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生前死后（上篇）：担任党的总书记前后 作者：王灵书 时间：2008-09-04 来源：《银潮》 　 　“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 1989年的一天，胡耀邦对妻子李昭说：“我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一没想到能活到73岁，多少次跟死神打交道，都化险为夷了；二是没想到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能担任这么高的职务；第三是没想到人民群众对我这么好。 耀邦同志辞去党的总书记后，到外地视察休养，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给他以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1988年11月11日，耀邦同志来到长沙，接着驱车到张家界。第二天，他与陪同人员一道沿着重鞭溪往索溪峪方向走去。当地特意准备了三匹马，他不肯骑，坚持步行，一路指点群山，谈笑风生。路上游人如云，除了孩子外，几乎人人都一眼就认出了他。人们纷纷围上去同他握手、向他问好，并提出要同他合影留念。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了个不透风。随行人员和警卫人员有点紧张，耀邦同志说：你们担心什么，难道还耽心有人杀我?杀胡耀邦有什么用?于是他被一批又一批的群众簇拥着，同他们合影留念。欢乐的山壑不时回响起阵阵笑声。 　　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耀邦同李昭结合是在战争年代。婚后，他常对妻子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的夫妻要为革命理想而比赛、共勉”。他还说：“革命就会有流血，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他多次属咐妻子要有思想准备。1948年，他任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当时阎锡山已经内外交困，其部下有个师长黄憔松，秘密通知我军，提出要举行阵前起义。为了安排起义的具体事宜，胡耀邦提出，由他去同黄樵松秘密谈判，后经请示徐向前未获批准。徐帅提出，胡耀邦是兵团干部，他去规格太高了，兵团决定让司令部作战部长代胡去。谁知，这位同志到黄樵松处后，因被黄的部下出卖，连同黄樵松一块被伪太原警备司令王精国派人抓走，后押到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总崩溃前夕，在雨花台被敌人杀害，尸体都没找到。胡耀邦同志谈到这件事时，总是心情很沉重地说：“是那位好同志替我去牺牲了。” 也是解放太原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深入到重机枪连搞战斗部署，被敌人包围在一个砖瓦窑里，几经周旋，趁黑夜最后从砖瓦窑的烟囱内才突围脱身。 长征时，攻打娄山关，敌人飞机轰炸，把弹片留在了胡耀邦的腿部。至于战斗中子弹穿透帽子、衣服，炸弹、手榴弹在身边爆炸的事就更多了。“文革”中，胡耀邦同志常常对人说：“我们都是幸存者，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比我们水平高的有的是。” 　　业余兴趣及生活习惯 　　胡耀邦生性活泼，兴趣广泛，真可以说是无所不爱，无所不会，无所不晓。体育方面，他打乒乓球，篮球，排球，游泳、打康乐球，下象棋、下围棋、打桥牌等等都喜欢。文艺方面，他喜欢唱戏，对京剧尤其喜好，京剧的一些传统剧目《打渔杀家》、《苏三起解》、《借东风》等，他能整段整段地演唱。 胡耀邦还喜欢照像，他不仅会照，会冲卷，还会洗印放大。 耀邦同志吃住都很随便。他也保持了南方人爱吃米饭的习惯，基本上一天三顿都是米饭。菜不论，似无特殊爱好，做什么、吃什么，没有食谱菜谱。他吃饭很快，就象他处理问题一样麻利痛快。他烟抽得厉害，但不怎么喝酒。 年愈古稀的耀邦同志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头发浓密，除两鬓有稀疏银丝外，其余仍黑油油的。他散步走路很快，边散步边思考问题。他身上永远保持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活力与朝气。 　　贺龙不是土匪 　　 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胡耀邦正接受批斗审查。 一天，贺龙专案组的人来找他，让他揭发贺龙的问题，并要他承认贺龙是土匪。耀邦一听就火了，他对专案组的人说：“贺龙是共产党员，不是土匪。如果你们说贺龙有点土匪习气，你们要是能用大量事实说服我，我可以保留这一点意见。但贺龙决不是土匪。” 耀邦同志的耿直和磊落激怒了贺龙专案组的人，也惹恼了造反派，换来的当然是更频繁的批斗。但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绝不因高压而变更。 我的检查就这样了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了。大约是1972年的一天，纪登奎找胡耀邦谈话。 纪登奎对耀邦说，你的检查中央看过了，但不深刻，如果你能再写得深刻一点，就可以过关分配工作。接着纪给他指出应该怎么写，耀邦听后对纪登奎说：“我的检查就这样了，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所以我也不能承认这一些。”他就是这样，宁肯不当中央委员，坐冷板凳，也决不说违心话。 这件事让当时部队的一位同志知道了。一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到这个叔叔家串门，这位部队领导让德华给耀邦捎句话，要他按照纪的意思重新写个检查，这样可以尽快站出来工作，并嘱咐一定要将话带到。耀邦听了之后，他感谢和理解这位老战友的好意，但坚决不改初衷。