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歷史：我見到和參予的國共選舉 -- 獻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鐵流（北京） 毛澤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有斗爭才有發展。對這句話我還肯定。近日，老朋友嚴家偉先生在網上撰文，《我親歷的一次全民普選民意代表》，引起我諸多回憶，為 見證歷史不得不作些掛一漏萬的補白。他在文章中開門見山說：“現在中國人都在盼望著，有一天我們可以行使自己作為公民擁有的民主權利，選出自己認可的官員 或民意代表。由于我比你們蠢長幾歲，你們還在期盼，我卻經歷過了。雖然那個民主還不能算很成熟、很完美，但不是走過場的假民主，也不是假想、虛構的故事， 而是實實在在發生在我的故鄉------四川省成都市。時間是上個世紀的1947年。” 我 長他兩歲，此時在成都市上西順城街申伍蘇裱店當學徒，那片選區的投票點就設在店鋪對面不遠的一座中心小學校里。師父白申伍三十七八，胖胖身體，一手過硬的 蘇裱技術。他每天晚上都收聽地下電臺，關注國共兩黨戰爭的勝敗情況。每當聽到國軍失城失地時，總是自個兒地嘆口氣說：老蔣又輸給朱毛了！若是國民黨有所小 勝，他就高高興興地揚起眉毛，一邊喝小酒一邊啍幾句川戲：我坐在城樓觀動靜，看看司馬老兒怎么行軍…… 一言蔽之，他是個傳統小商人、小知識分子，既憂民憂?，又想著生意和盤算賺?。他視?民黨蔣介石為正統，視共產黨為亂臣僮拥姆磁眩瑢δ菆鰢�民大選特別關注。用他的說，老百姓選出的政府總不能去推翻嘛？ 嚴君為宦門子弟，鐘鳴鼎食家公子；我窮家小戶，身為徒弟娃“兔兒燈”（成部土語，用線拉著走的小生命）。但想不到這場“偉大的革命”，使我們兩個“天上人間”的小年輕，十年后均淪落為共和國“賤民”，1976年同四川省第四監獄宜賓麻紡廠“改造”。我的師父白申伍雖未勞改，頭上那頂資本家的“帽子”，一直戴到1977年走進棺材。革命可謂滑嵇！ 他記憶特好，在文章中說：那次“國大”成都參選的三位候選人是，“孫震先生又名孫德操，是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曾任國民黨多項軍、政要職。而徐子昌先生，是代表民間勢力出面競選的。此人不僅家道殷實，而且當時成都有種名"袍哥"的社會組織。是民眾自愿、自發組織成的一種團體。其目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為了自身維權，免受人欺負。他們以三國時劉關張桃園結義為道德楷模與精神信仰，組成一個團體，互相聲援支持。把關羽供奉為神。團體的領導人稱"大哥"，卻沒有"二哥"，因為二哥是關羽，是圣人，誰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稱"紅旗管事"，處理對外事務，五哥稱"黑旗管事"，處理內務。可見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民間社團。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領，竟然敢與國民黨提名的競選人分庭抗禮，既說明其在民眾中有一定影響，也可見當時蔣氏對民間力量還是持寬容態度。要不然，就完全可以說你那"紅旗管事"就是"共黨嫌疑"，或者你供關羽為神，我就說你是"邪教"。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早把你取締了，還容你來與"我黨"提名的候選人競選？關麟征是中央軍校（其前身為黃埔軍校）成都分校的教務長，受到一部份軍方人士的支持。由此可見，當時這場選舉并非國民黨一手遮天，一手包辦，民間人士完全可以依法自由競選。” 那 次成都市參選“國大”實為四人，另一人他說記不清楚了。