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故事的启发

林晓

钱学森作为一代历史名人受到现代中国领导人和爱国愤青们的追捧。钱在中国军事科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民用科学领域里，钱的政治效应大于他的科学成就，一个让人难忘的例子就是他在大跃进时代关于亩产万斤可能性的论证。然而即便是钱学森这样的红色科学家，在我们的少年时代也并不是学习的榜样。我们时代的榜样是王杰刘英俊，是金训华乃至张铁生和黄帅。

关于钱学森的故事是父辈在家里给我们偷偷讲的。那时一个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的时代，那是一个十年没有数理化的时代。那个时代，即便是钱学森这样一位钦点的科学家仍然要让位于革命的旗手。给晚辈偷偷地讲钱学森的故事，虽然被人怀疑其动机，毕竟还不至于受到直接鼓吹封资修的指控。也许那是唯一还能让我们的一辈人有一点学习牛顿力学的动机的故事。然而千百万我们的同辈人，并没有给他们讲述钱学森故事的父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作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一批为现代淘汰的时代垃圾，已经随大江东去。

作为在七七年高考中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走过来的一代，以钱学森为榜样报效国家也曾是我们的理想，特别是刚出国的那一阵子。这种理想在一九八四年北大学子们打出“小平你好”的亲切横幅的时候达到极大值。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回去，为什么最终还是加入了山姆大叔的盛宴呢，在这里让我来给各位晚辈一一数落。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我曾经问过一位印度学生为什么他要留在美国，他说印度是一个阶级层次十分明显的社会，而他在印度属于底层的国民（所谓贱民）。他在美国才感到平等。而他的这种感觉多多少少在我这里也有共鸣。我们小时候的许多故事都是和出身，地位，乃至父辈的党与非党联系在一起的。各位在美国呆长了也许对毛新宇拿博士，升少将感到不解，对“开国元勋”后代歌唱团觉得可笑。然而中国就是那么一个社会。当然胡锦涛和温家宝也不是什么开国元勋的后代，这也多多少少说明时移世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正在现代中国成为可能。但不管怎样，当年因为自己不是党员，自己的父辈也不是党员，总觉得不属于中国这个国家的正册。

当然在美国我们也不是正册，即便是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也是注定不能竞选美国总统的，这就是为什么施瓦辛格当到加州州长，基辛格当到国务卿也就算到头了的缘故。不过这种玻璃天花板在很大意义上只是象征性的。年轻一代没有当过知青，很少能理解当年在中国即便是生在那里也可能天生就没有竞选国家主席的资格。有一个很小的故事，让我在三十年后仍然耿耿于怀。那是我们当知青的时代，农场成立了一个民兵通讯连，发来了一批通讯设备，包括野战电话和电台。虽然在加入民兵时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也被接纳，但在谁能接触这些通讯设备的时候却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记得我自己当年的出身也不算好，但因为技术过硬，仍然被允许接触电台，却不能接触报务工作。大学时代曾经想去一个设计飞机的军工企业工作，还偷偷地给他们的一位工程师写了信，回信说进他们单位要经过组织严格政审，读完信后羞愧难当，直觉的自己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政治猥琐男。

来美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经进入过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家实验室，包括洛斯阿拉莫斯，桑迪雅，阿贡，劳伦茨，橡树岭，乃至美国海空军实验室。在那里也要登记审查的，但毕竟只要是美国公民，进去工作都还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经历让我对美国，至少是现代的美国很有好感。记得在看电影大决战中的淮海战役时，对被围困在碾庄的黄伯韬说的一句话很有感慨：“我并非黄埔系的将领，可是发给我觐见总统的特别通行证，编号是十七，够靠前的了”。黄伯韬的这句话说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作为知识分子，当然首先是效忠自己出生的国家，但如果出现爱因斯坦和费米那样的时代，你出生的国家并不需要你效忠，你必须另寻栖身之地的时候，效忠一个尊重自己的国家也不失为一个求其次的选择。

一九八七年的反精神污染和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冲击还是对报效国家问题的质疑。凭良心说，邓小平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还是有恩的。但他对当年改革开放的左右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无情，和对烈士子女李鹏和江泽民的重用让人感到我们这批非纯正血统的知识分子如果海归仍然会是另册。记得当年科大校长管维严对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很担忧，在一次吃饭时对我们说，如果不能报效国家，就留在美国报效人类吧。这句话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地球村的概念正在形成，随着飞机和因特网的出现，将来人类因国家而打仗会被视为一种愚蠢的行为。作为科学家更应该想到的是如何防止温室效应，两极冰川的融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乃至如何击退一次当年曾使恐龙灭绝的陨石的袭击问题。

钱学森在麦卡锡时代遭受过一定程度的迫害, 所以才愤然离开美国,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五十多年过去了, 钱先生仍然对美国耿耿于怀, 发誓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土地, 虽然被中国的爱国者们视为一种骨气, 但从常人的角度去看, 多少还是有点偏激。美国五十年代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其受害者远远不止钱先生一个人, 最受人瞻目的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罗勃特 奥本海默。但美国还是一个理性的国家，在洛斯阿拉莫斯，一条大街就是以奥本海默命名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钱学森对美国的怨恨很像一对爱得很深的情侣分手后的反应，钱学森作为一代精英，至少在他年轻时代在美国也曾风光过一阵子，试问在那个时代，有几个中国人在美国当到JPL主任的职位，又有几人曾得到过美军上校的军衔？当然，花无百日香，月有阴晴圆缺，想想彭德怀林彪刘少奇这些跟毛主席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就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钱学森的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可以这么说，他如果留在美国，是不会进监狱的，可能当个教授，和奥本海默一样善终，毕竟美国还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况且麦卡锡本人最后也像江青一样，没有落得什么好下场。五十年代美国的排华移民法律也终于在六十年代画上了休止符，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人就是在那之后加入美国国籍的。

这里绝不是说钱学森海归没有意义。钱学森的一生是辉煌的，其中最辉煌的部分在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要说的是，愤青们不要把钱先生的海归看成美国邪恶的标志。钱学森再没有踏上美国的土地，但他的孩子上哈佛，最终成为美国公民，不妨可以看成是一种用脚来投票的行为，从而说明美国还是一个伟大和进步的国家。

前车之鉴，如果说美国当年对钱学森是的迫害是不应该的，钱学森对美利坚合众国是有功之臣，那么中国又是怎样对待自己国家曾经的有功之臣呢，林彪将军的尸骨还葬在异国他乡。还有方励之先生。方先生当年是在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情形下参加中国的两弹计划的，记得他来我们大学做讲演的时候，给我讲起当年用算盘计算中子反应截面的故事。方先生对于中国科学精英的培养，对改革开放理念的大胆建议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中国政府直到现在都不允许他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比起美国，是不是更加不近人情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