他说：“啊，我先违心地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然后当个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我才不稀罕呢！” 批邓、反击右倾翻察风时，耀邦也是重点批判对象，许多人在高压下都批邓了，就是他坚持不认错，硬是顶住了。 　　我不是一贯正确 　　1978年的一天，有几位老同志来家中看望胡耀邦。 　　那时，陈少敏同志刚刚去世不久。闲谈中，这几位了解耀邦的老同志都称赞他：“文化大革命”中设说过违心话。耀邦听了摆摆手说：“不对，我可不是一贯正确，我也有错误。例如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声同志党籍时，我也举了手，这不是错误吗?当时只有陈少敏同志趴在桌于上假装睡觉没举手，她才是真正硬骨头呢！” 　　冤冤相报何时了? 　　耀邦同志的小儿子胡德华谈了这么一件事。“文革”中，耀邦同志靠边站，挨批斗。当时，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也成立了耀邦专案组，整了他不少黑材料。胡德华看不惯，不服气，多次跟他们吵闹。1978年，团中央来人看他，当时专案组有个同志也来了，胡德华见了那个人，很不高兴。事后就对爸爸说：“他还有脸来看你，你好象把过去的事都忘了”。耀邦对小儿子说：“没忘，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人家对你不好，你也对人家不好，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待同志，胸怀要宽阔，要做到不念旧恶，不记旧帐。但别人的好处你要记住，这就叫胸怀宽阔。”接着，他给德华讲了一个故事。“东汉末年，曹操打败了袁绍，从袁绍处缴获了许多曹操部下给袁绍的效忠信，其中有武将，也有文官。有些人为了表白自己，要求曹操查对姓名，一概以通敌之罪查处。曹操看看左右，哈哈一笑说，过去的事不必计较了。因 为当时袁绍势力强大，有情可原，说罢，命左右当着文武官员的面将这些效忠信全部焚烧。那些和袁绍通过信的人都转惊为喜，打内心里感激曹操的宽宏大量。从此，他们为曹操出力绝无二心了。”胡德华听了爸爸讲的这个故事，很受启发。许多年过去了，他谈起这件事时，仍然很激动。德华说：爸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待和他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过他的人，就是这样对待犯过误的同志。他这个人光念人家的好，所以大家有什么都愿意跟他讲。” 　　给叶帅捎了三句话 　　耀邦同志一贯重视经济工作，重视生产。他说，在和平时期，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经济工作去做，把生产搞上去了，什么都好说。 　　刚刚粉碎‘四人邦”时，耀邦同志还设出来工作。有一次，叶剑英同志的儿子来看他，胡耀邦同志打听问候了叶帅的身体工作等情况后，临走时，让他给叶帅带去三句话，第一，停止批邓，让小平出来工作；第二，平反冤假错案，理顺民心；第三，生产狠狠抓，人民笑哈哈。这三句话表达了耀邦同志当时的基本想法。他后来出来工作，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些主张去做的。 　　我没反对过江青 　　1978年的一天，吕正操，陈子华，还有几个部队老同志来家看望胡耀邦同志。闲谈间涉及了这样一个话题：“江青为什么那么恨你？你是否反对过她?”耀邦听了，毫不迟疑地说：如果实事求是地讲，我没反对过江青。江青是主席的夫人，我对主席那种感情，我怎么可能反对她呢?但我知道，江青水平不高，我不拍她的马屁，这可能是我们感情疏远的原因。她是主席夫人，她那种身份，我们见了面，她不主动伸出手来，我也不能主动过去跟她握手。她不理我，我也不会主动上前没话找话地同她打招呼。你知道，她喜欢不喜欢这样呢?如果江青恨我，恐怕主要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场的同志直点头，他们无不从内心里佩服耀邦的求实和磊落。那时，粉碎“四人帮”刚两年，反对江青是十分时髦的。 　　关于张玉凤的批示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他的机要秘书兼服务员张玉凤同志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有阵子，她曾被指责为“迫害毛主席，反对华主席，投靠‘四人帮’”，受到批判。张玉凤面对可怕的罪名没有低头，而是据理愤然抗争。 后来，张玉凤同志又被决定转业，被安排到一个档案馆工作。这个单位专业性很强，张玉凤同志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安排她到这个单位工作是不合适的。虽然如此，张玉凤同志还是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文字水平的，协助专业人员做点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是可以的。但却安排她干装装卸卸，搬搬推推这类临时工干的活，还安排她开过电梯，干工人的活，对这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张玉凤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在几乎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她给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了封信，诉说了她的处境与不平。耀邦同志看过信后即在上面做了批示，指出：“张玉凤同志是代表共产党人去照顾毛泽东同志生活的，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望中组部会同有关部门合理安排她的工作，并解决她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 张玉凤同志正是在耀邦的干预下，才被重新调动安排了工作。