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猙獰

 

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辻政信回到了金澤步兵第七聯隊擔任少尉。少尉的工資是70元，在一元錢可以買一石大米的年代這是很高的工資了，辻政信的一家也就擺脫了貧困。同時擁有幼年學校，士官學校預科和本科這三個首席畢業頭銜的辻政信，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聯隊矚目的風雲人物。

 

辻政信知道這種變化從何而來，他現在的目標也不是小小的尉官，甚至不是佐官，他要當大將。因此現在在旁人看起來眼花繚亂的榮光，在辻政信看來則還只是剛剛開始，他還要更加努力，才能爬到陸軍的頂峰。

 

新任官的少尉按規定兩年內要住在營房內。其他的少尉們沒事就跟着長官一起跑出去喝酒，辻政信從不出去喝酒。不但不喝酒，在訓練時還毫不留情地指責上官：“士兵們都凍得發抖，你從哪兒喝得暖洋洋地渾身酒氣”，為此常和其他軍官打架，但是在一邊聽着的士兵們心裡倒確實是暖洋洋的。

 

日本軍隊的最基本編制是聯隊。每個聯隊都有天皇親授的聯隊旗，那可是比性命還要緊的。被日軍尊為“軍神”的乃木希典大將曾經在西南戰爭時丟掉了他帶的步兵第十四連隊軍旗，一直到最後自殺時還在做檢討。所以做聯隊的旗手是很露臉的事情，特別是那時候日軍沒事就搞檢閱，舉着一面聯隊旗走在最前面那可是很酷，很風光的事情。

 

風光管風光，但在聰明人眼裡當旗手並不實惠。因為聯隊棋手圍繞着那面旗的雜事相當多，而有資格去當旗手的少尉們都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優等生，忙着準備陸軍大學校的入學考試都來不及，誰願意去干那種囉嗦事？但是辻政信的特性就是喜歡出風頭，自告奮勇地就當了聯隊旗手。別人看重的時間在辻政信這兒基本上不成問題：他能每晚上只睡兩個小時而照樣精力充沛。他在馬棚邊上搭了張桌子，天天晚上就在那兒讀書，聯隊的軍醫看見了也想跟樣學樣，結果一個星期沒到就堅持不下去了。

 

辻政信就是這樣幾乎可以說是變態地精力過人，而且極其善於表現這種精力過人的長處。行軍訓練的時候軍官是輕裝備的，而辻政信穿上特地改制過的軍靴，兩層皮，打鐵掌。不挎輕便的指揮刀而跨上沉重的日本刀，再在背包里放上兩塊磚。見到掉隊的士兵就幫他們扛槍，經常是扛兩支步槍還能跟上隊伍。休息的時候從挎包里拿出香煙和糖果分給士兵們，而當時辻政信自己並不抽煙。一次在行軍訓練中大家的水都喝完了，瘋狂的辻政信和往常一樣是背了兩個水壺，這時他集合大家，當着眾人的面，把剩下來的那壺水倒在地上，手一揮：“繼續前進”。

 

愛兵，體貼下情本身並不是件壞事，可是辻政信這樣做的目的卻僅僅是為了自我表現。有士兵不解地問辻政信：“聽說少尉的工資還要養活一個大家族，那來的錢買那麼多書？”，辻政信的回答是“我給《皆行社紀事》（日本陸軍的一種雜誌）寫文章，一篇文章可以拿十元稿費，我拿稿費買書”。實際上查遍當時的《皆行社紀事》找不到辻政信少尉的文章，他是在吹牛，為了得到眾人的崇拜。

 

在士兵和下士官中有關辻政信的傳說越來越多，幾乎成了神話。辻政信也成了軍官的典範，成了士兵的偶像。辻政信也就開始利用這種人氣向同僚和上官發動攻擊，成了個桀驁不馴的典型。1925年4月，一次辻政信在金澤城外的三小牛山演習場指揮新兵們修築工事，正好聯隊長吉富莊祐大佐下來視察，辻政信停止了講課，向聯隊長報告了以後按規矩等待聯隊長指示。

