訓辭運用了三個典故,構築起訓辭的基本框架。第一個是“昔前夗傳寶,必受之以詷”。說從前前夗傳寶訓,必定把詷傳下去。這是文王為自己傳寶提供歷史依據,提供正當性,顯示他是效法先賢所為。詷,《說文》解釋說:“共也。《周書》曰:‘在夏後之詷。’”王筠《說文句讀》:“詷即同之分別文。”按《尚書·顧命》作“在後之侗”。陸德明《經典釋文》:“侗,馬本作詷。”陳3《說文引經考證》引王鳴盛雲:“夏後之詷,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王氏的說法,合乎簡文,但不夠具體。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四度》:“參於天地,闔於民心,文武並立,命(名)之曰上同。”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詷”的含義。“詷”與“中”相類,都是古代帝王即大位之前必須掌握的東西，是治國安邦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價值。它們的意義與“詷(同)”、“中”的字面密切相關,又超出字面，賦予了更多的內容。在不同的時代,其內涵和外延都會有新的變化。從簡文看,它們既是一種無形的理念,又是一種有形的文獻。“前夗”二字,是一個詞,從語音考慮,可以看做軒轅的借音。軒從干聲,轅從袁聲,前系字和干係字,袁系字和夗系字都可以間接通用。把“前夗”釋為“軒轅”,音理上是有依據的。軒轅乃黃帝的名號。皇甫謐雲:黃帝“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據《世本》、《大戴禮記》和《史記·五帝本紀》,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黃帝為五帝之首。作為古代傳說中的第一個帝王,文王訓教以黃帝開篇,是非常適宜的。第二個典故是講舜“救(求)中”和“得中”。“舜親耕於鬲茅”,“鬲”指“鬲山”,“茅”指“草茅”。郭店簡《窮達以時》:“舜耕於鬲山,陶拍於河浦,立而為天子。”上博簡《子羔》:“堯之取舜也,從諸草茅之中,與之言禮。”可知鬲茅應指鬲山草茅。當此之時,舜曾惶恐求中,得中之後,“帝堯嘉之,用受厥緒”。第三個典故講上甲微“ 中於河”,又“追中於河”。　　 　　在郭店簡《語叢四》和上博簡《容成氏》中作偏旁使用,從石聲,可讀為托。大意是說,上甲微在和有易氏開戰時,曾將“中”寄放在河伯那裡,待打敗有易氏,形勢緩和之後,又從河伯那裡將“中”索回,傳貽子孫至於成湯,“用受大命”。周文王透過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闡明了求中、得中、保中與“踐天子位”的關係。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踐天子位。鼓勵太子發欽敬勿淫,像舜一樣求中,像上甲微一樣保中,能“祗備不懈”,堅守“中”的精神,最終繼承大位。這些都是正面訓導。末了告誡說:“不足,惟宿不羕。”“宿”通“速”,《論語·顏淵》:“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無宿諾”就是“無速諾”,沒有馬上應答。《史記·淮陰侯列傳》:“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不宿飽”就是“不速飽”,不能馬上吃飽。“羕”通祥,郭店簡《老子》甲本:“ (益)生羕。”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王弼本羕均作祥。這句是說,如果這方面做得不夠,就會導致不祥,招來災禍。是從反面儆誡,故用“曰”另起,有強調意味。此類“曰”字,今古文《尚書》多見,曾運乾《尚書正讀》稱為“更端之詞”。 　　訓辭中的三個典故,第一個講黃帝,第二個講舜,連帶提到堯,第三個講上甲微。第二個和第三個都與“中”有關,聯繫緊密,渾然一體,自不待言。第一個和第二個故事,一個講“詷”,一個講“中”,也有內在的邏輯可尋。《周易》說:“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與堯舜同屬五帝,常連類而及。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第一和第二兩個故事在結構上的關係。 ====================== 另一類觀點: 李學勤和趙平安所發出的《保訓》解讀中對“求中”、“得中”、“還中”的理解是極其錯誤的。這裡的“中”他們理解為一種中道的哲學思想，可從行文上根本就講不通：一種哲學思想，一會存放在河處，一會又迎回來。