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火草原

 

一個軍刀組的精英參謀，本來前途洋洋。但是居然會作出使用特務學生，無中生有，栽贓陷害的事情。一下子就把辻政信這個“模範青年軍官”的包裝給拆的乾乾淨淨，被發配到第二聯隊去了。

 

從公眾的注意中心，下士官和普通士兵的崇拜偶像到到處看白眼，這種人生的反差未免太大了，即使是根本不考慮別人想法的辻政信也受不了這種打擊。這時候他甚至動過離開軍隊的念頭。但第二聯隊連隊長橫山勇大佐還是罩着他，不讓他退出現役，還給沒有正式職位的辻政信找了份活，讓他負責聯隊年輕軍官上課，進行戰術教育。

 

俗話說“人以群分”。這位後來做到西部軍中將司令官的橫山勇也是和辻政信一樣變態的人物。後來因為九州大學的美軍俘虜活體解剖，吃美軍俘虜的肝臟事件而被判處絞刑，沒來得及執行，死在巢鴨監獄。

 

辻政信的失意繼續了一年左右。在要留要走的選擇中也一直在猶豫徘徊，“to be or not to be”，一直下不了決心。後來終於去九州的久留米找了第二十四旅團長東條英機，對東條訴說委屈。東條倒是能夠理解他，也沒把別人眼裡的“卑鄙無恥”看作多大的事兒，但就是幫不上忙，因為東條當時也在走背字，都要發配到滿洲去當憲兵司令了。

 

但是一年不到，師徒倆都時來運轉了。1936年2月，發生了“2.26”事件，1936年2月26日，陸軍皇道派下級軍官帶領1400多名士兵發動政變，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在昭和天皇的堅持下，政變被迅速鎮壓了下去，同時統制派開始了對皇道派的大掃蕩，叫做“肅軍”運動。當時任關東軍憲兵司令的東條英機，一得知“2.26”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動憲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滿洲的皇道派人物幾乎一掃而空。

 

掃空了皇道派，就得有人來填空缺。那時因為協助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發動“9.18”事變有功而正走紅的關東軍第三課主任參謀花谷正少佐就想起來了這個都已經被人忘記了的辻政信。

 

那時日本陸軍里拉幫結派像團伙似的組織不少。辻政信最早參加的是後來的甲級戰犯大川周明和橋本欣五郎組織的“櫻會”，跟着混了一陣以後覺得那幫說的比做的少，就退了出來，正好那時花谷正也在組織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陸大軍刀組畢業生，辻政信正好跟着夠資格跟着混，就這樣花谷正記住了辻政信，在1936年4月把他給要到關東軍來了。

 

花谷正負責的第三課是名義上是兵站課。日本陸軍最不重視的就是兵站，按理說辻政信應該沒有什麼幹勁才對，可是這次辻政信沒有來得及發牢騷。花谷正在辻政信一到就召見了他，扔給他一大堆資料：“先看了再說”。

 

那都是“滿洲事變”的有關資料。辻政信足足花了一個月才看完，看完了以後可是大長學問了，原來普天之下無奇不有到了這種地步。

 

“9.18事變”是最典型的下克上事件。真正的主謀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中佐，還有兩名少佐參謀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自始自終在一起摻和。不要說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中將和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不知道，連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都不知道。這種無法無天犯上作亂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軍法處置，反而由於成功地弄出了“滿洲國”而被加官進爵。板垣征四郎一直升上關東軍中將參謀長，而石原莞爾則當上了陸軍中最灸手可熱的參謀本部少將作戰部長

 

這個第三課叫名兵站課，實際上在石原莞爾的字典里“兵站”還有另一個意思：滿洲是他們準備和美國進行“最後戰爭”的總兵站！所以這個課還有一個名字叫做“政策制定課”，也就是那個傀儡“滿洲國”的具體指導機關，因此才讓大功臣花谷正來當課長。辻政信想想自己原來就是和上官斗個氣，耍點小聰明，那和石原板垣比起來也太小兒科了。於是乎拋棄一切固定觀念，虛心向石原莞爾學習。在專門去東京謁見他的偶像石原莞爾以後，辻政信發出了這種感嘆：：“先覺的導師（指石原莞爾）對物體的觀察方法，對中國，滿洲，東亞的思維方式，使我從權益思想到道義思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見識的的不同，就有這麼可怕的力量”。

 