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如级别，工资待遇等。 　　专看“台下”的同志 　　春节期间，中国有拜年的习惯。 老百姓中间，亲戚朋友，同事同志，老乡战友，熟人邻里都要惜这个机会互相走走，以增进友情，或疏通隔阂，并相互祝福。 中国的高级领导层内也保留了我们民族的这一传统习俗。逢年过节，他们也相互走走，除了交流感情外，还有着比普通百姓交往更加丰富的内容。 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六年多时间内，一个春节也没同家人一起度过，不是到前线看望部队将士，就是到基层看望人民群众。回到北京有点空余时间，有人提议他去看望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同志。他说，这些老同志应该看，但看望这老一辈革命家的人会很多。现在更需要看望的是那些不在职的同志，如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同志。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同志，虽然他们有错误，但粉碎‘四人帮’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些同志过去也是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我应该去看的是他们。于是，他逐个登门去拜访看望这些同志。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看到耀邦亲自来看望他们，都十分高兴。 　　后来，耀邦逝世后，华国锋同志亲自到耀邦家里悼念他，表达了他对耀邦的真诚哀思。 　 　改变了对纪登奎的看法 　　耀邦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虽有说话较随便的缺点，但当他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后，便能勇于否定自己原来的观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 对纪登奎同志的评价过程便是一例。 党的十一后三中全会后，耀邦有一次谈到纪登奎说，这个人最年轻，也最危险，是一颗定时炸弹。 后来，过了一年多，耀邦看了许多材料，又了解了关于纪登奎同志的不少新情况，完全改变了他原来对纪的看法。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纪登奎时讲了五条，基本上肯定了这位长期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耀邦说：纪登奎同志：第一、他没离开过党，没有投敌、叛变、变节这类问题；第二，纪登奎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就是接班人苗子，不是‘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突上来的；第三，纪登奎同志调到中央后做过一些好事，如解放老干部等，缺点是好事做得不够；第四、纪登奎同志对华国锋的错误有抵制；第五、他“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主要是在前期，而且主要是在河南省工作期间。” 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曾几次利用节假日亲自到纪登奎同志家中看望他，并作倾心长谈。 　　八年宿在勤政殿 　　胡耀邦爱好多，兴趣广泛，从他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后，除每天坚持散步外，就将其他体育、文艺爱好放弃了。那时，他已60多岁。他常说：“年过花甲，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应抓紧为党工作”。他1977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便住到了党校。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搬到中南海办公时起，他就在勤政殿搭了一张床，办公室兼卧室，长期住在那里。早晨一般六点起床看报纸（身边工作人员在这之前将《人民日报》清样送到他的住处），之后听新闻广播，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直到深夜。平时，他没空回家，到周末时，才驱车匆匆赶回家同亲人团聚一下，吃顿晚饭。之后，便又匆匆驱车返回中南海勤政殿去了。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起，到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一直如此。在这期间，他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中同家人一起过的。直到1987年1月，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二个多月，他才从中南海勤政殿搬回到只有一墙之隔，步行只需10分钟的家中居住。1987年的春节难得与家人团聚在一起。 　　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说，8年时间内，他一个晚上也没在家住过。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切切实的，他工作太忙了，没空。 　 　礼品的处置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胡耀邦同志在出访期间以及接见外宾时，不可避免地会收到一些礼品，他都毫无例外地交公，自己一件不留。