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六四"20周年：應以史為鑑 BBC／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1989年春，中國發生了以北京為中心、以學生為主的大規模民主抗議運動。6月4日凌晨，中國當局用坦克和機槍武力鎮壓了北京和平抗議的民眾和學生，導致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 這一事件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事件，它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路徑。但對這一事件的討論在中國仍然是禁區。只有了解這一事件，才能以史為鑑，了解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 在"六四"20周年之際，BBC中文網記者李麗邀請了三位嘉賓，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煒(張煒"六四"前擔任過中國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著名的中國作家馬健（馬健涉及"六四"的新著《北京植物人》不久前獲得了英國國際言論自由組織"聚焦審查"頒發的言論自由獎。），和80後的年輕中國學生凱文（凱文大學畢業後目前正在英國留學），探討"六四"事件同今日中國有何關係。 北京天安門廣場擠滿各界抗議人士(2/6/1989) 問："六四"20年過去，能請先回顧一下你們個人"六四"事件前後的經歷和感受嗎？ 張煒："六四"開槍鎮壓的時候，我當時已經被軟禁在家裡了。但當時我還是不顧監視我的警察的阻擾，走到天津東站的廣場上，看望在那裡抗議示威的群眾。當時不斷有北京的消息傳來，情況比較慘烈。當時天津的一位副市長，他的太太的家就在北京木樨地旁邊的高樓里，她不斷地通過電話給我通報北京的情況。當時的場景、到我家裡來的朋友帶來的沉重的氣氛仍然記憶猶新，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馬健：因為胡耀邦逝世，我當時坐火車從香港到北京，突然感覺到跪着那麼久的中國人站起來了。（"六四"前）一個月左右，每個人都在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人。還有一個感覺是學潮漸漸成為民主運動。連警察學校的警察到國家機關單位的幹部都上了街，感覺到那叫"萬眾一心"。 凱文："六四"時我還不到5歲。第一次知道"六四"是上初中後，教材上有"89年政治風波"一句話。上了高中後更全面知道有個"六四"，我們就追問歷史老師，這個"政治風波"到底是什麼？上了大學後我也有意識地去讀了一些有關的書，去了解這個事件。 . 問：中國政府說，當年"六四"採取了斷然的措施，才保證了中國的社會穩定，帶來了經濟高速增長，才會有今天中國經濟的繁榮景象。凱文你的看法如何？ 凱文：從道德評判的角度去看，證明這種"斷然"措施的正確性肯定是有問題的。但是從歷史角度去看，不得不說，對執政當局來說，"六四"最大的政治遺產可能就是用經濟增長緩解社會矛盾，證明它在89年相對脆弱的執政合法性。 張煒：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假使"六四"事件確實是中國後來經濟發展的基本保證，能否用它來維護"六四"鎮壓的正當性。即使這樣也不行。一個民族如果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犧牲一批熱血青年的生命之上，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希望？ 問：你就是說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殺人，是嗎？ 對。第二方面，經濟發展是個綜合現象，形成推動經濟發展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講兩個反證： 一是中國1949年以來最開放的時代實際上是80年代。雖然那時國家試圖控制老百姓的思維，但是在朝逐漸放鬆的方向發展。在思想比較開放，政治相對開明的制度下，同樣也有經濟高速增長。（"六四"前）80年代的經濟增長達到了7.6%。 第二，中國"六四"發生在89年，印度的經濟高速增長開始於1992年，持續到現在，經濟增速8%以上。印度並沒有靠鎮壓來維持經濟增長。中國的人力資源不差於印度。所以不能說，沒有"六四"，中國經濟就不能發展。 問：但凱文說的是否有道理？"六四"後中國共產黨是否為了政權穩固等原因，改變策略，擁抱了資本主義，"與時俱進"，這才有了後來的經濟發展？ 張煒：如果"六四"沒有發生，中國還是會有經濟發展。有了80年代初期改革開始的動力，實際上"六四"成了中國社會當今深層次經濟結構扭曲的重要原因。 "六四"後，中國政府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這是一種扭曲的發展。“一切服從發展”的口號是錯誤的。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中國90年代後，成為全球經濟高速發展國家中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它的經濟結構是通過壓低最窮困的老百姓的收入，雖然後者的收入也有增長，來保證和官僚利益密切相關的集團得到更多的利益。這些也都是造成中國今天經濟問題的因素。 我相信，歷史會證明，"六四"給中國現在經濟結構的扭曲和將來經濟出現的難題留下禍根。 馬健：我認為中國政府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後，不知所措，後來發現自己走投無路。可以準確地說，是資本主義救了中國共產黨。在這種背景下，它的發展的一個最大缺點是它把資本主義最壞的缺點全都學了。 問："六四"事件和後來的鎮壓在現在的中國還是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但在中國"六四"仍然是敏感話題，高中教科書裡有關歷史似乎是空白。凱文，你的同齡人對這段歷史是否了解？ 凱文：對。或者說，他們不屑於去了解。"六四"問題在大陸不讓討論，但我的問題是，這個問題如果要談，我們從何談起？ 民主在中國僅僅是個詞彙，而不是一個有實質內容的東西。在中國談民主，不論是支持還是不支持，都談不出實際的內容。當然能夠談是一個前提，（不能討論民主）這是比較遺憾的。 問：中國一直批評日本修改教科書，中國的教科書是否也有問題？ 凱文：當然，這也是個不能迴避的嚴重問題。但歷史都是人書寫的。我不想說"六四"應該歸罪於誰，但我不希望以過去死去的、不論多少人的名義，來讓今天的社會出現更大的恐慌和動盪。 問：對"六四"事件的記憶是否重要？請問馬健，你前一部小說《拉麵人》和新著《北京植物人》都涉及對"六四"事件的失憶，為什麼對你來說，"六四"的記憶這麼重要？ 馬健：可以說，20年來，人們獲得了很多財富，但失去了很多思想。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正視自己的歷史，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失去了記憶，就像一棵樹，沒有根，上面的現實可以長，但活得很危險。歷史和記憶有支撐一個民族的因果關係。共產黨每年在鎮壓"六四"的這點記憶的時候，正在把這個民族變得越來越扭曲。 問：不了解這段歷史有沒有關係？"六四"對歷史學家很重要，對普通的老百姓來說，需要關注自己每天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再提20年前的事有什麼意義呢？ 張煒：歷史是人們回顧總結自己走過的路。人類智慧的增長是從歷史中學來的。中國當局實際上在扼殺人們對歷史的回憶，扼殺中國人增長智慧的權利。 另外一方面，現實很清楚，很多老百姓、很多年輕人說：我對這不感興趣。他有他不感興趣的權利。但一個政府沒有權力去阻擋人們了解歷史真相。這是個權利問題。 如果一個政府能有權扼殺你去了解20年前的歷史真相，那它就有權去扼殺你去做其他事的權利。這是不能接受的。這是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問：最近有學者提出用南非的真相調查和和解模式來解決"六四"問題。對這種提法有何看法： 馬健：我當然希望有一天，中國民主能夠壯大。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能讓社會產生一些良性循環。但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中國社會是否成熟了？民眾成熟了，執政黨成熟了，可以達到一種和諧。但這兩者都還處於原始階段。 張煒：只要掩蓋真相、不讓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去研究這個真相，和解是不可能的。 凱文：我說不出任何具體措施。我在上本科的時候，一位老師對我說，中國的歷史有兩部，第一部是中國的當權者，我們說肉食者謀之，他們的成長和發展。另一部歷史是中國的普通人，他們的成長和發展。當這倆者能走到一起，互相對話時，中國這個國家才是有希望的。 本採訪並不代表BBC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