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網站披露大躍進糾“左”內幕！

古彭万俟軒

筆者今天（11月19日）一早瀏覽網頁時，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看到一篇署名“張家康”的文章，題目是《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如何糾“左”》。文前註明該文是“《黨史文苑》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的。可以說，這是筆者在官方網站看到的第一篇關於毛主席在大躍進時期如何糾“左”的文章。

幾十年來，大家通過主流媒體看到的全是毛主席當年如何“頭腦發熱”，如何支持鼓勵“放衛星”，如何大刮“浮誇風”，如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似乎大家都非常清醒，唯有毛主席一人獨醉，所有的錯誤都是毛主席一個人的。事實真相到底如何，老百姓如墜五里霧中，被忽悠了30年。這次，官方網站對這一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進行披露，至少能放讓大家看到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筆者看完該文，覺得這篇文章至少披露了三個事實。即：毛主席是最早察覺大躍進出現極左錯誤的人；毛主席是最早開始糾正這些錯誤的人；“放衛星”、“浮誇風”的始作俑者並不是毛主席，而是暫時不便透露的某人。

一、該文一開頭就明確告訴讀者，毛主席“是中央領導集體中較快覺察到這些錯誤的領導人。發現一系列尖銳問題後，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澤東率領全黨着手糾正這些錯誤，並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觀點。”

二、該文介紹了大躍進時期某人（文中沒點名）樹立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河北省徐水縣”。並說毛主席對這個“率先成立全縣範圍的特大型公社”表示“將信將疑”，並“決定親自去河北調查”。通過調查，“徐水縣所反映的問題，使毛澤東十分憂慮和不安”。

文章接着說，為了弄清存在的問題，毛澤東除了派陳伯達、張春橋去河南遂平縣調查外，又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修武縣調查。他在同吳冷西、田家英談話時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為改觀。搞的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他還叮囑吳冷西：“特別是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

三、該文還詳細介紹了毛主席糾“左”的全過程，其中包括主持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以及武昌會議、上海會議等。在11月2日至10日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主席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給“大躍進”降溫。當一位好大喜功的省委領導信誓旦旦地在毛主席面前保證十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毛主席反感地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我就不信。”該文還披露，毛主席對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緒十分擔憂，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5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1938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現在又提出，從現在起12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要謹慎。我們有說兩年的，也有說三年的，也有說四年的，也有說五年的，就要進入了，哪有那個事呀？毛主席還一再強調：勿務虛名而受實禍，不要胡亂吹牛。

四、該文介紹說，“大躍進”所派生的弄虛作假的問題，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視，他在一次會上給基層黨委書記敲警鐘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

五、該文透露，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按照毛主席的意見重點討論和修改《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着重糾正兩種突出的錯誤傾向，即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過早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毛主席在會上指出：“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此後的一段時間，毛主席和一些省市負責人談話的內容多是“大躍進”中所暴露的問題，而且態度更鮮明，語氣更尖銳。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

究竟是誰的頭腦發熱？誰在“放衛星”？誰在搞“浮誇風”？誰在搞“向共產主義過渡”？現在大家總該清楚了吧？

當然，筆者對該文的某些觀點並不是完全贊同的。比如，該文說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讓“歷史在這裡轉了個彎，幾個月來的糾‘左’工作，也包括毛澤東的所有努力，都前功盡棄。為了這個彎，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另外，文章對一些事實內幕似乎還有“諱忌”。比如是誰樹立的河北徐水縣這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文中多處提到“有人”如何如何，這個“有人”到底指的是誰？等等。儘管大家心知肚明，但還是覺得猶抱琵琶半遮面，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不夠大方。

儘管如此，我們仍要為這篇文章在官方網站的發表感到高興。因為堅冰已經打破，離春天就不會太遠了！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41370/10405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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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如何糾“左”？
 
張家康

2009年11月19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如何糾“左”？--中國共產黨新聞

■隨着“大躍進”運動向全國蔓延，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標誌的“左”傾錯誤開始凸顯和泛濫。毛澤東始終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但他又是中央領導集體中較快覺察到這些錯誤的領導人。發現一系列尖銳問題後，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澤東率領全黨着手糾正這些錯誤，並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觀點。

人民公社剛剛成立，一些地方便好大喜功地宣布為全民所有制，急急忙忙地“向共產主義過渡”。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的特大型公社，成為全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典型。毛澤東對此將信將疑，決定親自去河北調查。

1958年10月14日下午，毛澤東到達天津，在同地方黨委負責人談話時，着重談了人民公社和鋼鐵生產問題。當徐水縣負責人匯報說，徐水縣的特大型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時，他明確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鋼的全民所有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同時，他讓河北省省長劉子厚到徐水作調查，並特意交代，調查不設任何框框，“想調查什麼就調查什麼”。

劉子厚所調查的問題，歸納起來便是浮誇風和“共產風”。例如，一畝白薯產量不過2000斤，卻虛報成8000斤；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供人參觀，說是萬頭豬場；將個人財產和私人債務統統“共產”，實行供給式的分配製度。徐水縣所反映的問題，使毛澤東十分憂慮和不安。

為了弄清存在的問題，毛澤東除了派陳伯達、張春橋去河南遂平縣調查外，又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修武縣調查。他在同吳冷西、田家英談話時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為改觀。搞的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北戴河會議時我說過公社的優點是一大二公。現在看來，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他還叮囑吳冷西：“特別是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這就是第一次鄭州會議。在聽取部分省委負責人匯報後，毛澤東提出要給“大躍進”降溫。