那人叫官箴宇，是律師、市議員，好打抱不平，專為受辱受凌的小戶人家打官司（現稱弱勢群體），有點 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精神，在法庭上公然敢大罵檢察官與推事（審判員或審判長）不公之舉，在市議會上競能為老百姓說話抗爭，常常鬧庭質議市長為何不懲辦軍 閥某的橫行，故大家送他一個綽號“官大炮”。這樽炮很厲害，要不要自個兒出?印些揭露國民黨達官貴人不法行為與貪污腐敗的油印小報散發，現稱非法出版物， 逮住要判刑，不知那時為何不管，還稱為進步的東西？我們鋪子上就收到過幾張，一張揭露國民黨特務抓捕川大進步學生劉某，一張反對軍閥劉湘遺孀太太屯集居奇 哄抬物價，一張國民黨某高官強占農民土地……如果發生在此日此時，“官大炮”早早關進牢房吃“233”了（每日囚糧標準：早2兩、午晚各3兩），奇怪，國民黨不但不關押他，還讓其參選“國大代表”，奇怪乎？ 記 得投票那天是個星期日，師父、師娘穿戴整齊，準十點去到斜對面不遠的中心小學校投下了他（她）神圣的一票。聽師父師娘投的孫震將軍。他們說，孫將軍正直公 義，好善樂施，助學興教，是樹德中學（現名成都市九中）的董事長，此校至今也是名校。后來四人中孫震當選，看來師父、師娘的票沒有投錯。 “國大代表”選后三年，共產黨奪得政權，1950年11月成都開始“鎮壓反革命”，“?大代表”屬于“鎮反對象”。所幸當選的孫震和落選的關麟征，因是軍人關系跟著蔣介石先生撤到臺灣，保住了老命。留在成都的徐子昌徐大爺，官緘宇“官大炮”就慘了。徐子昌作為大惡霸，1950年12月 關進川西行署公安廳“政訓班。何謂政訓班？解放初期，中共為瓦解敵人，大搞統戰工作，川西行署開辦一個政治訓練斑（簡稱政訓班）號召?民黨舊政權人員去自 首學習改造思想，然后量材錄用分配工作。一時大家信以為真，去了二百多人報名。結果到后來絕大部份被殺，不殺的均判重刑。此政訓班為后來為省公安廳梓橦卷 秘密監獄。1963年初，我因“馬盟”一案關押于此，同室關押代號為338的、本名賈祥端，浙江奉化人，國民黨二廳某處長，少校軍銜，戴笠部下。1948年他隨南京政府迂廣州，再重慶、成都，1950年3月向川西軍管會報名參加學習，是政訓班老學員，曾和徐子昌同組，一直關押到1973年特赦?民黨軍政人員才出監獄。他向我講，徐子昌還在政訓班操大哥逸?。他說徐子昌仁義，家里很有?，經常包席進來請大家吃，還買日用品送外地的學員。就是這個落選的徐子昌，成都1951年 的“大鎮壓”中，是共產黨最早殺的“反革命惡霸分子”。我參加了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召開的公審會。那時治安還不穩安，沿途站有解放軍，怕他兄弟伙劫 殺場。他五花大綁站在公審大會主席臺下，氣宇軒昂沒有倒樁（成都話未低頭），大罵共產黨是騙子不會有好報，后殺于外西撫琴臺，是打的腦袋，只剩個樁樁人。 “官大炮”在1951年3月27日大逮捕中被捕，后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送去勞改，聽說死于勞改隊。 在共產黨奪得天下后的58年中，我除去關押的23年外，有35年生活在“偉大的新中國”，在我記憶里參加過兩次普選。一次是1953年，一次是“改正”回歸報社的1981年。1953年的那次普選我不但是參予人，還是鄉一級的經辦人。?民黨61年就直選國大代表；我們建政后58的今天，農村仍只能直選鄉代表，城市仍只能直選區代表，市、省和全國一級的代表選舉是沒有份兒的。現將1953年和1981年我參予的兩次選舉，如實地寫出留給歷史，事實最能說明問題。 毛 澤東最討厭法律，認為那東西礙了手腳，所以他說干什么事有《人民日報》就行了，社論一發號召，全國就動了起來，法律有鳥用！不過既然叫“國家”就得有憲 法，盡管那是寫在紙上的文字符號，也得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手通過。全國人民代表應由人民選舉產生，可是中國太大不能由人民直選代表，便來了個自下而上 的民主選舉，史稱“普選”。本人便是此次一個鄉的普選工作委員會主席，有30多位工作人員，一半機關干部，一半小學教師。干部叫普選工作指導員，教師叫普選工作技術員；前者管大方向的政策宣講，后者管一家一戶的登記填表。