他访问日本时，人家送了他两套录像设备，他带回来之后，一套摆在了中南海勤政殿公用；另一套送给了官园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1984年，有一次—个国家的外宾送给他一台彩电，他立刻想到1960年他在团中央工作曾经去过的一个小学——山西省永济卿头小学，随即将这台彩电送给该校师生。耀邦同志逝世后，这个学校专门派人来京悼念。他访问欧洲四国时，外国朋友送了他三辆小汽车。两辆菲亚特，一辆雷纳，回国后就都上交了。甚至连外宾送他的糖果都不留，派人送到了警卫局幼儿园。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专机机组的同志们都说，耀邦同志出国访问回来时东西最少，经常是出去什么样子，回来还是什么样子。 　　住宅 胡耀邦同志是1952年由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调任团中央书记的。后来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家从1955年搬到了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在这里住的还有团中央的另一位领导胡克实同志。耀邦同志的工作人员也住在这个院内，这里房子很旧，院内坑坑洼洼，看不到一点富丽和豪华的踪影。 耀邦一家在这个小院内一直往到1984年。其间，他的工作、职务多次变动，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党中央主席、总书记。 “文革”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在政治运动中几经沉浮，他家住的房子多少时有变化，但整整三十年，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小院。 1984年，中央譬卫局的同志又一次向耀邦同志提出，你作为党中央总书记住在这里，警卫工作不好做，不方便，请他搬到距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一个小院内。耀邦同志才答应了。 其实，这也不是专为耀邦修盖的什么豪华住宅。这里也是老房子，安子文、程子华、吕正操等领导同志先后都在这里居住过。后来他们搬走了。耀邦一家搬来前，中央管理部门派人收拾修整了一下。因为是老房，比较潮湿，李昭同志在晚上睡觉竟发现床上有土鳖爬出来． 一直到耀邦去世，他都居住在这里。 　　 耀邦与孩子们 　　社会上有这样的传言：毛主席儿子上前线，胡耀邦儿子开书店。记者在他家采访时，问及是否有孩子在书店工作，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耀邦同李昭共有四个孩子，三儿一女。老大胡德平，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局长；老二刘湖（出生在延安，因战争年代不便抚养，便寄养在一家姓刘的老乡家里，为了纪念进位老乡的养育之恩，老二改姓刘），任国家经贸部技术进出口局副局长；老三胡德华，中国科学院北京软件试验室工程师；最小的孩子是女儿李恒，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要说“胡耀邦儿子搞科研”，倒还反映了部分事实。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在国外。这不是说耀邦反对他们出国深造，耀邦生前在职时说过，他们考试合格或者通过他们自己去深造，这都没有问题。但想凭借我的权势、牌子出国，绝对不行。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当然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孩子们也十分目觉，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绝不给爸爸抹黑。这只举一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了。 耀邦同志的小儿子胡德华，1977年曾在重庆学习。当年2月份毕业后分配到南京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教员，1978年底同南京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后德华所在的学校没房子，他爱人单位也没房子。德华岳父家四世同堂，也只有二室一厅。婚后小俩口就只好各自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到星期六，有时德华岳母就找个借口到办公室去住一、二宿，才能给这小夫妻腾出一点团聚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过了三年。到1981年底，他们才分到了房子。结束了一地的分居生活。 德华爱人是南京无线电七厂一个普通工人，这个工厂属大集体性质，不少同志提出，想帮她调换一个工作。但耀邦同志不同意，他说：“哪里还不是一样干，我们家有个工人也很光彩嘛！”后来，家里的几个孩子向爸爸提出，把老三调回北京来。耀邦同志当时担任中组部长，他提出，老干部落实政策后，如身边有子女，就不必把外地的子女都调回来了。他身体力行，当然不同意家里孩子们提出的的要求。 1974年，上大学不考试，走推荐这条路，胡德华当时在重庆学习，他就给妈妈写了封信，提出能否跟爸爸讲一下，或者找找有关同志，让他们说句话，让妹妹李恒去上大学。没过几天，德华收到爸爸一封信。信里狠狠批评了他一顿，有这样一段话，使德华终生不忘：“如果你认为这种落后腐朽的现象能够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你不但不配做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论者都不如”。德华回忆起这件事来总是惭愧地说，“我的天哪！没想到爸爸会给我来这么一封信，对我这么严厉地批评。信的其他具体内容都记不清了，唯有这一段话令我刻骨铭心，现在一想起来都浑身冒汗。” 耀邦同志严格要求子女可见一斑。 　　其实。耀邦同志是很爱孩子的。胡德华1948年11月出生在石家庄。