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大饑饉的特殊成因 作者：東夫；原刊於《當代中國研究》 在20世紀中葉中國的三年大饑荒時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多數研究者認為，四川省死亡人數在1,000萬到1,200萬之間。 之所以發生如此巨大的災難，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於：從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躍進”期間，四川的糧食徵收量和外調量均為全國最高， 而農民的口糧標準卻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筆者認為，由於統攬地方大權的李井泉不遺餘力地追隨毛澤東的“大躍進”路線，頑固推行極左政策，加上中央對四川的糧 食等農產品外調施加了強大壓力，甚至不惜以四川農民的生命為代價，結果把素有“糧倉”盛名的四川變成了大饑荒的重災區。 一、四川省糧食高徵購、高外調格局的形成 四川素稱“天府之國”，歷來是糧食富裕地區並有大宗糧食出省。8年抗日戰爭時期，四川一省總計供應軍糧1,200萬噸以上，占國 民政府統治區軍糧的三分之一[1]。實際上，所謂的“天府之國”，僅指成都平原一帶，其面積為2.36萬平方公里，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積的4.2%，省內 其它地區均為丘陵、山區和高原，農耕條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來，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糧食占有量不高。[2]1950年，四川省的農業人口為 5,336萬，耕地面積為10,537萬畝，人均耕地不足2畝，大大低於全國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產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積人均僅1畝，當時平均畝產只有 179公斤。[3]而建國初期高層執政者對這些情況並未加以關注。 1949年底，共產黨占領四川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糧，主政西南的鄧小平以強硬手段組織了這場運動。當時，有進入四川的60 萬共產黨軍隊、近百萬投降的國民政府軍隊以及50萬舊政權的公職人員需要吃糧，當局既無財力也不打算通過市場渠道購糧，而是採用大規模的無償徵收穫得糧 食；在舊的金融體系崩潰、新政權白手起家的情況下，糧食成了硬通貨，所以征糧實際上也是新政權的原始積累。 1950年1月，200萬人的征糧工作隊進入全川各地鄉村和城鎮，以徵收1949年公糧的名義，開始全省範圍的強制性徵糧，隨 即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叛亂”，征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關於這場“叛亂”，官方宣稱乃國民黨殘餘勢力所為，實際上主要是農民及各種地方勢 力的自發反抗。農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權的征糧行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早已收過1949年的公糧，新政權其實是對農民重複徵收，而且徵收的數量大大高於國民黨 政府。當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真實地記載了這一事實：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糧，比正常情況下晚了4個月，這時“農村糧食確 已短少”。按上級下達的指標，川南區1949年度公糧負擔為42.5萬噸大米，以全區農村人口約1,000萬，人均負擔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糧 ”10公斤，實際達到50公斤以上；當地農村大米人均產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糧徵收占到平均產量的30%以上，這一徵收量比國民黨執政時期高30%到 50%。[4]以大大高於舊政府的標準重複徵收前一年的公糧，又完全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自然會引起反抗。雖然官方宣稱徵收對象主要是地主富農，然而， 當地主富農的糧食被收繳一空後仍然不能完成征糧指標時，徵收範圍便擴大到包括貧僱農在內的所有農民。 征糧開始後的一個月內，全川暴動的農民達到數百萬之眾，政府隨即動用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在重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堅決 “剿匪”來保證征糧任務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糧入庫約200萬噸。[5]這些糧食可供至少1,000萬人一年之需，大大超過當時四川200萬軍 隊和公職人員的當年需求。這一時期，公糧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國家財政預算中公糧收入占41.4%[6]；四川的公糧收入則占當年財政 收入的60%以上[7]，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源。 在剿匪和征糧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區[8]全區饑民達200萬之眾，占當時全區農業人口的20%，“餓死人的事情到 處發生”。[9]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對剿匪和征糧的態度十分堅決。川南區因征糧進度相對緩慢，鄧在大會上對川南區負責人李大章、杜義德點名批評， 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檢討。川南饑荒發生後，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難，並指出是征糧過多等原因所致[10]，結果鄧小平對李大章十分不滿。[11] 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四川外調20萬噸大米，以支援華東地區特別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責成川東、川北、川南三個行署立即籌 集發運，直至當年6月政務院電令停調。重複徵收1949年公糧大獲全勝之後，四川省的公糧徵收量逐年遞增，1952年達到389.2萬噸，比1950年的 征糧數幾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萬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糧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調的格局從此形成。 