全鄉以16個 自然村為單一選區，每個選區要公布三次選民資格榜，還要公布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員的名單。富農和地主年滿十八歲的子女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地主 和反革命分子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幸那時還沒有右（派）、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托（派）、叛（徒）等分子，不然還得增加一半登記填表的技術 員。 那 時人們十分看重此事，感到有選舉權十分光榮，是當家作主的表現，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選出代表，向政府提出能代表自已意見的代表治理國家。但在內部卻有不成文 的規定（共產黨做任何事都有內部文件，那外部文件只是給人看）：被提名為鄉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必須是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二，必須是大公無私， 能帶領廣大農民走集體富裕社會主義光明大道的；三，有階級覺悟，能貫徹執行上級指示的。 代 表候選人選舉產生的辦法是：由鄉普選工作委員會邀請所在選區的青、工、婦和黨團員，以及其它有代表性的人物，醞釀提出名單，交由選民討論通過，然后再由選 民投票確認。其實這些代表侯選人名單，都是我們鄉普選工作委員會事先擬定好后報區委審核，待區委同意后我們才能拿出來交選民們醞釀、提名、通過，投票選舉 僅僅是走過場的形式而己。我作為普選工作委員會主席，在鄉里威信很高，權力很大，誰都要買我的賬否則休想當代表，正如我要聽區委書記和區長的話一樣。特別 是那些要想當代表和村長、鄉長的人，對我更是畢恭畢敬熱情周詳。鄉長周龍聯是土改建政選出來的，此次生怕選不上，成天主席前主席后的拍我馬屁。一天，他笑 嘻嘻走進我的辦公室，求情似地低聲下氣說：“黃主席，你一直領導我，相處時間也很久了，你看我有什么缺點和錯誤？有沒有不尊敬你的地方？請你大膽批評教育 我，今后我才能改正。”當時，我心里真有點看不起他，就不是為了那32元鄉長的工資嘛！32元錢雖不多，卻比一個“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年收入卻多了好幾倍到十倍。我竭力支持他當上代表，當上鄉長。 選 票是一張巴掌大的紙，上面蓋有普選工作委員會紅印，凡有選民資格的一人一張，投向你要選的鄉人民代表。鄉人民代表百人中選一，都是歷次邉又械臉O積分子， 不少人是黨團員，由他們在鄉人代會上選出鄉長和區人民代表。一個村有兩百多人，參加競選的鄉人民代表有三至四人，從他們中選出兩人，辦法是在選票上寫上他 們的名字，寫不上的由工作人員代寫，然后投在紅色選票箱內。投完即開箱唱票，選上的人即披上紅綢，接受大家的掌聲，到也感人。 區 代表在選之前早由上面圈定，黨團員多少、婦女多少軍隊、學校、農村、工礦各多少？都是有不成文的比例。此套路直至市、省、中央，你要當代表，首先要取悅領 導對你的好感與信任，沒有此前題休想。鄉普選工作完成后回到區里去參予區人民代表的選舉，麻麻的代表名單誰也不認識，反正按組織的推薦畫圈圈。不是我不尊 重這神圣的這一票？實在是無法尊重！ 1981年大概是10月吧？我隨報社全體同志去書院街參加選舉區人民代表的投票，五個候選人我一個也不不認識，只能按上面指定的人畫圈圈，自此對選舉和人代會毫無一點興趣，覺得與自已沒有一點關系。1987年來北京后再未參加過選舉，對北京一年一度的兩會冷若冰霜。只要一開兩會北京就堵車，勢態就緊張，大街小巷都是戴紅袖章的老太太。心里嘀咕：這樣的兩會不如不開，他與老百姓有什么關系？ 無論兩會議題和代表的產生距我都太遠太遠，我既不能關心也無法關心，那些代表誰選的？說些什么都不知道？他們僅不過是些政治花瓶，舉手的表決機?，又有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