当时，耀邦正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那时的石家庄虽然称作后方，但傅作义天天派飞机去轰炸，也十分不安全。就在孩子出生前，有一天，耀邦在前线开完军事会议，提起笔来给妻子李昭写信。信中说： “亲爱的李昭同志，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可是，我现在不能在你身边很好地照顾你，但我是为千千万万个孩子在前线作战，你自己要爱护自己，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打败了阎锡山，回来看你”。 谁知，解放太原之后，耀邦同志又率领部队马不停蹄地去解放大西北，大西南。一直到解放了四川，才看到李昭和新出生的孩子。胡德华谈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送给孩子们的结婚礼品 　 　耀邦对孩于们的严格要求表现在各方面。孩子们的婚礼都办得很俭朴。从老大胡德平开始，每个孩子结婚时，不论男女，耀邦和李昭给他们200元钱，两床新被面，仅此而已。剩下小家庭所需之物品一律由新人自力更生、量力而行地购置。这规矩贯彻始终，到他们的最小女儿李恒结婚同样如此。 　　孩子们的婚礼既简朴，又热烈，每次都是摆两桌。一桌招待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另一桌是家里人包括亲家来人。其他宾客一律不请。他们只是到家里口头祝贺一番，这一切同耀邦同志简朴的家风是十分协调的。 胡耀邦生前死后（下篇）：逝世前后 作者：王灵书 时间：2008-09-04 来源：《银潮》 　　辞职回家后的生活 　　1987年1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他把工作交待了一下，约一个月后，离开了他多年来日夜操劳的中南海勤政殿，回到了很久没有居住过的只有一墙之隔的家里。 　　耀邦是个怕闲不怕累的人。习惯了加班加点，伏案工作的他，如何适应闲下来的生活，确实是辞职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按他的话说，我这个人累不坏，闲下来恐怕要闲坏了。 　　这时，他的心情不好，这个性格外向，活泼开朗的老人变得感情很少外露了。他力争将自己生活安排得紧凑一点。他过去在中南海时6点起床，此时这个时间他也就醒了。先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到约7时半左右起床，洗刷完毕后就看报纸。《人民日报》的清样还一如继往地在早晨4、5点钟按时送到耀邦同志家中，之后吃早饭。 　　早饭后散一会儿步，然后回书房读书。这期间，他第二次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读列宁的著作，做了四十多本读书笔记。临逝世前他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周恩来传》。 　　读书太累了，他就练书法，他为了节省开支，大部分是用《人民日报》清样背面练毛笔字。有时也用宣纸，但极少，他总是感到那样太浪费。这期间，他也学习作诗、词，也读关于诗、词格律的书，还写了不少诗、词。 　　有时他也休息一下，同工作人员打打乒乓球、康乐棋，下会儿象棋，打打桥牌。不过，他打乒乓球已不十分灵便了。有时看书练书法累了就在院子里散散步。他担任总书记时，每天走一万步，辞职回家后一般就减为七千步了。不过，边散步，边思考问题的习惯没改。 　　午饭一般在中午12时左右，躺在床上休息半个多小时。起来后，如果同工作人员打麻将，他在午休前就有约在先了。玩一会后，又接着看书，练书法。当然，上午下午有时也会客，经常有人来看他。 下午6时用晚饭后，就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文艺节目他很少看。看完新闻节目之后，又去看书，一般晚10点就寝，睡前还要再散会儿步。 　　此时，耀邦同志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耀邦同志于1987年初，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提出，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但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耀邦同志说，那好，我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所以，他有时还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还不时到外地走走，边休养边搞点调查研究。 　　深深的忧虑 　　胡耀邦生前曾改写过孔明究竟居于南阳还是安阳的对联。原对联是：‘“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功归天下，何必争襄阳南阳。”耀邦同志将对联改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改写的对联恰是耀邦同志一生的写照。 　辞职后，他人虽离开厂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 　一次，一位老同志来看望他，话题谈到了青少年问题。耀邦同志开朗的面容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二亿二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小孩不读书识字，弃学摆生意摊摊，随我去山东的秘书告诉我，当询问一名13岁的小学生为什么不读书时，这孩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俺干这个买卖比教师挣的钱多！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更加严肃起来。“不挣学问只挣钱，不爱识字喜钞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身教重于言教，老师挣钱少，这岂不是由老师‘身教’来的?