 

這個吉富莊祐大佐是陸軍大將寺內壽一的外甥，耀武揚威蠻不講理慣了的。出口就是：“瞎教些什麼？修什麼工事？先進行衝鋒練習”。

 

辻政信不買賬：“報告聯隊長，我這可是按照訓練規範在教。”

 

吉富大佐火了，一個小小的少尉也敢頂撞自己：“訓練規範是什麼東西？聽本官的！”

 

辻政信可不管“本官”是個什麼東西：“聯隊長，我是按照訓練規範在訓練新兵，如果說我是在瞎教，那先請把訓練規範改了，要不然換個聯隊長就換訓練方法我們沒法干”。

 

吉富也知道辻政信說得在理，但是面子上下不來：“這是‘吉富式’的訓練方法，按照那個倒霉訓練大綱訓練什麼用處都沒有。”

 

辻政信轉過身來對着新兵們：“解散，吃中飯”。當時是上午十點鐘。

 

這個命令把大佐給嚇了一跳：“辻教官，才上午十點鐘怎麼就吃飯？”

 

辻政信反唇相譏：“聯隊長說我們的訓練沒有用處，那還訓它幹嘛？早點吃完中飯大家休息。”

 

聯隊長火冒三丈：“軍人怎麼能沒事休息，給我練衝鋒。”

 

辻政信不依不饒：“基礎沒打好以前不能練衝鋒，規範上就是這麼說的，不練。”

 

“我命令你練。”

 

“哈依，軍人執行命令。”說着話辻政信就轉過身來對新兵們下命令：“目標前方小山包，衝鋒”，帶着新兵們就沖了出去。等跑到看不見聯隊長了，立即下令解散。

 

但如果是以為辻政信就僅僅是桀驁不馴就錯了。辻政信的桀驁不馴有很精明的算計在裡面。

 

1926年8月，第九師團長伊丹松雄中將到辻政信所在的第七聯隊第二中隊（相當於連）來視察，看看基層部隊的“精神教育”。中隊長空閒升大尉就讓軍內赫赫有名的模範軍官辻政信少尉來講課。本來師團長來視察精神教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擔當教官會很認真地備課，然後和上官一起商量，和同僚一起準備，還要教好士兵們怎樣回答問題，排演好了以後團結一致糊弄長官。可是辻政信就對中隊長說了一句：“這次的題目我準備用‘軍營里的公德心’”以後就再也不看見人了。空閒大尉想想從小就是首席生，現在又是模範軍官的辻政信不至於會把個“精神教育”也弄砸了鍋，就沒去過問這件事。

 

師團長來了，隨從一大堆。別人是例行公事，就一個人心裡在打鼓：聯隊長吉富莊祐大佐。他知道這位少尉天不怕地不怕，心裡直禱告天照大神別讓這位刺兒頭再整點什麼事出來。

 

精神教育開始了，辻政信首先給師團長灌上了迷魂湯：“今天講公德心，我們不做官樣文章。大家一起反省平常有沒有做過違反公德的事情。師團長長期駐在國外，對外國人的公德心概念很有了解。等一下請師團長給我們講一下外國人的公德心”。不失時機地突出了伊丹松雄中將長期擔任駐巴西，美國，英國武官的顯赫經歷。

 

辻政信提了個古怪的問題：“在軍營里丟失過東西的，請舉手”。

 

大家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含義，面面相覷，沒一人舉手。

 

辻政信繼續啟發：“怎麼，沒人丟過東西？襪子，褲衩，肥皂，牙膏，大家都沒有丟過？”

 

慢慢地，一個，兩個，越來越多，最後幾乎全體都舉了手。隨着舉手的人越來越多，聯隊長的臉也越來越紅。

 