這裡所說的所謂道義是指石原莞爾最熱衷的那個“大亞細亞主義”，所謂“東亞聯盟”那些個玩意。後來辻政信一輩子醉心於那個，連最後在印度支那離奇失蹤也和那個“東亞聯盟”有關係。那個話題留到以後再講。現在的辻政信正在一門心思為建設好石原莞爾的兵站而發奮着呢。

 

1936年9月18日，“滿洲事變”的五周年紀念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發表了一篇《滿州帝國協和會的的根本精神》的文章，主要是說怎麼使用石原莞爾創立的這個“協和會”來從精神上控制滿洲，其實這篇文章是出自辻政信之手。這次是上官有指示讓他用上官的名義寫東西，但辻政信寫上了癮，後來一發不可收拾，隨便寫幾個字就敢說這是誰誰誰的命令，這個“誰誰誰”一次居然是他的天皇陛下。

 

辻政信到了滿洲，砍了三板斧，“癩蛤蟆打立正，露了一小手”。這第一件或就是受板垣參謀長的指派去制定所謂“建國大學”的建校方案。這個“建國大學”是想仿照日本的“帝國大學”為“滿洲國”培養官僚的機構，學制六年，前三年學習，後三年研究。150名學生中，日本人一半，中國人三分之一，剩下的25人是蒙古人，朝鮮人和白俄人。經過辻政信的多方奔走，1937年9月占地20萬平方米的這個“建國大學”終於在“新京”（長春）南郊的歡喜嶺開了張。現在的空軍航空大學的校址就是原來的“建國大學”。只不過那是“7.7盧溝橋事變”以後，辻政信已經不在滿洲了，忙着在天津吵着要擴大事態呢。

 

這件事是和板垣征四郎一起干的，第二件事則是幫老上司的憲兵司令東條英機維持治安。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是表現不錯，“一切行動聽皇軍指揮”，皇軍一聲號令，乖乖地搬到關內去自謀生路去了。但東北人民沒那麼聽話，反抗此起彼伏。最讓皇軍們頭疼的就是被稱為“馬賊”的抗日武裝。東條英機的辦法就是“進剿”，但東北到處是深山密林，根本剿不過來，反而“進剿”的半道上開小差去見天照大神的皇軍倒不少。1934年3月9日，第十師團第63聯隊長飯塚朝吾大佐都在依蘭縣的土龍山被以謝文東為首的“馬賊”給宰了。所以辻政信就給東條英機支了並大屯加招降的招。

 

一天聽到一個消息，說手下有五千多人的呂紹才願意投降，但有個條件，就是不讓在額頭上刺字。額頭上刺字是東條英機的發明，說是對馬賊們殺死過“天皇的赤子”的懲罰，這次東條英機也不肯讓步，說一定要刺。辻政信火了，沖東條就嚷了起來：“你會不會算賬？這些人不投降，你還打算死多少‘天皇的赤子’？都像你這麼辦，這個參謀幹不了，你另請高明吧”。說着就衝出了會議室，回寢室收拾行李去了。

 

因為辻政信知道東條是個小心眼，今天如此頂撞了東條少將，明天肯定會派自己去進剿。所以乘還活着時候寫遺書吧，大佐都沒能活着回來，自己一個小大尉那還不是白給？誰知道到了晚上東條派人來了，說想來想去還是辻政信說的有道理，就不刺字了，但是得辻政信親自去把那些馬賊領回來。辻政信知道這個難題已經是對老部下的特殊照顧了，咬着牙赤手空拳地去了通化，最後把呂紹才和他手下的五千人槍給帶了回來。後來招降謝文東也是辻政信經手的，這幾件事以後辻政信就不僅僅是東條英機的老部下了，而上升到了心腹。以後辻政信屢屢胡作非為而不受懲罰固然有日軍“下克上”傳統的影響和“政治上正確”的保證，但是首相兼陸相的東條英機一直在罩着他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這第三件事和辻政信的家傳都有關係。辻政信的父親辻龜吉在村里開了個道場，幫着村里人辦紅白喜事。辻政信從小看得眼熟，這回自己也要來辦辦喪事過把癮——這回是幫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辦喪事。

 

張作霖在1928年6月4日凌晨被當時的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密謀炸死，就是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張作霖死後，小六子張學良繼承了東北。可是小六子忙得老不在家，那輛被炸得亂七八糟的曾經是慈禧太后坐車的“花車”殘骸也就那麼扔在奉天火車站的一個犄角旮旯里，老爺子的屍首也孤零零地扔在海林寺沒工夫管，後來接到關東軍命令搬了家，就更顧不上老爺子了。

 