1952年底，四川合省，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將接力棒交給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進著稱，在不擇手段方面與鄧小平的作風投合，因 而被鄧看重，李對鄧則幾近崇拜。在糧食問題上，李井泉在鄧小平主政期間形成的格局上變本加厲，將政府高徵收、農民低消費和大量外調步步推進。 鄧小平到中央後任政務院副總理，是1953年開始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決策者之一。統購統銷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來 實現工業化，實際上是重蹈蘇聯建國初期餘糧徵集制的覆轍。實行統購統銷後的1954年，四川商品糧徵購[12]達到創紀錄的487萬噸（見表1）。雖然政 府宣稱，國家掌握糧食後，若農民缺糧國家會返銷，以杜絕糧商投機，事實上，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糧食返銷的數量從未超過徵購量的20%，少的 年份僅及徵購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說的“餘糧”，其實是農民賴以糊口的口糧。農民原以為，這些口糧只是交到國家倉庫“代為保管”。然而，等到許多農民斷糧 之際，卻不見國家“返銷”，於是四川爆發了1949年以後的第二次饑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處“腳腫病”蔓延，連富庶的成都平原也發生了餓死人的 現象和“鬧糧”騷亂。李井泉堅稱，“腫病”是四川歷來就有的“地方病”，而“鬧糧”則是富裕農民煽動，要求各地實施鎮壓。溫江專區逮捕了120多個帶頭鬧 糧的“反動分子”後，平息了騷亂。[13]那些為農民“叫苦”的幹部和認為“腳腫病”是營養不良所致的醫療人員也受到了打擊。 在逐年大幅增加糧食徵購的同時，李井泉最大的“政績”就是外調糧食——這是那個年代對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貢獻。從1953年開 始，四川外調出省的糧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萬噸增加到1957年的290萬噸，7年間增加了5.8倍，成為全國糧食外調第一大省。1957年外 調的糧食占全國各地外調糧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麥，調運範圍擴大到全國十幾個省和三個直轄市。四川的生豬、食用油等農副產品也大量供應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於是，中央對四川的糧食、食用油、生豬等農副產品嚴重依賴的局面就此形成。 表1：1953－1962年四川糧食徵購、外調和留糧標準 　 糧食徵購（萬噸） 糧食外調 （萬噸） 農業人口人均年留糧（公斤） 　 徵購 占總產％ 全國 四川 1953年 390.4 30 52.5 233 216 1954年 487.6 34 84.3 227 213 1955年 435.0 29 157.0 250 230 1956年 456.0 28 217.3 274 256 1957年 498.1 31 290.3 268 238 1958年 538.2 31 197.3 261 256 1959年 601.2 49 238.7 189 139 1960年 493.3 46 141.5 176 130 1961年 365.2 39 31.6 199 128 1962年 334.0 29 -17.9 216 179 說明：表中數字為按原糧折算的商品糧。四川調出糧食中包括調出省外和出口的糧食。徵購和外調糧食均為細糧（大米、小麥），而農業人口留糧中則相當部分是雜糧。例如，1958年到1962年的農民留糧中，細糧只占30-40% 資料來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出版，頁559表； 許國璋，《四川農村糧食購銷》，四川大學出版社（成都），1993年出版。 二、李井泉在大躍進中的惡劣表現及其背景 李井泉在糧食徵購上對中央的特殊貢獻，使其個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一起 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全國各省區第一書記中的拔尖人物。這一拔擢拉開了李井泉與其他省委負責人的距離，使四川省委成為他的一言堂。李井泉在政治上 並不老練，理論水平也很低，毛澤東看重李井泉其人，無非是看重他能拿出大量糧食支援其他省市。這種看重對李井泉有如強烈的政治興奮劑，自從在晉綏土改中犯 極左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後，他的政治生涯還從未如此輝煌過，於是他對毛的崇拜和追隨之決心前所未有地堅定起來。 另一方面，李井泉與鄧小平的個人關係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鄧小平推薦李井泉為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鄧 小平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後，開始參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決策，並被毛澤東有意作為接班人培養。鄧對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強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 井泉全力以赴地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認，他對鄧一直有好感。鄧到中央工作後，許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鄧匯報，然後按照鄧的意見行事，“特別是 幹部問題上，常和他商量，再報中央”。鄧對四川的工作也“給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說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開會，一下飛機第一件事 就是跑到鄧小平家裡”。1959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表示，“計劃工作我親自掛帥，鄧小平當參謀長”，李井泉由此認定，鄧已被毛選為 接班人。鄧小平獲毛澤東的信任，擔當了“大躍進”操盤手的角色（後來他也不得不承認，那時候頭腦很熱），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的狂熱，與鄧不無關係。 