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已經四、五千年，但能進入史冊的年頭卻廖廖無幾——１７８９年，１９８９年；當然，在它們之前也有過劃時代的時期，但由於這些時期大多跨越了若干年頭，所以難以讓人記住某一個年號；而１９１７年則相反，最輝煌的時刻只在一個月甚至幾天內就完成了，所以人們只記住了偉大的十月，而很少說１９１７年。

這些年頭並非是一律的輝煌——有的光彩奪目，有的則揪心般的陰沉；有的令人歡欣鼓舞，有的則讓人膽戰心驚……比如，雨果寫過的以革命恐怖讓人戰慄的法國的“九三年”；美籍作家黃仁宇寫過的中國最早的特務統治《萬曆十五年》。

中國的近代史上，１９１１年和１９４９年無疑是最重要的年頭，它們都曾給歷史當頭一棒，迫使歷史的法則屈從於人類的意志……然而，這種氣魄比起１９５８年來，則顯得那樣的軟弱，那樣微不足道——１９５８年，中國不再驅趕歷史，鞭策歷史，而是將歷史攔腰斬斷，中國人不需要改變歷史的軌跡，而是要徹底地消滅歷史本身。

就所顯示出來的人類意志論，１９５８年使有史以來的任何年頭暗然失色……

慢性子的歷史老人在中國這塊國土上顯得特別的懶散——幾百年一個朝代，幾千年一種社會形態。這種幾十年、幾百年如一日的生活，是那樣有力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惰性，所以中國的政治家都把超越這種惰性、使中國社會飛躍前進為己任。毛澤東是所有這類政治家中最偉大，也是最性急的一位，他以“一千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氣吞山河的魄力，使１９５８年——這個沒有戰爭、沒有革命、沒有動亂，也沒有流血犧牲的平常年頭，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年。

這是“一天等於２０年”的一年，是中國人不再象中國人的一年，最富有理性的中國人一夜之間便被超越歷史的慾念和狂熱煽得如痴如醉，他們不分晝夜地戰鬥——向可惡的經濟法則開戰；向無情的自然法則開戰；也向蒼蠅、麻雀開戰——沒有哪一位政治偉人有膽量發動一場戰線如此廣泛的戰爭，也沒有哪一位政治偉人能動員出如此規模的戰鬥力——從幾歲的紅領巾，到七、八十歲的小腳老太太全上陣了——這場戰爭的目標是明確的：立即實現人類夢寐以求的天堂——共產主義。

毛澤東真是所有偉人中最大膽的一位——他要中國在１９５８年就實現共產主義！他憑什麼敢於作如此危險的政治許諾？憑人。這是毛澤東的答案。年青時代的毛澤東是位什麼都不相信的偉大叛逆者——他不相信家規、祖訓、國法；領袖時代的毛澤東則是什麼也不相信的挑戰者——他不相信斯大林的權威，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強大，不相信原子彈，不相信技術能力……

毛澤東只相信人——而且是沒有文化的人——相信“只要有了人，什麼樣的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碰巧這位只相信人的偉人就出在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人——尤其是沒有文呵化的人——的中國。於是，領袖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人民卻從人多為患的苦悶中解脫出來，從領袖那裡得來了世界第一大國的民族自豪感的滿足；而勞動人民也從無知的屈辱中解脫出來，從領袖那兒得到了歷史創造者的偉大稱號和雄心壯志；於是，上自領袖，有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治國雄心，下至農民有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豪言壯語……

１９５８年的序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拉開的。

說毛澤東只相信人，還不夠。確切地說是，他相信人是可以達到任何目標的可靠手段，而毛澤東的目標是在中國社會實現共產主義。所以，在１９５８年毛澤東還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在人的奮鬥下立即實現。

在１９５８年，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模式是以人民的幸福生活為內容的，而他給幸福生活下的的定義是“每人每年１５００斤糧食，１０００斤肉，２０斤植物油和２０斤布棉。”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譚震林在１９５８年對共產主義的具體描繪，更是生動地體現了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理想：“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呢？……

第一、要吃得好。不光是吃飽，每飩都有葷，或者吃雞子，或者吃豬肉，或者吃魚，或者吃雞蛋……當然，有些珍貴的食品，猴頭、燕窩、銀耳，作為“各取所需”還不夠……

第二、是穿。也應有盡有。各種花色、各種樣式都有，不是烏鴉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藍。將來的布是用來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他時間都是綾羅綢緞，都是毛料呢絨……要發展狐狸。人民公社都飼養狐狸……才有狐皮大衣。

第三、是住。要跟現代化城市比，誰是現代化？就是人民公社。

北方有暖氣，南方有冷氣，都是高樓大廈，什麼電燈、電話、自來水都不在話下，收音機、電視機也不在話下……

第四、是交通。除了賽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飛機也是四通八達，每個縣都有飛機場……每個人都有一架飛機的時候，也不是太遠……

每個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

共產主義大體上就是這幾條：吃、穿、住加上文化娛樂、科學、體育，這些總起來叫共產主義！“

毫無疑問，這種以人民的高生活水平為標誌的共產主義模式，在幾年以後的“革命化”年代裡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說成是“吃喝共產主義”、是與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同樣反動的修正主義貨色。到到１９６４年以後，這種玫瑰色的共產主義理想已被鐵的無產階級專政所取代，那時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不再是人均產值，不再是人均消費水平，而是吃苦耐勞的自願程度，是人與人斗的自覺程度……

相比之下，我們寧願讚賞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所具有的人道而又浪漫的理想主義。

毛澤東急切地要把６億中國人帶入共產主義天堂，這不能不說１９５８年的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然而，我們都非常遺憾地不能把他稱為同樣偉大的現實主義者。

非常富有悲劇意味的是，這種完全無視客觀條件的共產主義狂熱，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災難，並不比象鐵那樣沉重的文化革命時代少。

毛澤東在５０年代初曾說過，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也許需要１０年到２５年的時間，就是在１９５８年的早些時候，他還提出了１５年趕上英國這個在當時廣為宣傳的口號。