辻政信看出了這裡面能做文章。於是在1937年找人把那花車殘骸給收拾了，又在6月3日把擱在海林寺里沒人管的張作霖下了葬，花了十萬大洋。那時候的十萬大洋不是個小數目，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在策劃“上海事變”的時候從板垣征四郎那兒領到的活動經費也只不過就兩萬大洋。

 

後來做過“滿洲國”經濟大臣的韓雲階就半分吹捧，半分佩服地對辻政信說：“辻參謀真行，用十萬大洋就做到了關東軍花了上億大洋的宣傳費都沒有做到的事，一掃了9.18以後的沉悶空氣”。

 

這幾件事在關東軍里樹立了辻政信是一個“年輕有能的參謀”的形象出來。對於辻政信來說則是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知道了權力的力量，也知道了如何使用權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如何得到權力。並不是依靠自己的職位所掌握的權力，而是更簡單地利用人們對權力的恐懼，使用上官的名字或者權力機關的名字來得到權力。

 

仔細看辻政信的年譜就會發現一次很奇怪的調動，從1937年8月到11月這三個月裡面辻政信在北支那方面軍做過三個月參謀。辻政信自己在戰後說連他自己也不弄不清楚調動的原因，但是後來官至關東軍副參謀長的池田純久在回憶錄中說明了事情真相。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發生。參謀本部就如何處理盧溝橋事變發生了嚴重的對立，分為了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首的不擴大派和作戰課長武藤章大佐為首的擴大派。無事也要生非的辻政信這時早把當初口口聲聲稱石原莞爾為“先覺的導師”的事給忘到了九霄雲外。那一陣老在天津能看到辻政信的身影，他到天津來幹嗎？

 

那支“北支那方面軍”是在7.7事變以後從“北支那駐屯軍”，原來叫“清國駐屯軍”，是日本在義和團動亂以後根據“辛丑條約”在華北駐紮的軍隊，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稱“天津軍”改編來的。事情雖然出在天津軍，可是當時天津軍本身對擴大事態倒不怎麼積極。因為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在事變後的7月15日病死去，參謀長橋本群少將也是主張慎重行事。但一幫八杆子打不着的們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等紛紛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關東軍還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幫忙打氣，生怕仗打不起來。

 

當時天津軍的作戰主任參謀是池田純久中佐，他也是反對擴大事態的。可是大約是在7月20日左右，辻政信突然對他說，第二天關東軍要從山海關機場出動轟炸機，對盧溝橋附近進行轟炸：“我坐着轟炸機親自去。”

 

池田嚇了一跳：“真要干？為什麼？現在作戰方針都還沒定，你瞎添什麼亂？”

 

辻政信說：“當然是真干，為了給你們天津軍創造一個好環境，哼，也不知道中央的那幫傢伙在搞什麼鬼，老下不了決心，我給他們來個既成事實。”

 

池田是剛從關東軍調過來的，知道辻政信的脾氣，對付他就只能比他還凶才行：“好，你關東軍敢出動轟炸機，我就敢出動戰鬥機把它打下來！”

 

辻政信張口結舌了，一語不發地就走了出去。但是心裡對天津軍的“膽小怕事”是氣不打一處來，正好花谷正去東京出差，就央求花谷正去中央走走路子，乾脆調到天津軍去“摻砂子”，治治那些膽小鬼。就這麼着到了天津。

 

可是到了天津正準備大幹一場的辻政信一個月不到又被弄到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去了，這件事在辻政信的年表上都找不到，因為不是正式調動。一次辻政信被派去第五師團聯絡，到了山西以後突然接到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長園田直三郎中將的聯絡，讓辻政信別回天津了，就在板垣那兒混吧。

 

原來辻政信的頂頭上司，北支那方面軍高級參謀下山琢磨大佐也是關東軍過來的，兩人原來在滿州時結過仇。在滿洲有東條英機花谷正們罩着辻政信，下山琢磨沒辦法，現在你辻政信到下山手下了，下山還不趕快報仇嗎？而參謀長看着辻政信可憐，就讓他乾脆在第五師團不要回來了，反正板垣征四郎也是辻政信的老上司。

 

可是下山大佐沒報成仇不幹了，和園田參謀長吵了起來。下山說的還條條在理：怎麼我派手下去第五師團聯絡一下，你參謀長就自說自話招呼也不打一聲就把我的人給了第五師團？園田沒辦法，又只好和板垣商量，再讓辻政信回老家關東軍，這樣大家都有個台階下。

 