我这是笑话一句，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啊！如此下去，怎么得了?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啊！” 　身边工作人员外出或探家归来，他都要问问家乡、外地的情况。有—次，有个同志从老家回来告诉他，社会治安不好。耀邦同志听了之后叹一声：“社会风气不好，治安不好，这是大问题。” 　同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他们朝夕相处多年的“首长”来，无不为之感动。 　有一位小伙子是1984年组织土委派他到耀邦身边工作的。从初次见面一直到他逝世，5年多时间给他最深的感受是这样几句话：“首长平易近人，人太好了，没有一点架子，这么多年，没对我发过一次睥气。这给不了解情况的人说，人家都不相信，但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另一位小伙子告诉我，首长跟他们是知心朋友，平时一块儿吃饭、散步、玩象棋、麻将、打康乐棋、桥牌；一块儿看电视，聊天；我们在他身边一点都不拘束。有时候，我们打水碰上他正散步，他主动避开让我们先过去，他再接着散步。 还有一个小同志告诉笔者，耀邦同志原来喝水用的是一个掉了大片瓷的缸子，不知用了多少年了，直到1984年实在无法用了才同意换一个。你猜换了一个什么杯子？一个罐头玻璃瓶，外边连个塑料套都没有，一直用到他去世。 　耀邦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及生活也都十分关心。平时鼓励督促他们多学习，多看政治书，历史书。还要求他们每天看报纸，听新闻广播，看电视新闻。他不知什么时候就随便问那个同志，今天有什么新闻，这种不定期的突然袭击的随便考核，使他身边工作的小伙子们在学习方面，听新闻，看报纸方面不敢有丝毫马虎。并因此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逢年过节，耀邦同志派人给身边工作人员送水果，瓜籽，糖等，中秋节还给他们送去了不少月饼。 　　1989年，耀邦同志过73岁生日，他托人给警卫战士送去了一个大蛋糕。并跟战士们一起合影留念。工作人员，警卫战土给他写了封祝贺信，他十分高兴。 　　1988年夏天，耀邦同志在外地休养时，还特意捎话给李昭，要家中给警卫战土送50斤绿豆，让他们防暑解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使他们一谈起“首长”来就热泪盈眶。 　　最爱看四家报纸 　　耀邦同志离不开收音机，报纸，收音机天天听，报纸电视新闻天天看，这成了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最爱看四家报纸：一是《人民日报》，看报社每天早上送到家的清样。二是《参考消息》，是大字印刷的，跟《人民日报》一样大。三是《体育报》。四是《北京晚报》。其他报他也看，但大多翻翻就过去了，唯这四家报，他看得十分仔细。有时他躺在床上自己看，有时让公务员念给他听。《人民日报》主要看国内大事，《参考消息》主要看国外大事报道及对中国的评论。《体育报》了解体育界情况。《北京晚报》了解北京市的一些情况。 　　最后一次照相 　　还记得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上悬挂的那张巨幅遗像吧，那忧郁的神情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耀邦的家人说，“这张照片，最能表现他的心态。” 　　提起这张照片，还有一段故事呢。为了弄清这故事的来龙去脉，笔者在同耀邦的家人谈过之后，又采访了这件事的当事人，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同志。 　　秦川告诉我：“耀邦同志辞职后，我每年都去看他，（我比他早下来一年）每年都给他照一次像，作为历史资料留下来。但我的相机不行了，正巧新华社老摄影记者，曾担任过中央摄影小组组长的杜修贤也想给耀邦同志照像，他打算编一本《中国名人照片集》，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6日上午9时，我同杜修贤应约来到耀邦同志家中，家里当时就他自己在。我把杜修贤介绍给他，他很高兴。寒喧了一会儿，就开始照相，在屋里屋外，变换各种姿势，选择各种角度照了一阵，有读书的，写字的、散步的，还跟炊事员、服务员三个人合了影。开始时，耀邦同志穿咖啡色的中山装，照了一阵之后，他提出是否换身西装？我们说可以。换上西装，拍这张照片时，杜修贤曾提醒他笑一点，胡耀邦说我笑不出来啊！无奈杜修贤按下了相机快门。这就是追悼会上用的那张遣像。 　　“照完像后，杜修贤提出，请耀邦同志给他的撮影作品集题写书名，耀邦同意了。杜问： “叫什么名字好哇？”耀邦说：“就叫社修贤摄影作品选吧。”杜同意了，我们一起回到书房，耀邦同志拿过毛笔宣纸来，他先写了一张，说不好，又接着写，一连写了四幅，他才满意地说：“就这张吧。”杜修贤同志高兴地收了起来。 　　“那天像照得不少，约有二、三个彩卷。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耀邦同志最后一次照像。两天之后他就因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9天之后便离开了人间。 　　“耀邦同志不幸去世之后，我和杜修贤帮挑选追悼会用遗像。杜修贤选了几张放大后，19号送到耀邦同志家。大家看了之后，最终选了穿西装的那张。后征得中央同意，放大成三米长两米宽的，于21号布置到了人民大会堂耀邦同志追悼会会场，” 　　耀邦同志逝世后，笔者几次到他家吊唁采访。在原是耀邦会客室，现在是他的灵堂里，笔者注意到正北面墙中央，即安放骨灰盒的上面，悬挂的也是这张穿着西装，象征他开明，开放的，代表了他当时心境的彩色遗像。来到这里的人无不为之感慨万千。 　　在死神的突袭面前 　　耀邦同志本来身体是不错的。辞职前，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也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他引人注目的疾病主要是骨质增生。