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整治喬冠華始末

溫相


華之所以選擇喬冠華為整治的對象並非心血來潮，而是頗有一番來由。

喬本人在文革之初受到衝擊，甚至淪落到賣報的境地，這點對於一個熱衷的喬冠華來說不啻於絕大的震動，後來有人說這件事之於喬來說大概已經可以用“恐懼”來形容並非過分。

而喬晚年的政治伴侶章含之在外交部因為與王海容勢同水火，並且伴隨着章士釗的病故而漸漸失寵於毛。在章來說，需要拉上救命稻草。而這根稻草便是江青。

王海容的失寵時間是在1975年下半年，她和唐聞生被毛稱作“小老鼠”，其比喻和當初的陳伯達類似，焦點是她們投靠鄧小平。王、唐改換門庭這件事深可琢磨，如果鋪陳開來，恐怕一兩篇文章也說不完。但章含之因此看到了機會倒是真的。

黨內沿襲最久的就是“宗法觀念”，說白了也就是綱常之道的現代版。周恩來是喬的舉主，也是喬的恩人，沒有周的提攜和教導，喬不會有後來。從私人的一面說，周又是喬近乎兄長的人。從公的一面說，在文革後期仍舊苦苦支撐局面的以周為主。所以，不論是哪一個方面來說，喬出面批周都是最傷人的地方。

而另一個不易察覺的地方在於，此時的江青等人已經聲名狼藉到可以的地步，連帶着統帥他們的毛也面臨着極大的信仰危機，其實這種危機從林彪事件以後便已經開始了。所以，這才有了王唐等人的小動作，也才有了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進一步的整頓。文化大革命在1975年的時候已經瀕臨全面破產。

可是，毛並不準備收手，他最後的一擊儘管已經沒有了十年前的力度，卻到底收到了部分預期效果，鄧、葉幾乎同時下課。喬冠華、章含之上了賊船，暫時獲得了重新的信賴。

華成為接班人是毛的一步緩棋，可以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毛遠新有個筆記本，後來被收繳，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傳》中專門引用了毛遠新這個筆記本中的部分記錄，據外流出來的手抄本中記載，毛與毛遠新說過：“鍛煉好身體，和鄧小平他們斗下去”的話（原話大意如此）。

雖說這是目前沒有解密檔案支持的孤證，卻也孤證不孤。

毛召開的批鄧的政治局會議名單送審時，毛提出葉劍英、蘇振華等人不能與會。這種“挑三揀四”的做法之於一向雷厲的毛來說，也是遲暮之舉。這說明毛不論是身體還是心理都已經步入衰邁。

這也就是毛最終無法直接將權柄交付毛遠新等人的最大緣故之一。

周恩來病逝，毛不准大規模紀念，但老幹部當中對此反感最大，楊尚奎等人甚至在私下裡擺設小型靈堂表達自己的心意，王震更是半公開的搞“串門”活動。這些暗流的涌動毛不可能知之甚詳，但多少應該了解一些，而此時的毛已經沒有太多的精力來處置這些內容。

華的登台，江青是最為知曉過程的。她對華的輕蔑隨處可見。但近來有些資料顯示，江青之所以與華鬧翻，在於華並不準備遵守毛生前界定的各自權力範圍，有“篡改”領袖遺願的“嫌疑”。

按照常理說，瓦罐要離鍋沿遠一點才是，庶幾可以避免粉身碎骨。但是，章喬二人非但沒有遠離，還有進一步的打算。

據張穎回憶，喬、章甚至為江青“拉客”拉到了她和章文晉的門前，章文晉是書生，張穎更是閒人，而喬、章的奔兢、獻媚於此可見一斑，說到底還是一個“權”字。

而這時的喬不知道是出於什麼樣的因素，說了一句至今人人皆知的話：陪太子讀書。

這位“太子”指的就是日後成了英明領袖的華國鋒。

喬是一個典型的書生，但他不是丁玲一類的書生，而是周揚、劉白羽一類的書生。

劉白羽生前說過一句實話，這句話還是劉在延安時說過的，他說希望像周揚那樣，既有權又能寫文章。其實，這是中國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喬冠華也不例外。

但遭逢大變之際，喬的書生本色就露了出來，即不懂進退之道。

江青等人雖然手中大權在握卻早已是眾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務必除之而後快。老頭子在日大家自然無法可想，一旦冰山消融，他們有何可恃？喬、章慮不及此。

四人幫被捕以後，收拾喬冠華、章含之也就提上了日程。上面有整治的意圖，下面還要有推波助瀾的幫襯，而這個幫襯則來自於早就與喬有着矛盾的姬鵬飛。

章含之對於姬鵬飛當年的表現深感痛恨，這在她的回憶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中有過相當露骨的流露，到底因為見證了姬鵬飛父子最後的下場而變得多少有些愜意的章含之好歹算是出了一口“惡氣”。

喬在政治上被打倒還有一層潛在或可說由來已久的因素。

黨內歧視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是源遠流長的，一俟說到整治這些人，一般來說都是很有市場的。郭沫若那樣的地位，羅點點當初不過是個孩子就能當面嬉笑，雖說給乃父羅瑞卿制止，但已經露出此類端倪。喬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幹部，收拾他這樣一個“樹倒猢猻散”的人物，對於已經將一度炙手可熱的四人幫抓捕的勝利者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

李先念對回來的黃華描述說喬冠華陷得很深，李先念還用手筆劃了一下，表示喬已經陷到“脖子”這裡了。如果徐景賢轉述王洪文的回憶屬實的話，李先念早於批鄧之前就已經在毛面前揭發了鄧，不知道這算不算“陷得很深”？

喬本人既有政治上拆爛污的劣跡，也有人品上的缺陷。關於後者，同為外交部同仁的符浩有過專門的回憶。符浩有過一本在朝鮮買到的《紅樓夢》的珍稀版本，據符浩自己說，此版本在國內也只有兩本，後來這本書在文革初期遭到洗劫，不知所終。稍後，復出的符浩在喬冠華處又看到此書，當面問及喬，喬顧左右而言他，令符浩大感憤怒。

倒是周南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喬的另一段“不省事”的往事特為傳神。喬冠華有一罐英制555香煙，是外人送給他的，當年供應緊張，即便是鄧小平這些身居高位的人也難得一見這樣“洋煙”，但每次開會，喬冠華只顧自己“開葷”，獨自享用三五香煙，從不讓一讓近在咫尺的鄧小平，後來鄧有些忍不住的問喬，你有什麼寶貝怎麼也不拿出給大家嘗一嘗？喬這才放手讓煙。

應該說，喬冠華並無政治才能，對於處理各類複雜政治鬥爭也無定見，當次天崩地裂的環境，他不選擇退保，也不選擇沉默，而是選擇衝鋒，正所謂“望鄉台上敲鼓－還嫌自己死的慢”，這是他的自我取死之道。

而牆倒都要眾人來推，之所以要推，原因之一就在於喬的人品的缺陷。

有了以上兩點，喬不倒也要倒了，不但倒了，至今也沒有看出任何還陽的起色。

自然，在眾人推倒的身影中還有章含之的“功勞”。這位“賢內助”的熱衷比較喬還要強烈，有些女人實在不能預政，其狂熱的屬性註定她只能充當炮灰。只是在她充當炮灰的同時也拉上了喬冠華，儘管喬也是深表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