辻政信不緊不慢地發表着自己的觀點：“這麼多人舉手，是不是軍營里就是小偷的世界了？是不是帝國軍人全都是盜賊？不是這樣的，這是管理上有問題。大家丟的都是小東西，但是丟了小東西也會受到訓斥。大家為了不挨罵，就去偷別人的東西來充數，這樣一來就轉着圈子丟東西了。今後丟了東西，向內務班長報告一聲，重新領一樣就行了。這樣就不會發生大家丟東西的事情了。”

 

辻政信又換了個話題：“今天師團長要來，營房的衛生打掃的很乾淨。草地也修剪得很整齊，道路兩邊還攔上了繩子。誰能回答為什麼要攔上繩子？”

 

士兵們爭着舉手回答：“因為要防止有人走到草地上去踩壞草坪”。

 

“要操近道而不管草坪，所謂沒有公德心，指的就是這種事情。現在請師團長給我們講講外國人公德心是怎樣表現的。”

 

又顯示了自己看問題角度的獨特性，又拍上了師團長的馬屁，就這樣辻政信給師團長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927年10月，辻政信晉升為中尉；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陸軍大學校43期。

 

陸軍大學校成立於1882年，從1883年開始招生，一開始是專門培養參謀人才的，只有陸大畢業生才能佩戴參謀綬帶，從事參謀業務。後來慢慢地就演變成了日本陸軍的最高學府。陸大每年招生人數極少。首屆就只招了10人，以後逐漸擴大，穩定在50人左右的水平。隨着太平洋戰爭的開始，陸軍大學校也開始胡擴亂招了，到1945年最後的第60期入學時已經是120人了。

 

陸大畢業生佩戴一個專門的徽章，因為樣子有點像日本天寶年間的銅錢，所以陸大畢業生被稱為“天寶錢組”，同樣非陸大畢業生就被稱為“無天組”。兩者在晉升上天差地別。陸大畢業生不出大意外，畢業後十年內肯定升大佐，將軍也是指日可待。“無天組”則基本上大佐到頂，晉升將軍就只有戰死以後的追授才有可能。

 

辻政信的目標是繼地方幼年學校，中央幼年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後，再戴上陸大首席畢業生的桂冠。辻政信腦子本來就不笨，再加上那近似於變態的瘋狂精神，做到以首席成績畢業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但是這次辻政信卻沒有能夠如願。倒不是因為現在大家都是佼佼者，奪首席不容易。而是他那恃驕而寵，目中無人的性格弄得他丟掉了首席畢業生的榮譽。在校四年中，辻政信和任課教官發生了三次激烈衝突，不要說首席畢業了，甚至連是不是要給他退學處分都曾經提上過議程。

 

1931年11月，辻政信從陸軍大學校畢業。雖然不是首席但也還是第三名。首席是最後擔任參謀本部少將作戰課長的天野正一，第二名是駐聯合艦隊的少將陸軍參謀，死在了菲律賓的島村矩康。

 

辻政信認為這次沒拿到首席的榮譽是奇恥大辱，哪怕說瞎話也得找出個理由來。他對別人解釋是：“同級生中有天皇的親弟弟秩父宮雍仁親王，人家是宮家，首席總要讓給人家啦。”其實這僅僅是一種吹噓，日本皇室子弟雖然經常有進陸軍大學校的，但也就是在入學考試上面給點照顧。為了做到公平，皇室子弟不參加名次排列的。

 

陸軍大學校畢業生的前六名算優等生。首席有到天皇面前去宣讀論文的榮譽，優等生能得到由天皇授予的軍刀一把，因此優等生又稱為“軍刀組”。軍刀組成員為公認的陸軍精英，幾乎都保證可以進入陸軍最高層領導機關。

 

陸大43期畢業生51人，戰死追升少將的不算，終戰時共有21位少將（兩人死了晉中將）。而軍刀組六人中除了1942年10月就在千島群島摔死了的參謀本部航空班長久門有文中佐和這位辻政信大佐以外全是少將。就是說辻政信的軍銜其實不高，原因主要是後來在指揮瓜島作戰失敗的影響。

 