辞职后，曾在北京解放军三O五医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 　　1988年11月份，耀邦同志在湖南休养时，曾因感冒发烧，引起房颤。他这个人好多事不愿麻烦别人，发病已有两天了，心闷，不好受，但他没有说。后来，夫人李昭赶往长沙照料，经多方治疗，病情很快稳定，后来恢复得也很好。事后，他不承认自己是心脏病，他说不要紧，没什么大问题。 　　后来，耀邦又到广西休息了一段时间，3月份赶回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当他出现在主席台上时，许多入对他明显的消瘦表示关注。 　　4月8日，耀邦同志吃过早饭，就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冶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8时55分，耀邦同志来到怀仁堂，高兴地同其他政治局委员握手、打招呼。会议9时正式开始。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草案的起草、修改过程。就在这时、耀邦同志突然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我请假”。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这时他面色苍白、额头上渗出汗珠。这时是9时48分。 　　紫阳同志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坐在身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上坐下，说快叫医生，怀仁堂多部电话同时拔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出动去接医生。这时胡耀邦双目紧闭，不能说话。 　　这时有人问：“谁带了保险盒?江泽民同志说，我带了。他随即过来给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嗅了亚硝酸异戊酯。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场。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了。并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抢救工作。政治局会议挪到别处继续开。 　　胡耀邦突然发病的消息也很快通知了他家里。当中午12点家里人赶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时，耀邦同志巳清醒。医护人员不让近前，也不让同他讲话，他们只能在一旁相望。 　　下午4时20分，专家们认为耀邦同志的病情已初步稳定，可以上救护车了，经同家属商量，将他送入北京医院。此后，情况逐渐好转，但他心情特别烦燥，老发脾气。 　　4月11日、12日，耀邦同志病情继续好转，并能进食稀饭，大家都感到轻松，胡德平在答复一位友人的询问时表示：“情况已经稳定一些，但还不够好，”4月15日清晨，耀邦醒来颇早，精神也格外好。他说：“哈，我生病第七天了。七天没事，危险期过去了。” 　　医生告诉他，这七天可不是没事，并不能算过了危险期。 　　这时，耀邦同志又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住院七、八天了，今天要打扫卫生，把电动刮胡刀准备好，我要刮刮胡子。”他还问工作人员听今天的新闻广播没有。 　　耀邦同志在床上喝了开水、吃了点西瓜、准备接受安排在上午的专家会诊。 　　7时30分，耀邦同志躺在床上大解，他还拉着工作人员的手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 　　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这时，耀邦同志稍稍一使劲，工作人员只觉得他手一松，头一歪，背了过去。医生说，这是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出现了大面积心肌梗塞。时指7时40分。 　　在场的医护人员及耀邦的儿子、工作人员，大吃一惊。专家们用尽了所有办法，但耀邦同志的心脏还是在7时53分停止了跳动。 　　此后，医护人员又给耀邦的心脏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按摩，可这颗心太累了，他再也没有复苏。 　　耀邦的家人及工作人员对笔者说：医护人员对耀邦的抢救是十分及时的，那天发病要是在家里，情况会更糟。因家中既无医护人员，也无常备抢救心脏病患者的必需药品。 　　耀邦同志匆匆走了，他的家属、身边工作人员、甚至他自己都始料未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此，他走时，—句遗嘱都没留下。 　　他不该去这么早的…… 　　为何不进八宝山 　　4月22日，耀邦同志追悼会隆重开过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的新闻节目中宣布，“根据胡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的愿望，耀邦同志的骨灰将深葬在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的绿林之中。” 　　按照中国的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之后，一般都将骨灰存放于北京八宝山骨灰存放处的一室。胡耀邦同志的骨灰为什么不入八宝山呢? 　　胡耀邦同志是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的，直到他逝世的前十分钟，他还满怀信心地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因此，关于他的后事如何办，生前什么遗言也没留下。 　　