這裡分明是在講一種物品。這個“中”如果要加上個書名號，誰都會明白是講的什麼意思了，可那時沒有書名號，於是他們就讀不利索。這《保訓》裡的中，其實是指黃帝的《中經》，又叫《天下經》，原有十二本，前後四本都搞失了，只留下中間四本，故叫《中經》。其中的內容是“負勝之圖，陰陽之道”，當時是個寶貝。 　 　 第三類觀點： “中”極有可能是部族領袖的委任書一類的東西。 第一段釋文映證了《尚書-洪範》中“七、稽疑。。。汝則従，龜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謂大同。” 　 　 “自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是汝則従，庶民従； “厥有施於上下遠邇”是卿士従； “迺易位邇稽”是龜従； “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是筮従。 可見選後續領導人是要大同的人的，第一段釋文證明“舜”是這樣大同的人，所以成為了領導人，“得中”。因此，可以想像，文王是要武王也爭取做這樣大同的人。這實際是對武王的工作提出目標要求。 因此，“中”是部族領袖的領袖證明，也就相當於後世天子的“傳國璽”，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委任狀、任命書。 第二段釋文說“微”把“中”先給了“河”，然後打完“有易”後又從“河”那裡取回了“中”，可見，“中”是一個物品。 “中”這個物品其實質內容包括後來的“中道”，“中庸”，也就是說，後來西周所倡導的“中道”，孔子所說的“中庸”是從“中”引發出來的。我們今天說從中看出，從中引出，從語義邏輯上來看，“中道”，“中庸”是“中”的發展。我前文提到當時推舉領導人的標準是大同，我認為，“中”這一個領袖證明的內容其實質包括兩部分，即“中道”+易。“中道”，“中庸”也好，都是人治，是人為的東西，易是天經地義，是自然選擇。“中”的深層理論就是天地人三才和德，也就是天人和一，是古代治國的政治理論基礎。這一天人和一的治國政治理論可能是到西周以後才完善出現的，所以周以後的最高領導人又叫“天子”。 另外， 第一段釋文中有“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這裡的“小人”同《論語》中“唯女子和小人最難養”中“小人”的意思是相同的，可知，“小人”一詞的基本詞義在孔子以前的社會中指的是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平民或者是奴隸。當時的社會分為“王侯卿大夫士”五級，“小人”指的是不入這五級的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是自由民，也可能是奴隸。我們今天所說的“害人之人”的“小人”是基本詞義的引申，也就是引申詞義。 文中還說到“(舜)恐求中”，可見，舜是在暗地裡積極地準備競選這個領導人的。因此，《史記-夏本紀》所記載的舜的英雄事跡，如跳傘，穿井，取兩個老婆，對組織進行細化管理等等都是為當上，當好這個領導人作的努力。當然，舜是“作小人”，而不是小人，如果舜是小人，舜絕無可能當上領導人，舜的家庭和社會地位絕對是相當高的{《史記-夏本紀》說他是黃帝的後代)，才有可能被推舉為領導人。正因為舜是大人“作小人”，所以才有另一個聲音說舜是偽君子。 《史記-夏本紀》記載的舜的英雄事跡再一次映證了選領導人要過大同這個標準的要求。 選部族領導人用大同這個標準也證明了五行，陰陽這些古樸思想的尤來以久。原文中提到某教授證明商人找着了北，知道個陰陽，其實完全不用那麼費事。因為，沒有五行，沒有陰陽，就不會有大同的標準。也就不會有這裡的“保訓”，也不會有《史記-夏本紀》所記載的舜的英雄事跡。又哪裡來的《尚書》中的“大同”，看看《周易》這些就都清楚了。 周文王不可能作訓 趙平安《〈保訓〉的性質和結構》中說： 《保訓》的體式與古文《尚書·伊訓》相似。先時間,次緣由,然後是訓教之言。訓教之言採用直接引語,《保訓》用“若曰”,《伊訓》用“曰”。兩種方式均見於今古文《尚書》。我們知道,《伊訓》是伊尹教導太甲的訓辭,屬於偽古文。它與《保訓》如此相像,不會完全沒有依據。若參照《伊訓》,《保訓》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訓》。它極可能是《尚書》的佚篇。今天所能見到的《周書》,最早的莫過於周武王,這篇《文王之訓》,無疑應踞於《周書》首篇的地位。如此,寥若晨星的文王史料,將因此而獲得新的增長。《尚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各類文體,標題為“訓”的僅存一篇,是偽古文。