一般軍刀組精英們的足跡是這樣的：畢業後到基層部隊呆一年，然後到所謂中央省部（陸軍省，參謀本部）。當上課長或者升上大佐以後再去基層聯隊當聯隊長，因為日軍規定晉升將官以前一定要有三年戰鬥部隊經驗，然後再回省部當部長，再下去當師團參謀長，再回省部。這時就在師團長（戰時還有軍，方面軍，總軍等職務），陸軍次官，參謀次長裡面跳來跳去，混得好，可以爬到最高峰：陸軍大臣，參謀總長或教育總監。

 

所以辻政信畢業以後，首先是回他娘家：金澤第七步兵聯隊。辻政信回到第七聯隊不到兩個月，就趕上了打仗。

 

1932年1月，在關東軍第二課課長板垣征四郎大佐的授意下，上海駐在副武官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策劃了“12.8事件”。1月18日晚，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僱傭的流氓在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附近伏擊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兩傷的結果。以此事件作為口實，1月28夜晚9點半從日本軍艦上登陸的1700名海軍士兵加上原來就在日租界的1000名海軍陸戰隊向駐防上海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動了攻擊。

 

日本人小看了十九路軍。1932年2月22日海軍省發表的《上海事變及帝國海軍之行動》表明在他們眼裡：“十九路軍不服南京政府統制，此次上海事變僅為反中央的廣東派和共產黨挑唆的結果，此類支那所特有的不服政府統制之軍隊居然在國際都市上海挑戰我訓練有素之帝國海軍陸戰隊，實為世界公敵”。

 

可是就這支被狂妄的日本人看不起的十九路軍，仗卻打得出乎意料的帥氣沖天。日本海軍臨時增派的包括兩艘航空母艦“加賀”和“鳳翔”在內的第三艦隊7000名海軍陸戰隊還是討不了好去。這才趕緊地又動員了由植田謙吉中將為師團長的金澤第九師團和混成第24旅團增援。辻政信中尉帶着他的第七聯隊第二中隊中隊長，2月10日從廣島的宇品港出發，12日在吳淞口登陸，加入了戰鬥。

 

對於辻政信，這是第一次參加實戰，第一次和中國軍隊作戰。他從書本上知道中國是個曾經有過光輝的過去，而現在卻是滿目瘡痍的國家。而日本，這個曾經得助於這個古老文明許多的民族，現在是挑起命運交給他們的亞洲盟主的擔子的時候了。在日本看來，在辻政信看來，日本的亞洲盟主，首先要在中國大陸做起。

 

植田謙吉剛剛登陸就傲慢地給蔡廷鍇將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十九路軍撤退二十公里。這位植田謙吉的思想落後了半個世紀，現在已經不是大清朝了。蔡廷鍇又不是張學良，植田謙吉的要求理所當然地被蔡廷鍇將軍拒絕了。

 

第七聯隊奉命趕去支援久攻廟行鎮不下的第24混成旅團，在這裡辻政信見識到了這個古老而頑強的民族的不屈精神。日軍發動了一次次的衝鋒，但只是在中國軍隊的陣地前丟下一堆堆的屍體再退回來。數次衝鋒未果，日軍的士氣和鬥志也開始低落，從不抽煙的辻政信問同伴要了煙開始了抽煙。

 

突然，辻政信站了起來，高舉雙手，向中國軍陣地走了過去。一邊走一邊指着前面的死屍，意思是要求中國軍隊容許他們收容屍首。這時候中國陣地上槍聲停了——你們收屍吧！這是我們中國軍隊的堂堂作派。

 

二月二十日，辻政信不知在哪兒找了輛裝甲車來掩護衝鋒，自己和大隊長空閒少佐親自坐在上面。可是那裝甲車不爭氣，衝到了十九路軍陣地前面突然熄火趴窩了，這下裝甲車成了十九路軍的極好靶子。大家只好跳車逃命，剛剛跳下車，左膝蓋就被一顆子彈擊中。日軍看見中尉受了傷，連忙調來兩挺機槍掩護，辻政信拄着軍刀，一步一步地爬了回來。大家只管忙着把爬回來了辻政信往醫院送，就沒有能夠搶回來空閒升少佐的屍首。