在３０多年以後的今天看來，這個時間表是那樣的不切實際，然而到了１９５８年夏天、尤其是８月的“北戴河會議”之後，這個不切實際的時間表卻已變得十分保守了，全國上下都在急切地要求立即實行共產主義制度，而許多地方更是宣布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保守的、懷疑的、一律當成“白旗”拔掉；之後，就再也沒有聽到過懷疑的聲音了。

立即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狂熱在１９５８年已達到如此程度，連以穩健著名的劉少奇都發出了極不穩健的政治號召：“我們要一直往共產主義前進！現在不要認為共產主義是很慢的啊！只要我們好好干，實現共產主義就很快了。”毛澤東不僅是思想的巨人，也是行動的巨人，立即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設想並沒有停留在口號和決議中，而是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轟轟烈烈地實行起來。

中國人民在１９５８年短短的幾個月的行動是那樣的震驚世界——但沒有震驚歷史，因為歷史早已被中國人的氣魄嚇跑了、消滅了，沒有人再去注意他的存在了——以至於全世界都對這個把“六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組織起來而取得了巨大成績的中國政府刮目相看了，許多外國人甚至相信“中國已處在進入真正共產主義時代的邊緣了。”１９５８年的奇蹟是由擁有六億臣民的毛澤東創造的，他的強大武器是人的意志；他要創造的奇蹟是，在短期內建立共產主義式的人民公社，以及只用幾個月的時間使鋼鐵產量翻上一番。

人民公社是什麼？按勞動人民形象生動的表述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還專門頒發了一個“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對人民公社基礎規模和內容有了十分具體的說明和規定：

建立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針：“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成立人民公社的基礎：“我國農業生產全面的不斷的躍進和五億農民愈來愈高的政治覺悟。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戰勝了資本主義道路之後……在克服了左傾保守思想，打破了農業技術措施的常規之後，出現了農業生產飛躍發展的形勢，農產品成倍、幾倍、十幾倍地增長，更加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人民公社的意義：“打破地界、鄉界、縣界的大協作，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進一步提高了五億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人民公社的最終目標：“進一步培養和鍛煉農民群眾的集體主義思想”，通過建立“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衣組、理髮室、公共浴室、幸福院、農業中學、紅專學校等等，把農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體生活……”人民公社的規模：“一般以一鄉一社，兩千戶左右較為合適……也可以由數鄉並為一鄉，組成一社，六、七千戶左右。至於達到兩萬戶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對……”人民公社的組織成分：是“農林牧副魚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這個決議在最後還特意強調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能將人類數千年來關於大同世界、共產社會的朦朧思想，具體成如此清晰的條款和決議，表明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確實比任何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政黨都更有膽識；而更叫人驚奇的是這個人類想往了數百年，奮鬥了近一個世紀的理想，中國***準備只用幾個月的時間去實現——１９５８年夏季以前，全國共有七十四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只是夏秋之季的三個多月時間，一億一千多個以家庭為單位生活了數千年的農戶，就被組織成二萬四千多個人民公社，幾千年的個人、家庭生活，被共產主義的集體生活所取代。

這是列寧以前的共產主義者想做而從沒有做到的；而列寧只做了一點——僅建立了一萬多個集體農莊——就趕緊退了回來；斯大林作得更多一些，但他是靠槍決、逮捕、流放了數百萬農民，並用了三年的時間才作到的；並且，比起人民公社，斯大林的集體農莊只能算作一些管理不善、組織不嚴的、鬆散的農業聯合體，它只是使生產手段集體化而已。

而在中國，人民公社不僅使五億農民告別了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個體勞動，還使他們告別了為自己家庭蒸調食物的廚房，告別了除生孩子以外的全部家庭生活，一切都是共產主義的集體生活……

以前，人類對共產主義有過空想；以後，極個別想入非非的共產主義者在極小的範圍內——或是某一座原始森林，或是某一個荒島上——實驗過這種共同生產、共同占有、共同消費的原始共產主義。

中國在１９５８年實行的共產主義，不是小範圍的實驗，不是猶猶豫豫地探試，它堅決地一下子在五億農民中全面地實現了這一切；而且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期間，沒有暴動，也有公開的對抗，因此也沒有大規模的槍決、逮捕和流放。

中國***的政治組織能確實堪稱世界第一，而毛澤東能成為世界級的偉人，１９５８年是一個起點。只是到了１９６６年，毛澤東又一次煽起了八億人民的狂熱，才使得他在１９５８年的成功，顯得不那麼輝煌了。

中國很快地進入了共產主義，其速度和徹底的程度都遠遠超過了８月中央決議的規定——以“吃飯不要錢”為標誌的共產主義，幾乎在所有公社實現，還有許多公社實現了全面的供給制。

下面是《人民日報》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的報道：

有的（人民公社）實行了“七包”或者“十包”，即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髮、看戲、烤火費和結婚費等等。這種供給制當然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衝破了“按勞取酬”的法權界限，適合於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在“公”的方面向前發展了，因此它應該屬於共產主義的範圍，是共產主義的萌芽。

毛澤東終於找到了結束中國農民為吃穿犯愁的歷史的方法。他激動而急切地要求在更大的範圍推廣這種方法。他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有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當時，１９５８年的糧食產量還沒有統計出來，但據預測，將達到三億七千五百萬噸，與１９５７年的一億八千五百噸相比，增長百分之一百以上。

有了這種事先預測到的糧食大豐收，“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就具有了科學共產主義的高標準，而不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平等受窮。所以，在人民公社吃飯不僅免費，而且吃得好——在南方，達到了一天三頓乾飯，在北方則是撈麵條和白面饅頭隨便吃。中國人實實在在地嘗到了共產主義的滋味……

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給予中國人的共產主義當然不僅僅是大米乾飯、白面饅頭管飽吃，既然是徹底的共產主義，它必然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中國農民得到的共產主義還包括，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完全軍事化和戰鬥化——“統一起床，統一吃飯，統一睡覺，統一上工和收工”，白天一起幹活，晚飯後一起操練軍事。公社的青壯勞動力乾脆被組織成民兵，使勞動完全的軍事化。１９５８年，四川省有三千萬民兵，山東有二千伍百萬……