辻政信這就又回到了關東軍作戰課當了做夢都在想的作戰參謀。在天津沒能一展身手有點遺憾，但是看看現在的關東軍卻又是精神清爽：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是原來辻政信呆過的金澤第九師團師團長，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也是辻政信呆過的參謀本部編制動員課課長，東條英機卸任以後接任的磯谷廉介中將，更是當過辻政信的步兵第七聯隊的聯隊長。參謀副長矢野音三郎少將是辻政信從陸軍中央幼年學校畢業時的第七連隊長。所有的頭全是老上司。這下辻政信是如魚得水，在關東軍里左右逢源，十分開心。

 

不只是上官，作戰課內部也一樣。高級參謀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樣是從參謀本部編制課出來的，而且也是第九師團出身，只不過聯隊不一樣；作戰主任參謀是剛從參謀本部編制課來的服部卓四郎中佐；還有個島貫武治少佐是從參謀本部作戰課轉過來的，但他和辻政信是陸士，陸大的同期。

 

這幾個人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服部卓四郎，他陸士比辻政信高兩屆，陸大比辻政信高一屆，也是軍刀組。也不知道是什麼緣分，從現在起就稱不離砣砣不離秤的沒有辦法分開這兩個名字。辻政信聽不近任何人的意見，就對服部服服帖帖，因為他倆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看法都一致得有點變態，但服部比辻政信為人處事要圓滑的多，這是辻政信買服部帳的主要原因。根據最近解密的CIA文件，戰後服部曾經企圖發動軍事政變，暗殺吉田茂總理，最後是辻政信勸住了服部卓四郎。

 

這一下就可以上下一致沆瀣一氣了。你別看辻政信軍銜低，少佐還是剛剛晉升上去，但卻是關東軍的老土地爺。如果把他來關東軍從1936年4月開始算，這些個人裡面他資格最老。除去資格，辻政信在關東軍作戰課還有一項別人無法比擬的長項：他真的上過戰場打過仗，那枚“功五級金鵄勳章”可不是誰都能掛得上的。其他人就算是大佐中佐，也就是從辦公室到辦公室在桌子上打仗，沒見過戰場。上下人事和實際作戰經驗，這就是辻政信以一個小小少佐卻有如此大發言力的原因。

 

有了發言力就要用，往什麼地方用呢？關東軍在關外，沒有直接加入中日戰爭；鎮壓被日本人稱為“馬賊”的抗日武裝也沒有作戰參謀們什麼事。這幫閒的無聊，就把目光盯在了北邊的老毛子身上。

 

從因為那篇《田中奏摺》而出了名的首相田中義一開始到石原莞爾都搗弄過所謂“日本帝國國防方針”，每次都是把俄國或蘇聯放在第一位。這是因為兩國在東亞的利益互相衝突，日本老怕北極熊在背後給他下點什麼胡椒麵。這次也是一樣，在侵華戰爭不斷擴大的時候，日本老嘀咕着背後的蘇聯人。

 

那麼怎麼辦呢？辻政信的想法在日本陸軍重視很有代表性的：俄國人根本不足為慮，只要狠狠打他一下，讓他記得了疼，他就規規矩矩地不敢動了。這就是當時日本人開口就是的“懲膺論”。擴大侵華戰爭也是所謂“懲膺暴支”，現在又要去懲膺什麼蘇俄去了。因為早年間日俄戰爭日本贏了，所以現在也就只要嚇唬嚇唬他們就行了。

 

是不是那樣？先看看當時日蘇軍力的對比吧。

 

俄國雖然變成了蘇聯，但紅軍並沒有放鬆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的總結研究。制定了以堅固的機甲，強大的炮火為後盾的戰法，決不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上帝和我們在一條戰壕里”的虛無縹緲的精神主義夢想上。所以1938年蘇聯的戰車總數已經超過了一萬輛，每年的生產能力超過一千輛。在軍力使用上沒有達到對方軍力的兩倍甚至三倍以上時絕不貿然進攻。這種戰法雖然有點枯燥無味，但絕對行之有效。

 

而日本呢？當時日本全陸軍保有的的坦克裝甲車總數大約只在500輛左右。

 

數量是個問題，質量就更加慘不忍睹了。日軍的八九式，九七式坦克裝備一門57mm炮和兩門7.7mm機槍，那門短得像根豬鼻子似的57mm炮的發射初速只有350米/秒，破壞力只有蘇聯坦克裝備的47mm炮的65%左右。日軍的八九式坦克的裝甲厚度是17mm，九七式是25mm，九五式只有12mm。而蘇聯的BT5坦克時22mm，T26和BT7坦克則為25mm。