 

但是空閒少佐並沒有死，只是受了重傷昏迷了過去做了十九路軍的俘虜。十九路軍不像日軍那樣虐待俘虜，幫空閒少佐治好了傷以後送回來了。

 

這是個爆炸性的新聞，少佐大隊長被俘以後又被日軍所看不起的“支那軍隊”完好無缺地送回來了。日本軍規從來就有寧死不能當俘虜的規定，早在甲午戰爭時的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就發過這種命令：“任何情況下決不能被敵人生擒，以死來表示日本男兒的氣象，來維護日本男兒的體面”。至於大家都背得滾瓜爛熟的明治天皇的《軍人勅諭》就更說得明白了：“軍人的義務就是忠義，義比泰山重，死比鴻毛輕”。裡面這回一個少佐大隊長當了俘虜還活着回來了，讓堂堂“大日本帝國陸軍”臉面何存？空閒升少佐只好跑到吳淞口自殺。

 

自殺完了事情還沒了，空閒少佐能不能進靖國神社又成了問題。因為他不是戰死，按當時的規矩不能進靖國神社，可是為了“大日本帝國陸軍”的臉面，他又非進不可，於是就弄了一撥吹鼓手，吹吹打打把空閒少佐給包裝成了一個“軍神”，這才進了靖國神社。所謂“軍神”，其實就一個負傷被俘結果被那條變態軍規逼得自殺的倒霉蛋而已。

 

到了3月1日，“大日本帝國陸軍步兵第七聯隊”終於迎來了一個他們無法忘記的日子：在進攻江灣鎮韓家塘的時候，聯隊長林大八大佐中彈身亡。這一下，辻政信的長官和長官的長官全死在了這個戰場上。

 

淞滬抗戰的停戰協定是5月5日生效的，第九師團7月份才撤回日本。因為負了傷，辻政信得到了他第一枚勳章：功五級金鵄勳章。這個金鵄勳章是很值錢的，共分7級，一級金鵄勳章每年可以領到900元終身年金，就是7級也有65元，要知道那時候二等兵每月工資只有八元八角。但是後來隨着戰爭的擴大，發不起了，從1940年開始的新規定是不給活人這種勳章了，因為發得起養不起。

 

有了這枚勳章，就也算“凱旋而歸”了。但辻政信知道了他曾經面對過的是一個怎樣的民族。查查辻政信的年譜可以發現一個奇怪的事實：從此以後他再沒有敢主動挑起和中國軍隊的正面交鋒，不是沒有過這種機會，應該說他是被打怕了。

 

20年後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出馬競選眾議員的演說中是這樣說的：“我和俄國人，支那人，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印度人，澳大利亞人，爪哇人，菲律賓人，緬甸人都打過，負過七次傷，身上有30多處傷疤，現在身上還有20幾顆子彈。

 

如果大家武器一樣，最強的是日本兵，其次是支那兵，再其次是諾門坎的俄國兵，接下來是印度的廓爾卡兵，第五才是美國兵，英國兵大概第七第八”。

 

欺軟怕硬確實是辻政信性格的一個方面。1929年9月，陸軍大學校畢業的前一年，27歲的辻政信中尉和大阪的一位官吏女兒青木千歲結了婚。婚後辻政信時常打罵老婆，千歲給打的沒辦法，就偷偷乘辻政信白天不在家到一家柔道道場去練習。一次辻政信伸手又要打千歲耳光的時候，千歲就勢抓住辻政信的手返身彎腰結結實實地摔了辻政信一個大背跨。

 

辻政信爬起來，對老婆眨巴眨巴眼，驚奇地說：“你還會這個，什麼時候學的？”

 

從那以後，辻政信再也沒有對他老婆伸過一個指頭。

 