１９５８年是新民歌、新民謠大豐收的一年，勞動人民既用民歌來表述自己的“大躍進”幹勁，又形象地展現出他們發的奮鬥目標。

下面這首新民謠就能唱出了軍事劃勞動所激發的革命膽略：

一把鋤頭一支槍，田間地頭當戰場，鐵鋤開動萬斤畝，持槍練武保國防。

人民公社最不尋常的，是要與有幾千年傳統的家庭決裂。這一點明確地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家庭生活集體化的明顯標誌是公共食堂以及托兒所的大規模建立。

人類自有家庭以來，家庭的最主要任務——維持生存的吃飯和傳種接代的養育後代——將統統移交給作為國家政權的一個基礎組織——人民公社。

特別要強調的是，１９５８年在中國農村全面實行的托兒所制度，不僅僅是為了要將母親從孩子的養育中解放出來，使她們能從家庭走向社會，而是為了消滅私有觀念、消滅傳統家庭意識。

劉少奇在１９５８年曾對托兒所工作做過指示：“托兒所應當全面發展，小學也要向�生住校烦C娣⒄埂６孕『⒁�强调删l嶠逃�。不能伴愗点放栽傄庭教育上……”可见托儿所蕘y檔姆⒄咕哂懈腦焐緇嶸�活掉[卮笠庖濉?/P>

《中國青年報》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曾就托兒所事業對實現共產主義的戰略意義，作過如下的闡述：

孩子們從小就在托兒所、學校里長大，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什麼玩具、糖果、教室、阿姨、老師，以至院子裡的向日葵和其他勞動成果都是大家的。這樣，孩子們的頭腦中就只有“我們大家的”集體觀念，而不容易產生“我的”私有觀念。集體生活要有規律，要互相幫助，這就有助於培養孩子們的組織性、紀律性和互助友愛精神。

這種動人的描寫，在幾個世紀以來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中時有流，但只有到了１９５８年才被中國***變為現實。

五億農民不僅告別了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個體勞動，還告別原來意義的家庭生活。當然，家庭還存在，還有妻子、丈夫、兒子、女兒，但家庭只負責生孩子——而且生得越多越好，因為生得多無疑是為國家創造了“最寶貴”的財富——而不必操心養教。

這個現實被１９５８年幾乎所有訪問過中國的外國友人所見識——來訪者必定被請去參觀人民公社的幼兒園；同時，必然會得到教師關於孩子們在這兒根本不再想念家庭，不再想念父母的回答，因為公社向孩子們“提供所需要的一切”。當然，私有制的家庭觀念在父母那裡會保留得久一些，尤其是當母親的，她們會想念孩子，會想去看看孩子。但是她們會被告之，孩子們是被受過訓練的保育員和教師照管，“母親的看望是多餘的。父母們必須摒棄他們的資產階級情調，不必為他們的孩子操心，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與托兒所這個對共產主義千秋大業具有戰略意義的新生事物相比，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對中國農村生活的改變則更加迅速，立杆見影。

食堂和托兒所一樣，也不是１９５８年才有的，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與任何意義上的食堂都有着本質的區別。因此，我們同樣將其稱為１９５８年中國的新生事物。

有了公共食堂，農婦將走出廚房，農民將告別他們的飯桌，家庭將不再靠粘着力極強的小飯鍋連結在一起。整個中國農村社會被有史以來最大的飯鍋扣在一起了。

在人類進行的各種交往活動中，沒有哪一項比一起吃飯更能把個體的人變為集體的人了。夫妻應該是人類各種關係中，聯繫最緊密的一種，所謂“千口萬口，不如倆口”。然而，在聯結夫妻關係的所有紐帶中，沒有那一條比一起吃飯更有力量——夫妻間可以不一起花錢，可以不一起睡覺，但一旦到了不再一起吃飯，各做各的，各吃各的，那麼這個家庭就該解體了。

公共食堂的發明人確實找到了肢解私有制的大本營——家庭——的最佳手段。

１９５８年的公共食堂絕對是人類生活史上，最為壯觀的景象，幾億人幾乎是毫無例外地在同樣的大鍋里吃飯。幾億農民的廚房裡不再有炊煙，不再有鐵鍋，不再有菜刀……

元朝初期的異族統治，也曾經讓百姓交出過菜刀，但畢竟十戶人家還准許保留一把公用，畢竟還允許擁有鐵鍋，還允許爐灶里往外冒煙。１９５８年則是徹底的，農民交出了菜刀和鐵鍋，既支援了大煉鋼鐵，又斬斷與幾千年的私有制生活方式的聯繫。

所以可以說，廚房裡不再往外冒煙，是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的主要標誌和證明。

難怪在５０年代的最後兩年，農村民兵的重要戰鬥任務之一，便是查看誰家的廚房冒出了炊煙。一旦有所發現，便會破門而入，收走隱藏的糧食，收走使私有制賴以生存的家庭炊具——鐵鍋當然已經沒有了，有的只是先民們曾經使用過的瓦盆、瓦罐。

在那個時代，這種偷食小鍋飯的非共產主義事件並非絕無僅有——這是因為具有共產主義生活觀念的一代，還在托兒所里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所以幾千年形成的傳統意識還在成年人中作祟，他們還不能完全克服個人的口味，要偷偷點燃小灶調劑一下。

這個人類的偉大創舉，在黨中央的關注和直接支持下，（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曾下決議，要求“食堂的管理人員和炊事員要選擇政治上可靠的人員擔任。”）居然維持了二、三年，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儘管大躍進已臨近尾聲，儘管在轟轟烈烈地實行了兩年多的“共產”、“共吃”的共產主義之後，整個中國都累了——從中南海到農村的地頭，到處都顯得虛弱和疲憊不堪，但公共大食堂還懶洋洋地冒着炊煙。不同的是，一天三頓乾飯、吃飯不定量、不要錢已被稀薄的菜湯和嚴格的定量所代替——提着瓦罐的農民，在公共食堂排隊，按家庭人口定量，每人能分得兩木勺撒有玉米麵的菜湯。