 

蘇聯BT型坦克的車重對引擎馬力比為每噸32馬力，而日本的九五式只有17馬力。所以日軍的坦克和美軍的M4謝爾曼，蘇聯的T34相比只是一隻活動鐵皮棺材罷了。

 

日本的裝甲部隊不僅僅在數量和質量上落後，日軍對裝甲部隊的認識也落後。當時日軍的裝甲車輛任務僅僅為和步兵協同作戰，還沒想到裝甲兵團的對戰，反坦克技術幾乎為零。面對着坦克裝甲車，日軍的辦法僅僅是往上面砸燃燒瓶！反觀蘇聯軍隨身攜帶捲成一米左右一團的鋼琴弦線，需要時拉開一架，坦克只要碾上去就動單不得，成了反坦克炮的活靶子。

 

可能有人想不通，日本當時的武器製造技術並不很落後，怎麼日軍的坦克怎麼會是這樣的？確實日本不是個兵器生產的落後國家，從1901年（明治34年）開始日本就開始出口武器了，那年向暹羅（泰國）出口了兩萬支步槍和一千萬發子彈。1905年袁世凱向日本購買了包括三一式速射山炮在內的步槍三萬五千支，子彈三千萬發，大炮一百門。但是1907年以後，日本軍火在中國市場上競爭不過德國的克虜伯公司，倒不是因為價格或者質量，而是在金融方面輸給了克虜伯公司採用的借款販賣方式。但是在1911年武昌起義以後一直到1913年，三井物產上海支店就賣給了清王朝價值白銀二百六十萬兩的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事工業更是靠出口武器發了財，戰時陸軍出口步槍，迫擊炮，24厘米加農炮，20厘米榴彈炮等給英國，法國和俄羅斯，金額達一億八千萬元。而海軍則出口了包括12艘驅逐艦在內的高達二億九千萬元的武器。但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都着力於對坦克，裝甲車的研究開發的時候。日本的起步就晚了，日本國產的第一種坦克九一式直到1927年才設計製造出來，後來在1929年改型為八九式，但是直到1931年也就只生產了12輛，在“9.18事變”和“上海事變”中日軍使用的坦克是從法國雷諾公司進口的。

 

這裡面的原因一個是由於軍事思想軍事理論的落後，迷信“白兵主義”，用一句大家熟知的中國話來翻譯就是“刺刀見紅，兩百米內硬功夫”，總覺得精神第一。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不願意說：沒錢了。像泥潭一樣的大陸戰爭把日本陸軍的軍費全吃完了，你看海軍沒事能造“戰艦大和號”那種廢物的時候，陸軍連坦克大炮都裝備不起。就這樣還要去惹蘇聯人。

 

是不是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蘇聯人的底細，完全是在打傻仗？不是。日本人不缺蘇聯情報，1932年日本陸軍就已經翻譯下發了蘇軍的《野外作戰要領》，1933年日本陸軍還專門制定了《對蘇戰鬥法要綱》呢。蘇軍在1936年修訂了《野外作戰要領》，從原來的利用戰略縱深打持久消耗戰的戰略轉變到利用優勢炮兵，裝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機動力和打擊力來包圍殲滅敵軍的戰略。1939年日本陸軍下發的《蘇軍常識》中有對修改後的蘇軍《野外作戰要領》的詳細解說和蘇軍裝備現狀。就是說日本人很清楚蘇軍。

 

1938年還出了這麼件事，6月13日蘇聯遠東地區內務人民委員（相當於內務部長）柳斯科夫大將在現在的吉林省琿春市長嶺子附近翻越國境，叛逃關東軍。柳斯科夫帶給了關東軍大量的蘇聯情報，甚至隨身攜帶了蘇軍用的密碼本。叛逃後柳斯科夫在關東軍作過一段軍事顧問，據柳斯科夫的計算，進攻蘇聯起碼需要四千輛坦克。

 

柳斯科夫的叛逃一直被認為是引發張鼓峰事件的原因。所謂張鼓峰事件，是1938年7，8月間日本軍隊鬧出來的一出貽笑大方的荒唐笑話。當時因為要不要進行武漢戰役從省部（這是一個戰前和戰中常用的字眼，指陸軍省和參謀本部）開始就分成了兩派：擴大派和慎重派。擴大派主要是作戰課課長稻田正純中佐和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大佐，慎重派則主要是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和“戰爭指導班”的參謀們。