回到金澤兩個月後的1932年9月，辻政信奉調到參謀本部總務部第一課（動員編制課），課長是東條英機大佐。次年又晉升大尉，被調到作戰部第三課（要塞課），看起來辻政信已經走上了那條“精英之道”，雖然現在還只是個大尉。但就在這時，1934年8月1日，來了一道奇怪的調令，調辻政信大尉去陸軍士官學校當學員中隊長（相當於連長）。

 

陸軍士官學校的學員中隊長就是個少尉干的活，這次起用辻政信的表面理由是因為昭和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宮崇仁親王那年進了陸軍士官學校，要找個優秀的中隊長來教育。但誰都知道這個理由根本站不住腳，皇室子弟都要進陸軍士官學校，沒見那次要一個軍刀組的參謀來教導的，況且派去的人就幾乎算是偏離了精英道路，將來在晉升上肯定會吃虧，野心勃勃的辻政信就肯接受？

 

肯接受。這其實是陸軍士官學校幹事（相當於教導主任）的東條英機大佐策劃的一個想“肅清”士官學校的陰謀。

 

當時陸軍內部勢如水火的“皇道派”和“統制派”正爭鬥在興頭上。東條英機是統制派的，他想把皇道派的思想從士官學校里趕出去，起碼要把那些無法無天的皇道派同崇仁親王隔離開來。這就想起了他原來的得力部下辻政信。由於過去的學歷和上次上海事變時負傷的戰歷，辻政信這時已經成為了士官生的崇拜偶像。能和辻政信說上一句話幾乎成為了士官生們的無上光榮。所以利用辻政信，就可以控制士官生們的思想。

 

辻政信呢，也正好覺得參謀本部的日常官僚事務膩味透了。他在給原來部下的信中這樣寫道：“每天像俗吏似的忙於事務，軍人應以戰場為第一，成天整理文書的衙門是最差的環境”。因此1933年8月參謀本部招人去進行“蘇聯對新疆的滲透情況之調查”項目的時候，辻政信想都沒有想就舉手報名，在甘肅的蘭州肅州等地活動了一個多月。

 

有句俗話是“有二兩顏色就敢開染坊”，這句話在辻政信身上不合適。辻政信天生有一種賭徒的瘋狂，更加傾向於“空手套白狼”似的無事生非。成為陸軍大將當然是辻政信的夢想，但是對於辻政信來說更重要的是在邁向陸軍大將之路上的激動，就是說過程本身比結果要重要這種日本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在辻政信身上特別以一種瘋狂的形式被表現了出來。

 

東條大佐的囑託就是極為符合辻政信性格的一種賭博，這一寶押對了不用說。辻政信只是一個炭農的兒子，能跟上東條英機這個陸軍世家之後不愁沒有好處。萬一壓錯了寶呢？那就在等下一個機會，“人生何處無賭局”，再到了後來如同我們能看到的，辻政信就乾脆自己開局坐莊設賭了。

 

花點時間來說明一下這個在談到昭和軍閥時經常出現的“皇道派”和“統制派”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先來看看當時日本的社會情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金融危機引發的不景氣影響日益擴大，日本陷入了嚴重的通貨緊縮。1931年的物價比1925年下落了35%，國民收入和股價指數也下降了30%，工業生產下落了25%。就一樣東西在上升：失業人口。光1931年一年，日本全國工廠礦山就解僱工人七十六萬。

 

當時的日本工業雇用人口基本上是農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兒，沒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家務農。而此時的日本農村更是慘不忍睹。1930年日本農業大豐收加上通貨緊縮，兩大主要農作物中的大米價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蠶繭價格更是跌倒了三分之一以下。但這種情況下，來自朝鮮，台灣的比日本本土便宜兩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還在衝擊日本市場。

 

《日本農業年報》有這種統計數字：“1931年山形縣賣女兒的農戶有四五千戶。舉最極端的最上郡西小國村作為例子，該村15歲到24歲的女性四百六十七名中，被賣掉的有一百一十名，占23%。另外還有一百五十名出外做女傭或女招待。”