進入６０年代，中國農民可以在吃飯制度上享受雙軌制的優惠政策了——小廚房裡又允許冒煙了。但是鍋沒有了，糧食沒有了，有的只是從房前屋後的空地上種植的一點瓜菜和從公家的地里偷來的星星點點的原糧……

毛澤東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使共同創造和共同消費社會財富的共產主義理想，在一個小私有制的農村社會裡變為現實，從而徹底地改變了五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僅此一項，毛澤東就足以使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偉人的任何治國業績暗然失色。

然而無可爭辯的是，這種共產主義即使不被冠上“原始的”定語，至少也只能稱其為初級階段。

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唯物主義者，他明白這一點，他懂得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畢竟要依賴於雄厚的物質基礎。列寧那句家喻戶曉的名言“共產主義＝蘇維埃＋電氣化”，他當然知道的。

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在毛澤東的意識里是具體的——那就是“一個是糧食，一個是鋼鐵”，毛澤東並沒有忽視這一點。

和其他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政治家不同的是，毛澤東不願意等到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足以進入共產主義時，再實行共產主義，而是先實行共產主義，再依靠這個人類政治理想中最先進的社會制度去創造共產主義的高生產力。

毛澤東關於社會生產力的概念，也是具體的——那就是鋼的產量。

在５０年代，幾乎所有的新興國家的領袖，都把鋼的產量作為國家強大、經濟發達的標誌——有了鋼鐵就有了農業機械化、就有了糧食；有了鋼鐵就有了坦克、戰鬥機，也就有了強大的國防；有了鋼鐵就有了重工業，也就有了帶動其它經濟部門的基礎力量……

以前的斯大林這樣認識，後來金日成這樣認識，尼赫魯這樣認識，再後來卡斯特羅這樣認識；當然，１９５８年的毛澤東也這樣認識。

正是這樣的認識，使毛澤東決定讓中國在１９５８年全面地實行共產主義的同時，還拿出了一個同樣雄心勃勃的治國計劃——讓中國的鋼產量以每年１００％的增長率遞增。

毛澤東是有道理的——既然可以用幾個月的時間把六億人民用共產主義方式組織起來，那麼這六億被共產主義組織起來的人民，為什麼就不能使鋼產量翻番？

毛澤東相信人可以創造任何人間奇蹟。使生產力翻番的奇蹟已經在農村創造出來了。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宣布了這個奇蹟。決議說：

……在克服了右傾保守思想、打破了農業技術措施的常規之後，出現了農業飛躍發展的形勢，農產品產量成倍、幾倍、幾十倍的增長，更加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農業產量都可以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鋼鐵產量為什麼不可以增長一倍呢？

這應該是更容易的：因為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長出糧食，但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煉出鋼來——機關、學校、農村；還有，農作物需要季節，需要一定的時間，而鋼鐵生產卻不受季節限制……於是，一場全民大煉鋼鐵的運動，發動起來了。

１９５８年之所以能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刻骨銘心的一筆，除了人民公社的成立，還有這個同樣壯觀的創舉——這場由幹部、軍人、學生、農民都全力投入的大煉鋼鐵的運動。不展示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生產行動，便不能再現１９５８年的雄姿，不能顯示毛澤東的治國雄心和魄力。

１９５７年，中國的鋼產量是５３５萬噸，５８年２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經濟計劃部門在對原來的保守思想作了檢討之後，大膽地將１９５８年的鋼產量計劃定為６２４.８萬噸，但到５月份，這個指標被提高到８００至８５０萬噸，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又一次將１９５８年的鋼產量提高到１０７０萬噸，是１９５７年的一倍。

毛澤東的建議被８月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認可；同時提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的雄偉計劃還包括：１９５９年鋼產量為３０００萬噸，１９６０年達到６０００萬噸，而到１９６２年第二個萬年計劃結束時，中國的鋼產量將趕上美國，達到８０００萬噸到１億噸……

１９５８年的公共食堂絕對是人類生活史上，最為壯觀的景象，幾億人幾乎是毫無例外地在同樣的大鍋里吃飯。幾億農民的廚房裡不再有炊煙，不再有鐵鍋，不再有菜刀……

元朝初期的異族統治，也曾經讓百姓交出過菜刀，但畢竟十戶人家還准許保留一把公用，畢竟還允許擁有鐵鍋，還允許爐灶里往外冒煙。１９５８年則是徹底的，農民交出了菜刀和鐵鍋，既支援了大煉鋼鐵，又斬斷與幾千年的私有制生活方式的聯繫。

所以可以說，廚房裡不再往外冒煙，是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的主要標誌和證明。

難怪在５０年代的最後兩年，農村民兵的重要戰鬥任務之一，便是查看誰家的廚房冒出了炊煙。一旦有所發現，便會破門而入，收走隱藏的糧食，收走使私有制賴以生存的家庭炊具——鐵鍋當然已經沒有了，有的只是先民們曾經使用過的瓦盆、瓦罐。

在那個時代，這種偷食小鍋飯的非共產主義事件並非絕無僅有——這是因為具有共產主義生活觀念的一代，還在托兒所里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所以幾千年形成的傳統意識還在成年人中作祟，他們還不能完全克服個人的口味，要偷偷點燃小灶調劑一下。

這個人類的偉大創舉，在黨中央的關注和直接支持下，（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曾下決議，要求“食堂的管理人員和炊事員要選擇政治上可靠的人員擔任。”）居然維持了二、三年，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儘管大躍進已臨近尾聲，儘管在轟轟烈烈地實行了兩年多的“共產”、“共吃”的共產主義之後，整個中國都累了——從中南海到農村的地頭，到處都顯得虛弱和疲憊不堪，但公共大食堂還懶洋洋地冒着炊煙。不同的是，一天三頓乾飯、吃飯不定量、不要錢已被稀薄的菜湯和嚴格的定量所代替——提着瓦罐的農民，在公共食堂排隊，按家庭人口定量，每人能分得兩木勺撒有玉米麵的菜湯。

進入６０年代，中國農民可以在吃飯制度上享受雙軌制的優惠政策了——小廚房裡又允許冒煙了。但是鍋沒有了，糧食沒有了，有的只是從房前屋後的空地上種植的一點瓜菜和從公家的地里偷來的星星點點的原糧……