 

慎重派反對戰爭擴大的理由的一條就是戰線拉得太開，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蘇聯乘機進攻怎麼辦？稻田正純為了給武漢戰役尋找理由，想確認一下蘇聯沒有進攻日本的想法，就想出了這麼一個對邊境的張鼓峰進行“火力偵察”的高招出來。讓誰來干呢？想到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過實戰經驗的朝鮮軍十九師團，也算是“從戰爭學習戰爭”吧。

 

稻田正純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營的名義給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大將和十九師團師團長尾高龜藏中將下了“限定性進攻張鼓峰”的命令。皇軍參謀的老傳統，命令發出去了，再和老闆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來陛下也會認這壺酒錢。

 

誰知這次天皇不認賬。不但不認賬，還把上奏的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給罵了一頓。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趕緊給尾高龜藏中將發電報中止作戰行動。但尾高沒理那茬，照樣出動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領了張鼓峰。但是蘇軍從8月6日開始反攻，出動了237門大炮，285輛坦克和250架飛機，密集的炮火讓那些目中無人的皇軍們都傻了，這仗怎麼打？

 

後來當上了陸軍省兵務局少將局長的田中隆吉當時是第19師團的第25山炮大佐聯隊長，拉着他那幾門木頭軲轆的山炮就去和蘇聯人幹了。結果連一炮都還沒打出去就讓給蘇聯人把圓炮管給拍扁了，好容易逃出命來的田中隆吉多年後回想起來還是驚魂不定，在戰後寫的《分析敗因》這本書裡用了一句中國成語來形容當時的傻氣：“螳臂當車”。

 

辻政信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第十九師團的失敗只是朝鮮軍的無能。要是換上精銳的關東軍，什麼蘇聯軍隊裝甲堅硬，炮火強烈，哼哼，三十年前不是已經輸給皇軍了嗎。至於柳斯科夫大將的警告在辻政信看來更只是一條喪家之犬的誇大其詞罷了。加上當時負責處理審訊柳斯科夫的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的甲谷越雄少佐和辻政信天生就是對頭。他倆那年都是36歲，陸士陸大全是同期，陸士畢業時辻政信首席，甲谷次席；陸大畢業時辻政信第三名，而這次甲谷幾乎最後：51人中的第47名。所以甲谷的信息不會給辻政信，而辻政信也不會重視甲谷少佐那兒出來的情報。

 

當然也不能說辻政信就完全是一匹莽夫，他也會老太太吃柿子挑軟的捏。朝鮮軍不是直接和蘇聯人對挑沒找着好嗎？他不那麼傻，他找蒙古人對練。總不見得號稱天下無敵的皇軍連蒙古人都不能欺負了。他在所謂“滿蒙邊界”上找下嘴的地方。

 

那個“滿蒙邊界”用的就是內外蒙的邊界，當時那就是一筆糊塗賬。哈爾哈蒙古（內蒙）和哈爾科蒙古（外蒙）的邊界是大清在1734年劃的，並不是拿來當國界用的，游牧民族逐草為生，老是跑來跑去，誰也不把那條邊界當回事，加上兩個蒙古在後來的200年間就沒少打過，邊界也隨着各自勢力的增弱而變化，幾乎沒有確定的邊界。

 

於是就有了號稱“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正規立體戰爭”的“諾門罕事件”。

 

諾門罕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新巴爾虎左旗阿木古郎鎮以南60公里處。現在屬於諾門罕布日德嘎查（就是諾門罕湖村的意思）。如果把中國版圖比作雄雞的話，諾門罕就在那雞冠下面凹進去的雞頸部份。一條叫哈拉哈河的河流自北向南流過，把草原分成東西兩部分，河的西面外蒙古是比東面內蒙古高的台地。據說大清的時候有個叫諾門罕的喇嘛住在那裡的一個湖邊，因此而得了名。那是一片草原，除了游牧民外沒有人，直到2001年的調查，這片3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就只有80戶人家，共251人。

 

關東軍主張這地方的內外蒙古邊境是沿着哈拉哈河，而外蒙古則主張邊境在哈拉哈河以東大約20公里的地方。外蒙古的主張根據是大清劃的邊界，這條邊界從1734年開始到1908年劃了好幾次，偽滿“外交部”和“治安部”在1937年6月找了幾個歷史學家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在這一代調查。調查的結論是無論是從歷史文件還是在現場發現的表示邊界的“敖包”，都證明外蒙古的主張有理。這份調查報告打印了30份，分別送交外務省，陸軍省，參謀本部，關東軍和偽滿的有關部門。