 

文革後最早在中國公開上映的日本電影《望鄉》反映的就是這個時代。

 

軍隊的士兵，下士官和下層軍官基本上都是農民的老二和老三，對於農村的慘狀有切膚之痛。對於國家主義的學說很有共鳴，認為是政治無能，應該“清君側”，把重臣，財界要人全都殺了，由天皇來“親政”，組織以軍方為主體的政府。這就是“皇道派”的主張。

 

其實在組織國家主義政府的問題上，“皇道派”和“統制派”沒有爭議，僅僅是在如何組織上的爭議。“統制派”不主張採取當時在軍中像現在的電子遊戲一樣流行的政變方式，而是主張軍內統一起來向議會施加壓力從而組織以軍隊為主導的國家總動員體制來度過經濟危機。其實“皇道派”和“統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軍國主義，只要看到後來在東京國際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貞夫陸軍大將和統制派抗把子的東條英機並排坐着就知道了。但當時就是互相鬥的死去活來。讓人想起《格里佛遊記》裡面的“大頭黨”和“小頭黨”的爭鬥。

 

但是當時的統制派還沒有取得對皇道派的優勢地位。東條英機起用辻政信的企圖被皇道派領袖的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看破。於是在發布辻政信調令的同一天，東條大佐被調任久留米的步兵第24旅團旅團長。

 

一個進來一個出去，按理說辻政信這回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什麼都鬧不起來了。但是辻政信就有無事生非的能耐，沒了援軍他自己一個人也要干。

 

辻政信從一個學生那兒聽到有幾個學生常在一起讀與政治有關的書，在研究右翼大憤青北一輝（後來因為2.26事件被槍斃了）的“國家改造論”。就命令那個學生想法子和那個團體接近，打聽出那個團體都有些什麼活動。

 

事情如果僅僅是到此為止，那也還是中隊長的正常工作範圍，無可非議。但接下來辻政信幹的事就匪夷所思了。他在聽到匯報說那些人就僅僅是看看書，沒什麼具體行動以後，指示那個特務學生採取“引蛇出洞”的戰術。那個特務學生就在學習會上故意發表慷慨激昂的言論，挑動情緒，到後來居然大家一起胡謅出了一個要在11月28日臨時議會開幕之前謀殺首相岡田啟介海軍大將，前首相齋藤實海軍大將，前首相西園寺公望，樹立以荒木貞夫陸軍大將，真崎甚三郎陸軍大將，林銑十郎陸軍大將為中心的軍政府的“政變計劃”。

 

辻政信得到這個他本人誘導出來的“政變計劃”後，立即會同參謀本部情報部的片倉衷少佐，憲兵司令部的塚本誠大尉一起在11月20日深夜三點面見陸軍次官橋本虎之助中將要求鎮壓這次“政變”。橋本就命令當時“統制派”領袖，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來處理這件事。

 

處理這麼大的事情，當然得十萬火急。兩小時以後，牽涉到的所有人員都被抓了起來，接受軍法審訊。一審訊才知道這根本就是辻政信大尉為了出人頭地而採用卑鄙手段捏造出來的一個純屬虛構的“政變陰謀”。但是出於“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種考慮，牽連到的所有陸軍士官學校學生全被被開除了學籍，包括那個被辻政信利用了的特務學生。

 

辻政信就是這麼一個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在他那裡，所有的友情信任全是廢話。這次“陸軍士官學校事件”和軍事法庭的處理不公，也是在第二年（1936年）引發“2.26事件”的一個重要的心理和精神因素。

 

雖然東條大佐交給的“掃除士官學校皇道派勢力”的任務是基本完成了，但任務完成得太不體面了些，所以辻政信自己也得到了停職反省一個月的處分。接着在1935年4月被趕出陸軍中央，發配到駐水戶的步兵第二聯隊去了。現在不是比別人出人頭地要晚一些的問題了，而是這個軍刀組參謀幾乎已經完蛋了。

 

辻政信，還能爬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