毛澤東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使共同創造和共同消費社會財富的共產主義理想，在一個小私有制的農村社會裡變為現實，從而徹底地改變了五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僅此一項，毛澤東就足以使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偉人的任何治國業績暗然失色。

然而無可爭辯的是，這種共產主義即使不被冠上“原始的”定語，至少也只能稱其為初級階段。

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唯物主義者，他明白這一點，他懂得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畢竟要依賴於雄厚的物質基礎。列寧那句家喻戶曉的名言“共產主義＝蘇維埃＋電氣化”，他當然知道的。

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在毛澤東的意識里是具體的——那就是“一個是糧食，一個是鋼鐵”，毛澤東並沒有忽視這一點。

和其他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政治家不同的是，毛澤東不願意等到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足以進入共產主義時，再實行共產主義，而是先實行共產主義，再依靠這個人類政治理想中最先進的社會制度去創造共產主義的高生產力。

毛澤東關於社會生產力的概念，也是具體的——那就是鋼的產量。

在５０年代，幾乎所有的新興國家的領袖，都把鋼的產量作為國家強大、經濟發達的標誌——有了鋼鐵就有了農業機械化、就有了糧食；有了鋼鐵就有了坦克、戰鬥機，也就有了強大的國防；有了鋼鐵就有了重工業，也就有了帶動其它經濟部門的基礎力量……

以前的斯大林這樣認識，後來金日成這樣認識，尼赫魯這樣認識，再後來卡斯特羅這樣認識；當然，１９５８年的毛澤東也這樣認識。

正是這樣的認識，使毛澤東決定讓中國在１９５８年全面地實行共產主義的同時，還拿出了一個同樣雄心勃勃的治國計劃——讓中國的鋼產量以每年１００％的增長率遞增。

毛澤東是有道理的——既然可以用幾個月的時間把六億人民用共產主義方式組織起來，那麼這六億被共產主義組織起來的人民，為什麼就不能使鋼產量翻番？

毛澤東相信人可以創造任何人間奇蹟。使生產力翻番的奇蹟已經在農村創造出來了。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宣布了這個奇蹟。決議說：

……在克服了右傾保守思想、打破了農業技術措施的常規之後，出現了農業飛躍發展的形勢，農產品產量成倍、幾倍、幾十倍的增長，更加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農業產量都可以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鋼鐵產量為什麼不可以增長一倍呢？

這應該是更容易的：因為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長出糧食，但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煉出鋼來——機關、學校、農村；還有，農作物需要季節，需要一定的時間，而鋼鐵生產卻不受季節限制……於是，一場全民大煉鋼鐵的運動，發動起來了。

１９５８年之所以能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刻骨銘心的一筆，除了人民公社的成立，還有這個同樣壯觀的創舉——這場由幹部、軍人、學生、農民都全力投入的大煉鋼鐵的運動。不展示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生產行動，便不能再現１９５８年的雄姿，不能顯示毛澤東的治國雄心和魄力。

１９５７年，中國的鋼產量是５３５萬噸，５８年２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經濟計劃部門在對原來的保守思想作了檢討之後，大膽地將１９５８年的鋼產量計劃定為６２４.８萬噸，但到５月份，這個指標被提高到８００至８５０萬噸，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又一次將１９５８年的鋼產量提高到１０７０萬噸，是１９５７年的一倍。

毛澤東的建議被８月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認可；同時提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的雄偉計劃還包括：１９５９年鋼產量為３０００萬噸，１９６０年達到６０００萬噸，而到１９６２年第二個萬年計劃結束時，中國的鋼產量將趕上美國，達到８０００萬噸到１億噸……

 

毛澤東的宏偉計劃是無邊的，他認為到七十年代中期，要達到人均一噸鋼，７億人就是七億噸鋼……

好大的口氣！但毛澤東還具有同樣大的力氣。自８月的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暫時撤出了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的農業戰線，而全力投入工業奇蹟的創造。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會議的公報，發出了戰略轉移的命令：

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工業的中心問題是鋼鐵的生產和機械的生產，而機械生產的發展又決定於鋼鐵生產的發展。根據當前全國人民對鋼鐵的巨大需要和對鋼鐵生產的巨大努力，根據鋼鐵冶煉設備正在逐日增加和迅速投入生產的情況，鋼鐵生產的飛躍發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為了打贏這場只有四個月時間的鋼鐵翻番仗，毛澤東委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來擔任“鋼鐵大躍進領導小組”的組長；周恩來又將他的８位副總理全部投入這場戰鬥。兵分八路，每人監督和負責一個地區的煉鋼運動；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要求全國的輿論工具把宣傳的中心從農業轉向鋼�…�?/P>

當然，這些都還不夠，都還不是主要的，毛澤東是最善於組織人民戰爭的天才領袖，必須動員全民！

中國以人力資源豐富而驕傲於世，現在是證明人多好辦事、人多能辦事的時候了。人多真是最讓中國人提勁的事；難怪當時的報紙報刊喜歡顯示這個驕傲——遇到外交難題時，報紙說，我們６萬萬５千萬中國人民絕不答應；遇到軍事危機時，報紙說我們有６萬萬５千萬人民有決心也有力量……

這一次，６萬萬５千萬人將向全世界證明，中國能創造出任何國家都無法創造的生產奇蹟。

在１９５８年，到處都有“一切向１０７０萬噸讓路”的標語和宣傳畫……高爐不夠了，土法煉鋼上；工人不夠了，農民上、學生上、居委會的家庭婦女也上。從８月３０日北戴河政治局會議結束，發出動員會開始，到９月中旬，全國已動員了２０００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到煉鋼運動的高潮，這個數字已上升到９０００萬。

彭德懷元帥的估計數還要大，他認為在１９５８年的最後四個月裡，全中國投入到大煉鋼鐵運動中的勞動日有９００億個。

這是無法想象的歷史壯觀：一個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１百多天裡不分白天黑夜地全部投入到煉鋼運動之中——