 

但關東軍不干，關東軍的依據是1918年一次大戰後出兵西伯利亞時從蘇軍那兒繳獲的一張八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面標有內外蒙古在這一帶的邊界是哈拉哈河。

 

關東軍認為外蒙古是蘇聯的屬國。但是就不去想在檯面上蘇聯終究是第三國，蘇聯的地圖怎麼標怎麼能在檯面上亮出來作為力爭的依據呢。更讓人想不通的是，地圖事件上關東軍知道外蒙古是蘇聯的屬國，而要和外蒙古人干架時又忘了這一點了。這有點日本人的天性：凡事只想對自己有利的。

 

現在對辻政信什麼最有利呢？打一仗，立一功，徹底洗刷掉“陸軍士官學校陰謀事件”的恥辱。所以1939年4月辻政信在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名義起草下達的一份叫做《滿蘇國境處理綱要》的文件中赫然寫着：“對於國境線不明的地區，防衛司令官要自主認定國境線並將其明示一線部隊。。。。。。一旦發生衝突事件，無論兵力多少地域情況如何，一定要取得勝利”。什麼意思？所謂“國境線不明的地區”不就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區嗎？在這種地區把權力下放給師團長及其以下“防衛司令官”，除了是在有意挑起衝突外沒有別的解釋，而且還“一定要取得勝利”。

 

“諾門罕事件”的時代背景就是這樣。

 

1939年5月11日，幾十名外蒙騎兵渡過了哈拉哈河，和當地的偽滿軍隊發生了武裝衝突。由於寡不敵眾，外蒙騎兵退回了哈拉哈河西岸。

 

第二天，大約有700名左右的外蒙騎兵大舉渡河，到了諾門罕附近扎了下來。偽滿軍不行了，向皇軍大哥求援。當時駐紮在海拉爾的是日軍第23師團，日本的師團的戰鬥力如何，看番號便知。1916年當時有一個近衛師團和編號從1到20個的師團，那全是老部隊，有戰鬥力。其他番號的師團都是1938年開始全面侵華戰爭以後建立的，總共有192個，編號最後的是1945年4月編成的第335師團。

 

這個第23師團是1938年4月在熊本開始編，到7月份才遍成的，歷史才只有10個月。日軍師團分三種：常備師團，特設師團和治安師團，第23師團是日本陸軍第一批三聯隊制師團，就只轄有三個連隊，兵員一萬二千人。而常備師團的滿員兵力是二萬五千人，其中60%步兵，餘下的為騎兵，炮兵，輜重兵，通訊兵和衛生兵。特設師團顧名思義，是“因為特別需要而增設出來的”，所以和常備師團差的最大就是這個比例。舉例說如果常備師團的炮兵力量為100的話，特設師團就只有62，而只能擔負維持占領區治安任務的“治安師團”則只剩下44了。

 

頭年7月份，這個第23師團編成後被拉到滿洲，可是沒房子住。整個師團拆得七零八落地上別人家借住，1938年底才剛到海拉爾。住在別的師團那兒的時候由於沒地方，根本演習不起來，最多走走步伐什麼的。到了海拉爾了，天寒地凍，入境隨俗這幫皇軍也就貓了冬。到年初剛開始演習。別說師團單位的演習，就連聯隊單位的演習都沒有進行過，到諾門罕事件為止，最大規模的演習單位是中隊（連）。

 

就是這樣一隻菜鳥師團，還碰上一位不知道自己是菜鳥的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小松原是搞情報出身，做過駐蘇武官，後又在參謀本部從事對蘇諜報，當過哈爾濱特務機關長，他認自認全是“陸軍第一蘇聯通”，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戰部隊當主官。

 

可是這個“第一蘇聯通”，居然沒想到蒙軍後面肯定有蘇軍，派了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帶了一個輕裝甲車中隊（連）和一個騎兵中隊加上偽滿興安騎兵第八團的一部分共六百多人5月13日從海拉爾出發去了諾門罕。這時在海拉爾的後來改名叫第二飛行集團（原來叫關東軍飛行集團）也不甘落後，出動了輕轟炸機對蒙軍進行轟炸，所以當東支隊趕到諾門罕時，外蒙軍已經撤到了哈拉哈河以西去了。

 

東八百藏以為完成了任務，留下偽滿騎兵看守，自己帶着日軍於15日回到了海拉爾。

 