會上，他極有針對性地批評一些錯誤認識。當得知有人反映可以在共產主義實現以前消滅家庭時，他明確表示：“現在不是消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制。”當有人提議討論“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時，他明確表示：“你現在涉及到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當聽到在10年內鋼產量達到4億噸，機床1000萬台，煤40億噸，糧食畝產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別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時，他採取了謹慎的態度：“我看這個文件要發表，要過了苦戰三年之後。”“這是內部盤子，不寫在文件上吧！”
 

這時，又有人提出“消滅商品”的觀念。對此，他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雖然屬於資本主義範疇，但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麼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麼？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

鄭州會議就要結束了，毛澤東仍在思考“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大問題”，他雖然將“大躍進”、人民公社樹為旗幟，但從不諱言所暴露出來的各種矛盾和偏差，總是以科學的態度和理論的思維公開提出保留和發展商品經濟，這在當時對剎住浮誇風、“共產風”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也為後來的糾正“左”傾錯誤鋪墊了厚實的理論基礎。

1958年的中國，那股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浪潮可謂氣勢洶洶、銳不可當。毛澤東知道，這種帶有普遍性的思潮不是一次鄭州會議就能糾正的。他離開河南來到湖北，一路描述“大躍進”所帶來的“天下大亂”，他多次指出，“無償地占有勞動人民的成果”，使黨“與農民之間的關係還從來沒有這麼的緊張”。對於那些高不可攀的經濟指標，他斥之為“吹牛而已”，甚至鼓動下級“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當一位好大喜功的省委領導信誓旦旦地保證十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時，他反感地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我就不信。”

毛澤東來到武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裡召開。會上，他對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緒十分擔憂：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5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1938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現在又提出，從現在起12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要謹慎。我們有說兩年的，也有說三年的，也有說四年的，也有說五年的，就要進入了，哪有那個事呀？他一再強調，勿務虛名而受實禍，不要胡亂吹牛。

在談到1959年的任務時，他的態度尤為審慎。他說，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拉得太緊，就有斷弦的危險。他對北戴河會議所提鋼產量指標表示懷疑，指出這樣高的指標，首先應該“想到可能不可能的問題”。現在不是3000萬噸，而是1800萬噸的問題。從3000萬噸降到1800萬噸，由進到退，對毛澤東來說，決非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他在會上談到這個轉變過程時說：“昨天晚上，我跟大區和中央幾個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萬噸有無把握，我們所得到的根據不足。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大躍進”所派生的弄虛作假的問題，引起他的高度重視，他在會上給基層黨委書記敲警鐘。他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

緊接着，八屆六中全會也在武昌召開。會議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重點討論和修改《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着重糾正兩種突出的錯誤傾向，即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過早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

會上，毛澤東指出：“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又說：“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1959年春，全國農村普遍出現春荒，不少地方還發生了非正常死亡。毛澤東感到不安和傷感。在湖北視察時，他動情地對幹部說：“你們要我實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們實事求是。我不該同意湖北600億斤糧食指標。600億斤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不好。這個問題不怪任重，不怪你們，怪我，怪我這個中央主席。”他還感嘆道：“多好的人民啊！我們對不起人民。唐代詩人韋應物有句詩：‘邑有流亡愧俸錢’，我現在的心情是‘國有流亡愧此生’。”他指出，如果再如此大哄大嗡，繼續“左”傾下去，那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會半途而廢，中國共產黨也將失去最基本的群眾基礎。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鄭州召開，即第二次鄭州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已有意糾正“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而第二次鄭州會議，他糾“左”的決心則更加堅定了。

這次會議所議重點，仍然是人民公社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公社內部的“共產風”，即生產隊之間、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毛澤東認為，各地的生產力水平不等，必有窮隊富隊之別，現在採取拉平的辦法，實際上是一種掠奪，是讓一部分人無代價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只有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這種存在於人民公社內的“相當嚴重的矛盾”，“才有利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於改善我們和基層幹部的關係”。他說：“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的收購任務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批評一些領導幹部，恰恰在所有制問題上混淆不清，“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那種“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做法，自然“引起農民的很大恐慌”。目前的問題，不是本位主義，而是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他指出，這些錯誤的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

這段時間，毛澤東和一些省市負責人談話的內容多是“大躍進”中所暴露的問題，只是態度更鮮明，語氣更尖銳。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

第二次鄭州會議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公社的12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4月2日至5日，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他在會上強調，領導幹部要多謀善斷。多謀的方法很多，如開調查會、座談會。工農業生產指標要留有餘地。

根據會議精神，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批准國家計委《關於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調整方案的報告》。6月21日，毛澤東登上南下的專列，經鄭州往湖南再上廬山，準備繼續糾正“左”傾錯誤。他充滿自信地預言：“再有幾個月，根本好轉就會來了，這是明白無疑的。”然而，當彭德懷等在廬山會議上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時，毛澤東震怒了，斥責彭德懷等的批評，是“國內掛着‘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着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攻擊”。

歷史在這裡轉了個彎，幾個月來的糾“左”工作，也包括毛澤東的所有努力，都前功盡棄。為了這個彎，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