——知識分子上陣了：下面是《北京周報》於１９５８年第３４期刊登的一篇關於知識分子煉鋼的報道：

為了響應政府關於在全國開展大煉鋼鐵運動的號召，我們也着手在自己的院子裡建土高爐。大家都紛紛出力。很快，有些人拿來了破鍋、破盆和破壺，另外一些人捐獻了舊磚和石灰石，還有些人交出各種零件雜物。就時間而論，一座中國式的小轉爐從開始建設到投入生產，在一天時間內就實現了。在這群人中，唯一能說是有些技術知識的是個年青人，他在我們的爐子投入運轉以前曾參觀過幾座正式的高爐。我們最初試圖使用“坩鍋”煉鋼，但失敗了。現在我們使用自己建造的小轉爐煉鋼卻一帆風順。

據這篇報道說，用這種方法煉出的第一爐鋼經檢驗符合標準。

——學生上陣了：在１９５８年秋後，幾乎所有的大學、所有的中學和相當一部分小學都停課煉鋼了。他們建起各種各樣的土高爐，他們挨家挨戶收集廢的或不廢的鐵器，然後拉着木製的風箱將廢鋼鐵溶化，然後把溶化了的鐵水澆鑄成形，然後向上級匯報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鐵塊還是鋼錠的數量。

這種匯報是極為隆重的——敲着鑼，打着鼓，舉着大紅紙上寫的喜報。的確，學生們是有理由慶賀的，搜集廢鐵已很困難，而要把這些廢鐵熔為鐵水則更加困難。

那是一個汗流得多，覺睡得少的時代，但又是讓十幾歲的學生興奮得蹦跳不已的年代——彩旗翻滾的誓師大會，燈火輝煌的煉鋼工地的夜景，鑼鼓喧天的報喜隊伍；還有煉鋼工地上豐盛的食品——這和農村人民公社一樣，集體吃飯，既熱鬧又不要錢……

——農民上陣了：農民是１９５８年大煉鋼鐵運動的主力軍。在１９６６年以前，毛澤東發起的每一個運動，差不多都以農民為主力。難怪許多外國人把毛澤東稱為農民領袖。下面是一位英國記者在邊遠的雲南農村，所看到的農民煉鋼場景：

我們穿過稻田來到另一個村子，這裡已經趕建了四座巨大的土高爐，到處人聲鼎沸，一派忙亂的景象。有的人在搬運一筐筐礦石；有的驅趕着牛車；有的傾倒裝有熾熱溶液的大鍋；有的站着搖搖晃晃的梯子上觀察着爐子；還有的用手推車裝運冶煉過的料渣——雖然這些東西是從高爐底部傾泄出來的，但是在我看來這跟從爐口倒進去的原料沒有什麼兩樣。

無疑，看慣了大高爐的洋人，對這種土法煉鋼的描繪多有嘲弄之意。但農民的幹勁和在１９５８年付出的代價是不該被嘲弄的。

１９５８年秋，中國農村的青壯勞力全部抽出去煉鋼了。即使把每戶的鐵鍋、菜刀收光了，也湊不夠足以完成指標的鋼鐵，於是如果湊巧附近有鐵礦，農民就用牛車拉，用人背。

礦石的需求量極大，因而，也是勞動需求量極大的工作。許多地方不得不讓小學生去背礦石。好在農村的小學生年令偏大，個頭也比城裡的小學生偏高，再加上白面饅頭管飽，所以這種悲壯的景象在當時只是顯出了壯麗、轟轟烈烈的一面；煉鋼燃料的缺乏，也是農民在這場大戰役中遇到的困境之一。別說煉鋼需要的焦炭，許多地方連煮飯、取暖還只能靠柴禾、馬糞呢。但大煉鋼鐵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於是砍樹成了大部分農村解決煉鋼燃料的重要手段。

靠木材和風箱把鐵器溶化成鐵水、再鑄成鐵塊或鋼塊或許可能，但要把農民辛辛苦苦背來的礦石溶解鋼水就困難了——難怪外國人會看到從爐口倒進去的�料与炉禎衢撯h隼吹畝�误t皇裁戳窖��?/P>

這真是一場傾家蕩產再所不惜的戰鬥——鐵器交光了，樹木砍光了，勞動力抽光了。當時秋糧和棉花已是豐收在即，但這些成熟的果實留在地里、沒有人去收穫……

此時，在農田裡採取大規模行動的，是上半年在許多地方被宣布已被徹底消滅的“四害”之首——老鼠。它們象還鄉團一樣又回來了，肆無忌憚地享受着各種豐收果實，仿佛也一下子進入到共產主義。

已經晚秋了，玉米還長在田裡，玉米棒子還留在玉米杆上，而玉米粒已經被老鼠“共產主義”了……

今天看來，１９５８年的大煉鐵鐵運動真是既偉大又荒唐的，但這場運動當然是以勝利告終的——至少在１９５８年是如此。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剛剛結束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發表公報，宣布：“一九五八年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獲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鋼將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到一千一百萬噸左右。”這不僅是偉大的，也是不可思議的。

那麼，這個不可思議的勝利是否耗費了太大的代價——比如，是否是以對農業生產的損害所換取的？

否！農業在１９５８年取得了同樣偉大的、同樣不可思議的勝利——就是在這一份公報中，中共中央宣布了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糧食將由１９５７年的三千七百億斤增加到七千五百億斤左右，棉花將由１９５７年三千六百八十萬擔增加到六千七百萬擔左右……”都是剛好一倍！

圍繞着１９５８年糧食產量的確定，也有過許多戲劇性的插曲。

１９５８年的農業奇蹟已經大到沒人能說清楚的地步，各省都根據共產主義熱情和黨性原則的高度來上報糧食產量，而政治局某些委員被下面的熱情所鼓舞，甚至認為產量超過了一萬億斤。

最後，還是“由毛澤東親自作出決定，宣布糧食產量是３.７５億噸這個數字。”

剛好是１９５７年的一倍。這個權威的宣布便被統計局所認可了。

難怪，國外最權威的中國史書——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寫道，官方“所公布的產量數字反映的是一種政治判斷而非統計判斷。”彭德懷是唯一一位公開站出來懷疑這個數字的政治局委員，但他立即遭到了清洗；陳雲也是少有的幾位反對運用行政和政治手段來提高農業產量領導人之一，他的關於各經濟部門要平衡發展，彼此兼顧、促進的建議，被國外的史學家稱為是“５０年代中國國內提出的最合理化的發展選擇，但他的溫和的建議被否定了，並被毛澤東擠到政治權力核心之外。”之後，我們就再沒有聽到過對大躍進有不同意見的聲音了……