1958年底鄧小平與楊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貴州省視察，視察期間李井泉打電話給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長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設1千萬畝萬斤田，這與鄧小平在 貴州宣傳“少種、高產、多收”有關。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重用鄧小平，鄧小平則把毛的意圖傳達給李井泉，李井泉便義無反顧地忠實執行——這是解讀“大躍進”中李井泉狂熱表現的一個關鍵點。 1、 1959年“糾左”時期李井泉的有恃無恐 針對“大躍進”期間出現的亂子，從1958年底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半段的大半年時間裡，中共中央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對策，提出了“壓 縮空氣”，出台了一些初步“糾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傳達後，全黨上下形成了一種“糾左”的氣氛。後來的中共黨史教科書稱，這段時間裡毛曾經 主動“糾左”，多次對“大躍進”初期的激進行為提出過批評。“文革”時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這一時期的極左表現視為對抗中央和毛澤東的重大劣跡。實際 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毛在其認定的“大躍進”路線上從未動搖過，他的所謂“糾左”不過是在黨內眾多異議和基層情況惡化的壓力下以退為進的韜晦之計，這也 是他屢試不爽的政治韜略。而李井泉自從成為政治局委員後，有了更多的與毛直接接觸的機會，通過毛的一些“交底”的話，再通過鄧小平這條線的溝通，李井泉比 黨內許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實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發揮，無所顧忌地變本加厲。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幹部中反對浮誇蠻幹的呼聲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對他說，“最近空氣 不好”，“可以告訴下面，不要泄氣，原來規定的任務要完成”，“死了一些豬，沒有預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還說，漢口會議就提出要“壓縮空氣 ”，已經壓了兩個月了，“要繼續鼓幹勁”。毛的所謂“空氣不好”，顯然是對當時“糾左”的大氣候的不滿。李井泉心領神會，立即用電話將毛的談話傳達到省 委，鞏固“躍進派”的陣腳。幾天后，李井泉又電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績、批判對1959年任務的懷疑情緒。李說：“主席提出四川糧食要搞到 1,500億斤”（7,500萬噸）。[15]其實，當時四川根據層層虛報“落實”的1958年糧食產量僅4,000萬噸（後來統計是2,245萬噸）。 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開市、地、州委書記會議，落實毛提出的7,500萬噸糧食產量的任務，會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設1,000萬畝萬斤田的計劃分攤到各 地。有人在會上公開質疑萬斤田，李井泉怒斥：誰懷疑萬斤田就是觀潮派、算賬派，“就不是共產黨”。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慶市召開萬人大會，提出“把全省 千萬畝萬斤糧競賽活動推向高峰，為力爭全省全年產糧1千5百億斤而戰”。李井泉在會上強行要求各級幹部對高產指標立軍令狀。 此刻，所謂毛澤東進一步“糾左”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開過不久，四川發生的這些用強迫命令硬性攤派高產指標的事，其實來源於毛澤東 本人的指令。毛澤東給李井泉露底、“加擔子”，是因為毛明白李的忠誠；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糧食，也需要有李井泉這樣的左派為其衝鋒陷陣，以打壓和制衡反對 意見；毛盡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幾句低調，但對李井泉卻“高標準、嚴要求”。李井泉當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顯，“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局對始作俑者毛澤東 十分不利；為了表示對毛的忠誠，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價地調運糧食等農產品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調為毛助威。就在毛澤東告訴他“空氣不好”的時候，李 給省委傳話說，“北京副食品供應緊張得很，每個人一個月9兩肉，每天3兩菜，王府井百貨大樓副食品什麼都沒有，只有一些罐頭”；他要省委發個通知，“動員 下面多調點出來”。省委隨即發出通知，規定農村當年必須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豬一頭，才能按規定標準吃肉。[16]而農民如此交售生豬之後，就幾 乎無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會議期間，李井泉繼續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會上問李，去年糧食棉花公布的數字都減下來了，你們 的糧食是多少？李說可能是900億斤差一點，800億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問，你們明年搞多少，李說原來準備搞1,350億斤，爭取 1,500億斤。毛又問在座各位，麥子“搞1萬斤行不行？”雲南省委書記回答說“再好也不過1,000斤”。李則說，“高產田搞個萬把斤有可能”。 農家出生的毛澤東，其內心不可能相信萬斤田，但他相信，只有用高指標才能逼出他想要的“高產量”，李井泉深知其意。李井泉面臨 的真正壓力是必須大量外調糧食。他深知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糧食之上的，多外調就必須高徵購，要高徵購就必須高估產，而高估產則必須有高指標，高指標則只能 依賴大幹勁——或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雄心大志”。看似豪情萬丈，實則殘酷無比的“大躍進”，其簡單的內在邏輯就是如此。李井泉後來也承認了這個事 實。[17]。 