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義上的“訓”的樣本。特別是訓教本身關涉上古帝王所認同的核心價值,某種程度上有中國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無論如何評介都不過分。這樣的東西,《史記·周本紀》何以沒有訊息?想來應是漢代已經亡佚,連太史公都不曾見過的緣故。地不愛寶,今日得見,何其有幸! 實際上，趙平安的這篇是從另一個人的立場和角度來支持李學勤《周文王遺訓》的。 從上引文中可知，《伊訓》已被世人公認為是偽文了。是啊，伊尹作為大臣豈可為商王太甲作訓呢？何況如趙平安所說“特別是訓教本身關涉上古帝王所認同的核心價值,某種程度上有中國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呢？ 周文王能作訓嗎？同樣不能。原因是周文王只是諡號，他並沒有真正為王一天。 在《史記殷本紀》中有“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句。可證明後世所說的“周文王”姬昌在去世前只是商朝的“西伯侯”，其地位遠不如太甲時代的伊尹（相職）。所以，如果是姬昌真的要給兒子姬發留下遺囑，也只能是遺言，而不可以是“遺訓”。 《史記周本紀》有“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　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 當年雖有“詩人”告訴西伯侯將來可稱王並有所作為，但卻並沒有稱王，是後人追諡為“文王”的。司馬遷在史上兩紀中只稱周文王為西伯，也證明姬昌從未稱王。 孔子曾說“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就是讚美西伯侯姬昌雖有能力稱王而不願稱王的。姬昌死於紂王之前，何得為王？ 李學勤、趙平安說是《保訓》是《尚書》中的唯一的“訓”，而且應當是《周書》中的第一篇；因為，“今天所能見到的《周書》,最早的莫過於周武王,這篇《文王之訓》,無疑應踞於《周書》首篇的地位。”這反映他們對孔子思想作風毫無所知。 孔子最愛講禮而深惡犯上，姬昌本無王者之名分，周武王才是開國君王，就是周文王確實對兒子有治國方面的遺言，孔子也不會將其遺囑作為訓辭而收錄在《周書》中。所以，《周書》只能始於周武王，而不可能始於周文王。君不見《夏書》、《殷書》之始乎？所以，不是《保訓》“極有可能是《尚書》遺篇》”，而是絕無可能是《尚書》遺篇。 更何況從他們所提供的很少的〈保訓〉原文就已經證明其根本不是周文王遺囑。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歷),恐墜寶訓。” 周文王做西伯侯五十年。在其當西伯侯期間，有商紂王在，誰敢稱王？別人也不敢尊其為王。就是真的在紂王無道時姬昌曾稱王，也不會有“王五十年”之辭。 如果李學勤、趙平安等連周文王的“文王”之名是諡號都不知的話，說明其歷史知識太淺薄；如果知其“文王”之名是諡號，這裡卻又將“寶訓”說成是“周文王遺訓”，有“王五十年”、“王念日之多鬲”句在，何以判定此“王”是“周文王”？後雖有“王若曰:發(武王名)”,但既然姬昌未為王,何以判定“王若曰”是周文王呢? 李學勤寫文名“周文王遺訓”。趙平安又說:《保訓》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訓》。連他們自己都只是說“極可能”，又為何如此肯定為“周文王遺訓”或名之《文王之訓》呢？還叫她〈〈寶訓〉〉不好嗎？這其中是否夾雜故意吸引人眼球的目的呢？ 看到這類題目的出現，使我不禁想起孔子的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意思是說：在研究文獻時，我（孔子自言）還能發現有的史家對文獻中的殘缺文字不作臆想補充的那種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也還能見到平常人家有牲口不吝惜給他人使用的精神，可是現今卻沒有發現這兩種情況了。 李學勤先生是中國學術界的知名人物，卻為什麼不尊重原文獻的命名（一般古文獻名以簡的第一句話的第一、二個字詞命名）而非要自己來定這種根本不存在的詞組來命名呢？這是不是說明中國的學術腐敗來自這些學術權威的武斷作風呢？ 看起來，李學勤等人亮出了要在這一輩子解決所有歷史存疑以驚世的架勢，如果有這種先入之見，我想結果必是事與願違的。 還是保持“史之闕文”的精神好！聖哉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