人以翻番為目標煉出了正好一倍的鋼，農田和氣候也為了讓政治家能在公報中宣布翻番的勝利，而讓農作物剛好增產一倍。

１９５８年不僅是充滿豪情的一年，還是取得勝利最大的一年。那時，蘇聯剛剛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不久，而在中國則天天都有放出各個政治衛星、經濟衛星的報道、慶賀——萬斤田、十萬斤田的報道屢屢見諸報端，以至一些外國專家把《人民日報》報道的某個衛星田的產量折成體積，發現竟然可以在一畝地上鋪成半米厚的一層。

其實，這是無需外國專家甚至也不需要中國專家計算，即使一個普通的農民或任何一個具有正常頭腦的普通人都能計算出，在一畝地上是不可能生產出十萬斤、甚至一萬斤糧食的。

然而，在１９５８年的中國，竟然沒有人站出來作這番計算，因為《人民日報》已經這樣登了，領袖人物已經這樣肯定了；普通人不需懷疑，不需論證，而只需緊緊地跟在後面趕超。

各省都在１９５８年取得的勝利基礎上，制定出更加振奮人心的１９５９年的經濟計劃。中國最大的糧倉之一的四川省宣布：將把１５％的耕地作為高產田，高產田的產量將由１９５８年的畝產千斤達到１９５９年的畝產萬斤，增加十倍。其餘的一般糧田也要達到畝產３０００～５０００斤！

四川省的雄偉計劃當然不是絕無僅有；而且四川也不是躍進最大的一個省份，當時膽子最大、步子最快，首創精神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

那是一個互相超趕的年代，沒有一個省在報產量訂計劃時甘願落後於其他省份。

到這時，人的意志力量真正得到體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情壯志終於實現，“一天等於２０年”的政治號召也終於成為事實。

毛澤東的治國雄心煽動出前所未有的狂熱，這狂熱又贏得了空前的勝利，這勝利又鼓舞了更加巨大的雄心，這是１９５８年中國人的心靈歷程；１９５８年的勝利如此輝煌，以至它所激發出來的自豪感一直到１９５９年，還那樣密集地籠罩在中國大地上。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周恩來發表了“偉大十年”的著名演說。此時，對大躍進提出質疑的彭德懷，剛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於是，中國大地上又可以用一種聲音講話了。這聲音是堅定的，加上周恩來那特有的尊嚴，全世界都為中國在１９５８年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所深深感動了！

周恩來向全世界宣布：“１９５８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特大躍進的一年，經過核實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這種躍進速度是帝國主義國家做夢也不敢想象的……”百分之六十六！這不僅是帝國主義、也是任何主義即使在夢中也都不敢想象的。這確是經濟增長上的天文數字！

在今天，年增長率達到七、八個百分點已屬驚人，而要達到兩位數，則會讓某個政府緊張起來，擔心出現發展失衡以及通貨膨脹的危險……

 

但是１９５８年的中國，是一個什麼都不放在眼裡的國家。我們為這樣的速度自豪，並以藐視的眼光看着帝國主義國家的低速度。

因此，周恩來指出，在我們取得特大躍進的１９５８年，“美國工業比上年降低百分之六點五，英國降低了百分之零點九……”。在農業方面，既然有了那麼多的萬斤田，勝利當然就更加偉大了；於是，周恩來因此作了在他之前沒有一個中國政治領袖敢於作出的宣告——他說：“全國農民在參加了人民公社以後，絕大多數缺乏勞動力的人口享受着免費供應糧食或伙食的待遇；從前愁吃愁喝的困難生活，快要變成歷史的回憶了……”然而此時，大躍進已接近尾聲，而歷史的反攻則正在蘊藏之中——僅僅幾個月之後，被攔腰斬斷的歷史便奇蹟般的復活了，並且展開了迅速地反擊，要奪回它在１９５８年失去的陣地。

１９５９年宣告的勝利，象它們被突然創造出來那樣，傾刻之間成為泡影——中國人在１９５８年播下的希望，竟在１９６０年收回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１９６０年的春寒來得特別早，還不等洋洋自得的１９５９年安然走完輝煌的歷程，它就挾着春荒吹向整個中國大地。這股徹骨透心的寒風，迅猛而銳不可擋，傾刻之間便將兩年來的狂熱、以及這狂熱所創造的一切神話、奇蹟一掃而光——豪言壯語沒有了，到處是聳肩縮背的中國人；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沒有了，購買食品的規定多得數不勝數，在飯館吃上一碗絕無一點油腥的麵條，不僅要錢、要糧票，還得要出差證明，或是中轉車票；高速度的增長率沒有了，一進入６０年代，工廠里到處都在停工待料、搞精減下放——當“一天等於２０年”的口號被“勞逸結合”的口號取代之後，精疲力竭的工人和農民一樣，開始一堆一堆聚在一起曬太陽；值得政治家拿到會議上炫耀的百分比沒有了，在官方的沉默背後，隱藏着許多不祥的數字：１９６０年的糧食產量比翻番前的１９５７年還低了２６％僅１。４萬億噸，為建國以來的最低水平；而重工業的年下降率則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

比起這一系列枯燥而令人沮喪的數字，更加震撼人心的是另一個悲慘的數字——中國在１９６０年開始的大飢餓中餓死的人高達１０００萬以上！

一項激進的政策可以使中國產生最為壯觀的歷史創舉；一項錯誤的決策又使她產生了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災難。

這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６０年代留給人類的啟示。當然，１０００萬也僅僅是一個粗略的估計數，就如我們永遠搞不清我們曾經有過的成績有到底偉大到什麼程度一樣，我們永遠也搞不清我們曾經經歷過的災難到底有多大——１９５７年被流放到邊遠地區、並客死他鄉的右派分子有多少人？文化大革命被關押、槍殺的有多少人？甚至在瞬間發生和結束的災難我們都難以說清——兩次*****中，到底有沒有人死？還有唐山大地震、河南大水災、中越反擊戰，沒有一樣我們能說清楚……