正因為如此，了解到毛澤東真實想法的李井泉，對1958年底、1959年上半年中央有關“糾左”的決定不屑一顧。1959年 初，中央要求根據八屆六中全會的要求整社、遏制浮誇平調風等。而李井泉卻對省委其他負責人傳話說，“不要把整社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情”，這些問題（指浮誇風 等）“大體上都解決了，做些自我批評就行了”。在1959年2月底到3月初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關於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方針，要求下放權利 到生產隊、實行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等等。李井泉聲稱：不落實高產指標就不下放權利，什麼都由你了，還要共產黨幹什麼？4月由毛澤東提出的所謂的“算賬”運 動，主題是肯定“大躍進”的成績，清理退賠平調的財產，落實“十四句話”，李井泉卻將其變成一場批“右傾”思想、查瞞產私分、整基層幹部的運動。 最為典型的是李井泉對毛澤東1959年4月29日黨內通信（又稱“六條指示”）的公開“對抗”。“文革”初期這是李井泉惡名昭 彰的罪行之一。其實，這是一樁冤案。從表面上看，毛澤東的這封信可謂徹頭徹尾的右派言論，如稱高產指標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 而且害人不淺”，“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收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其時，李井泉正在四川強制 推行“高度密植”，鼓吹實現千萬畝萬斤田，假話、高調、強迫命令猖獗一時。如果毛的這封信被傳達下去，對他相當不利。然而李井泉卻胸有成竹地要求下級對毛 的這些指示“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以免產生“消極情緒”；雖然毛澤東要求將信一直發到生產隊，但李井泉卻自行規定只准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隨後把 文件全部收回。他堅稱，省委強制推行的“高度密植”沒有問題，1,000萬畝萬斤田不僅要繼續推行，今後每年還要增加500萬畝。[18]經過李井泉“統 一思想”後的一些省委幹部自然也就有恃無恐了。省委書記廖志高5月16日在傳達毛澤東“六條指示”的全省電話會議上說，“主席提出的六個問題，大家必須好 好看，才能正確領會。……我們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單看他的某一句話，孤立地去看某一句，好像是泄氣了。不是，他的精神是為着繼續鼓勁。”他逐條對毛澤東的 話做“積極理解”：關於密植，毛澤東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的幹部和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要密是不對的”。廖志高解釋說：“這是不是主席反 對密植呢？不是，要搞清楚，他首先說不可太稀，第二才說不可太密，他不是反對密植的。”關於生產指標，毛澤東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指標，只講現實可 能性。……去年實際只有300斤的，能增產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處呢？”廖志高解釋說：“我們怎麼 能夠不要指標呢？實際上主席的指示里也是講指標的。他說去年畝產實際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夠增產100斤、200斤就很好了，這不是指標？”“他的指標 幅度還不低，300斤增產100斤就是增產百分之三十幾，增產200斤就是增產百分之六十、六十幾，這是多大的增產？”[19] 廖志高敢於如此解釋毛澤東的話，是因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書記傳達時，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讀了毛的信後宣 稱自己是“悲觀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說，主席這樣寫，是因為“北京有冷空氣，主席有壓力”，暗示毛所寫的並不是真心話，宋聽後嚇得趕緊作檢討。在5月 16日的全省電話會議上廖志高更是公開講：“現在一些省份，增產不多的，為什麼增產不多？……就是受了一些冷空氣的侵襲，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氣一 來，他們就抵擋不住，或是錯誤地領會中央的一些指示。”廖志高是李井泉的親信，他的這些話當然是從李井泉那裡聽來的。李井泉了解到上層的反對聲音和毛澤東 的被動處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毛絕不會善罷甘休，一定要按既定目標幹下去。所以李井泉要下面的幹部明白這一點：“主席的方法論就是，當他看準了一個目 標，就一定要下決心搞下去，氣魄很大，莫可阻止，無論如何也要搞下去”，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糧食毛豬調出去，對那些關了食堂鬧糧的，“餓死都不要管他 ”。[20]李井泉對中央的“糾左”指示置若罔聞，堅決抵制。例如，5月7日，中央發出“農業五條緊急指示”，要求將大部分豬下放給生產隊和個人飼養，恢 復社員的自留地等。李井泉完全不理。5月26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規定，將口糧分配到戶，社員參加公共食堂自願。全國許多省份的公共食堂一哄而 散，而四川省委卻規定，不能將糧食分到戶，強迫農民留在公共食堂。6月11日，中央再次發出通知，允許社員自養家畜家禽並歸個人所有，恢復自留地，其產品 屬個人所有等，而且要求“用布告形式向群眾公布”。四川省委仍然不理不睬，不給農民留一線生機。 2、廬山會議後李井泉的狂熱 1959年夏，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突然變臉，發動了對1958年底以來的“冷空氣”的總反擊。此時，彭德懷的信不過是他借題發揮 的口實而已。毛所要打擊的，不是“軍事俱樂部”的區區幾個人，而是黨內對他的“大躍進”路線持異議者，批判彭德懷不過是敲山震虎罷了。於是，自1959年 初以來便堅決頂住“冷空氣”的李井泉，不僅被證明為有“先見之明”，還在政治上贏了分。1960年初，他在部分地委書記的一次座談會上表示：主席說，去年 5、6月中央發的一些東西是有消極作用的，可見我們當時從積極的方面去領會是正確的。主管宣傳的省委書記處書記閻秀峰曾因阻止報道郫縣紅光公社的萬斤田消 息而挨了李井泉的罵，被下放到紅光公社蹲點。這時閻也口服心服地說：“李政委看問題很深，許多事情過後才看出他是正確的。”[21] 四川傳達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時的發明―“政治測驗”[22]，是李井泉廣為人知的又一劣跡。