耀邦逝世后，李昭召集子女商议安排他的后事，多次议到他骨灰的存放问题。耀邦同志家乡湖南和他长期工作过的陕西等地，曾恳求将耀邦同志的骨灰分一部分安放在当地。李昭同志不同意，她说：他活着是个完整的人，他死了是个完整的灵魂，不要将他分开，就让他在一个地方安息吧。” 　　耀邦逝世第二天，中央电视台重播了反映耀邦生前视察的纪录片《重返长征路》。在全家商议将耀邦同志骨灰安放什么地方时，儿女中有的还曾提出，是否将爸爸的骨灰撒在长征路上?有的不同意，说，爸爸不能代表长征，撒到那里不合适。后来在议论中，又提出是否将耀邦的骨灰安放在北京西山他生前曾多次劳动过的一个团中央的果园内，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后来，还是李昭同志提出，将耀邦骨灰深葬在江西共青城的绿林之中。江西省和共青城的有关同志也提出过这样的请求。这样，在经过多次议论和慎重选择之后，全家才做出了最后决定。 　　在耀邦同志追悼会后，他的骨灰被迎回家，李昭同志率子女在耀邦灵前诉述了感人肺腑的谈话，其中谈到了这件事。李昭说：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在那里，你曾经组织召开了共青团四省百县造林大会，现在木已成林，人已成才，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人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绿树、红梅，和顽强的共青人一起，使党的事业和理想与世共存。”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走后 李昭对他说…… 　　4月22日下午，胡耀邦同志遗体火化后，还是他乘坐的那辆国产红旗车将他接了回来，迎人昔日他的会客室。 　　周围摆满了翠柏、鲜花，四壁挂满了诗词、挽联。他安卧在鲜红的党旗下，静静地，静静地，不说一句话…… 　　他的妻子率昭率子女来到这里，对他说：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走完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相信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你爱的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河处不招魂。有人为了能见你最后一面，他们守了整整一夜。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很受教育，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的眼泪呀，这是金钱和权势买不来的。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暮暮暮，年轻的夫妻要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你常说，家庭感情要淡。党的事业，为党工作的热情要浓。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作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5月4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天低云暗风呜咽、衰乐声声心欲碎。李昭率子女缓缓走出灵堂，他们个个泣不 成声…… 　　葬花记 　　耀邦逝世后，国内外不少友人，宾朋送来了许多用鲜花做成的花篮。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鲜花慢慢枯萎了。经李昭同其子女商定，将这些鲜花安葬在耀邦多年生活过的宅院里，让它们与大地，与大地的儿子永世长存。 5月1日上午，我作为惟一应约而来的记者，参加了葬花的全过程， 耀邦同志住宅的南院。 正北面走廊的两根朱红柱子前摆放着两个大花圈，顿使阳光明媚的小院里盛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院里的红果树盛开着洁白的小花，它是为耀邦同志开的…… 西半部那几棵1984年新栽的柿子树，枝繁叶茂，刚刚结出绿色的果实，他多像耀邦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东半部有棵参天大树，那是棵历尽沧桑的老枣树，刚刚发出嫩绿色幼芽，告诉这个世界，它虽然老了，但老当益壮。 院中间甬道两边长满青草的草地上，工作人员事先挖好了两个长2米，宽一米，深一米的土坑，正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拥抱那属于他的、枯萎了、但仍是鲜花的鲜花。 9时半，李昭双手捧着她率子女献给耀邦的那个用鲜花做成小花圈，缓缓走出灵堂，灵堂经过走廊，来到了南院土坑旁，子女们女们个个手捧鲜花，伫立在她的身旁。 　　李昭说： “孩子们！今天是悲痛的日子，也是可纪念的日子，奋斗的日子。你父亲已经与世长辞，我们要记住他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一生和精神，让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 “这些鲜花来自大地，属于大地，就像你们的父亲、爷爷一样，现在，我们把这些鲜花安放在耀邦长期生活过的地方，让它们与大地共存。” 说罢，李昭先将花圈上的缎带摘下，将花圈放入西边的坑中，她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也都拔下花篮上的鲜花、分别放入两边的土坑内。之后，工作人员用土填平，把挖开的青草重新栽在上面，草地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至11时，葬花结束。 耀邦同志去了，像那些鲜花一样，长眠在祖国的大地上。 耀邦同志永生，他是人民的忠实儿子，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