在大躍進的災難之後二十多年，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孫治方，還只能以抽象的語言說，中國人為大躍進付出了“慘痛的血的代價”，到底是什麼代價？慘痛到什麼程度？

所以，上述１０００多萬這個統計數字，也只能是進口的——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英國的莫里斯·邁斯納教授在談到中國大躍進時寫到：“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死亡率大大提高。一些觀察家估計，因飢餓而死的人數可能多達１０００萬到２０００萬人”；另據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教授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談到這一悲劇時稱：“食物產量的下降和分配製度的被破壞，導致了２０世紀空前的大饑荒……１９６０年的死亡人數如此之多，僅此一年，中國人口就減少了１０００萬。據估計，這幾年增加的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為１６００萬至２７００萬。”這次大災難中，受害最深的恰恰是１９５８年衛星放得最多的幾個省——河南、四川、甘肅、安徽、江蘇，其中屬安徽最慘，１９６０年的死亡率高達６８‰，有２００多萬人為僅僅實行了一年多的共產主義付出了生命……

１０００萬到２０００萬人餓死，是一個什麼概念？我們可以將其與近代史上的幾次大飢餓比較一下——從縱的方向看，２０世紀的中國經歷過兩次大規模飢餓：第一次，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整個北部中國被大旱災所害，致使２０００萬農民陷於赤貧，但死亡人數僅５０萬；另一次是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即民間所說的“民國十八年大饑荒”。這次波及河南、陝西、甘肅的大飢餓中，有２００萬人被餓死，而這個數字增加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正處於戰亂時期，戰爭破壞了鐵路運輸，使救災難以進行。

從橫的方向比，斯大林的強制農業集體化政策所召至的與中國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十分相似的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的大饑荒中，大約有５００萬人餓死……

順便提一句，這１０００萬到２０００萬為大躍進付出了生命的人幾乎全是農民，在城鎮，這場大飢餓儘管比農村持續得更久一些，儘管這三年的飢餓給這一代的城裡人留下了大批的肝炎和浮腫病人、留下了對飢餓的恐怖記憶，但畢竟每月還有２０幾斤的糧食定量，以及即使少得可憐總還斷斷續續有的蔬菜供應——如北京市就有過每人每天一兩蔬菜的供應標準。

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從大膽地提出、到奇蹟般地實施，一直到令人震驚的災難性結局，都屬空前絕後。真應該為１９５８年樹碑、或建立一座以１９５８年命名的紀念館，以此作為任何一位政治家的必修課……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跨越歷史的偉大進軍，就是這樣悲慘的降下了帷幕——開端是壯麗的，尾聲是慘烈的；唯獨它的結束卻無聲無息……

沒有人宣布過１９５８年的失敗，沒有人為此作過檢討，沒有人為其承擔責任，也沒有人因這場人為的災難受到指責——留下的只是彭德懷為制止這場災難而遭受流放、監禁、直至死亡的千古奇冤，以及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的死亡數字都大的餓鬼冤魂；還有，因在大躍進中充分顯示了治國雄心，而進入到超級偉人行列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正是這種權威才使毛澤東有可能在幾年後，又一次發動了比１９５８年的經濟大瘋狂更加狂亂的“政治大瘋狂”——文化大革命！

好不容易才從“超越歷史”的誤區中掙扎出來的中國社會，又一次被她的領袖引入到一個更加可怕的政治誤區——一個完全喪失了法制的人類社會。

 

◎後記：就1958年，與毛澤東對話

作者：世界因您所發起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而把您列為歷史上最大膽的治國偉人。以１９５８年中國的現狀，您當然不僅僅是靠政治勇氣，就作出了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立即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重大決策吧？毛澤東：首先的考慮是，革命必須一個接着一個，趁熱打鐵，中間不要泠場。作者：但是１９５８年的中國距科學社會主義應有的物質基礎相差甚遠。

毛澤東：貧窮也有是革命的條件——窮則思變，這是革命的天然基礎。所以我早就說過，中國革命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作者：革命總得有一定的推動力，在１９５８年那場驚天動地的經濟革命中，您所主要依靠的力量是什麼？

毛澤東：我們的物質條件就是人——我們有６萬萬５千萬人。人是決定的因素，人比物更重要。

作者：貧窮和落後是舊中國的重要遺產之一，它的後果是大量的文盲和愚昧。在您的６萬萬５千萬臣民中，真正具備進入共產主義的精神條件的畢竟是少數。

毛澤東：沒有文化也是有利條件——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為勞動人民確立共產主義思想要比知識分子容易。

作者：您靠這些沒有文化的人去營造一個理想的社會？

毛澤東：在歷史上，總是文化程度低的人戰勝文化程度高的人。

作者：這些沒有文化的人又是靠什麼去建設共產主義？

毛澤東：靠政治思想覺悟。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覺悟首先出在窮人身上。物質條件好，不出政治覺悟。

作者：後來，彭德懷元帥反對政治掛帥的提法，他說：“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他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毛澤東：如果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則是小資產階級泄氣性，悲觀性……所以我們把彭德懷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作者：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之後，除了彭德懷，全國還有三百多萬人因對１９５８年革命持懷疑態度而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緊接着，中國就出現了空前規模的大飢餓……對此，到底應由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負責，還是由他們所批評的“大躍進”負責？毛澤東：１９５９年，形勢有些壞，但還不到“報老爺，大勢不好”的程度。１９５８年腦子發熱，但熱情寶貴。它的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

作者：有一千多萬中國人為這一個指頭付出了生命……

毛澤東：這是始料未及的事。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發明權是我？……１９５８年６月我講了１０７０萬噸鋼，從此闖下大禍，９０００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應絕子滅孫。北戴河公社決議是我建議寫。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

作者：也不能完全由你一個人負責——當時，作出決定，並且全力執行的還有黨的副主席、政治局，還有政府班子……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誤。我可以這樣評價嗎？

毛澤東：那是你們這一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