實際上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 的。四川省向地廳級幹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的會議一結束，省委便於9月6日給“中央和主席”報告了會議（包括“政治測驗”）的情況：“看來先測驗一下，對了 解幹部思想態度和進一步徹底解決幹部思想很有好處”。李井泉後來還當面向毛匯報了此事，“主席表示贊同這個辦法”[23]。 在這一時期，李井泉的情緒十分亢奮，整治農民的種種惡行則登峰造極。廬山會議後由於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大躍進”，職工人數迅速 膨脹，吃供應糧的人暴增，國家對糧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對四川糧食的依賴也越來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價，把農民手中的糧食“一網打盡”。對這 個被稱為“先下手為強”的“經驗”，廖志高有一說明：“經驗證明要及時完成徵購任務，稍微放鬆一下就要發生問題。全國都這樣，這一條經驗北京會議叫做‘先 下手為強’，收起來以後不及時完成徵購任務，以後就不好辦了，又要反瞞產了，又要突擊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還是完不成任務，那實在很被動 ”。[24]按照李井泉給毛澤東的保證，四川省1959年糧食產量預期達到6,750萬噸，按30%的最低徵購標準，需徵購2,000萬噸以上。而事實上 這年四川全省糧食的真實產量只有1,582萬噸[25]，全部收光拿盡也無法滿足徵購任務。當時，四川省各級政府知道自己的估產有水分，但在1959年“ 反右傾”運動的政治恐怖中，各級幹部為了求生存－－其實被逼得沒有選擇餘地，到了收割稻穀季節，許多地方組織武裝民兵把守收割現場，稻穀收割下來後直接送 進國家糧庫，連曬乾風淨都顧不上，有的地方連種子都不留給農民。李井泉後來辯解：“1959年糧食徵購數量超過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庫很快，對於我們判斷 當時的糧食情況起了誘惑作用。1960年春我們發現糧食問題嚴重的時候，在黨代會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銷售指標，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們對全省缺 糧不是普遍的嚴重錯覺”。[26]李井泉只講了一半事實，卻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實，即這一切都是在“反右傾”的政治恐怖下發生的。 1959年四川的實際糧食收購量達到601萬噸，占總產量的49%（見表1）。需要說明的是，徵購的糧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數小 麥、玉米等，而留給農民的口糧中則絕大部分是以紅薯為主的雜糧。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糧食消費量的60%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願吃其他“雜 糧”的。從1957年到1961年，四川省的稻穀產量減少了一半多，而徵購比例卻越來越高，1959年甚至達到總產量的70%。（見表2）1959年四川 省農村人均留糧為139公斤（見表1），其中稻穀為42公斤（見表2）；1960年人均留糧為130公斤（見表1），其中稻穀僅38公斤（見表2）。這些 數據指的是“原糧”，即尚未加工的稻穀，若換算成大米，分別只有29.4和26.6公斤[27]。也就是說，1959年四川省農民平均每天只有80克大 米，1960年平均每天只有73克大米。1959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區都斷了糧，主管糧食工作的省長李大章承認，有的地方把蘿蔔都折算成糧食，每天也只有 2、3兩（16進位舊秤，不到100克），“沒有細糧了”。[28] 表2：1953－1961年四川省稻穀產量、徵購及農業人口占有量 年度 產量 （萬噸） 徵購量 （萬噸） 占產量 ％ 農業人口 （萬人） 農業人口人均占有 （公斤） 1953年 1143.0 448.8 39.3 5,839.0 119 1954年 1225.5 534.8 43.6 5,894.3 117 1955年 1189.0 463.7 39.0 6,008.9 121 1956年 1316.5 464.7 35.3 6,096.1 140 1957年 1256.0 528.4 42.1 6,188.5 116 1958年 1209.5 543.1 44.9 6,038.6 110 1959年 822.0 576 70.1 5,814.2 42 1960年 632.0 418.2 66.2 5,552.3 38 1961年 576.5 321.3 55.7 5,487.4 46 說明：表中數據為原糧，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穀。農村人口人均占有量＝（產量－徵購量）÷農村人口。 資料來源：《四川省情》頁561表；《四川省志·農業志》表1-2、3-4。 把農民逼上死亡絕路的另一個原因是不許他們各自在家煮食。廬山會議後，堅守公共食堂成為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毛澤東下令，把貴州省將糧食全部收歸食堂、幹部 掌握吃飯大權的“經驗”推向全國，“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號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辦得像連 隊伙食團一樣”，以“不參加就會餓死”的嚴酷現實迫使農民服從幹部的指揮。但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斷糧停伙，勉強維持的食堂也只能供應不足以 維持生命的菜湯之類；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得不設法在家裡煮點填肚子的東西吃，然而卻被扣上“破壞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嚴厲禁止。當時，武裝民兵在農村晝 夜巡查，發現煮食者即砸鍋掀灶、沒收食物，施以殘酷體罰；而政府返銷的一點點糧食則多半被幹部侵占。如此農民只剩下死路一條。 從毛澤東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可以看出，他對農村的實際情況完全了解，而他卻執意要讓這一切繼續下去。這只能使人 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認為，犧牲農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實現工業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會有犧牲一樣，建設也必須要有人付出犧牲。