可是跟着來的報告是：“外蒙騎兵又過了河，把偽滿軍轟跑了。”廢話，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可不還得來嘛，但小松原中將不這樣認為。現實情況怎麼樣與他無關，與他有關的是那個《滿蘇國境處理綱要》中的“一定要取得勝利”這句話。

 

大凡在一個方面做順了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自己什麼都行的錯覺。這位被尊為“陸軍第一蘇聯通”的小松原中將就是這樣，頭一次到野戰部隊，想建個奇功。聽辻參謀說他親自坐飛機越境偵查過，那外蒙古軍就只有400人。根據辻參謀的計算公式是皇軍士兵以一當十，就只要一個中隊（連）就夠了。但這位小松原中將還算謹慎，派了第64聯隊（團）再加五個中隊（連）在聯隊長山縣武光大佐的帶領下，跟着辻參謀就出了發，於1939年5月21日下達了攻擊命令。

 

應該說當時關東軍航空集團飛行員的素質不錯，但是和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一樣，這個“飛行員素質不錯”也有一個漏洞。戰鬥機轟炸機的飛行員素質確實不錯，這點在以後的實戰中能夠得到證明，但是日軍一直輕視情報，這點在飛行員的配備上也一樣，偵察機飛行員的素質是飛行員中最差的，後來就知道了，偵察機得來的情報可信率幾乎為零。當時日軍面對的外蒙古軍是一個步兵師，一個坦克旅外加一個機槍營，而不是400人。

 

而日軍出動的全部兵力是兩千零八十二人，裝甲車輛一輛沒有。就這兩千人還兵分兩路，一路是上次的東中佐帶了兩百人從阿木古郎寶力格出發沿哈拉哈河南下抄外蒙軍的後路，山縣大佐帶主力沿東西走向的烏爾遜河（哈拉哈河的一條支流）自東向西進攻，最後把外蒙軍消滅在日本人叫“河又”的兩河交匯處。

 

先不說這個不知己不知彼的杜撰作戰方案有多荒唐，陸軍大學校26期畢業的皇軍精英山縣大佐就連這個計劃都不會執行。他把本來就不多的兵力在寬達25公里的戰線上分散開來，說是不讓外蒙軍又溜了。就這樣自己帶的大概一千人走着走着又有一個大隊（營）走沒了，因為草原上沒有明顯的地標，那個第三大隊走到幾乎10公里以外去了。

 

山縣大佐發現走丟了人就慌了，做出了一個沒人知道原因的決定：把原來準備和東中佐匯合的地點從河又改為東方5公里的733高地，更有趣的是這個決定因為通訊設備壞了，所以沒人知道，在海拉爾督戰的辻政信不知道，當事人東八百藏中佐也不知道。

 

東中佐帶了人很認真地就奔目的地而去了，28日晚上到了“河又”。可是等來的不是計劃中被山縣大佐驅趕過來的外蒙散兵，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居高臨下的四門120口徑重炮（後來又加了四門）和無數的迫擊炮，山炮，野炮及其39輛坦克掩護下的揮着馬刀的外蒙古騎兵。

 

就這樣東中佐居然還能堅持了一天一夜，中間還繳獲過兩輛外蒙裝甲車，開着和外蒙軍對打。這段時間裡東中佐派出過七次斥候去尋找聯隊主力。除了在路上被打死的，活下來的在戰鬥結束以後都是滿腔怒火地在講笑話給大家聽。

 

東中佐的副官金武在河又以北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走迷路了的第三大隊，但是日軍的傳統是不能向友軍求援，因為這是“必勝的信念不堅定”的表現。所以只能請求第三大隊的譜久村少佐請求幫忙向河又的浮橋進攻，可是譜久村少佐正為找不到聯隊主力而犯愁呢，根本不理這個茬。

 

其實聯隊主力就在東中佐身後兩公里的地方，山縣大佐正從炮瞄鏡里看着東中佐們被包餃子，為什麼不去解救，現在則是一個誰也不知道的謎。東中佐最後派出的斥候鬼塚曹長花了兩個多小時找到聯隊主力時已經是29日晚上六點半了，報告完情況，鬼塚曹長向眼睛湊在炮瞄鏡前面的山縣大佐的背影敬了個軍禮轉身就要回去，這時大佐在背後說話了：“現在去哪兒？”

 

“回陣地。”

 

“別回去了，現在他們正在最後衝鋒”。

 

鬼塚曹長在手記中是這樣記載的：“不知道聯隊長說這句話的時候是什麼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