他的“哲學思想 ”歷來如此，並被黨內不少人奉為致勝之道。對李井泉的“打腫臉充胖子”，毛澤東心裡也是有數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間的檢討中說：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 開會，曾向毛澤東反映困難，“主席毫不遲疑地說，給你們增加20億斤銷售指標”。接着周恩來與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還要硬撐，說只需要10億斤，總理給 他增加到12億斤。[29]這12億斤糧食如果及時發出（糧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國家倉庫里），本可挽救無數農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護幹部的積極性” 為由扣住不發。他後來承認：“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銷售指標發下去，但是已經遲了，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後果”[30]。 3、 李井泉的頑固人為延長了四川的饑饉死人之災 1960年底中央下達“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這是“大躍進”運動的重大轉折。此後毛澤東節節退守，直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被迫表面認輸。在這場退卻戰中，李井泉的頑固延長了四川的災難。 上述“緊急指示”下達後，全國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還在咬牙堅持。毛澤東當然不願放棄公共食堂這一“偉大實踐”，1961年春毛還要求中央 和各省領導到下面調查，希望發掘出一些有利於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年5月6日，毛給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簡陽縣調研的中央農工部長 陳正人寫信，以少見的迫切語氣說：“井泉同志：你為什麼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31]與此同時，鄧小平也打電話給李井泉，轉告 了毛的要求[32]。當時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組，以不參加食堂便不分糧食相威脅，拼命維繫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鄧的指示 後，李井泉立即趕往他親自抓的“先進單位”南充地區火花公社和內江縣。5月11日李向毛寫信報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數群眾要求繼續 辦下去。[33]這也許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澤東立即批准將李的報告通報全國。然而，畢竟“大躍進”的大勢已去，連毛澤東都無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獨 木難支了。1961年6月下發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60條）規定，糧食一律分配到戶，是否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自己決定，並要求“原原本本向每個社員 傳達”。李井泉這才放棄了抵抗，於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鬨而散，但仍然比全國解散食堂較晚的地區遲了半年。 “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還有一道“最後防線”，即堅持不改變農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單位。他頑固地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產力。1953年 以後，他力排眾議，最終將農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體農民變成了喪失私有財產和人身自由的“准農奴”，繼之而來的便是大饑饉和農村人口 的大規模餓死。儘管毛澤東闖下一場彌天大禍，但他還是不肯認輸。1961年，全國很多省份都實行了事實上的包產到戶，毛還是堅持要以生產大隊（相當於今天 的行政村範圍）為基本核算單位。李井泉與毛澤東聲氣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隊為核算單位不鬆口。雖然中央的“60條”規定以生產隊（相當於今天的村民組）為核 算單位，李井泉卻故意曲解“60條”的文件精神，硬說在四川省生產大隊就是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對此則一直佯作不知。在這個問題上，李井泉發明了他所謂的 “膝蓋說”。他聲稱，以大隊為核算單位是“腰”，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是“腿”，我們則是把核算單位放在“膝蓋”上，即仍以大隊為核算單位，但下放一部分權 力給生產隊。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後，全國統一實行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李井泉仍然堅持在每個公社留一個大隊為核算單位。“文革”時期，李井泉在批 斗的壓力下，曾於1967年底寫檢討書就此“認罪”；但到了1972年他的處境好轉後，又寫了一份對過去檢討的“聲明和更正”，全盤翻案。他辯解 說：1961年毛主席在做最後結論時的一次小會上說，一般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超過30%；我主張一個公社留一個大隊為基本核算 單位，只占全部大隊的10%，我就沒有什麼錯誤。[34] “大躍進”大勢已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李井泉的“分散主義”受到眾多指責，他不得不在各大區書記參加的小會 上認錯，此時毛澤東不但不保護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責他。李談到對毛的“六條指示”有牴觸時，毛澤東表示，“六條指示就是針對你們來的”。毛接着說：“我過 去在延安說過，豬碰到壁也還回頭，可是現在有些人不如豬，碰了壁還不回頭。”李井泉確認，這個比豬還“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 三、四川農民成為中央政策的犧牲品 1960年初，中央恢復了各大區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當時中央繼續重用李井泉，是因為需要四川的糧食，李井泉對此心領神 會。1959年，四川糧食外調達238.7萬噸（見表1），鄧小平因此表揚李井泉“貢獻大、風格高”。然而，1960年春，四川各地農村因飢餓而廣泛出現 浮腫病，食堂斷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傳到省委，李井泉也開始感到問題嚴重了。1960年4月，劉少奇攜夫人到成都，省委書記廖志高向劉匯報說：今 春以來全省140個縣發生浮腫病和婦女病，約有100萬人，其中成年男子占70%，最嚴重的專區是雅安、樂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 購多了，1959年的糧食產量實際上沒有原先估計的多，比1958年落實的產量還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糧食計算，也大大低於原先估計的數字。據作者掌握的材 料，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中央匯報四川的實際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時已經知道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也預料到還會繼續餓死大批人。他們向中央報 告災情的目的，顯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難，減輕四川外調糧食的壓力，從而降低死亡人數。 然而，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在政治高壓下持續一個冬春的瘋狂蠻幹，已經把經濟拖入絕境，全國性的大饑荒從農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臨的 已經不是死不死人的問題，而是死誰保誰的問題。四川省建國以來大量外調糧食的格局、四川眾多的農村人口和偏遠的地理位置，註定了這一地區將成為犧牲品。李 井泉當年的秘書陳震寰回憶：中央向四川調糧，總書記鄧小平、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都是打過招呼的，也可以說是下的死命令；鄧小平到四川時曾說，調糧問 題，四川還得調，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則國際影響就大了。[36]還有人回憶，周恩來、李先念也講過類似的話。這些話在四川一 些幹部中流傳，被萬縣地委書記燕漢民歸納為：“人死在山溝里，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強。” 到1960年夏季，四川鐵路、水路沿線的糧食倉庫已經掃空，但中央從四川調糧的命令仍接連不斷。主管糧食工作的省長李大章焦 頭爛額，私下裡訴苦：“叫我從哪裡弄糧食啊！”當時，一些長期靠四川調糧維持供應的城市和省份已經到了等米下鍋的地步。1960年7月11日，國務院財貿 辦公室給李大章發來急電。電報指出，四川當月計劃調出15萬噸糧食，前10天只到位1.5萬噸，“津、京、滬、遼不斷告急，李先念同志務請你們支援”。此 時李井泉正在北戴河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成都的省委幹部情急之下準備了一份關於四川省本年度糧食情況的文件，請李井泉報告中央。7月22日，騎虎難下的李井 泉給主管全國糧食工作的李先念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幾年外調增加多，並不是徵購多，而是抽調歷年的庫存增加的。特別是因為去年徵購多了，引起今年出現 許多問題，如果增加外調，那省內的安排就毫無辦法，因此，很有必要給四川緩和一下。外調糧食最好是28億斤，最多不超過32億斤。……我們能完成的數只能 到此為止。”[37]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中央最後答應外調數為31億斤。 1960年8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區黨委發出“中央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現在的安排是一個蘿蔔頂一個眼，任 何一個調出地區稍一拖延，等待調運的地方馬上就有脫銷的危險。……時間緊迫，萬萬火急。”8月17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難完成任務，只 能超過，不能短欠，時間也不能推遲”。調糧的命令落實到四川每個窮鄉僻壤。一位當年的基層幹部描述：大山深處的農民們為了運出一袋糧食，翻山越嶺將麻袋背 到山谷里的小溪邊，綁到竹排上漂流到河裡，再裝小木船運到長江邊的碼頭，最後裝上大船運出省，一袋糧食還不夠輾轉運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餓死在運糧的路 上，也沒有人敢動一口運送的糧食。 到了1960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內的所有四川省的領導人，對繼續外調糧食的可怕後果都一清二楚了。溫江地委書記宋文斌回憶，他曾在會議上問省委領導，你們 到底給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難沒有？廖志高回答，怎麼沒有反映？連多調1億斤糧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話都講了，中央還是要調。還有人回憶，李井泉一次在電話里為調 糧和李先念爭辯，說得都哭了，還發牢騷說：“你那裡是國務院，我這裡也是一個小國務院”。諸如此類的事，至今被為李井泉辯護的人廣為引用，但他們卻迴避了 李井泉曾頑固堅持“大躍進”路線直到最後的事實。 1960年底，四川農村進入了又一個死亡的冬季。12月13日，中央再次向四川發出調運糧食的緊急通知。省委決定調集150萬“勞動力”，用3個月時間把 160萬噸糧食集中到水路、鐵路沿線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據省委的命令，各地市縣成立了調糧指揮部，書記掛帥，“像指揮作戰一樣，保證完成任務”。由於飢 饉，農村勞動力銳減，省委只能動員各地機關事業單位出人運輸，於是許多地方學校停課、機關不上班，全部投入運糧，用雞公車推、架子車拉、人肩挑背扛。四川 農村最後一點維持農民生存的糧食被運走了，用中央領導人的話來講，就是用四川農民的性命去換取那些中央認為應該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匿名信狀告李井泉，歷數其對抗中央“糾左”指示，搞“分散主義”的罪狀，這是促使該會會期延 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毛澤東所謂的“出氣會”上，李井泉在四川組的檢討中流了淚還下不了台。鄧小平當然清楚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 把。鄧在自己家裡將中央辦公廳發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給李井泉看（這明顯違反組織紀律），又親自出面保李井泉。鄧小平表示，會議不能繼續這樣開下去 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繼續檢討了，省委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鄧還在毛召集的各大區書記會上建議：“這個會恐怕開到這裡差不多，建議結束會議”，毛自然表 示同意。[38]於是“出氣會”隨即結束。 “七千人大會”後，中央對全國尤其是四川省饑荒的驚人情況有了更詳細的了解，對強令四川調糧的後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糧食外調任 務，同時向四川調入糧食。1962年，因為“大躍進”中止了，全國農村的經濟狀況明顯好轉。但四川省因為“糾左”遲緩，農民仍在飢餓中掙扎。例如，重慶市 江北縣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間，農村有半數人嚴重浮腫，70%的勞動力不能出工；其中復興區12,247個勞動力，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這 4個月裡全縣非正常死亡7,660人。[39]1962年3月31日，周恩來召集滇、黔、鄂、贛、浙、蘇6省負責人共同聽取李大章匯報四川省的糧食情況， 要求這幾年吃過不少川糧的長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當時這6省負責人一致訴苦說拿不出糧食，周恩來最後下令長江流域各省馬上支援四川5,000萬斤糧 食。[40] 綜上所述，當年四川省大饑饉的根本原因在於“大躍進”運動。“大躍進”對四川農村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並斷絕了許多農民求生的機會。從1958年到 1961年，四川省糧食減產50%，1961年的水稻產量僅及全川軍閥大混戰的1932年的57%。[41]如此情勢之下，饑饉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徵購、 高外調政策又加劇了這場災難。 【注釋】 [1]《當代中國的四川（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25頁。 [2]四川明末清初因戰亂，全省人口一度降至60萬左右。清代康熙年間推行“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動員全國十幾個省的移民到四川定居，導致長 達百年的移民潮。清末四川人口增至4,800萬，成為全國人口第一大省。1949年達到5,730萬。見《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北 京），1988年，第53－62頁。 [3] 四川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四川省志·農業志》，四川辭書出版社（成都），1996年，第20頁、116頁。 [4]川南公署政策研究室，《關於1949年公糧負擔重不重問題的研究》，1950年7月10日。 [5]《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44頁。 [6]《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41頁。 [7]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第619頁。 [8]建國初四川省分為東、南、西、北四個行政區，每個行政區相當於省級區劃。1952年底合為四川省。 [9]見李大章、郭影秋、劉披雲，《川南行政公署6月份工作簡報》（1950年7月5日）。 [10]出處同上。 [11]鄧小平和李大章都是四川人，同到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一起參加共產主義小組活動，有多年交往。但鄧在主政西南期間看重了李井泉，看淡了李大章。 [12]1952年以前只徵收公糧，稱為徵收；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以後，農民除了交公糧，國家還要強制性購買他們的“餘糧”，合稱為徵購。 [13]見中共溫江地委辦公室，《溫江區農村鬧糧問題綜合情況》（1954年8月1日）。 [14]見《李井泉的檢討》（1967年10－12月）。 [15]《李政委電話要點》（1959年2月2日）。 [16]《當代四川大事紀要》，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1年，第135頁。 [17]原話為，“因為實行高指標，隨之而來就是實行高徵購。實際上我們要搞高徵購，非搞反瞞產私分的鬥爭不可。”出處同注14。 [18]《七個地委書記重慶座談會記錄》（1959年5月5日）。 [19]廖志高，《在全省電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5月16日）。 [20]“李政委5月18日在溫江專區各縣縣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5月21日）。 [21]“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革命造反派指揮部”編印，《李大章同志的檢查和揭發檢舉材料》（1967年9月），第48頁。 [22]即先將彭德懷、張聞天、李雲仲的信給到會者看，對“贊成”、“基本贊成”、“基本不贊成”、“不贊成”四項選擇表態，以此劃定左、中、右，然後才傳達廬山會議決議。 [23]出處同注14。 [24]出處同注19。 [25]出處同注3，第108頁。 [26]出處同注14。 [27]稻穀因品種、成熟程度、水分、雜質含量、加工要求（加工成糙米或精米）及加工手段的不同，出米率的比例為65-75%，本文取平均值70%。 [28]“省委12月30日電話會議上李大章同志關於群眾生活安排問題的講話”（1959年）。 [29]出處同注14。 [30]出處同注14。 [3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9冊，第484頁。 [32]出處同注14。 [33]“李井泉同志5月11日關於農村公共食堂試點情況給毛主席的信”（1961年5月16日）。 [34]李井泉，“聲明和更正”（1972年9月30日）。 [35]同注14。 [36]陳振寰1954－1963年和1975－1977年兩次擔任省委主要負責人的秘書，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秘書局局長。 [37]“轉發李井泉同志給李先念同志的信”（1960年7月28日）。 [38]出處同注14。 [39]江北縣人民委員會，“關於群眾生活、疾病、死亡情況報告”（1962年3月20日）。 [40]李聚奎，“關於三個省糧食匯報的情況”（1962年4月2日）。 [41]《四川省志·農業志》，第112頁，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